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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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对他极为倚重。众所周知，裴度在朝野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回要是顺利平定叛乱，为朝廷再立新功，那他十有八九会重返相位。到时候，元稹拿什么跟裴度竞争呢？

因此，要防止裴度复相，元稹就必须千方百计阻挠他在河北建功。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了——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元稹和魏弘简就在后方拼命给他使绊子。我们前面所说的“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基本上就是元稹和魏弘简搞的鬼。“度（裴度）所奏画军事，（元稹）多与弘简沮坏之。”

裴度忍无可忍，愤然上疏穆宗：“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太行山以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裴度口口声声所说的“奸臣”，当然就是元稹了。

至此，双方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一边是元勋重臣，肩负平叛重任；一边是朝堂新贵，深受天子宠幸。没有人知道，穆宗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倾向谁……

【相权之争：渔翁得利的李逢吉】

面对裴度言辞激烈的奏疏，穆宗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

因为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裴度怒不可遏，数日内又连上二表——前后三次，所奏的内容完全相同。

穆宗当然很不爽，但同时也很无奈。

看来，不给裴度一个说法，河北的局面是无从收拾了。最后，穆宗只好解除了元稹的翰林学士之职，把他调任工部侍郎，同时把枢密使魏弘简罢为弓箭库使。

表面上看，元稹好像是被天子疏远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穆宗此举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元稹更不可能轻易放弃对相位的角逐。

到了长庆二年春，形势变得对裴度越来越不利。虽然没有了元稹的掣肘，但河北战局仍然不见丝毫起色，加上恶劣天气、粮草不继等客观因素的困扰，裴度纵然有心杀贼，但也是无力回天。

这种时候，元稹当然不会闲着。他力劝穆宗就此罢兵，昭雪王庭凑，把这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争结束掉。与此同时，河北又传来了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穆宗彻底死心，随即下诏承认了河北三镇。

数日后，亦即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穆宗把碌碌无为的宰相崔植罢为刑部尚书，同时命元稹以工部侍郎衔入相。

在仕途上辗转多年、几经浮沉的元稹，终于否极泰来，位极人臣。

短短几天后，穆宗又颁下一道诏书，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

裴度原任检校司空，现在转正，貌似皇恩浩荡。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穆宗这么做，其实是外示尊崇，内夺其权。不仅解除了裴度的兵权，并且让他到洛阳坐冷板凳去了。而且穆宗的这项任命，十有八九是元稹在背后做的手脚。

满朝文武都替裴度抱屈，纷纷上奏穆宗，说：“现在时局仍然紧张，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应该放到闲散的位子上。”

迫于舆论压力，穆宗只好改任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但是朝臣们还是普遍反对，认为裴度应该留在朝中，不宜出外。

穆宗知道裴度的群众基础好，可好到这种程度，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三月底，穆宗不得不再度收回成命，把备受时论抨击的宰相王播罢为淮南节度使，同时任命裴度为相，让他留在朝中辅政。

至此，裴度和元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能阻止对方入相，同时谁也没能把谁整垮。

既然二者势均力敌，而且已经同朝为相，就算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是没有必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然而，裴、元之争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穆宗朝廷会从此波平浪静。

因为想当宰相的人，绝不止裴、元二人。

很快，又有一个人摩拳擦掌地加入了这场博弈。

这个人的来头还不小。

此人不但与裴度一样，曾任宪宗朝的宰相，资历深厚，人脉宽广，而且又曾担任太子侍读，算是穆宗李恒的授业恩师，具有常人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随着此人的强势介入，这场围绕着宰相之位的权力斗争，注定要波澜再起，并且变得比此前更为扑朔迷离了。

这位闪亮登场的新选手，就是李逢吉。

李逢吉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因宪宗将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了裴度，李逢吉就犯了跟元稹一样的毛病，背地里频频使坏，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后，一怒之下将他逐出了朝廷，贬为东川节度使（几年后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逢吉栽了跟头，就把这笔账记在了裴度头上，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长庆二年春，裴度与元稹几乎同时拜相，李逢吉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在李逢吉看来，裴度和元稹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如今虽然表面休战，但绝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只要制造事端激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他就能在鹬蚌相争中坐享渔翁之利，夺回失去的宰相之位。

当然，要想重回相位，前提是得先回长安。

为此，李逢吉立刻派侄子李仲言入朝打点，很快就结交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三月，在王守澄的积极运作下，李逢吉被召回朝中，就任兵部尚书。

第一步大功告成。接下来，李逢吉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激化裴、元二人的矛盾了。

正当李逢吉苦思冥想之际，他派去监视元稹的探子忽然送来了一条绝密情报，顿时令他笑逐颜开。

这则情报显然跟河北战事有关。

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庭凑，并已任他为成德节度使，但王庭凑依然没有退兵，还是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达半年多的深州守将牛元翼频频告急，令朝廷非常苦恼。在此情况下，若有人能解深州之围，无疑是大功一件。

三月的一天，有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自称有办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翼。

此时，元稹虽已贵为宰相，但朝中不服他的人比比皆是，他正想干一两件大事树立威望，一听于方之言，赶紧问他有何良策。

于方故作神秘地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还得宰相大人通权达变，此计方能成功。”

元稹瞟了他一眼：“怎么个‘通权达变’法？你倒是说说看。”

