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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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一样，都不是无偿的，而且出场费不低。

这一次《新月》杂志发行泰戈尔专刊，和《小说月报》相呼应，也算是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次合作。

所以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看有没有利益。

但这种做法遭到了以陈独绣为首的学者反对。

陈独绣发文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戈尔了！”

他忘记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上正是他最早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

胡拾对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对于泰戈尔批判西方思想，认为西方文明濒临破产的观点不能认同。

这其实是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

起源于从1923年2月份发起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那场大论战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谁才能救中国？

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绣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泰戈尔推崇的东方哲学尤为不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了，而是牵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少得了郭沫偌。

郭沫偌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读到泰戈尔诗作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态度。

郭沫偌读了《吉檀迦利》等诗歌，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

这些人由粉转黑。都和文学无关，而是和他们个人的主张有关。

泰戈尔还没有来。中国的文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

当然，中国的文化界就没有安静的时候。总是在论战之中，林子轩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的论战分为保泰派，批泰派和中立派。

梁启朝和徐至摩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一批人是坚定的保泰派，陈独绣、瞿秋百和郭沫偌则是批泰派，胡拾和鲁讯暂时是中立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代表着各自的阶级。

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泰戈尔是无辜的，还有林子轩，他其实没什么倾向。

然而，不少人都把林子轩当成支持泰戈尔的一派，在文章中不免攻击林子轩。

林子轩写了篇文章《让文学归于文学，让主义归于主义》，呼吁他们冷静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泰戈尔，不要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抨击。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没有纯粹的文学，文学都是为了背后的阶级服务的，那些人不谈文学，只谈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林子轩感觉和后世网络上的骂战一样，不讲道理，只看立场。

如果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一样，他们绝对会对其顶礼膜拜，现在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不一样，就完全否定泰戈尔的一切。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

想明白之后，林子轩释然了。

他不再理会这场论战，就像后世在网络上你永远说服不了一个立场坚定的人，他会一遍遍的宣传自己的立场，除了口水战，没什么意义。

他把精力转向了电影市场，明星电影公司准备了多部影片，既有有声电影，也有默片。

林子轩提出了贺岁片的概念，这一次，他推出了一部赌片。

在后世香港的电视剧中，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赌片，比如《千王群英会》和《千王之王》。

上海滩，十里洋场，赌风盛行，赌片中高超的赌技一定能吸引观众。

这又将是一部卖座的电影，而且可以作为系列一直拍摄下去。

第二百零四章电影的产业链

在林子轩旗下的产业中，出版社和唱片公司还不能盈利，想要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只能从银行和电影公司挪用了。

所以，电影公司是他资金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拍摄出卖座的电影只是电影产业的一部分，重点在于影院的经营上，而影院想要赚钱就需要大量的片源，光靠国产片远远不够。

现在，上海这几家电影公司每年拍摄的国产电影不到二十部，根本满足不了影院的放映。

那些外商开设的戏院可以直接从国外拿到电影拷贝，获得首轮放映权，不仅观众多，而且票价高，盈利丰厚。

等到他们放映结束，一周到两周之后，才会把电影的放映权卖给其他影戏院。

到那时候，观众早就没有了新鲜感，票价也提不上去，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在上海，外商的戏院对于西方电影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想要打破这种垄断，除了拍摄出质量更好的国产片，还要能够直接和外国的电影公司联系，拿到国外最新的电影拷贝。

但中国的电影公司很难和西方的电影巨头们拉上关系，一般都是通过洋行这类中间人。

比如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就负责法国电影的引进。

不过这些中间人都不怎么靠谱，有时候花了大价钱拿到的可能只是一堆烂片。

没有自己熟悉的人在中间协调，只能是被国外电影公司坑的命运。

林子轩下一步准备在美国和法国开设明星电影公司的办事处，不仅要把欧美电影传入中国，还要把中国电影介绍到欧美等国。

至于院线的经营，他和西班牙人雷玛斯达成了协议，实行片源共享的策略。

明星电影公司的电影都会在雷玛斯的戏院放映，而雷玛斯手里的欧洲电影也会第一时间在林子轩的院线排片。

雷玛斯在上海经营戏院十几年，从一名流浪汉到如今腰缠万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对于外国的商人来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群家伙在自己的国家混不下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创始人依靠在上海街头用留声机播放外国人的笑声。从而赚取了创业资金，而穷困潦倒的雷玛斯从同乡手里接过一台电影放映机，如今成为了戏院大王。

