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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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问：“翁同龢是帝党魁首，他身兼如此多的要职，西宫太后同意吗？”

李鸿章说：“西太后的这个女人，你可不要小看，精明着呢。就算一只苍蝇从她眼前飞过，她也能辨出是公是母！朝中如此大的官职变动，西太后不可能不知道呀，肯定是首肯了的。如今国家内忧外患，诸省封疆大吏各自为政，但愿太后是想加强朝廷的威权。仅靠老夫一人，确实恐力不能逮。”

李经述心想，翁同龢这老贼不死，恐怕朝中局势会更加复杂，他管户部，恐怕北洋水师的经费，以后真都得靠自己筹集了。不行，得尽快推动清廷维新变法，即便不能强国，也要再把翁同龢再次搞掉。

想到这，李经述道：“这么说来，翁同龢回京确实是不太好的消息。朝廷还有什么坏消息？”

李鸿章道：“西太后信任的荣禄也回来了，担任军机大臣，还掌管京城防务。还有山西巡抚刚毅，他也是西太后的人，入了军机，担任兵部尚书。”

李经述道：“朝廷这是防着我们吗？”

李鸿章道：“也不尽是。太后老谋深算，一箭双雕。既能防咱们，也能防着皇上。”

李经述问道：“父亲，那我们怎么办？束手待毙吗？”

李鸿章说：“放心，只要我们不造反，太后也不可能动老夫。洋务也好，洋人那里也罢，朝廷还得仰仗我们。”

李经述沉默不语，书房里只有李经述和李鸿章两个人，安静得有点可怕。窗外北风凛冽，不时冷风中还夹杂着鹅毛一般的雪花飘落。天津这年的冬天，又是异常的寒冷。突然，李经述向李鸿章走近了两步，低沉又坚定地问道：“父亲，这里没有外人，说句不该说的话，如今我手握直隶七万重兵，其中三万都是新练的精兵，击溃满清南北大营的十万旗军都不成问题。北洋舰队更是天下无敌，南洋水师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就算驱逐鞑虏，恢复汉人的天下，反清那又如何？”

“反清那又如何？”李鸿章从李经述口中听到这句话，半响没有说话，叹了一口气后，忽然脸上露出微笑。

李经述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原以为李鸿章会震怒，但他没有一点责怪的话语，反而面露微笑，感觉很奇怪，连忙问道：“父亲为何发笑？”

李鸿章说：“痴儿，你呀，还真是和我当年一样年少气盛。实话跟你说吧，大约三十年前，为父在南京，也问过文正公同样的问题，反清又如何？时间过得真是快，往事却历历在目。”

李鸿章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1863年攻下南京，控制了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号称拥兵百万，就军事实力而言，比清政府超出很多。很多汉人认为，若此时曾国藩振臂一呼，就可推翻清朝，从满族人中夺回天下。而且湘军攻陷南京后，清政府为了限制曾国藩的声誉，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又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曾国藩一等候的爵位，同时还追究曾国藩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并在天京周围布下满蒙重兵防着曾国藩。

不过，清军的战斗力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暴露无遗，可以用不堪一击形容，天下似乎唾手可得！曾国荃、彭玉麟等三十余名湘军大将联合上书对曾国藩称帝反清。李鸿章跟李经述讲起那天劝进的场面——那是天京（南京）破城后的第三天晚上，曾国荃率湘军高级将领30余人突然求见曾国藩，李鸿章也去了。见面后，所有将领齐刷刷跪倒，一言不发地“劝进”，也就是劝曾国藩称帝反清。

当时，劝进是成则王侯、败诛九族的举动，这无言胜有言的场景，只能靠曾国藩慢慢体味其中奥义。见大哥曾国藩面无表情，不为所动，按捺不住的曾国荃递上一张纸条。打开纸条，映入曾国藩眼帘的赫然是“东南半壁无主，涤公（曾国藩号涤生，部下尊称其为涤公）岂无意乎”两行字。

说到这，李鸿章取茶杯在手，喝了一口六安瓜片茶，没有说话了。李经述连忙问道：“文正公怎么表态的？”

李鸿章放下茶杯，说：“文正公大喝一声‘取纸笔’，纸笔到后，他挥毫疾书，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那14个大字是‘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李经述不解其意，问道：“‘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是何意？”

李鸿章说：“这幅集句联上联出自苏轼的诗，下联出自王安石的诗，文正公用此联，乃是明确向我们表示他崇尚清高、淡雅的圣贤。至于称王称帝，成就一方霸业并不是他的追求。”

