战国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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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骄纵蛮横的“恫吓”。终于使秦王不得不惧怕而谢罪。唐睢在骄横的“霸主”面前，正气懔然，不屈不挠，维护国家尊严，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这种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性格，不是令人敬慕吗？
　　（五）颂扬坚持正义，解人危难，不计报酬的高尚品德秦围赵都邯郸，赵因于前260年被秦军大败于长平，损兵四十余万，已无力抵抗，只好求救于姻亲魏国（赵相平原君赵胜之妻乃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之姐）。魏安釐王因慑于秦兵威力，又因忌刻其异母弟信陵君，因此在救赵问题上与信陵君意见分歧。安釐王以为：救赵，恐得罪强奏，祸及本国；不救，又恐秦灭赵，复侵及魏。所以安釐王首鼠两端。虽派大将晋鄙领兵往救，而止于荡阴不进，按兵观望；又派客蒋军辛垣衍劝赵尊秦昭王为帝企图以此解邯郸之围，让赵国屈膝投降，以保全自己。鲁仲连，齐之高士，生平不仕于诸侯，最喜为人排难解纷。得知“魏将军欲令赵帝秦”。鲁仲连站在反侵略的正义立场，坚决主张抗秦，反对投降，和“帝秦派”辛垣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鲁仲连揭露了秦国的好战本质，并用历史上大量事实反复说明“帝秦”的危害。指出秦果称帝，“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鲁仲连以坚持正义的战斗精神，以机智雄辩的生动言辞，服之以理，动之以利。辛垣衍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这样，大大坚定了赵国抗秦的信心和决心。最后，“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迫使秦国引兵而去。鲁仲连折服辛垣衍，救赵于危难之中，“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受。”又“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赵策三·第十三章》）后来鲁仲连又解救齐之聊城，齐人欲封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大意是：与其贪富贵而屈从于人，不如处贫贱，轻世俗，无所忌惮。）（《史记·鲁仲连列传》）唐代诗人李白爱慕鲁仲连的性格，写了一首古风引鲁仲连为“同调”：“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六）揭露反动统治者残忍、横暴、昏庸、荒淫秦惠王之妻、昭王之母宣太后，宠爱近臣魏丑夫，太后病将死，下令：“为我死，必以魏子为殉。”魏子十分担忧。庸芮为魏丑夫劝宣太后说：“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庸芮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于是宣太后这才取消了让魏丑夫殉葬的残暴丑恶的命令。（《秦策二·第十六章》）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元年）已废除了“从死”（殉葬）（见《史记·秦本纪》），可是这个残忍、荒淫的太后还死抱住旧恶习不放。庸芮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方法，特别是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重重地刺中她的隐处，使她在既感到恐惧又感到羞耻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荒唐的命令。
　　宋康王（前328年－前286年）打了几个胜仗，骄横自信，不可一世，急欲称霸。以皮囊盛人血，高高悬起，以箭射之，血下滴，乃以为“射天”之戏，认为己胜于天。并以鞭“笞地”，认为己已“威服天地鬼神”。又“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观其异，以为戏。其残暴昏庸，真是令人发指。全国为之骇乱。齐国乃出兵讨伐此昏暴之君，民皆四散而不为守城，遂被擒国灭（《宋策·第八章》）《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最后一个君王纣，也有类似暴戾之行。周武土伐纣时，百姓皆倒戈，终灭纣。不治国，不爱民，残暴无道，终遭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
　　（七）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人面兽心，设陷阱诱害人的恶毒丑行楚怀王（前328年－前299年）新得一美人，甚喜爱。其夫人郑袖知王甚喜爱，亦甚喜爱：衣服随新人所喜爱而给她制做，玩器随新人所心爱而给她罗致，卧具亦随其所好而为她制备，表现得比怀王还喜爱新人。楚王说：“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了解到怀王认为她不忌妒新人，就对新人说：“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这以后新人见王，就捂住鼻子。怀王问郑袖：“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说：“妾知之。”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说：“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楚策四第二章》）短短一段叙述，活生生地勾画出了郑袖阴险的嘴脸，恶毒的心肠，狡猾的会俩。唐代韩愈曾深深感叹他所处的社会，这样写道：“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铭》）郑袖之流反动统治阶级上层分子与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它们都相当真实地反映了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它们能让我们形象地认识一两千年前的社会的一个侧面，但又是本质的方面。