这就是上海，一座充满着各种机遇的大都市。

随着中国时局的恶化，北伐战争即将打响。现在的雷玛斯早已没有了当初打拼的豪情，也不愿意留在中国冒险。

他有了衣锦还乡的打算，可商人逐利，他又放不下影戏院的高额利润，一直犹豫不决。

更何况，他在上海拥有多家影戏院，不是想出手就能出手的，需要一个过程。

雷玛斯很佩服林子轩的眼光，有声电影的确很受欢迎。

目前，上海只有明星电影公司拍摄有声电影。所以和林子轩合作是双赢的局面。

而且，林子轩能够把握住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人喜欢看什么片子。

比如现在正在放映的这一部叫做《千王争霸战》的电影，就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电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民国初年，北方千王带着徒弟来到上海闯荡，和南方千王交手，北方千王的徒弟和南方千王的女儿一见钟情。

然而，赌桌上无父子，双方不仅在赌桌上较量。还有场外的争锋。

最终，北方千王和徒弟被杀，南方千王的女儿怀着孩子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这是为下一部续集做的铺垫。

就连雷玛斯这种不怎么喜欢看中国电影的人也看的津津有味。因为电影中展现了诸多高超的赌技，什么听骰术，算牌、藏牌和换牌，还能通过各种手段偷看对方的牌。

更别说让人眼花缭乱的洗牌技术，以及主演们精湛的心理战术。

这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赌术课程，让人对电影中的情节信以为真。

不少观众就是想要学到电影中的赌技才反复的进戏院观看这部电影。然后回去拿纸牌进行练习，目的是练成神技，发家致富。

正因为如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这部电影有鼓吹赌术的嫌疑，会让更多的赌徒家破人亡。

但林子轩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在电影中设计了不少劝人戒赌的台词，让这部电影有了不少正能量，而且作为电影的主角都没有好下场，全都死于非命。

这也说明了电影的主旨，那就是劝人戒赌。

然而，在上海滩，观众看到的不是电影中千王的下场，而是其中高深莫测的赌技。

他们看到了一夜暴富，没有看到会死于非命，这就是赌徒的心理。

林子轩是开电影公司的，不可能放着这么赚钱的题材不拍，至于那些赌徒，他们既然去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赢了是他们的运气，输了只能怪他们学艺不精。

其他电影公司不由得摇头叹息。

看来这一次他们又要跟风拍摄赌片了，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上一次，他们跟风拍摄神话剧，除了张时川的《纣王和苏妲己》赚钱外，其他电影公司以赔钱居多。

和明星电影公司相比，那些电影公司拍摄的是默片，而且粗制滥造，毫无优势可言。

他们糊弄观众，观众自然不会买账。

正如明星电影公司的《三打白骨精》，就算在神话剧泛滥的时候照样以质量取胜，好的特效加上好的演员，才是一部好电影。

1924年1月21日，在苏联，列宁去世，苏联从此进入了斯大林时代。

在这个时候，德国的希特勒因为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政变失败从而被关进了监狱。

在美国，罗斯福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症，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打击到他，在康复的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的名人传记和历史著作。

在英国，丘吉尔从军队转投政界，参加选举，但遭到了失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从此疏远了自由党，投靠了保守党。

这些在未来能够主导世界命运的人正行走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

第二百零五章另一个世界的文学

列宁的去世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此时孙仲山和苏联的关系不错，双方是合作关系，他还派了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