李经述叹了一口气，心想如果曾国藩多一点造反的勇气，也许中国历史就被改写了，于是追问道：“这是文正公的真实心迹吗？你们劝进的人太多，他会不会是担心人多嘴杂，故意这么做？”

李鸿章道：“当时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想法，于是追到了后室，问文正公的真实想法。当时房间内也只有我和恩师两人。我记得当时我说，‘只要恩师举事，我定当鞍前马后，誓死跟随’，没想到他最终还是拒绝反清。”

“哦。”李经述问道：“文正公最后怎么说？”

李鸿章道：“文正公对我说，干什么事情，都不要忘了初衷。他说，‘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当初我们组建湘军，是为了保卫儒道的礼义廉耻，发布《讨粤匪檄》，也是为了号召天下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忠义之文化。如今你我封侯拜相却想去造反，为一己之野心而弃天下道义，必不得民心。”

李经述有点疑惑，道：“文正公如果能和明太祖朱元璋一样，挥兵赶走鞑虏，建立汉人的新王朝，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社会，未必不得民心呀？”

李鸿章道：“‘宁为太平犬，不当乱离人’。当时江南百姓经历了十余年战乱，谁还愿意继续乱下去？和平安定确是民心所向。不过，文正公最后说的那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感同身受。我也就没有再劝他起兵。”

李经述问道：“什么话？”

李鸿章道：“文正公说，‘不要再杀人了’！长毛也好，清军也罢，都是人呀！为父这一生，也是杀人无数，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头上的顶戴也是鲜血染红的。从来不曾怕过！但为父一个人的时候，也常常在想，人这一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暴力血腥得来的天下，最终只有更加残暴，才能使天下太平。为父当时也不想再杀人了！有时候想起那些被自己杀的人，还会做噩梦。”

李经述听了这句话，陷入了沉思，杀人确实不分性质，都是不人道的。他想起历史上，湘军进入南京，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以至于曾国藩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李鸿章本人手上也是沾满鲜血。在1863年，身为江苏巡抚的他率淮军攻下苏州城，以指天为誓保证对方性命的方式招降，使守城军内讧，兵不血刃攻占了这座太平天国重镇。占领苏州后，李鸿章却借口“维稳”诱杀了献城的8个太平军降将和几千无辜士卒。但是，李鸿章让李经述因为“不杀人”而放弃反清，他做不到。李经述不想轻易放弃，还想说服李鸿章支持他起兵反清，想了一会，对李鸿章说：“父亲曾教导说，‘我不杀人，人却会杀我’，文正公就因为不想杀人而放弃天下霸业，是否有点妇人之仁？”

李经述这么一问，李鸿章更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笑道：“后来为父仔细想想，文正公不反清，也并非完全因为忠义之道和不想杀人了！当时，湘军攻克天京，左宗棠还是闽浙总督，他跟文正公向来面和心不和。湘军打下南京，跑了幼天王，最先上奏朝廷说这个事的就是左宗棠。在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兼外甥，有名的忠臣。后来曾国荃的部队将从南京抢的财宝运回湖南，在江西就遭遇沈葆桢的查处。当时克复天京，朝廷还派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虎视南京。只要湘军有异动，四面围剿便可展开。当时，湘军也堕落了，放着眼前封妻荫子的高官厚禄不要，拿身家性命去做乱臣贼子，有些湘军将领也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洋人决定扶持朝廷，如果不能立即控制局面，洋人乘虚而入扶持各种势力，中国分裂，文正公就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李鸿章这一番话，让李经述茅塞顿开。在1891年反清，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时机和曾国藩当年一样不成熟。想一想，现在张之洞也在湖北搞新政、练新兵，刘坤一也不是吃素的。而且洋人也虎视眈眈，一旦中国内乱，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到了民国张勋还搞复辟，人们忠君爱国的思想一时也难以改变，而且军阀混战，受苦的还是天下老百姓。他赞同李鸿章说的“暴力血腥得来的天下，最终只有更加残暴，才能使天下太平”，起兵造反破坏性太大，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众还是文盲，他们还在为一家人能吃饱饭而挣扎！革命的时机也远未到来，还是要先给中国一个变法维新的机会！如果变法维新失败，到时候清廷失尽民心，再起兵推翻满清政府也不迟！