　　（八）揭露阶级社会人情浇薄，世态炎凉苏秦游说秦惠王，建议他搞连横政策，对山东六国各个击破，这样可以建立帝业。因为秦惠王刚车裂了商鞅，对游说之士存有戒心，婉言谢绝了。可是苏秦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上书十次，也没有说动秦惠王。“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滕履蹻，负书担櫜，形容槁枯，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十分狼狈。回到家里，“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就这样，过了一年，到赵国，游说赵肃侯，双方谈得非常投契，赵王大悦，封苏秦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约从散横，以抑强秦。”“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苏秦从赵国出发，将去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策一·第二章》）苏秦和他嫂嫂的问答，把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露得多么淋漓尽致。过了二百多年，司马迁对所处的那个社会也有一段慨叹之辞：“始翟公为廷尉（最高司法官），宾客阗（塞满）门，及废（罢官），门外可设雀罗（鸟网）。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在门上用大字题写）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现）。“司马迁不禁大声呼曰：”悲夫！“（《史记·汲郑列传》）旧社会的”人情“、”世态“如此，这是必然的。
　　三
　　《战国策》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优点和特点。刘向虽然说它“不可以临教化”，但他又不得不承认策文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书录）南北朝时，梁朝文艺批评家刘勰（465年前后－520年前后）在文心雕龙才略篇里说：“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睢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也。”（战国时代崇尚用武，而文学之士依然存在，诸子以谈论哲理学术取用于时，屈原、宋玉以离骚而发扬文学的光辉，乐毅的书信义正而辞辩，范睢的上书严密而深刻，苏秦游说强劲而中肯，李斯的奏章多采而动听。如在太平重文之世，这些人和汉代文学家扬雄、班固都有同等的文才。）刘勰从文学角度对《战国策》中一些游说之士和他们的作品与诸子、屈原、宋玉并称，又与汉代的文学家扬雄，班固媲美。可见《战国策》的文学价值。下面就简略地谈谈这方面的粗浅看法。
　　（一）叙事简洁明快，语言明白流畅，说理雄辩有力，分析细致准确。现以《赵策四·第十八章》触龙说服赵太后一事为例。
　　文章开头，先摆形势：“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形势的特点是：秦攻赵情况十分紧急；矛盾焦点是长安君是否能出质；解决问题已成僵局。这里两个“必”字非常准确、鲜明、突出地表现了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成了僵局，毫无回旋余地。作者这样写，不仅是叙述情况，分析形势，也是为了突出触龙解决这一难题的独特才能。
　　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僵局。作者从这一点入手。触龙以一个问候太后身体的老臣身分出现，而不以一个解决问题的“谏臣”身分出现。你看他“入而徐趋，至而自谢。”一番说明和问候，使“盛气而胥之”的太后开了口：“老妇恃辇而行”，气氛有了缓和。于是触龙抓紧时机，接上话岔儿，继续问候，拉起家常：“‘日食饮得无衰乎？’太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这一席对话多么自然，太后开始被触龙所左右，拉入他的轨道。从”盛气而胥之“到”色少解“，触龙得到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太后却毫无觉察。作者在这里，全用对话，而只用了”盛气而胥之“、”色少解“八个字说明事件的变化过程，实在简洁明快。
　　话题一转，提出“老臣贱息”的工作问题。还是触龙取得谈话的主动权和支配权。由“贱息”的工作，进一步引出“爱子”的问题。在“爱子”的问题上引起了有趣的争论。触龙声称爱子“甚于妇人”，而“太后笑曰：”妇人异甚。‘“这时气氛又有了大的转变。从”色少解“到”太后笑曰“，这个转变可不小。刚才声称”必唾其面“，这种”盛气“和”警惕“已经无影无踪了。作者对事件发展的安排十分有趣：太后的情绪由”盛气“到”解“到”笑“，正是触龙步步接触本题的过程。看，”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触龙见时机成熟，于是单刀直入。这是一大突破，因为”提长安君“这是太后最警惕、最忌讳的事。而触龙有意安排的”反话“却引出了太后的心里话”不若长安君之甚“。这就使太后不知不觉、一步一步、舒舒服服地入于谷中，而又为下文开了路。如果这句话由触龙说出，那就太弱了，而且可能会发生变故。从这以后，急转直下，就进了正面摆事实说道理的阶段。太后完全被”控制“了，以致最后完全被说服，同意长安君”质于齐“。
