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万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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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事：炀帝成为突厥军的俘虏。当时世间到处兵慌马乱，而炀帝不闻不问，只顾巡游天下，或许是天生喜欢游山玩水，或许是有意展示自己对天下动乱不介意，他携皇族、宫女、文武百官及兵队五万人前往雁门。雁门一带是后来的山西省最北部。自古以来是北方防卫要地，这里武将辈出，魏朝的张辽等有名的武将也是在这里成名的。

　　突厥军会突然袭击这里，当然不是事出无固：

　　在中华帝国的大分裂时代，突厥势力急剧增强。到了隋代，其威势也未曾衰弱。原来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强盛是和中华帝国的衰弱成正比的，突厥也不例外。隋文帝也被迫不得不设法对付他们。文帝避免了和北方骑马民族发生愚笨的正面冲突方式，为了保卫得来不易的统一和安定，必须避免和突厥全面决战。尽管文帝有各种的缺点，但他明确地记得自己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历史上存在的价值，给天下带来和平与安定，将分裂和疲弱衰败推向过去。因此，文帝对突厥的态度不是发动武力，但也不是无条件地和睦政策。文帝用谋略外交代替武装冲突。

　　突厥也和中华帝国一样，围绕着权力和地位进行着严酷的斗争。可汗（王）的宝座只有一个，梦想登上这一宝座的不只一个人。当时的可汗叫都蓝，他企图越过万里长城入侵隋的领土。他勇猛但做事粗暴，在突厥内部树敌过多。都蓝的堂弟叫启民，因为他得人心，所以文帝想立他为可汗，经以多方援助，使其与都蓝争战。后来都蓝败北，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杀死。启民便这样成了突厥的统治者。

　　启民一向与隋朝友好相处，甚至连高丽派密使来访的时候也通报隋朝一声。但启民可汗于大业五年（公元六Ｏ九年）死去，形势就发生变化。启民的儿子始毕成为可汗。这个年轻的可汗对父亲的亲隋政策持批判态度。在始毕看来，亡父被中华文化的豪奢冲昏头了，而忘却了突厥民族的自尊。

　　“向隋朝皇帝之流的人物卑躬屈膝，得到了什么好处？除一些丝织品和茶叶外，只是被利用而已！我们是独立的民族，并不是隋的附属国。”

　　始毕正在这样思考时，弟弟叱吉来报告，说隋又企图分裂削弱突厥，派人来劝说叱吉，使其从兄长可汗那里独立出来。始毕听此言大怒，决定伺机教训教训汉人。于是就在炀帝访雁门时，突厥一举出兵袭击了他。

　　突厥军南下的这条路曾是始毕随父亲启民可汗，拜见炀帝入朝时走过的路。这条捷径恰是当时炀帝告诉他们的，本来突厥军对隋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他们能以最短的距离完成南下任务，还真要多谢炀帝。刚直的老臣高颎曾指出，让突厥的可汗到国内来等于是给侵掠者当向导，现在证明了故人的预言是正确的。

　　始毕可汗把嘴上叨的草使劲儿吐出去，在马上昂首挺胸，目光炯炯。

　　“我要让骄傲的隋帝跪拜在我的马蹄前，让他尝尝北狄的武力是什么滋昧！！”

　　他指挥的军队有十万，全部是骑兵。当时正值秋季八月“秋高马肥”的时节，正是牧草营养最丰富、马最膘肥体壮的时候。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一直把秋季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最容易来犯的季节，严加防备。炀帝明明知道“秋高马肥”这个谚语的可怕内涵，却放松了警戒。雁门关立刻被十万骑兵包围，城内的粮食只能维持二十天，士兵们拆毁民房，到处修筑防栏。几万支箭从城外飞向城内，死伤者不断。

　　箭“嗖”地一声飞落在炀帝座旁，与炀帝同行的九岁赵玉杨杲，惊恐地哭叫起来。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你们赶紧想办法解围！”地训斥群臣。群臣们认为炀帝置中原兵乱而不顾，携太子来北部边境地区巡幸的事实在不对，但都敢怒不敢言。心怀不满，又无计谋良策，只是郁闷地保持沉默。此时一个廷臣来到天子御前，此人叫萧瑀。

　　萧瑀是炀帝正妻萧皇后的弟弟。他是南朝梁帝国的皇族，当年是有可能成为天子的人物。现年四十二岁，任内史诗郎，是掌管朝廷机秘文件的要员，同时也有皇帝政务秘书的作用。他为人处事不像官僚，倒很像个学者。虔信佛教，带有超俗的气质。