于是，李经述在练兵之余，对维新变法也日益关心起来，决心推动这件事。中国复兴会也招揽了很多这方面的人才，比如严复、李提摩太等饱学之士。

第105章康有为来访

李经述利用中国复兴会的平台，笼络了严复、容闳、李提摩太等维新人士，还利用《华报》推动维新变法的社会舆论，鼓吹一些强国富民的举措，李鸿章是积极支持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此时对维新变法也没什么概念，更谈不上敌意，他们觉得维新变法跟自强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不会危及大清的江山，对李鸿章和李经述也放心多了。

社会上有些人了解到李经述对维新变法有兴趣，不少名流登门拜访。那日，李经述在天津府邸休息，詹天佑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来访。那青年人穿一身灰色长袍，身材中等，走起路来习惯低着头，但两眼放出异于常人的光芒，看起来像是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青年人，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康有为与詹天佑都是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地地道道的老乡。康有为此时还只是一位举人，他想上书光绪皇帝求维新变法，但苦于没有上书的门路。那天在京城，詹天佑请康有为吃饭，康有为了解到李经述思想开放，也主张变法维新，还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亲生儿子，便兴冲冲拉着詹天佑的手要他引荐拜访。

詹天佑对康有为这个人，有所了解。知道他为了推销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四处求见当朝的达官显贵。詹天佑觉得康有为太过于功利，变法的主张也太偏激，本想拒绝，但康有为拉着詹天佑的手不妨，詹天佑没挨过老乡的情面，最终还是答应他帮忙穿针引线。

康有为这人，确实很热衷名利，但他的科举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霉运，扑腾多年：考秀才，三战皆败北；考举人，六试不捷。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不过科举名落孙山，对有些人来说，会坏事变好事，比如洪秀全，比如袁世凯，康有为也不例外。

康有为科举不中，便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当时，广东有一位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康有为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屡次上书，言词激烈，虽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广州，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他为师。当时，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康有为只是一个监生，举人拜监生为师，这又让康有为轰动了一把。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建了一个“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春秋大梦。

康有为的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康有为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还给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如此狂傲，一时名动广州，身价也高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这时，有一个叫孙文的医生求见。孙文正是孙逸仙，当时他长大了，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孙文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求和康有为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维新变法。康有为见孙文只不过是一位身份低微的小医生，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气得孙文愤愤不平，不再去见康有为。

不过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康有为会主动厚着脸皮求见。他拜访李经述之前，还曾到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当时虽是地方官，却广致人才，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都受邀前来武昌。那时，张之洞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张之洞很伤心，家人朋友劝张之洞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刚好康有为找上门来，便和他长聊。最初张之洞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但日子久了，阅历丰富的张之洞发现康有为主张的“大同世界”乃是镜花水月，便没有久留，便送客了。

康有为在张之洞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便想求见李经述，挽回自己的面子。康有为一是想借李经述的奏折给光绪皇帝上书，二来也想推销一下自己，看自己能否有机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僚。

李经述那天好不容易休息，正睡午觉。丫鬟秦月报詹天佑来访，便起身在客厅见了詹天佑和康有为。见面后，詹天佑给李经述介绍康有为：“这是詹某的老乡，五六岁时开始读四书，到十岁便知曾文公、左文襄之业，而有慷慨远志矣。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更难得的是，广泛涉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阅大量泰西书籍，志在维新救国，老乡们称之为康南海。”

以家乡名来称呼一个人名，在晚清那是表示尊敬的意思，比如李鸿章也叫李合肥。李经述看了一眼“康南海”，他身材中等，其貌不扬，戴着一顶瓜皮帽，留着一把稀疏泛黄的八字胡，穿一身宽大的灰色长袍。

康有为果然狂傲，并不给李经述行礼，坐定之后，便滔滔不绝讲起他的变法之道，他的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说快了李经述都听不太清，看在詹天佑的面子上，李经述才客气表示请康有为畅所欲言。

康有为略显木讷，口才远非一流，“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类大话空话讲了几句后，其维新变法内容却显得稀松平常。但康有为为了显摆自己的本事，还跟李经述吹牛，说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就进京拜会了帝师翁同龢，并向翁同龢当面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翁同龢如闻天音，茅塞顿开，大为悦服。

其实，康有为根本没见过翁同龢，他也不知道李经述很讨厌翁同龢，吹完这通牛皮，还说自己还拜会过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受到张之洞的赞赏。李经述见康有为老跟自己说他见了哪些高官，他与人交往从不看别人多大官，便有些不耐烦了，切入正题，问康有为道：“先生去过日本、俄国？你还是谈谈维新变法吧。”

