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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号出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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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岛感到非常苦恼。尽管如此，解放委员会还是同意了军事委员茅野的建议，决定暂且争取编制五个师。
解放委员会还决定以在第一机械化步兵师经过训练的官兵为主体，重新组成四个师。至于海军力量，解放委员会起初就放弃了要拥有现代化的导弹舰艇等的念头。而是要集中建立一支更有实用价值的部队，即培养一支扫雷部队，以便在对日本列岛发起登陆作战时清除敷设在海岸的机雷。因为这样既不用花费很多的资金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关于建设空军力量问题，上海流亡政府也选用了极其实际的办法。这也是茅野的建议。
“我们解决不了拥有最新型喷气式战斗机和培养驾驶员的问题。中国也没有提供那种援助的余力。而且，苏军攻进日本时，曾经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航空自卫队的战斗部队。新的防空部队应该以对空导弹为中心进行组织。”
解放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这种方法既省钱又实际。中国方面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向我们提供了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一个大队需要的对空导弹器材（雷达、计算机、射击控制装置、导弹发射装置和导弹弹体等），作为训练使用。茅野感到总算松了一口气。
大岛在解放委员会每周一次定期的最高会议上，毅然把心里话通通说了出来。他说：“就我们单独一个流亡政府，是打不赢解放日本的战争的。为保卫首都而战的中国，恐怕也没有那种余力。归根到底，只有把美国拉进来。怎样做，才能把认定在中苏战争中采取中立的美国投入解放日本的战争呢？”上海流亡政府最大的问题和苦恼就在这里。
第一师长原田以军人特有的坦率态度说：“期待于美军的事情多得很。如日本解放军从中国到达日本列岛的海上运输和途中的护卫，在登陆作战时从空中进行支援，以及旨在阻止苏联远东军队介入而展开牵制作战等等。关于牵制作战，例如美军在堪察加半岛以至千岛列岛登陆，这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何把美国拉进解放日本的战争呢？这也可以说是使美国发动牵制作战前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对此，没有想出妙法。最后解放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是等待时机。
“我们决不能穿着苏联军队的制服，对设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发起奇袭。第二个珍珠港好象还没有形成呢。”
大岛半开玩笑的这番话，使解放委员会每个人的脸上重新出现了许久未见的笑容。
构成日本解放军主力的陆军五个师，在中国提供半新半旧的武器之后，聚精会神地开始编制了。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苦恼，这就是缺少经过训练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另外，总的说来，具有可以当兵的素质的日本青年，也不可能充分集结到上海的流亡政府这里来。日本失败之前，来到中国的日本商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以上，当兵，年龄就太大了。
后来让作为义勇兵参加过中国民兵的日本青年转成日本解放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兵员的不足。可是，还是不够。组成五个师需要近七万名青年，除了三万名义勇兵出身的人，还缺少约四万名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戴高乐流亡政府，在北非组成的十一个师的兵员是怎样招募的呢？有一万两千名法国青年从法国国内出逃，经过西班牙到达阿尔及利亚；另外，从地中海的法国领地科西嘉岛来了一万三千名法国年轻人；再就是戴高乐流亡政府可以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马达加斯加岛等地随便挑选当地人。法国殖民地对戴高乐来说是最大的兵员供应地。
但是，现在以大岛为首的上海的日本流亡政府所具备的条件，和当时戴高乐将军的条件截然不同，此它远为恶劣。
“日本既没有殖民地，也不与陆地接壤，怎样才能把解放军编制所需要的年轻人招募来呢？”
这是以大岛和茅野为首的解放委员会的共同苦恼。
