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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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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长孙无忌一倒，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
在武后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下，许敬宗开始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又穷追猛打，一意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
长孙无忌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就上奏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禇遂良、柳姡А⒑ǖ热嗽诒澈笊慷苹螅涣鴬＇还暗中勾结中宫（王皇后），谋行鸩毒；另外，于志宁也一直是长孙无忌的死党。”
奏疏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刻就下来了。已经病逝的禇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姡А⒑ū豢偌谥灸幻庵埃怀に镂藜傻亩印⑹比蚊厥榧嗟逆饴矶嘉境に锍澹ㄈ⑻谥だ止鳎┑热艘簿豢偌鞣帕肽希坏椝炝嫉亩拥椦甯Α⒌椦宄辶鞣虐荩ㄋ切兄林型颈惚怀⑴沙龅娜酥锷保灰嬷莩な犯呗男性俦嵛橹荩ń窠髂喜校┒级健�
五月，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诠被流放帯荩ń袼拇ㄎ鞑校执锉崴痪茫钡叵亓钗粟泼某械牡比ㄅ桑忝税阉夜鞔蛩馈Ｉ院螅に镖沟耐馍⑹比瘟怪荩ń窀仕辔渫校┐淌返恼猿致ㄋ囊棠甘呛ǖ钠拮樱┍淮叮核途┦笤獾窖闲炭酱颍徽猿致懿蝗献铮幢恢锷保资俏鳎灼菸奕烁姨嫠帐詈笫且桓鼋型醴揭淼挠讶嗣白疟恢炅奈Ｏ战涫赵帷＃ㄕ飧鐾醴揭砗罄醋匪媾嵝屑蟪鄢椅饔颍⒆钪掌蕉宋魍回剩晌淮＃�
七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今广东高州市东北）、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把已经被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族弟）、柳姡А⒑ㄖ匦麓叮洗魉夯爻ぐ玻泵髦菹爻凰窃诘钡氐募也�
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
许敬宗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资治通鉴》卷二百）。
袁公瑜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再鞫”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所以一到黔州，袁公瑜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事到如今，您老也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了！
当鬓发散乱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在六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
盖棺论定之际，史书对长孙无忌的终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解决了长孙无忌后，高宗再也无所顾忌，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前去处死柳姡Ш秃ā＃ㄊ涨袄钪胃崭障纶髀酚方⒑热搜夯鼐┦Α＃┦钩妓婧蟊愀细跋笾葜锷绷肆鴬＇；另一路使臣赶至振州时，韩瑷已死于贬所，使臣当即掘墓开棺，验明正身后才回京复命。
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姡А⒑ㄈ业乃胁撇堑慕兹苛鞣帕肽希凶游游尽Ｊ蘸螅缦仍诠げ可惺槿紊媳槐嶂脸Ｖ莸某に锵椋ǔに镂藜勺逯叮忠蛟诖似诩溆氤に镂藜赏ㄐ牛慌写市獭�
八月，又有十三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姡У闹炅槐峁伲淮送猓橹荻级礁呗男性俦嵛乐荩ń窈嫌乐菔校┐淌罚谥灸槐嵛僦荩ń袼拇ㄈ傧兀┐淌罚凰婧螅诔腥沃暗挠谛涨灼萦钟芯鸥鲈獾奖嶷亍�
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一党的垮台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夫妻兼政治拍档，终于彻底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这一刻，李治和武媚连续几年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决定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游玩散心，然后再回一趟皇后的老家——并（bīng）州（今山西太原）。
这一年冬天，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八岁的太子李弘监国，然后携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了上来，告诉他们年幼的太子因思念双亲，终日抑郁寡欢、哭泣不止，让朝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高宗和武后一听，顿时大为不忍，马上命太子前来会合，干脆不监国了，一家人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在李弘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显庆四年冬天的这趟旅行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他坐在宽敞舒适的车辇内，看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看着道路两侧的松柏上结满的奇形怪状的冰凌，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而一路上始终面带笑容的父皇和母后又一左一右紧拥着他，更是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温暖。
李弘多么希望这驾马车能够永远这么走下去啊。
直到十七年后那个杀机四伏的夜晚，当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的夜宴上颓然仆倒，当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李弘仿佛仍然可以看见，显庆四年那驾满载着快乐和幸福的马车，还在一片晶莹无瑕的世界中缓缓地走着，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
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替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武后于并州州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戚、故旧、邻里参加；宴会结束后，武后又让所有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一道诏书，向并州境内所有八十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爵位。
这一天，皇后武媚用行动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显庆五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不由分说地降临他的身上。
他病了。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所谓风疾，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一样，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李唐皇帝的身上。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而且病人不能过度劳累，必须长年静心调养。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他一发病，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并且由于脑部的气血淤塞压迫到了视觉神经，因而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武后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媚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后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夫皇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一年，武后三十七岁。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媚这种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她似乎与生俱来就怀有一种极度的权力饥渴。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快意稍稍掠过她的心头，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渴望就会瞬间布满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春天，李唐朝廷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颇感意外的事情。
这就是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名号。