　　整篇对话的过程，即叙事的过程；对话气氛的发展，即叙事层次的发展。这是一篇出色的叙事文，也是一篇出色的说理文，又是一篇出色的人物描写。而叙事、说理、人物描写的特色兼而有之，溶为一体，表现出作者写作手法的高妙。
　　（二）写人物，既有人物的语言行动，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有事件的曲折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现以《齐策四·第一章》冯谖为孟尝君巧设“三窟”为例。
　　文章写策士冯谖为齐相孟尝君出谋画策，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事。冯谖初为孟尝君“市义”于薛，又为孟尝君“往聘”于梁，最后为孟尝君建立宗庙。他为孟尝君树立了政治基础，完成了“狡兔三窟”的计谋。文章突出写冯谖的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奇”。以此显示冯谖不同凡响的才能。
　　首先写冯谖在众人眼中的“无能”，冯谖在孟尝君食客眼中是一个既“无好”，又“无能”的庸人。孟尝君也只是“笑而受之”。因为“君贱之”，所以给冯谖的待遇是“食以草具”。众人对冯谖“皆恶之”，认为他是一个“贪而不知足”的人。当孟尝君确定去薛收债的人选时，恰恰是“无好”、“无能”、为“君贱之”的冯谖自告奋勇报了名，这使孟尝君“怪之”。合券收债相当麻烦，非短期所能完成；可是冯谖先日出发，次晨归而求见，所以孟尝君又“怪其疾”。冯谖临行，孟尝君嘱冯谖市“吾家所寡有者”，这是指物质方面。冯谖到薛，“矫命”、“焚券”、“以券赐诸民”，“民称万岁”。谁知冯谖所市乃是孟尝君的政治资本——“义”，但孟尝君未解其意。此又一“怪”。这三“怪”，在刻画冯谖这个不同凡响的策士形象中起到了有力的反衬作用。别人所谓“怪”的，正是冯谖与众不同之处，正是深谋远虑，出“奇”之处。
　　一年后齐闵王罢了孟尝君的官，孟尝君回到自己的封地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这时孟尝君才明白，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见之。”接着冯谖又以“车五十乘，金五百斤”到梁游说，为孟尝君“凿第二窟”，果然齐闵王又请孟尝君官复原职。冯谖又至薛为孟尝君建立宗庙，完成了“三窟”。全篇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对比法。先叙冯谖之“贫”，以至“不能自存”；后叙冯谖显贵，“车五十乘，金五十斤”往梁游说，俨然一个外交大使，这是从生活上对比。先叙冯谖“无能”，被众人轻视；后叙冯谖既能“会计”，又能“市义”，既能挟梁以胁齐，又能拒梁以取信于齐，这是从能力方面对比。先叙孟尝君对冯援“市义”不悦；后叙孟尝君受薛地百姓爱戴而得意，这是从孟尝君对冯谖的态度来对比。三“怪”、三“对比”，不仅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使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三）善于运用民间美丽的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进行说理，富有幽默感，逸趣横生，生动活泼，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燕策二·第十二章》说，赵且伐燕，策士苏代为燕昭王去劝止赵惠文王。他见了赵王并不正面提出意见，却讲了一个故事：“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夫得而并禽之。”经过这样一番生动地描绘，然后说明，如果赵、燕相攻，则“强秦之为渔夫也。”赵王听了立即停止攻燕。
　　《楚策四·第四章》说，楚襄王不听大臣庄辛的劝告，结果被秦军攻下了国都，襄王当了逃亡国君。后来襄王醒悟，召见庄辛，庄辛说了下面一段比喻：“君王就不曾见过晴蜒吗？它六只足，四只翅，飞翔在天空，下可以食蚊蝇，上可以饮甘露，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五尺之童用饴胶在四仞之上捕住它，掉下来被蚂蚁吃掉。蜻蜓算是小的，黄雀也象这样，下可以吃白米，上可以栖茂树，鼓动翅膀，自由飞翔，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公子王孙左手持弹弓，右手拿弹丸，把它从十仞的高处射下，用它去引诱同类：它们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树林里游散，可日暮却成了桌上佳肴。黄雀算是小的，天鹅也象这样，它们在江海游荡，在池边休息，吞吃黄鳝、鲤鱼，咀嚼菱角、水草，乘风而高飞，翱翔于天空，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没料到，猎人准备好黑色的强弓，又拿上带绳的利箭，于百仞的高空，射中而坠落；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太空翱翔，晚上却成了锅里的清燉天鹅。天鹅算是小的，蔡圣侯之事也象这样，南游于高丘，北登上巫山，马饮茹溪之水，人食湘江之鱼，左抱幼妾，右搂美女，与其游玩于上蔡之中，而不理国家大事；不料楚灵王兵围蔡国，蔡圣侯却成了阶下死囚。蔡圣侯之事算是小的，君王之事也象这样，左有宠臣州侯，右有宠臣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随从游玩，游乐于云梦之中，而不管天下国家大事；不料穰侯受秦王之命，大将白起攻入楚都，君王做了逃亡国君。”襄王听了大惊失色，浑身发抖。
