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1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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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小太宗”的励精图治，我们才得以在中晚唐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脉传承自盛唐的明媚、华丽与雍容。

然而，当这一页历史翻过之后，黑暗便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目光。

在未来的黑暗岁月里，在山河崩裂的末世烽烟中，昔日那个煌煌大唐的浩气与精魂已然消失殆尽，只剩下最后几张年轻而惶惑的脸，在大明宫摇摇欲坠的殿廷中浮沉和飘荡……

第七章一盘散沙的唐朝

【内忧外患的帝国】

懿宗李漼虽然在宦官的拥立下有幸坐上了皇位，但此时的李唐天下并不是那么好坐的。尽管帝国在宣宗李忱的强力治理下获得了十余年的相对安宁，可是各种历史积弊并没有完全去除，顶多只是被暂时掩盖而已。换句话说，表面稳定的大中时代并不足以成为一株让后人享受荫凉的大树，而充其量只是一只摁住弹簧的手。

当宣宗李忱强有力的大手从弹簧上移开，突然迸发出来的反弹力量就注定会震痛懿宗李漼那支纤弱无力的手臂。

对此，李漼有什么思想准备吗？

很遗憾，他没有。

他以为自己坐上的是一把太平天子的龙椅，不料却是一个无比炙热的火山口。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李漼即位才几个月，浙东平民裘甫便揭竿而起，燃起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把烽火；差不多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王国也突然变脸，出动军队大举入寇，跟李唐王朝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就这么开场了。

裘甫是浙东的一个平民，起事之初，手下仅有一百来号兄弟，可这些人个个凶悍无比，都有以一当十之勇。所以裘甫一拉起反旗，就迅速攻陷了象山（今浙江象山县）。当地官兵屡次围剿都铩羽而归，以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的城门在大白天也四面紧闭。随后，裘甫又乘胜进攻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一时浙东骚然。

第二年正月，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出的官兵又在桐柏观（今浙江天台县西北）遭遇惨败，指挥官刘勍仅以身免。几天后，裘甫占据剡县，开放府库，招兵买马，短短几天之内，队伍就扩大到了数千人。郑祗德大恐，仓促招募了五百名新兵前往征剿，结果在剡县西面再度被裘甫打败，率兵的三个将领全部阵亡，部众几乎全军覆没。

裘甫数战皆捷，四方的无业游民蜂拥来附，变军人数迅速激增至三万人。裘甫立刻抖擞起来，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年号“罗平”，还铸造了一颗“天平国”的大印。

三月下旬，变军越发猖獗，又先后劫掠了衢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市）、上虞等地，攻陷了唐兴（今浙江天台县）、余姚、慈溪、奉化、宁海。所到之处，青壮年全部抓为壮丁，而老弱妇孺则遭到了无情的屠杀。

浙东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令懿宗李漼大为震骇。

江南可是帝国的“钱袋”和“粮仓”啊，怎么能起火呢？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由于帝国北方长年兵连祸结，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河北诸藩一直拥兵割据，赋税自享，所以帝国的赋税收入便只能依赖于江淮地区。幸运的是，这一百多年来，帝国南方总体上还算安定，因而得以支撑朝廷的用度。可眼下，浙东裘甫的首开叛乱无疑一举打破了江南的安宁，并将直接威胁李唐中央的财政收入，懿宗朝廷自然会为之震恐。眼看星星之火即将燎原，懿宗赶紧派遣前安南都护王式接任浙东观察使，并命忠武、义成、淮南各道的兵力归他调度，全力镇压裘甫叛乱。

王式虽是一介文官，却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据说他在担任安南都护期间，便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而“威慑华夷”。得知朝廷派王式前来平叛，裘甫及其党羽大为恐慌，军心开始涣散。有人劝他分一些兵力袭取福建，准备一条退路，又有人劝他据险固守，实在不行就逃到海上。裘甫听来听去，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这一年四月，王式抵达浙东治所越州，一面整顿军纪，一面下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贫民。这种做法极大地挽回了民心，当地百姓开始支持官军，于是战场上的形势陡然一转。不久，官军屡战屡胜，先后迫降了变军大将洪师简、许会能、王皋等人，大破毛应天、刘天平、孙马骑等部，失陷的城池也接连收复。

六月下旬，节节败退的变军已被团团围困，只剩下剡县一座孤城。裘甫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出城投降。

八月，裘甫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

至此，懿宗李漼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十一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咸通”。

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此时此刻，在帝国的西南边陲，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就是南诏与大唐的战争。

