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豪杰去抗日-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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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行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就要装备一个喷火器连。等训练好了，大家也不要争，也不要抢，一个团给派上一个班，到了特殊情况才能使用这些喷火器，要不，太残忍了。”

刘致远又提歪歪意见了：“一个班哪够啊，一个团最真码得配备上一个排，一个连也行啊。”

张维翰又批评他说：“你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看见了好吃的，没够——”

韩行和张维翰商量着，要是没有参谋部，确实工作起来不方便，于是在10支队里又设立了参谋部，参谋长暂由韩行担任。

参谋部里主要是设作战处，情报处和后勤管理处。作战处还是由在南征军的作战处长张作干担任处长，负责作战计划与军事人事的组织管理。后勤处由王乾坤担任处长，负责整个军需后勤管理工作。情报处呢，就由撤到10支队的原范筑先的情报底子为骨干，重组情报部门。

情报处的领军人物是谁呢？他就是原情报队队长潘小安。

这时候的潘小安，再也不是过去在江湖上混的小“戏子”了，他已几次到延安受训，成了上对延安负责，再对10支队的张维翰和韩行负责的特工领导人了。

这时候，不得不简单地说一下，延安方面的情报特工机构。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

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潘小安在延安受训时，就悄悄地问过周兴，韩行究竟是不是延安派出去的红色特工。

周兴是这样回答潘小安的：“不是。但是韩行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们早就注意到他了。他是个有军统外衣的可以依赖的朋友。”

潘小安听了周兴的回答后，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韩行就是延安方面派出去的特工，只是出于保密，周兴不能说。二是连周兴都说了，韩行是可以依赖的朋友，那么就更加对韩行信认无疑了。

潘小安担任情报处长后，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他的脑中回旋着陈泊的工作方式。他想到了他的结拜大哥就是聊城军统站的副站长赵洪武，首先要从赵洪武身上打开突破口。

倪时迁晚上闲着无事，到冠县的街上溜达，进了一家小饭馆，吃饱了喝足了还不拿钱。老板急了，拖住倪进迁非要拿钱不行。倪时迁脾气不好，上来了倔驴劲，把老板暴打一顿。恰巧巡逻队赶到，把倪时迁抓了起来，关了禁闭。

大姐张大千去领他，劝他说：“倪时迁呀，你也算个老兵了，怎么能随便进馆子不拿钱呢？再说，部队上有纪律，不能随便喝酒，你一下子就违犯了两条军纪。”

倪时迁大声地嚷嚷着说：“这些纪律我受够了，不让吃这，不让喝那，还不许随便使出手艺（那当然是三只手的手艺了），这些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干脆开除我算了。开除了我，我活得还自在些。”

张大千又教育了他一番，他还是不听。

巡逻队只好继续关他的禁闭。

说实话，禁闭的小屋真是关不住倪时迁，半夜里倪进迁逃跑了。冠县城门口晚上宵禁，不让出城门。倪时迁有的是办法，从旁边的商铺里偷了根绳子，悄悄溜出了城门。出了冠县城后，却不料遇到了城外的巡逻哨，巡逻哨一看有人逃出城，大喊道：“什么人，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倪时迁撒开腿就跑，跑着跑着，前边又有人拿上枪堵上了。倪时迁没有办法，只得施展开了功夫，打伤了前面的人，落荒而逃。

第二天，这个恶性事件层层上报，最后报到了政治部。政治部最后的指示是，开除军级，逮捕法办。

冠县的城墙上贴上了一系列恶性案件的告示，除了一些抢劫案，杀人案和强奸案外，还有倪时迁的这个案子。

倪时迁无处可去，只得到了聊城，找到了赵洪武的当铺。

赵洪武见是倪时迁找到了自己的地方，赶紧拉他进来，对他说：“三弟呀，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个地方。”

倪时迁说：“我也是有一次听韩行说过，所以才找到了这个地方。如今我没饭吃了，以后就跟着你混吧？”

“这哪行啊，”赵洪武说，“二弟，四弟、五妹都在10支队混，那真是天高地阔，有本事也能施展开了。你不在那里威风，却跑到我这个小地方来干什么？”

“别提了，别提了，”倪时迁这才说出了自己来投奔他的原因，说道，“共产党的军队日子太苦了，我受不了了。在你这里混，总比那里自由些，我还是过自由的日子舒服。”

赵洪武摇了摇头说：“我劝你啊，还是回去吧。你看着这里好，只是不知道这里的规矩，要是知道了这里的规矩，你不一定愿意呆在这里。”