　　庄辛连用生动的比喻，从蜻蜒到黄雀，从黄雀到天鹅，都“自以为无患，无与人争”，可以悠游自乐，结果遭到意外的袭击，终于丧生。又从鸟雀推到人事，举出蔡圣侯因逸乐亡国，指出楚襄王遭祸逃亡的原因。由物及人，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层层深入，使人惊心动魄，不能不让楚襄王吃惊而发抖。
　　《战国策》中有不少篇章在谈论重大的政治问题和严肃的人生道理时，往往用这种生动活泼的寓言或比喻，不仅增强了说服力，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如“门庭若市”（《齐策一·第十二章》）、“画蛇添足”（《齐策二·第四章》）、“狡兔三窟”（《齐策四·第一章》）、“跖犬吠尧”（《齐策六·第五章》），“狐假虎威”（《楚策一·第三章》）、“米珠薪桂”（《楚策三·第二章》）、“亡羊补牢”（《楚策四·第四章》）、“惊弓之鸟”（《楚策四·第十章》）、“南辕北辙”（魏策四第十八章）、“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燕策二·第十二章》）等等，都已成了人们口头上常用的成语。
　　四
　　战国末期，流传着一些记录纵横家事迹的书，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有的叫短长，有的叫事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修书。这些书一直流传到西汉。西汉司马迁（前145年－前93年？）著《史记》时，曾采录了这些书的一些内容。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前77年－前6年）校书时，把这些书进行了编辑，去其重复，校其脱误，共得三十三篇。刘向以为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战国策》序录），所以定名为《战国策》。所记“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以国别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共三十三篇”。后汉班固（32年－92年）《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后汉高诱（147年－225年时人）为之注。
　　隋书经籍志（公元655年成书）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录。《战国策》二十一卷，高诱撰注。”唐书经籍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撰，《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注。”唐书艺文志同。
　　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1034年－1037年成书）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止存八卷。”
　　宋代曾巩（1019年－1083年）“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战国策》曾子固序）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年－1093年），孙元忠“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到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进行校勘。“后又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遂为定本。”（孙元忠书阁本《战国策》后）
　　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姚宏校定《战国策》云：“隋经籍志‘《战国策》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篇，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千余条（按：《战国策》校注十卷纪昀家藏本提要：”剂向、曾巩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汉书·艺文志》王先谦补注引朱一新曰”今高诱姚宏注本虽分三十三卷，实已缺一篇，盖后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数也。“）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其事异者止五、六条。”（姚宏题）（按。姚宏据曾巩校定本、孙朴校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本、无姓名者，又以《春秋后语》参校补注）
　　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鲍彪引“《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史记·裴注》”以注《战国策》（吴师道序）。
　　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吴师道据鲍注《战国策》作补、正，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
　　现在所传者即姚宏校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