　　“雁门城墙虽然坚固，但突厥方面若决心以牺牲三、四万人为代价强攻，终究难以防守，不如先以谈判拖延时间，抓紧与外部联系，请求援兵。”

　　与外部联系，谈何容易，城外十万突厥骑兵围得水泄不通，即使派遣使者也无法突围。萧瑀心生奇策。将救援有赏的诏书用油纸包好，再捆上木片，然后扔在流经雁门城内的汾水河上。

　　确实奇迹出现了。扔在河上的木片在下游被人拣起，皇帝处于危难之中这一消息传到了外界。

　　在汾水河畔骑马的少年想给马儿饮水，来到河边，他发现靠近河边的水面上漂着一个奇怪的物体，踩着没膝的水把它拣了起来。少年叫李世民，是唐国公李渊的次子。他阅读诏书，脸上英气焕发。

　　有关李世民的出生年月，史料记述不一。根据《资冶通鉴》记载，这年他十六岁。他再次跃马飞奔，向父亲告急。得知炀帝危机的李渊，内心是怎么想的无人知道，总之，他让李世民和左屯冲大将军云定兴合作去救出天子。

　　云定兴和李世民率军急赴雁门，但若和突厥大军发生正面激战必无胜算。云定兴正苦思作战方案时，十六岁的李世民给他献上一计。

　　“突厥军全部是骑兵，行动迅速，但不适合打持久战。我军人数虽少，但可搞得旗帜林立，战鼓雷鸣，并散布流言，佯装大军到来。我想这个办法大概可行。突厥军不喜欢大兵团打持久战，多半会因厌战而撤兵。”

　　云定兴一听，如大梦初醒，立刻采纳这一方案。尽管有其他各种因素，心急的始毕可汗不喜欢长期对阵，能使炀帝胆战心寒，他就相当满足了，见状果然宣布撤兵，北方游牧民族无论进攻还是撤退都像疾风一样迅速。

　　炀帝得救了。受救于人的炀帝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罢免这次事件的功臣内史侍郎萧瑀的官职，并将其赶出宫廷，驱逐到边境地区。

　　对这一蛮横无理的处罚，萧瑀并不愤怒。他本来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对世间的权力地位机之淡漠。他悄然离开宫廷，去边境赴任。后来，他效忠唐王朝，当了宰相，对唐的佛教政策有巨大的影响。《西游记》中也有他这号人物，在使太宗皇帝和玄奘法师见面的事情起了重要作用。对萧瑀为什么做出这般处分呢？“真搞不懂……”廷臣们私下议论着。总之一定是炀帝心中不快，因为突厥突然袭击，他黔驴技穷，无计无策。最大的责任他不愿自己担，就让萧瑀成了牺牲品。炀帝早已忘记援救有赏的许诺，结果没有一人得到他的恩赏。

　　但有人没忘记这件事，那就是唐国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极有英气和霸气，他没有原谅炀帝的健忘。并不是他个人想要报赏。作为万乘之君竟随意失约，知恩不报、有功不赏，成何体统？将来如何能要求臣民忠诚？李世民对炀帝的败政和暴政一直持批评态度。这次事件，使他对炀帝产生深刻的反抗心理。

　　“这种皇上不值得效忠！”

　　唐国公的次子这样念着：离开了雁门。

　　Ⅴ

　　到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事态更加急剧恶化。

　　二月的一个夜晚，两只不知名的大鸟飞到皇宫的大业股，落到帷幕上大声鸣叫，黎明之时又飞离。四月，和叛军几经苦战的将军潘长文和十万叛军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五月出现日食，在吴郡落下了大陨石。不祥事件接踵而至，炀帝仍醉心于豪游，奢侈无度，在景华宫大肆捕萤，而在于夜间，于宽阔的庭园内放飞这几十万只萤火虫，顿时呈现出青白色光云，充满神秘壮观的气氛，令官女们大为惊叹。炀帝满怀喜悦，亲自弹琴作诗。

　　“萤光普照岩谷。”

　　《隋书》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

　　有关巨大陨石掉落一事，后来史书上多次出现。大业十二年八月又一颗陨石落地，在此之前各地狂风暴雨大作。

　　“皇帝的无道触怒了上天。”