赵洪武看到自己的结拜兄弟老三倪时迁来投奔自己，心里也是拿不定主意。一是怕倪时迁假投降，而渗透到自己的军统里。二是这事必须得给站长韩行打个招呼，进个新人，自己当不了这个家。三是虽然是结拜兄弟，但是对倪时迁的一些事也并不了解，也怕以后控制不住他，而出了问题。

倪时迁大叫道：“大哥呀，摆上酒肉，小弟早就饿了。”

赵洪武赶紧把倪时迁领进了内室，叫小伙计出门去置办酒肉。不一会儿，四个拼盘上齐，烧酒一瓶，弟兄俩就对着喝开了。

四两酒一下肚，两人的头就都有点儿发涨。赵洪武首先问倪时迁说：“三弟呀，如今共产党的势力这么大，你对共产党是怎么个看法？”

倪时迁摇着头说：“我才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只要兄弟我过得自在就行。党派的主义，党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没有关系。这些大事儿，还是由那些政治家们去研究吧！”

赵洪武又问他：“你对日本人是怎样的看法？”

倪时迁僵硬着舌头说：“对于这个问题，我就得说道说道了。毕竟我们是中国人，绝不能让日本人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放肆。抗日是必须的！”

赵洪武接着问他：“如今范专员殉国，党国又委派王金祥为专员。你对王金祥是怎样的看法？”

倪时迁说：“我看王金祥头上有反骨，早晚要投靠日本人。他以前做的事儿，我也知道一些，那就是他做的事情，和鬼子是一个鼻孔出气，专门做假抗日的事情。对这样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时刻防止他投降日本人，而做出出卖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第三卷　风云突变的聊城　第51回　打入王金祥的政工部

赵洪武虽然沾了几两酒气，但是倪时迁的这些话，还颇能打动他的心思，这和他的思想，真还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对上拍了。

赵洪武心里明白，恐怕倪时迁也知道自己军统的底细，对他也不必过分的隐瞒。他默默地叹了一口气说：“唉，如今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啊！经费太紧张了。”

倪时迁说：“要说钱，真还不是个东西，可是要是没了这个爹，真还不行。我白白地有这些手艺，可是在那边，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能干，真是痒痒死我了。我真是拿着金饭碗要饭吃，成天碗里的就是白粥、老咸菜、窝窝头，真是靠也靠死我了。要是大哥真是经费紧张，我给你弄个见面礼如何？”

赵洪武也是和尚不爱财，越多越好。心里一喜，马上对倪时迁说：“我这里正经费紧张，三弟如果能帮上忙，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可有言在先，不能杀人，不能刺激日本人，别做出格的事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长期隐蔽，切不可惹事生非。”

倪时迁点了点头说：“我明白。大哥且喝着点儿，我去去就来。酒先给我留着！”

赵洪武也知道倪时迁是三只手，但不知道他本事到底如何，心想正好考验他一番，于是随便地说：“三弟呀，能做成就做成，做不成也就算了，切不可勉强啊！”

倪时迁点了点头，出门去了。赵洪武就坐在屋里，一边吃着菜，一边喝着酒，心里还想着：“小偷小摸遍地都是，但真想成为江洋大盗，谈何容易。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好干，状元就是一个啊！”

过了没有一袋烟的功夫，倪时迁手里用褂子提了一包东西回来了。那个褂子往桌子上一放，褂子里的东西四散开来，里头有玉镯子、钞票、金戒指、金耳环，全是一些值钱的东西。

这时候，酒还尚温。

赵洪武看的眼睛都直了，张大了嘴，半天才说：“三弟呀，只知道你有手艺，没想到手艺这么精呀，这才多大一会儿呀，你就得手了。”

倪时迁解释着说：“盗也有道，大哥请相信，这都不是穷人家的东西。不义之财，他有也是有，为什么我不可以有呢？”

这个见面礼，彻底地把赵洪武打动了。凭着这样的本事，就是一个军需部长啊，再说，窃取个情报什么的，军统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赵洪武哈哈一笑，对着倪进迁说：“三弟呀，辛苦了，辛苦了，凭你这样的本事，我要是不收，真是说不过去了。喝酒，喝酒。”

于是，兄弟二人再次举杯痛饮，倾诉衷肠。

第二天，赵洪武通过秘密电话，和韩行进行磋商：“老板呀，三弟跑到我这里来了。你看看，店里正缺少人手，是收呀不收？”

不听这个还好，一听这话，韩行就骂开了：“这个老三呀，太不是玩艺，我对他多好，他怎么尽朝三暮四的，不着调。你说说，又不是缺这点儿钱，吃人家饭不给钱，还打老板。老老实实地关几天禁闭就算了吧，还逃跑。逃跑就逃跑吧，还打伤了哨兵。他真是一错再错，神仙老子也救不了他。趁早吧，这样的人，我这里留不住他，你那里也别留，留下了，尽给惹事。”