苏联则给孙仲山提供资金和武器上的支持，赞助了200万卢布支持孙仲山的北伐战争。

即将在广州成立的黄埔军校也有苏联的参与，苏联的军事顾问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解决了黄埔军校创建初期的各种困难。

对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列宁更是他们的榜样。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正是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进行了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就认为这是中国除了学习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方向，而且有了成功的先例。

于是，在列宁的死讯传入中国后，不少报纸都出现了怀念和介绍列宁的文章，上海的多家进步团体发起了悼念活动。

他们还准备举行悼念大会。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在租界内的影响并不大，西方社会对苏联抱着警惕的态度，北洋政府的外交权一直受到西方各国的挟制。

直到1924年5月份，北洋政府才和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上海大学同样发起了悼念活动，为此丁灵和她的同学们都参加了对列宁的悼念，还在大街上发传单，进行宣传。

她邀请林子轩参加，林子轩想了想，没有去。

其实，在这个时代，参加悼念列宁的活动没什么，只是他觉得自己和列宁不怎么熟悉，没必要凑那个热闹。

他倒是想起了在后世流行了一阵的苏联文学。

林子轩曾经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女主角冬妮娅印象深刻。

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大多以描写十月革命为主。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展现了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小说。

但也有一些不关心政治的文学团体，它们宣扬非政治倾向的美学观。歌颂本民族过去时代的“伟大”，推崇古代语言和诗的形式的“纯美”。

当然，这些人有点不合时宜。

从后世的角度看，只有真正反应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那些歌功颂德的小说迟早会被人遗忘。

林子轩印象深刻的有一篇叫做《日瓦戈医生》的小说。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1956年创作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了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

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

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小说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

因此，这本小说在苏联被禁了。

1957年被意大利出版商偷运出境，并在米兰以俄文发行。

隔年又发行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的版本，并在西方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为作者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另外还有一本《静静的顿河》。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肖洛霍夫展示了1912到1922年间，俄国社会的独特群体——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

但作者被不少苏联文艺评论家批判为“异见分子”、“布尔乔亚的同路人”，说他是在宣扬“富农思想”。

肖洛霍夫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共同认可。

他也是惟一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这可能和他在每一个重要时期都站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有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都有过交锋。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对此反应强烈，苏联作家协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只是在他作了检讨并拒往领奖之后才恢复其会籍。

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在1967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不同倾向的作家展开争论。

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给大会的一封信中提到出版自由的问题。

肖洛霍夫对一些青年作家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出版自由”之类的呼声感到恼火。认为这些作家是“持不同政见”的异己分子。

他宣称：索尔仁尼琴蹲过监狱，没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发疯了，不能让这样的人写作。

索尔仁尼琴便反击说：《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剽窃他人作品而来。

索尔仁尼琴在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

1976年。他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回国，而《古拉格群岛》也被列入俄罗斯的中学教科书。

对于林子轩来说，苏联的文学既让他熟悉又感觉陌生。

在后世，他上学的时候就学过高尔基的作品，那首散文诗《海燕》可是如雷贯耳。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句话在后世很少有人不知道，苏联的小说也能读到，但总觉得有点隔膜。

或许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苏联已经解体了，成为了过去式，对于过去，人们大多只会怀念，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忘记。

那段属于苏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在1924年，苏联的辉煌才刚刚开始，苏联文学也刚刚起步，高尔基完成了他的自传体三部曲，苏联文学在革命的浪潮下绽放出全新的生命。

然而，林子轩却感觉那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文学。

第二百零六章过年

或许是因为冯程程怀孕的原因，今年过年家里格外的热闹，来往的亲戚多了不少。

即将为人父的林子轩也成熟起来，不再像往年一样找借口躲避。

他终于坦然的接受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身份，作为林家的长房长孙，担负起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而不是像局外人一样的冷眼旁观。

这就是他穿越三年来的心路历程。

从最初的茫然到如今的坦然，林子轩改变了很多，他和这个时代正逐渐的融合。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更加的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为自己的冒失给家族带来灾难。

