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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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瑜回答：“孔子作《春秋》，义存褒贬，故善恶必书，如此方能惩恶扬善、教化世人。”

可李弘还是无法接受。他态度坚决地说：“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仅不能说，而且连听都不忍听，还是换其他书来读吧。”

老师郭瑜被太子的仁孝深深感动，于是就把教材换成了专门讲解正面道德规范的《礼记》。

李弘的仁孝显然是得自高宗的遗传。除了这一点外，他还从高宗和武后那里继承了异常早慧的文学才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年仅十岁的李弘就有了编纂书籍的想法。他召集了当时的东宫属官许敬宗、上官仪、杨思俭等人，一起博采古今文集，摘录其中的嘉言丽句，予以分门别类，最后由李弘本人综览审订，编成了一部五百卷的大型文集，起名为《瑶山玉彩》，献给了高宗。看到太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和领导能力，高宗大感欣慰，马上赐给太子绸缎三万匹，以示赞赏和鼓励。

由于李弘的仁孝和早慧，高宗一直对他钟爱有加，并且寄予厚望，因而早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就曾让年仅八岁的李弘监国。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患上风疾之后，高宗更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切想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于是便在后来的日子里频频命太子监国。

因为高宗在位的三分之一时间都不在长安，而是在东都洛阳，所以在李弘短暂的一生中，就有多达七次的监国纪录——分别是八岁、十一岁、十二岁、十六岁、二十岁、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其中除了八岁那次因年纪太小、力不胜任而被高宗和武后接到东都之外，其余六次显然都是胜任愉快的。按《资治通鉴》记载，朝野上下对李弘监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太子弘仁孝谦谨……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

随着李弘监国次数的增多和政治经验的日益丰富，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不断发出与他母亲武后截然不同的声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黔州，死后暴尸荒野，无人收葬。李弘得知后，深感哀怜，立刻上表请求高宗收葬这个异母兄长。此事令武后非常不快，尽管她表面上也不得不跟着高宗和其他人一起称赞太子仁厚，可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她对这个越来越有主见的儿子就开始生出不满和警惕了。

此后的几年间，太子李弘与武后的母子关系日渐紧张。到了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一个敏感事件的发生，导致李弘与武后的矛盾冲突迅速趋于尖锐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这个事件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引发的。

那一年，由于关中饥荒，高宗和武后率文武百官前往东都就食，让李弘留在京师监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弘忽然发现义阳、宣城二公主自从她们母亲死后一直被幽禁在掖庭冷宫。这个意外发现让李弘大为惊讶，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情。当时，义阳公主二十七八岁，宣城公主也已二十四岁，由于唐朝女子出嫁的高峰年龄段都在十五岁左右，所以二公主显然已属大龄女了。（关于二公主的年龄，《资治通鉴》称“年逾三十不嫁”，《新唐书》更夸张，说是“四十不嫁”。其实两书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时高宗本人的年龄也不过四十四岁，怎么可能有两个三十多甚至四十岁的女儿呢？事实上，高宗十六岁当上太子不久便娶了萧淑妃，就算当年生子，长女义阳公主的年龄也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而次女宣城公主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年，享年六十六岁，所以倒推回来，咸亨二年应该是二十四岁。）

有鉴于二公主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而且早已过了适婚年龄，所以李弘立刻上奏，请求高宗和武后为她们选择夫婿，让她们出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看见太子的奏疏后，高宗当即应允，可武后却勃然大怒。

你小子什么意思，这不是故意让老娘难堪吗？

众所周知，萧淑妃是武后当年的死敌，她和王皇后的结局之悲惨，朝野上下的人们都有目共睹，并且记忆犹新。所以这么多年来，尽管大家明知道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始终没有人敢替她们说话。

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除了在寂寞深宫中自生自灭之外，她们还能怎么办？要想让谁来帮助她们脱离苦海，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在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居然会有人站出来帮两个落难公主求情。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武后的亲生儿子李弘。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李弘的奏疏一上，朝野顿时哗然。

往小了说，这只不过是李弘在向两个处境凄凉的异母姐姐伸出援手；可往大了说，李弘此举不啻于在替武后的政敌萧淑妃伸冤平反！

因为李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王子，而是堂堂的帝国储君，所以，他的一举一动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情感和好恶，还必然会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李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不管他的个人动机是否与政治有关，朝野上下的人们都会对他的行为作出各种富有政治意涵的解读。职是之故，太子此举就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母亲武后，也无异于狠狠扇了武后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武后看来，太子这么做，摆明了是在以他的慈悲仁义衬托她的冷酷无情，更摆明了是在挑战她这个母亲的权威！

武后感到了无比愤怒和伤心……

然而，武后毕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人，不管她心里如何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面对太子的上疏，武后拿出了一副宽宏大度的姿态，当即把义阳、宣城二公主许配给了高宗的两个近身侍卫：权毅和王勖。