这个赵洪武，还好逆向思维，你越是叫留住他，他越是不敢留，你越是不叫留住他，他还越想留。赵洪武向韩行讨好地说：“老板呀，我看三弟还是挺能干的。店里实在是缺人手，这也算个人才。还有就是，他这个手艺，别人真还干不了。”

韩行气呼呼地说：“这样的人你也敢留！要是以后出了事，你负责，我可不管了。”

赵洪武又讨好地说：“他要是不老老实实的，店里自有店里的规矩，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地教育教育他，叫他不敢胡来。”

韩行叹了一口气，没再说话。

韩行不再说话，也就是默认了。赵洪武心里是十分的高兴，从此，不再为经费发愁，而且倪时迁的脑子还挺好使，时不常地为自己出谋划策，也算是一个狗头军师。

范筑先殉国后，虽然沈鸿烈委任王金祥为六区专员，兼着保安司令，但是蒋介石不放心，所以又暗示戴笠要军统渗入，以加强对王金祥的监视与控制。

戴笠知道韩行另有任务，所以就给赵洪武下了指示。赵洪武接到命令后，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还是以半公开的方式，渗入到王金祥的队伍里为好。这时候王金祥把**的政工人员抓的抓了，撵的撵了，正好缺人，正好为军统人员进入到王金祥的政工部提供了一个机会。

王金祥的政治部成了真空后，究竟政治部还要不要呢？王金祥想了想，根据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作法，政治部还得要，那就是负责宣传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调合一下官兵的关系，部队纪律的监察，以及宣传教育等工作。

最主要的工作，也就是防止**的重新渗透。为了和范筑先的政治部有所区别，王金祥把政治部改成了政工部。

赵洪武领着一些人去拜访王金祥。王金祥原来也认识赵家当铺的老板，但是并不知道他就是聊城军统站的副站长。

赵洪武见了王金祥，双手一抱拳说：“幸会！幸会！王专员。”

王金祥早接到了沈鸿烈的电话，叫他好好地接洽一下聊城军统站的副站长，并接收从军统里派入到保安司令部政工部的政工人员。

王金祥这才恍然大悟，也双手一抱拳说：“真是惭愧，惭愧，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原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赵家老板，就是军统的人呀！在此，王某真是给你赔礼了。原来做得不周的地方，也请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多多包涵才是。”

赵洪武也赶紧说：“哪里，哪里，我们都是为党国服务，都是党国的一个服务员。尽管分工不同，目标还是一致的。”

赵洪武又介绍着身边的一些人，当然，就包含着进入保安司令部政工部的倪时迁。王金祥又是眼睛一亮说：“这位认识，认识，原来不是情报队的倪时迁吗，难道你也是军统的人？”

还没等倪时迁说话，赵洪武赶紧说：“他是我们的老军统了。”

倪时迁赶紧双手一抱拳说：“王专员，我以后就在你手底下混了，可请你担待着点儿。今后如果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请你多多指点才是啊！”

王金祥有点儿吃醋，有点儿嘲讽地说：“你们树大根深，还是请你们手下留情，多多担待点王某才是啊！”

从此，倪时迁从10支队里“逃”到了赵洪武的军统，又从军统里以委派的身份，进入了王金祥的政工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10支队的司令部里，张维翰、韩行、吴政治正在商量着工作。张维翰对韩行说：“开了这次工农业大会，大部分的物资，不是签订了合同，就是掌握在我们手里。有了这些物资，也算心里踏实了一些。打仗也好，不打仗也好，我们也不怕了。”

韩行对张维翰和吴政治说：“关于内部敌特的事情，我们的01号，已经发来了情报。我们的10支队里，确实有一些敌特分子。对内部的敌特分子，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办啊？”

吴政治高兴地一拍大腿说：“太好了，那我们就按图索骥，把他们一网打尽。”

张维翰看着韩行的眼睛说：“韩副司令，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韩行说：“按照陈泊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化敌为我，化我为敌。反正这些敌特分子已是网中的鱼，想跑也跑不了，我们就加强监视。如果能做通工作的话，叫他成为我们的人，如果做不通工作的话，还得用他传传假情报，以混乱敌人的视线。”

张维翰又问吴政治：“你看看韩副司令的这些思路行不行。”

吴政治考虑了一番说：“好像也有点儿道理，就是复杂了一些。弄不好，又让敌特分子钻了空子。我还是主张把他们一网打尽，审查一下再说。”