此时的懿宗当然不会料到，这场战争不仅规模浩大，而且还将持续十多年之久，几乎与他的整个帝王生涯相始终……

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南诏之所以突然跟大唐翻脸，当然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南诏原本依附于吐蕃，但自从德宗年间，宰相李泌实施了围堵吐蕃的战略之后，南诏便转而投靠了大唐。这些年来，南诏年年向大唐称臣纳贡，一直恪守臣藩之礼。当然，南诏同时也从大唐捞到了不少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留学费用由唐朝出）。自德宗以来的五六十年间，南诏每年都要派出数以千计的留学生，统一前往成都学习唐朝文化，期间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全部由当地政府承担。这事情要是搁在天宝年间，财大气粗的唐朝政府绝不会皱半下眉头，可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各级政府的经济状况就大不如前了，几乎都要掰着指头过日子，就算有点闲钱，也得随时准备应付战争、灾荒等不时之需。现在可倒好，自己尚且要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却还得打肿脸充胖子，省吃俭用地供养那些南蛮子弟，当地政府自然是满腹牢骚，所以提供给留学生的待遇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对此，南诏当然很不爽。其国王丰祐立刻给唐朝递交了一封国书，扬言要把留学生全部召回去，并且措辞极为傲慢。

除了留学生外，南诏从大唐得到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纳贡。

按理说，南诏向唐朝纳贡，应该是唐朝得好处，怎么反而是南诏得好处呢？

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是一个讲究礼尚往来的民族，既然人家藩属国千里迢迢前来纳贡，作为泱泱大国的唐朝自然也要回礼。

所以，南诏每年纳贡，唐朝都要对使团大加赏赐，所赐物品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些贡品。

南诏尝到了甜头，“纳贡”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人人都抢着去唐朝“上贡”，于是派往唐朝的使团人数便逐年递增。久而久之，唐朝政府自然是不堪重负。到了宣宗年间，在西川节度使杜悰的建议下，李唐朝廷终于大幅度削减了对南诏纳贡使团的赏赐，不再做赔本买卖了。

南诏国王丰祐再次气得吹胡子瞪眼，当年岁末便不再纳贡，仅派使节送了一道贺表了事。之后几年，是否纳贡也全凭他的心情而定，心情好了就随便弄一些去凑数，心情不好非但不纳，反而还会派小股部队到唐朝边境去袭扰劫掠。

因此，到了宣宗末年，唐朝和南诏虽然还没发展到敌对状态，但两国关系其实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

大中十三年，宣宗驾崩，懿宗即位，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各藩属国派吊祭使赴长安吊唁。巧合的是，南诏国王丰祐也在这个时候死了，可唐朝却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派往南诏的这一路宦官自然就看不到人家的好脸色了。

此时，南诏的新任国王是丰祐的儿子世隆。他看一眼诏书就随手扔在了一边，怒气冲冲地对唐朝使者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

使者一脸尴尬，无言以对。随后，世隆就把使者打发到了城外的简陋客栈，接待规格低得不行。宦官们满腹委屈，回到长安后，便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地向懿宗作了禀报。

年轻气盛的懿宗李漼一听也火了。他当即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隆进行册封，也就是不承认他南诏国王的身份。懿宗还给出了两条不册封的理由：

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朝廷不尊；

二、世隆的名字犯讳，“世”字犯太宗讳，“隆”字犯玄宗讳，显然是大不敬罪。

懿宗以为，世隆为了求得朝廷册封，一定会乖乖地低头认错。

可他错了。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远比他想象的执拗得多，也强悍得多。接到李唐朝廷问罪诏书的那天，世隆发出了一声冷笑。你以为老子稀罕你的册封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老子就自己当皇帝！

几天后，懿宗非但没有看到世隆低头认错的上表，反而接到了一则令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隆称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同时发兵入侵大唐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市）。

南诏与大唐的战争就此揭开序幕。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十一月，安南都护李鄠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收复播州。但南诏却趁他后方空虚，发兵三万，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安南治所交趾（今越南河内市），并一举攻占。李鄠后路被抄，只好仓皇逃奔武安（今越南海防市）。

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正月，懿宗下诏命邕州（岭南西道治所，今广西南宁市）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援救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六月，朝廷以失职的罪名把安南都护李鄠贬为儋州司马，同时任命盐州（今陕西定边县）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

七月，南诏军队又攻陷邕州。

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二月，南诏再犯安南，王宽无能，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不得不再易主帅，命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紧急动员忠武、义成、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岳八道士兵共三万人，归蔡袭指挥。