“在下没有去过俄国和日本。”康有为咳嗽了两声，故作玄虚道：“不过，李大人，当今中国贫弱，内忧外患，非变法不可救世也！”

李经述点点头，说：“固知法当变，关键在如何变。”

康有为说：“变，在于人而非物也；变，在于心而非在于迹；故变法在于变人、变心。”

李经述一听，淡定地问：“人心隔肚皮，恐怕没那么容易变吧，二百年之法能遽变乎？如果朝中守旧大臣反对当如何？”

康有为面不改色道：“若守旧大臣反对，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可变矣。”

李经述一听，这人才一个举人，就想对朝廷一品大员杀杀杀，好大的口气，便道：“若西太后反对，当如何？”

康有为对曰：“派重兵围颐和园，禁之。”

李经述笑问：“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皇上性情至孝，软禁太后，他何颜面对天下人？再者，你可知颐和园有多少扈从？九门提督是谁？他们会听皇上的话？”

康有为道，“这个不知，但我知道，变法三年，中国可以自立，一反掌间，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李经述听康有为说维新变法则中国三年可以自强，觉得他这牛皮吹得够大，道：“孔家儒道文化在中国盛行几千年，岂是反掌之间就能变的？本官曾在河南赈灾，当地乡绅对洋人恨不得食肉寝皮，欧美之文明如何落地中国？若以杀人服人，难道你杀得尽天下乡绅吗？”

康有为对曰：“可以托古改制，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打破夷夏之分，实现民主与共和，世界大同。”

李经述听到这，就知道历史上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了，中国的悲剧，就出在康有为这种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不切实际的文人涉政上，托古改制，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试验过了。王莽当了实权皇帝都没干成的事，光绪皇帝这虚君如何干得成？李经述意识到，康有为对西学所知有限，对西方的民主和共和更属管窥蠡测，强不知以为知，便耐着最后的性子问道：“你说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

康有为一脸憧憬解释道：“在大同社会，国不存在，全世界在一个公政府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没有司狱，没有财产，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

“公政府？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大同世界？”心里一连串的疑问，使李经述彻底明白了，康有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大同，缔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人所能想到的好事，康有为都在大同社会里想到了，而人性之恶，人能做的坏事，康有为则统统不考虑。康有为不知道，这现实世界上通往天堂之路，尽头往往通往地狱！所以康有为一解释他的大同梦想，李经述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站起身道：“民主共和绝非先生想的大同世界。天下怎么可能实现大同？譬如人得病有千万种，如果都同吃一种药，你觉得如何？天下大同，人人去做你这样慷慨激昂的书生，没有屠夫，国民哪来肉吃？没有渔民，我们哪来的鱼吃？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倒夜壶的，你家里都会整天臭哄哄的！你说的大同社会，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

康有为没想到李经述懂得民主共和，问道：“提督大人不是赞同变法的吗？”

李经述一想，也罢，不妨给这半吊子的书生上一课，道：“本官以为，强国富民之道，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练新兵强天下之势，兴教育启万民之智，变旧法成天下之治。变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一步步来，不可能速变，你刚说过的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宪法！纸上谈兵是不行的。还有，你前几年有没有去过山西或河南灾区，本官亲眼见过一家家被活活饿死的灾民，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对三万万农民来说，现在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国民现在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大都是文盲，所以，本官主张要先搞民生，再搞民主，先办洋务，次练新兵，再兴教育，最后才逐步变法！”

康有为表示不同意，道：“办洋务不过是袭取西人皮毛，补苴罅漏，弥缝蚁**，根本是‘变事’，非‘变法’可言。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必然失败。”

话不投机，李经述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反驳康有为说：“事都变不了，谈何变法？太史公说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世界大潮，乃是工商业，这世界将来必是工业文明的世界。还有，搞洋务运动哪里失败了？如果不是办洋务，建强大的北洋舰队，日本人早打到天津来了，你还有时间坐在这高谈阔论？你须知变法像走路，要一步步走，像吃饭要一口口吃，急于求成，难免噎死！本官建议你看看今天的《强国报》，上面有一篇洋人牧师李提摩太的文章，也是讲如何维新强国的，看看你要效仿的洋人，如何建议中国改革。”

李提摩太当时已应李经述之聘，在天津临时任《华报》主笔，那天《华报》刊登了李提摩太的一篇文章，也是谈维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