韩行插嘴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关起来这一批，敌人再派进来一批，手段更加隐蔽，我们就难以知道他们的底细了。反间谍工作，这是个很复杂的活儿，我建议还是由潘小安亲自掌握为好。一是他的脑子比较好使，二是，他也是在延安受过训的人，有些事情做得比较专业。还有派特工的事情，叫潘小安继续利用军统的关系，往顽固派和鬼子汉奸的队伍里参透。”

张维翰点了点头说：“我的意见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先按韩行说得办。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办法，再改。”

既然张维翰都表态了，吴政治也没有别的话说了，只好同意。

张维翰又说：“现在我们再讨论眼前量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范筑先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三四十支抗日武装，绝不能让王金祥的顽固派都拉了去。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尽量地拉回一个支队，算一个支队。”

第三卷　风云突变的聊城　第52回　五支队编为八路军（一）

韩行和吴政治都点了点头。吴政治说：“虽然游击总队的政治部不在了，但是10支队的政治部还在，只要有可能，我们还要继续派驻政工力量，加强这些支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韩行说：“咱们南征军的这些老班底，我最担心的还是五支队和六支队。特别是五支队，听说王金祥又给他派了一个团副，和一团长郭子彬打得火热。郭子彬头脑简单，在旧军队里当过兵，当官的思想非常严重，政治信仰又不甚明了。如果一但被这个团副拉下了水，后果不堪设想，我还是去一趟吧！”

张维翰想了想说：“韩副司令跑一趟也好，咱们先从五支队拉起吧！”

今天的五支队，已今比昔比，过去的五支队，只有几百人，参加南征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营。现在的五支队，却已经发展到二个团，二千多人。

一团的情况是两个营九个连，不到一千人。二团的情况也差不多。

为了加强党的力量，聊城游击总队政治部给五支队派去了一个党代表，那就是政治部主任盛北光，冠县县委给他派去了一个参谋长，那就是郭芳臣，就连一团的政治部主任沙延孝，也是一名党员。

另外，游击总队政治处还分配到五支队三十多个政干校毕业生，这些人全部充实到了基层连队，当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和文化教员。

王金祥一看，这还了得，五支队都叫**吃了，也赶紧往五支队派他的嫡系人员，一团就给派了一个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团副叫孙可全。

孙可全到了五支队后，就在和**争天下，他对连队讲话说，现在中国只有一个党，那就是国民党，现在中国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委员长，只有一个主义，那就是三民主义。

当时部队正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当时，他就对团长郭子彬讲：“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的宣传，不要听这一套。什么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要是大刀能砍鬼子的头，就不用机关枪、大炮了。”

团长郭子彬听了孙可全的话是不断地点头。郭子彬本来就对**的这一套不满，他管理军队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打骂士兵，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所以对孙可全还是非常看重的。

沙延孝对郭子彬建议说：“要想一团有战斗力，那就要培养一批能干的班排长。要挑选成分好，思想好的下层士兵进行专门培训，他们是部队的被压迫者，是军队的主要力量。连长官架子大，动不动就打骂士兵，还是旧军阀的一套管理办法，必须要设法革除。”

郭子彬不同意，说：“下级服从上级，长官体罚士兵，这是最正常的事情，怎么能随便改呢？照你这么个说法，官兵都一样了，那还要官干什么呢？你说得这个事，不行！”

沙延孝一看说不动郭子彬，就把盛北光搬来了。郭子彬知道盛北光不好惹，不情愿地听了盛北光的一番开导后，才勉强同意了沙延孝的做法。

当时一团的情况比较混乱，个别连长抽大烟，经济不公开，贪污士兵的伙食费，吃空饷是比较严重的。

沙延孝征得了郭子彬的同意后，从各连抽调了一部分班排长、士兵中的积极分子，一共120多人，组成了4个分队，分成3个军事队和1个政治队，在范县城内训练了一个多月。

训练中上午为军事课，下午为政治课，政治课主要是讲抗日十大纲领和抗日救亡的一些材料。通过学习，使这些骨干的思想水平大为提高。

培训结束，这些骨干回到连队后，立刻成立了救亡室、经委会，发展了民先队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连队的伙食由经委会清查帐目，公布伙食的收支。经过经委会的努力后，连队的伙食改进了，每月每个战士可以分到几角钱的伙食尾子。

在救亡室的努力下，连队文化生活也改善了，办起了黑板报、识字班，每天上午上起了文化课。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连长不敢随便打人了，群众纪律大有好转，部队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士兵认识到当兵是为抗日救国，是光荣的。

部队从此正规化了，每天都得出操，上政治课。有些团营连长的亲戚，流氓二流子，土匪大烟鬼受不了了，纷纷自动请长假回家了。

孙可全挑拨郭子彬说：“人枪都是你们拉起来的，有姓盛的，姓沙的一个螺丝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