南诏见唐军声势浩大，遂暂时撤退。

同年十一月，南诏集结了五万人马卷土重来，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率众力战，左右皆战死，他身中十箭，最后蹈海而亡；大将元惟德等人奋力砍杀两千多敌兵，其后也是寡不敌众，壮烈殉国。

南诏两度攻陷交趾，共杀死和俘虏唐朝军队十五万人。安南各蛮族见南诏势盛，纷纷投降。前线接连战败，李唐朝廷不得不放弃安南，命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

懿宗即位才短短几年，帝国的内忧外患便纷至沓来，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深感忧惧。可是，懿宗李漼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而是天天沉浸在游乐宴饮之中。

左拾遗刘蜕愤而上疏：“如今南蛮大举入侵，干戈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都没有忧虑的神色，又如何责成人臣尽死效忠？恳请陛下减少娱乐活动，等到四方承平、人心安定，再图享乐也为时不晚！”

然而，懿宗李漼却置若罔闻。

摊上这样一个享乐皇帝，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庞勋之乱：大唐的人心散了】

从咸通四年一直到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懿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康承训和张茵均未克复安南。与此同时，南诏王国在世隆的手中进入了全盛时代，其版图北逾金沙江，东抵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

咸通七年六月，新任安南都护高骈终于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于十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战，最终将其攻陷，砍下三万多首级。随后，高骈又击败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他们的酋长；十月底，蛮族士众一万七千人归降大唐。

至此，安南收复。十一月，懿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与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遣使向南诏表示修好之意。同月，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

边境刚刚恢复暂时的安宁，懿宗李漼便又变本加厉地纵情声色了。

懿宗李漼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将近五百人，每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十余次，席间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应有尽有，歌舞和戏剧表演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对那些优伶和乐工，懿宗的出手相当阔绰，其赏赐动辄千缗。

懿宗的温柔乡还不仅大明宫一处，比如曲江（长安东南）、昆明（大明宫内）、灞水、浐水（渭水支流）、北苑、南宫（皇城外的兴庆宫）、华清宫（陕西临潼）、咸阳宫等处，都有天子专门命人设置的福地洞天。每当他兴致一来，便会立刻起驾前往，以致侍从们经常来不及筹备和布置。为此，有关部门只好在上述各处常备音乐、酒食、锦帐、帘幕等物，以防天子突然驾到。此外，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就会前呼后拥地陪同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以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往往多达十余万，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人在逍遥享乐的时候，日子是很容易过的。

时间一晃就到了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年夏天，当懿宗李漼仍然在他的温柔乡中乐而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甫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爆发了。

咸通三年安南沦陷时，朝廷曾从徐州（徐泗镇治所）调了八百名士兵前往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驻防。当初，徐泗镇招募他们时便与其约定，役期以三年为限，期限一到立刻派兵换防。结果，这批士卒在桂州整整待了六年，却始终没有等到换防的调令。思乡心切的戍卒们屡屡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写信抗议，要求回镇。崔彦曾便召集了将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商议，这些人一概劝他拒绝，理由是徐泗镇目前军费困难，而派兵接防的开支又太大。他们向崔彦曾建议，命令这批戍卒再驻守一年。

收到徐泗镇的答复后，戍卒们立刻炸开了锅。

这批戍卒中的大多数本来就不是良民，比如都虞侯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原来都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只因州县无力征讨才将他们招安。而这伙人之所以接受招安，目的就是想升官发财，不料到头来什么油水都没捞着，还在这穷乡僻壤吃了六年的苦头，他们当然吞不下这口恶气。

这一年七月，许佶等人召集八百名戍卒发动兵变，杀了大将王仲甫，推立粮料官庞勋为首领，一路向徐州杀了回去，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州县莫之能御。

十月十七日，庞勋变军一口气杀到了彭城（徐州州府所在县）。

由于一路上不断纠集和招募，此刻变军数量已达六七千人，鼓噪之声喧天动地。

正所谓盗亦有道。这伙强盗出身的乱兵虽然一路上没少杀人抢劫，可一回到家乡，他们立马变了一个人。进抵彭城后，他们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加慰抚，因此百姓纷纷依附。结果，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变军就攻破了外城。随后，百姓又帮助变军进攻内城，推来草车焚烧城门，旋即又将内城攻破。变军杀进城中，俘虏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并把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开膛破肚，碎尸万段，然后又屠杀了他们全族。

当日，城中自愿归附变军的士民又有一万多人。

随后的日子，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络绎不绝，都愿意为他效死。不仅是徐州附近州县，就连光州（今河南潢川县）、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兖州（今山东兖州市）、郓州（今山东东平县）、沂州（今山东临沂市）、密州（今山东诸城市）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变民，也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归附……