高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只是职能如故。
随着皇后武媚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他发现——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了！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悦，也让他与武后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李义府。
众所周知，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可这几年来，李治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还不如说这家伙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
这家伙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也在皇后的手心里攥着。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终于决定拿李义府开刀。他要让这小子尝一尝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也用这种敲山震虎的方式警告皇后——天子权威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肯定也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
好在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因为李义府自从当上宰相以来，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叫劣迹斑斑。
一个叫天怒人怨。
永徽六年末，李义府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地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终于可以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了。也许是压抑多年的欲望亟须宣泄，所以李义府一朝得势，便开始“恃宠用事”、恣意妄为。
显庆元年秋天，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个妇人颇有姿色，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当即决定把她搞到手。
为了得到淳于氏，李义府就向主管此案的大理丞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准备等淳于氏出狱后纳她为妾。不料大理卿段宝玄在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立刻将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上奏天子。高宗李治随即命给事中刘仁轨提审毕正义，李义府唯恐毕正义把他抖出去，便逼迫他在狱中自杀。
毕正义被逼自杀后，高宗命人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操纵者就是李义府。可由于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这个李义府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高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命大理寺草草结案了。
不久，御史王义方又对李义府发起弹劾，高宗却公然袒护，不但不追究李义府的罪状，反而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春，李义府又被擢升为中书令，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李义府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于是越发有恃无恐，不但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一时间“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自认为资格比李义府老，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而李义府依恃帝后宠信，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双方由此结怨，此后无论大事小事多有抵牾。到了显庆三年十月，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府，暗中搜罗他的罪证；而李义府索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他。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公开对质，拼命揭对方疮疤。高宗听来听去，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由，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贬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但是有心人不难发现，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下面这两条：
一，他得宠用事之后玩得太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如何贪赃枉法，就说他家人干过的那些事，随便抓一件就足以把他贬谪流放了。
二，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而时至显庆三年末，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败坏朝纲的李义府。至于说那个杜正伦，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高宗正想拿李义府开刀，他恰好自个儿撞了上去，高宗也就顺手拿他当“刀”使了。
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真实动机，李义府当然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此对高宗恨之入骨。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皇后武媚并没有抛弃他。
李义府被贬普州后，皇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资治通鉴》卷二百：“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
显庆四年八月，也就是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义府果然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朝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义府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零，从此愈发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
当然，他只为皇后一个人效死。
因为高宗李治已经不在他的效忠之列了。
在他看来，从今往后只要死命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权力永固、富贵长保。而此番回朝，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人事大权。
对于一向以卖官鬻爵为敛财之道的李义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所以，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李氏专卖店”就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时间，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趋附，李义府的生意顿时比以前更为红火。朝野的正直之士纷纷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可他却毫无愧色、我行我素。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里。
本来，李义府在皇后的庇佑之下大摇大摆地回朝复相，就已经让天子李治老大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又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在那里公然兜售官印乌纱，怎能不让李治义愤填膺？
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他，只是希望他能收敛一点。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府找来谈话，和颜悦色地说：“你儿子、女婿行为都很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你最好是警告一下他们，别再这么干了。”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给李义府留足面子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府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
李义府当场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
高宗一听，立刻也火了：“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李义府一脸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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