　　人们窃窃私语着，人们的愤怒传不到皇帝耳里，老天降点怪迹，等于是替人民出出气。本来天子并不昏庸，只要他知道反省，天下就能恢复太平，国家民众也能得救。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各种凶事怪事反而使炀帝更加不快，也许他在想“连流星也怪罪于我，岂有此理！”吧。他不愿回长安大兴城，一直住在洛阳。但不久之后好但又开始讨厌洛阳，想去江都。江都的风景、气候以及豪华壮丽的江都宫使他充满懂憬。夜里，他经常被恶梦魇住，叫喊着“有贼！”，跃身跳起。

　　炀帝一旦感到厌烦，就一刻也不能忍耐，经常作事半途而废。那怕是调动百万大军，耗费巨亿财力，倾注无数百姓的劳动，那怕是就此放弃一切，全部前功尽弃，他讨厌的东西就是讨厌，全无商量余地。在这种感情用事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讨论君主之责任的可能性。

　　“到江都行幸。”

　　这份诏书是该年的七月下的。虽说是行幸，但似乎不是只去一时，他似乎已经不想回长安和洛阳了。了解内情的群臣尽管愕然，并委托宫廷最大的重臣许国公宇文述劝说天子。这时，炀帝对留在洛阳的女官赠予如下诗句。

　　繁华江都一梦间

　　征辽之事亦偶然

　　意思是说征辽之役，亦即远征高丽之事，是慢发事件。仅第一次远征就调动将兵一百一十三万，战死三十余万，这种话似乎不是搞出这么大件事的人该讲的。或许这真是炀帝的本意，或许他是在承认征辽之役的失败。但是，如此至关重要的大事，造成众多士兵死亡，竟用“偶然”二字来了结，除炀帝本人之外，别人大概是不会接受的。

　　群臣寄望宇文述去劝皇帝。但他不想当第二个高颎，他担心会惹炀帝不愉快而受惩罚。由于炀帝治罪很残酷，一般人是不会像高颎那样做的，所以高颎的名字成为刚直公正的象征，死后仍受人尊敬。宇文述顺迎炀帝之意，后来反倒积极地劝深帝去江都。炀帝的皇太子早逝，所以由炀帝的孙子，十三岁的起王杨侗留守洛阳。

　　宇文述身为一家之长，也有难言的苦处。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宇文化及，次子叫宇文智及，三子叫宇文士及。三儿子是炀帝的驸马，是个平谈无奇的人。长子和次子不肖已极，长于贪欲重而头脑简单，外号叫“轻簿公子”；次子喜欢耍阴谋动武力，常和流氓交游，气得父亲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挨鞭子。由于他们无赖过度，触犯禁令，惹得炀帝发怒，被驱逐出宫廷，甚至有被处死刑的可能。身为父亲，无论儿子多么不肖，都不会坐视不管的，宇文述千方百计地请求天子也非得讨好炀帝不可。

　　炀帝强行去江都行幸，将国家政务推给年少的孙子，和萧皇后等数千美女、群臣、将兵前呼后拥，组成浩大的行幸队伍，准备从洛阳出发。

　　一个叫崔民象的官吏上书炀帝，劝阻炀帝赴江都巡游。据说大体内容是：天下动荡不安，群盗猖獗，为何置京师而不顾，非到江都行幸不可？这谏言又激怒了炀帝，他立刻下令抓崔民象斩首。在斩首之前特意用刀挖掉他的嘴，意思是，“少多嘴”。看罢这种血淋淋的残酷场面，廷臣和宫女中，有的人呕吐，有的人昏倒。

　　炀帝的行幸队伍，车马成行，在正要渡过汜水河时，一个叫王爱仁的官吏上书，劝炀帝回长安履行执政者的职责。炀帝当场将王爱仁杀死，无机于他冒生命危险的谏言。此后再也无人敢上书阻止炀帝巡游，豪华的行幸队伍继续前进。

　　炀帝的行幸队伍还过河南二十八郡时，木兰和贺廷玉骑马在附近的山冈上送行。

　　这时富丽堂皇的行幸队伍，在木兰眼中仿佛成了阴沉的送葬队伍。天子放弃京师，置万民和半壁江山而不顾，只贪自己快乐，享荣华富贵，住进离宫，这样的执政姿态，岂能保我山河？

　　“所谓革命，大概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吧……”