对此，李唐朝廷和各级官员都百思不解，为什么帝国会在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变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乱，竟然会有那么多百姓帮他攻城，而且还从远近各地争先恐后地跑来追随他？

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领袖魅力，四无远大的政治抱负，五无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如此典型的“五无人员”，凭什么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呢？

也许，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大唐的人心散了。

人心为什么会散？

答案很简单：民穷思变。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杀伐争战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社会常态。为了应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各种危机，历届李唐朝廷无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最终必然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德宗年间，李唐朝廷虽然实施了两税法改革，在名义上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其主要作用，只是通过限制和收缴地方财权，从而缓解李唐中央的财政危机而已，实际上并未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此外，虽然两税法的主观目的之一，是想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赋税之外非法聚敛，但实际上，各藩镇州县普遍阳奉阴违，从未停止过对百姓的压榨和盘剥。

处于“社会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又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只能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收成好的时候，人们或许还能图个温饱，可一旦碰上灾年，就难免于困苦和冻馁了。

然而，各级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和各种利益，根本不会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到了懿宗年间，百姓与官府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民变，驱逐了当地观察使崔荛。从这个事件中，人们足以看出当时的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当时，陕州发生了旱灾，当地农民颗粒无收，而官府不仅没有赈灾之意，还屡屡催收钱粮，百姓只好集体到官府请愿。观察使崔荛看着这帮闹哄哄的乱民，不屑地指着庭前的一棵树，说：“看见了没有，这叶子不是长得好好的，哪来的旱灾？”随即命人把为首的农民抓了起来，暴打了一顿。

请愿百姓忍无可忍，马上回去召集四邻乡亲，拿起锄头镰刀冲进了官府，准备宰了崔荛。崔荛仓皇逃命，一口气跑出了百八十里地。后来，崔荛跑得口干舌燥，实在是跑不动了，只好到路边的一户人家讨水喝。主人认出了他，但并未点破，而是拿过一个海碗，往里头长长地撒了一泡尿，然后递到他的嘴边。

崔荛知道，他要是不喝，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活活打死。为了保命，他只好捏着鼻子把那碗尿灌进了肚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官府连饭都不让老百姓吃饱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不能让当官的喝尿呢？

与此同理，当那个叫庞勋的人突然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时候，早就对官府深恶痛绝的老百姓凭什么不能推着燃烧的草车帮他攻城呢？凭什么不能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跑来投奔他呢？

造反固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既然生存底线早已被突破，老百姓就只能选择这种最后的自我保护方式。

苛政猛于虎。

如果你不想被虎吃掉，就只能把虎打死，二者必居其一。

庞勋之乱震惊了李唐朝廷。

徐州沦陷次月，懿宗朝廷便紧急派遣大将康承训、王晏权、戴可师兵分三路进攻徐州，并大举动员诸道兵力归三帅统领；同时，又采纳康承训的建议，征调沙陀部落的酋长朱邪赤心，会同吐谷浑、达靼、契苾等部落征讨庞勋。

李唐朝廷的这场平叛之战，一开始打得并不顺利。先是康承训率领的中路军因诸道兵力尚未集结而遭遇叛军狙击，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不久，求胜心切的南路军主帅戴可师又在都梁（今江苏盱眙县南）被叛军王弘立部击溃，戴可师战死，所部三万人仅剩几百人脱逃，所有武器、粮草、辎重、车马全部落入叛军之手。

在接二连三的胜利面前，庞勋的暴发户本性暴露无遗，“自谓无敌于天下”，天天宴饮游猎。军师周重劝他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奢淫逸导致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太多了，更何况功业未成就骄傲奢侈，岂能成就大事？”

可庞勋却把军师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

也许在这一刻，庞勋的败亡就已经注定了。

从咸通十年正月开始，官军逐渐扭转了劣势，对叛军展开了全面反攻，尤其是朱邪赤心率领的沙陀骑兵，因其骁勇善战而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随后的半年多，官军节节胜利，相继击溃叛军的王弘立、姚周等部。到了这一年九月，庞勋屡战屡败，最后带着残部两万人逃至蕲县（今属安徽）西面，被官军四面合围，部众几乎被全部歼灭，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

同年十月，变军的余党基本上肃清，庞勋之乱宣告平定。朝廷论功行赏，擢升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大同军（治所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并赐名李国昌（李国昌的儿子，就是唐末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李克用）。

庞勋之乱虽然历时不久便被平定，但显然已经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史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