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嗓门说：“下官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友明，都是燕赵奇士，熟悉河朔的风土人情，如果派他们潜入成德军中，施以反间计，不难救出牛元翼。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必须给他们二十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他们相机行事，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也才能确保反间计的成功。”

“二十道空白委任状？”元稹冷笑，“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下官知道，所以方才已经有话在先，需要大人您通权达变。”于方神色自若地说。

元稹很清楚，于方是在暗示他用宰相权力去搞那二十道空白委任状。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毕竟是违法乱纪之举，万一曝光，绝对是一大丑闻，对他这个新任宰相是很不利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事要是成了，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日后在天子和百官面前，自己的腰杆就绝对够硬了。

干，还是不干？这是一个问题。

元稹沉吟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

此刻的元稹当然不会知道，这一把赌下去，他就将身败名裂，懊悔终生。

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显然是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悉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谈内容。

不过，搞到情报是一回事，如何利用情报又是另一回事。本着把水搅浑、把事闹大的指导精神，李逢吉决定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然后透露给裴度，让他去跟元稹死磕。

五月的某一天，裴度的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并未说明来路，只是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密谋，要派刺客干掉你。

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当然不会听风就是雨，而且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也心怀警惕，所以听完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当回事儿。

裴度如此气定神闲，李逢吉自然是大为恼怒。他想来想去，最后索性授意李赏去禁军告发，把这事捅上天去。

消息传开，朝野哗然。

穆宗立刻命人逮捕于方，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结果，所谓买凶杀人固然是子虚乌有，不过于方和元稹的密谋可就藏不住了。看过本案的卷宗后，穆宗对元稹大为失望——堂堂宰相，居然如此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还执法犯法，怎堪为百官表率？

六月五日，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贬为同州刺史；同时也免去裴度的相职，贬为右仆射。

很显然，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是不公正的，所以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替裴度叫屈：“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却跟于方搞阴谋诡计，处罚得太轻了！”

可是，穆宗却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原判。

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总算告一段落。裴度和元稹双双出局，李逢吉则坐收渔人之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相位。

事实证明，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在权力斗争方面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

为了权力，李逢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才能笑到最后。

元稹被贬同州后，愤懑难平，就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竭力表明对朝廷的忠心。他在奏表的结尾说：“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旧唐书·元稹传》）

元稹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就是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

然而，奏表呈上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最后，元稹终于意识到——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长安的“钟鼓之音”了。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颖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一连数日不能上朝，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免忧心忡忡。此外，更让朝野上下惶惶不安的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都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的一致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疏，请求入宫朝见，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裴度年初虽被罢相，但仍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种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上皇帝一面了。

经朝臣们请求，裴度连上三疏，要求册立太子，并请皇帝接见大臣。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用“大绳床”抬了出来，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

虽然天子的脸色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但是看见他的神志仍然清醒，众人总算稍感安心。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要赶紧册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地向穆宗提起了此事。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裴度考虑的是皇权的平稳过渡和社稷的安危，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抢一个定策之功。所以，两人的劝谏之辞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负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此时年仅十四岁。

尽管宰辅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穆宗李恒却始终不置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穆宗的心情无疑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现在才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可宰相们劝他册立太子时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好像他是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事先询问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他都只能认命。

随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请立太子的奏疏，又像雪片般飞进了宫中。穆宗怔怔地看着那堆奏疏，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十二月初七，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

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貌似一片平静。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

这方面总算让朝廷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相形之下，朝廷内部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逐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穆宗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了天子的代言人。

李逢吉和王守澄就这样互为表里，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

穆宗的病情在这一年没有进一步恶化，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然而，天子随后便又染上了一样新的毛病，不禁让人们的心头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天子喜欢上了长生之术，开始频频服用金石之药，就跟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在宪宗皇帝身上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宪宗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如今，天子李恒再次走上父亲的这条老路，其下场可想而知。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例行早朝。

然而，李恒绝对没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

正月二十日，穆宗旧病复发；短短两天后，病情迅速恶化，只好紧急下令太子监国。当天傍晚，刚届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就驾崩了。

二十三日，李逢吉自命为“摄冢宰”，即摄政大臣。

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

穆宗朝的短暂历史就这样浮皮潦草地翻过去了。面对高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未免都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还从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皇帝。

说白了，李湛还是个孩子。

饱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孩子手中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不敢预料。

【一人独大的朝堂】

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李逢吉便在朝中一人独大，其地位已无人可以撼动。于是，朝臣中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很快就在李大人周围结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

这个死党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等人，号称“八关十六子”。所谓“八关”，是说李仲言等八人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若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必须先贿赂他们，相当于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另外还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多数朝臣都不敢招惹，只求洁身自好。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刚直不阿的人，始终不买李逢吉的账。

比如翰林学士李绅。

自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位子提拔上来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的贤相陆贽。

当初穆宗在位时，李绅就深受天子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地贬抑李逢吉。此外，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进宫中，只要让李绅看到了，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内相”职权，不动声色地将其否决掉。

对于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痒。所以早在去年冬，他就曾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李绅扳倒。

那是长庆三年九月，御史中丞一职出缺，穆宗让李逢吉推荐人选。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他的理由是，李绅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政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人选。

穆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批准。

此时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这是在给李绅下套。他把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