　　木兰这样想。木兰的父亲生于北国，经历过改朝换代。即当时的“周隋革命”。木兰生于“开皇之治”的太平盛世，原本感到革命之类的事永远不会发生。这种国泰民安之日传续约二十年，到了今日，大隋帝国现在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木兰虽然这样想，但她并非真心希望隋代灭亡，她认为还没到那种程度，不管怎样，一个国家那么短的时间内灭亡，总是个耻辱。

　　大业十二年，河南二十八郡的叛军势力凝聚力强大的一支，其它武装集团几乎都被河南讨捕军歼灭。领导这一强大势力的是一个叫翟让的人，因为他们以瓦岗地区为根据地，故叫瓦岗军。翟让宽容大度，集聚了许多士兵，其中不乏有识之士，盖世之才。这年秋天，有一个人前来拜访翟让，并成为客将。

　　来访者叫李密，字法主。逃亡三年，这时三十五岁。

　　“民心已背离隋朝，现在朝廷才是万民之大贼。”

　　翟让对李密的观点赞同地点点头。他虽然不是那么精明能干，但肯倾听他人的意见是他的长处。在此之前，李密无论怎样向贼军的首领们申明大义，他们对他都是冷眼相待，不多理睬：“一个四处流浪的逃亡者，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翟让很器重李富，认真听取他的谈话和提案。李密心想“就是这儿了。”他决定以这瓦岗军作为夺取天下的工具。他并不甘于当翟让的客将，企图找机会杀掉翟让，篡夺瓦岗军的领导权。大贵族出身的李密，比从下级官吏爬升的翟让更具有阴谋家的资质。

　　李密向翟让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方案、杀掉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

　　在李密看来，只有河南讨捕军和张须陀是使历史车轮倒转的最大逆势。隋王朝气数已尽，天下人心盼望新王朝诞生。衰落的王朝应该认知到自己的命运，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才对，可是他偏要挡住时势，替隋朝作垂死挣扎，造成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而且还以拯救贫困百姓为名，装扮成正义之军，简直令人可笑。所谓正义，就是隋朝灭亡，受命于天的新天子一扫旧弊，建立太平之世。李密心中的“正义”竟是惩治张须陀和河南讨捕军。

　　“必须消灭河南讨埔军。”

　　在李密的观念里，正义是要用来击杀邪恶的。他不器重张须陷等人的武勇，更不想化敌为友，最重要的是必须彻底消灭——为了“正义”。

　　当然他有他的打算：如果能够消灭威名震天下的张须陀和河南讨捕军，李来自然将成为反隋的各种势力中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能战胜张大使吗？”

　　翟让的提问是很自然的。他率领的瓦岗军曾与河南讨捕军交战过三十次，从未取胜过。但是，充满自负的李密肯定地回答：

　　“能胜。天下只有我能战胜张大使。作战计策我定，请徐、单二将军做实战指挥。”

　　徐将军真名叫徐世勋，字懋功。单将军真名叫单雄信，不知其字。两人都是年轻的猛将。在瓦岗军可谓最高的人材。李密心中暗暗计划要以这个阵容在河南二十八郡点燃烧遍天下的熊熊大火。

　　无法熄灭的燎原大火点起来了。

　　

　　OCR，司马浮云校对，整理转载（fuyun/）　
　


第七章　河南残梦
　
　　Ⅰ

　　隋朝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秋，花木兰二十二，这是她从军的第六年。阳历的九月，河南的山野已是一片深秋景色。树叶由绿变黄，开始飘落。无风之日，秋高气爽，碧空万里，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农家洋溢着秋收的喜悦，在庆丰收的欢乐声中也夹杂着几声鸡鸣狗叫。

　　在这样祥和喜庆的日子里发动战争，令兵士流血牺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进入这个月以来，荥阳郡已集结了十万贼军和四万官军。以及和官军人数几乎相等的民众逃人荥阳郡城避底：大规模的决战迫在眉捷，众人有目共睹。

　　四万名官军中，有一万是张须陀的河南讨捕军。他们当中，有的人要在决战前夕，寄送家书回故乡、花木兰和贺廷玉经常为他们代笔。

　　贺廷玉虽然是家中长子，但因母亲早逝，同胞兄弟也病故。父亲再婚，而又有了三个儿子。家中有牛、马、羊千头，还有广阔而肥沃的牧草地，即使贺廷玉不回去，家中也不会断了香火。已经长达六年不在家的长子，突然回故乡的话，反而会产生各种复杂的问题。贺廷玉已经放弃回故乡的念头，有机会也写了封家书捎去，告诉家中自己平安无事，并表示愿意把财产继承权全交给弟弟们。