这两个侍卫虽然本人官职不高，但是家世出身都还不错（权毅的祖父是秦王府嫡系，封卢国公，父亲也官至桂州都督；王勖的祖父官至监门将军，封平舒公，父亲是歙州司马），论其门第，也还算配得上这两位落难的公主。

至此，这令人尴尬的一幕总算是翻过去了。

整个事件以武后再一次妥协退让、李弘又一次如愿以偿而告终。

表面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事实上，经过这个“请嫁二公主”事件之后，武后与李弘的母子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史称，太子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资治通鉴》卷二○二）。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子李弘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悄然跃入了武后的脑海。

就像多年以前，当武后凝视着襁褓中的安定公主，也曾有一个黑色的念头蓦然跃入她的脑海一样。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二月，太子李弘一度被耽误的婚事终于要举行了。

由于此前的那个准太子妃杨氏被贺兰敏之辣手摧花，玷污了名节，所以婚事告吹。这一次，高宗和武后又替太子挑选了左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据说这个女子温柔娴淑，“甚有妇礼”，而裴氏本身又是河东大姓，所以高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曾对侍臣说：“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其欢喜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高宗这句话，在一般人听来，很可能只是对儿媳的嘉许和赞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在武后听来，这句话却充满了让她紧张的弦外之音。

因为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东宫内政”就是未来的“宫廷内政”，天子在公开场合如此强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高宗已经有了传位于太子之意，才会如此在乎裴氏有没有母仪天下的妇德？

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武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就在太子大婚的两年后，亦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高宗忽然对太子李弘表示，准备将皇位内禅于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武后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

她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

天子无戏言。高宗的禅位之意既已出口，那就不可能收回成命。既然如此，那武后该怎么办？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个一向忤逆她的儿子登上皇位，然后名正言顺地拿走她奋斗了大半生才获得的这一切吗？

不。武后绝不会就此承认失败，更不可能败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她知道，要阻止李弘登基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此时此刻，武后已经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决意要问鼎天下的女人。

此时此刻，李弘也不再是一个儿子，而是武后在这个世界上的头号政敌！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大唐帝国的皇太子李弘，于上元二年四月随高宗和武后从幸东都，忽然暴亡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

太子之死让高宗李治悲痛欲绝。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宣布要禅位，年纪轻轻的太子就遽然离世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无疑是世间至深至痛的悲剧之一。

高宗李治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在制书中履行了对太子李弘的承诺，破例追赠他为孝敬皇帝：

〖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第一，对太子进行追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么，李弘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还是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是因罹患疾病而不治身亡？

要弄清李弘之死的真相，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弘的病史。

作为高宗的嫡长子，李弘不仅遗传了李治仁厚的性格，而且遗传了李治羸弱的体质。李弘从童年时代起就体弱多病，上面这道制书中所说的“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就是说他打小就重病缠身了。“琰圭”是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通常在举行某种大典时使用。李弘执圭的年龄难以具体确定，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他四岁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二是八岁加元服并奉旨监国的时候。而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说明李弘得病时的年龄还很小。而“沉瘵”的“瘵”（zhài）指的是肺结核。在古代，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依靠长期的药物调理来控制病情。

到李弘长大成人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日渐加重的倾向。咸亨元年，也就是李弘十九岁时，负责太子膳食的典膳丞邢文伟，就曾因为太子长久居于内殿、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李弘连忙回信解释，说：“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说他近来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许过度劳累。

到了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至东都就食，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还是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实际上“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唐会要·储君》）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

时至上元二年，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这句话意思同前面一样，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指病情改善），就正式传位给他。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振作一点，借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不感到快乐，反而“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俄迁上宾之驾”，突然就去世了。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做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而《旧唐书》中的李弘本传，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

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此外，如《旧唐书》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唐会要》《唐历》《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

其中，《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唐历》也称：“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所谓“不以寿终”，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

《新唐书》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后）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

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由于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涂了？刚刚在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自己又把它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他到底什么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议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反对。

中书令郝处俊忧心忡忡地说：“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于后，犹日之于月，阳之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成祸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同时，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说：“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唐会要·识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见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的立场却不难推知。比如刘仁轨，曾是李义府的头号政敌，而且历来反对武后临朝，他当然不会支持天后摄政；再如戴至德和张文瓘，长期兼任东宫僚属，在李弘最后一次监国期间又曾实际主持政务，和武后之间无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紧张关系。因此，高宗的动议必然会遭到宰相们的否决。

虽然这个逊位动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此举却让宰相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给后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都知道，早在李弘临死之前，高宗就已经宣布要禅位给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后，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贤立为太子，并且强烈表现出要让他尽快接班的样子，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宗又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逊位给武后呢？如果说是由于不堪忍受长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脱卸治理天下的重担，那他为什么不干脆传位给李贤呢？

对此，诸多史书都语焉不详，一概没有对高宗的动机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对于高宗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我们又该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外来压力。

准确地说，是受到了来自武后的压力。

从政治角度来看，武后无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她借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积聚政治实力，为夺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李贤继位东宫之后，武后明显察觉高宗在用速成的办法培养李贤，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会把皇位传给李贤。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武后的危机感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