他和冯程程陪着亲戚说话，彼此问候，拉近关系，就像是一个真正的民国人一样。

如果说前两年的林子轩给亲戚的感觉是冷淡和疏离，像是一个闹别扭的孩子，现在的林子轩则亲切而温和，同时带着一丝威严。

这是成熟和稳重的表现。

或许到了现在，他才真正的成为林家的人。

这种改变让林伯清很欣慰，他觉得正是因为有了孩子，才让林子轩变成了成年人，懂得了自己的责任。

今年没有回老家，就在上海租界内过这个春节。

说起来，自从民国成立后，为了推广公历，和西方社会接轨，政府把元旦定为新年，而取消了农历新年。

政府部门和学校在元旦放假三天，而春节则不放假，正常上班。

作家老社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1918年在北平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的事情。

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定，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

老社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

这不仅是对公务员的规定，对民间也是如此。如果发现有人违背，会被当成反动派。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百姓会私下里互相拜年，也会祭祖。只是不怎么公开而已，而且北洋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管这些事情。

到了1920年之后，政府对民间过春节的事情基本上不再干涉。

在上海租界内，更为自由，西方人虽然不过春节。可也不会禁止中国人过春节，西方人也要照顾中国的传统。

林子轩带着林晓玲和阮玲钰一起放鞭炮，冯程程在远处看着。

在这个时候，周围不时响起鞭炮声，很有过年的氛围，上了年纪的人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聊天，年轻人则会四处走动，彼此交流。

放完鞭炮，林子轩回到冯程程身边，牵着手。陪她一起看着远处的热闹。

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大年初一才是拜年的高峰期，这个时代没有短信可以群发，林子轩就用电话给那些关系较远的人电话拜年，而关系亲密的人则要上门拜年。

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冯敬尧了。

来到冯家，冯敬尧很高兴，虽然每周都能见面，但过年毕竟不同。

何况女儿怀了身孕，让他心里有了寄托，他正在把势力向着公共租界发展，只是进行的并不很顺利。双方都有死伤，接下来就会谈判。

当然，这些事情冯敬尧没必要说出来。

他吃饭的时候随口提醒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最近没事不要到公共租界去，那里比较混乱。

他同时还派了保镖暗中保护。

在冯家吃完晚饭。林子轩和冯程程便返回家中。

在他去别人家拜年的时候，也要接受别人的拜年，平禁亚等一批员工自然要来给林子轩拜年，这是作为下属的自觉。

领导不会记得谁来拜年，可却会记得谁没来拜年，这是职场的常识。

林子轩给旗下的员工放了三天假期。这已经很大方了，那些外国的洋行根本就不放假，而工厂的工人只有一天假期，有些工厂甚至没有假期。

真的有事可以请假，但没有薪水。

他要趁着新年发行一期新年特刊，特刊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除了回顾外，还有评论，以及对新的一年的展望。

其实可以叫做年鉴，因为是万象书局发行，所以叫做《万象年鉴》。

在林子轩的设想中，要把这份年鉴一直做下去，作为对历史的记录，要做到不偏不倚的态度，忠实于历史，不受任何势力的影响。

往小的方面说，这是对过去的回顾，往大的方面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史记”。

如果这份年鉴做的好，万象书局将在中国出版界树立起自己的品牌。

由于林子轩的重视，平禁亚等人不敢怠慢，为此忙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虽然因为信息不畅的原因，没办法对所有的事件一一核实，但也做到了尽可能的全面和详细，还有各方观点的评论。

于是，在新年刚过的时候，《万象年鉴1923》出版发行。

年鉴内容详实，还有插图，价格也不便宜，要五块银元一本，一般人可买不起。

为此，林子轩给各大图书馆和大学免费邮寄了一本，这是为了打响知名度，而且，这种年鉴具有收藏价值。

丁灵也来给林子轩拜年，只是她还带了一个女人过来，这个女人叫做向警宇。

林子轩这才知道向警宇和丁灵的母亲在湖南常德师范学校是同学，还是结拜姐妹，丁灵叫向警宇九姨，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向警宇曾经在法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