　　木兰大概一年给家里寄一封信，而且并不多写。只写“平安”二字，就全部意在其中。听说有一个叫杜伏威的匪贼经常出没于家乡周围，与官军作战。杜伏威这个人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但他勇猛苛烈，对隋朝官吏和自己军中卑怯之人毫不客气，但他是个有志向的人，不进行无益的杀戮和掠夺。得知这一切的木兰不再给家中写信，因为她怕万一信件落人杜伏威军手中，木兰全家都得受连累，有被杀的可能。为了全家的安全，倒不如断绝联系。尽管如此，官军在各地屡遭失败，在官军中的人和家庭常常无法联系，更可说明此时世道混乱已极。

　　各地的官军得不到朝廷的援助和补给，每打一仗都被贼军击溃。为避免承担败北之罪，不愿遭受刑杀，不少人因此投靠贼军。这样一来，贼军的势力更加强大，官军日益衰弱。

　　河南二十八郡太守们为协助张须陀，筹集了粮食和三万名士兵。由荥阳郡的太守杨庆统率，与张须陀会合。河南讨捕军的总人数虽然因此大大增加，但实际上却不是件可喜可贺的事。这些新兵训练不够，经验不足，不能和身经百战的勇士们一起行动。只以精锐部队，闪电战术，以少胜多是张须陀的用兵之道。未经训练的新兵是原来部队的三倍，反而使军队的强度和速度都受到拖累。

　　木兰和贺廷玉也都心事重重。他们尊敬的老上司薛世雄被迫败死沙场，其原因就是新兵陷于恐慌，导致军队内部混乱无序造成的。一旦数万新兵惊慌失措，连薛世雄那样久经沙场、老谋深算的名将都无回天之术。张须陀征求二位意见时，他们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张须陀点头赞同，但似乎难以下明确的结论。

　　“我想作战只能靠你们二位，请杨太守的军队守阵，这样或许能够顺利吧……”

　　张须陀也有他的烦恼：他不好意思对杨庆这位第一次来助拳的太守以“免了”这一句话拒绝，几经苦难拼搏至今的张须防，如今也不得不考虑人际关系。而且，如果三万名新兵经过训练和实战，成长为精锐部队，建立各郡太守合作支援的新体制，则可确保河南二十八郡的安定。以此为核心，或许能够恢复天下一百九十郡的安宁太平。总之，应该保护这刚刚培育出的幼苗。

　　“这想法或许太天真，不过期待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这件事目前只好拜托你们了。当然，能不战是最好。”

　　“能不战是最好……”

　　虽然张须陀没有刻意强调，但此话出自于他这位当年隋朝唯一的常胜将军之口，听起来特别语重心长。张须陀似乎并不喜欢将战争无限期的延续下去。他希望仁政治国，百姓安居乐业。他并不想当什么隋朝的最高勇将，只希望自己还是个循吏。

　　在敌方与张须陀为敌的主要人物是李密，他认为这次战争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制定作战计划，配备兵力，并将徐世勋和单雄信叫到本部进行周密的布署。

　　“张须陀有勇无谋，打败他不费吹灰之力。”

　　李富这样断言。他无视张须陀历来的用兵之妙术。这个世上没有比他更富有智谋的人物，所以他这么说并不算过度自傲。

　　“所以，我希望单、徐二位将军千万不要贪图小功。不必夺取所有敌兵的头，而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张须陀。”

　　单雄信的年龄不详，大概三十岁左右。在隋未唐初的乱世时期，他是“矛术天下第一”的勇士，后来他成为王世充的部下。王世充与唐李世民争天下时，单雄信站在骑兵的前列，率先冲人唐军，击溃云集而来的敌兵，李世民险些丧生于他的矛尖，这时站在单雄信面前保护李世民的是已经成为唐将的徐世勋。单雄信虽是充满锐气的斗将，但他有过于自负的缺点，作为大军的指挥官恐怕不如徐世勋。在后世的史书中，有关徐世勋的记载都是以“李勋”这个名字出现的。这年，即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他二十三岁。后来，他效忠唐朝，以常胜之将驰名天下。高宗皇帝治理天下的期间，他指挥远征军，消灭了高丽。当时他年轻有为，精明干练。五十多年以后，到他七十五岁时，仍头脑清晰，精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