但是，不久便出现了一种可能性，使解放军编制工作逐渐完成。事情是这样的，活跃在海外的日本年轻人，听到祖国遭到失败和在上海设立流亡政府的消息，为了参加解放委员会，陆续云集中国。
从高度增长时期到稳定增长时期这个期间，日本许多年轻人前往海外。出国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例如留学、旅游、做买卖、学习技术、甚至还有人是为了避难等等，真是五花八门。
这些年轻人出国以前，几乎都是毫不关心国家的，可是到外面一看，不管是否愿意，不能不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这是因为从外面得到了重新看日本的良好机会，外国人也只能以所谓的日本人的眼光看。他们好象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背后有一面无形的日本国旗。
那些日本青年中，有一个人叫山村后介，简直象个嘻皮士。
他在大学留级两年以后，再也不愿找职员的工作，拿着在半工半读时储存的钱，试行骑自行车横越澳大利亚大陆。他的动机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力量的限度。他打算从澳大利亚东南岸的墨尔本骑到面向印度洋的柏思，行程大约四千公里。他骑自行车经过炎热的维多利亚大沙漠时，携带的手提收音机，传出了苏军占领日本和上海流亡政府成立的消息。那时，就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流亡政府连在一起。他用手头上所有的钱买票坐上了货船，好不容易才到达上海。
松冈贤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和五个朋友一起，在纽约开了一家日本餐厅，还是满兴旺的。
他有一句口头禅：“到了外国，不知不觉地成了爱国者，真是奇怪。”他一听到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的消息，便把店铺转卖给别人，和五个日本朋友一起乘飞机到了中国。并当即要求面见茅野，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传授种稻技术的农业技术员和在阿根廷指导安装制材设备的工程师也要本参加解放军。在另外的地方，日本投降苏联时，为了攀登喜马拉雅山正在尼泊尔等待时机的学生登山队的成员也不再回日本，而要求去中国参加和协助上海的流亡政府。这些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事例。
自流亡政府下决心组织五个师以来，不到半年，三万多日本年轻人便从世界各地云集到中国。解放委员会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估计错了。
大岛以多少带有啼笑皆非的心情嘟哝着：“日本有这么多年轻人活跃在海外，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都变成了爱国者，提出要参加日本解放事业。是否应该说，这是日本的高度增长留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
“但是，如果日本政治家不是那样无能，日本恐怕也不会丧失独立，活跃在海外的许多日本青年也不致于改变人生的道路。”他既感到愤怒，又觉得有一种同情心。
由于侨居海外的日本青年陆续结集到中国来，解放军人员的不足问题总算出现了解决的希望。
茅野一直在想：“不过，缺乏经过训练的军官和军队的技术人员的情况依然很严重。”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日本获得人材。当然，亲苏派的日本人民政府是不会同意这种事情的。只有让他们脱离日本，带往上海，别无他途。
为了获得日本解放军需要的人材和在国内组织情报网，决定派出秘密联络员。为此，挑选了一位名叫加纳毅的入，他过去曾在原冲绳陆上自卫队旅部任作战参谋。在上海，他成了茅野的亲信，成天忙于编制和训练五个师。
茅野说：“在日本如果找到合适的人，就让他们坐上渔船，从地方港口进出来。只要到了冲绳就好办了。用报话机联络有被人窃听会的危险，所以决定除紧急时候以外，一般不使用报话机进行联络。”
加纳首先飞往冲绳。这里在苏联占领日本的同时又回到美军控制下了。从那里改坐渔船，在四国土佐湾登陆。他从逃离日本的人那里听说这一带海岸戒备不严。他最初见到的一个人叫西村武男，家住和歌山县海南市。他是加纳在干部学校（旧陆军大学）时的教官。
西村在建立日本人民政府当时，任香川县善通寺的团长。随着自卫队的编制改成苏联式军队，他感到讨厌辞职不干，在海南市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加纳的突然来访，使这位原来的团长西村吃了一惊。不过，西村立即答应参加正在上海组织的日本解放军。
“能够参加解放日本的战争，从过去的职业军人来讲，那是光荣的事情。即便战死，也比这样当杂货店老板无声无息下去强。”
加纳听了曾被称为作战之神、享有盛名的团长西村说的这番话，觉得自己没有白白潜入日本。自那以后不久，西村就对邻居说“买卖不太如意”，收拾家当连同家属一起搬到了高知县安全市，是为了秘密乘渔船出国。
接着，加纳会晤了前驻莫斯科武宫风间治彦。这个人在中苏战争开始的前三个月还在莫斯科工作，很熟悉苏联军队的内部情况，无疑是日本解放战争极其需要的人材。风间也对人民政府的成立感到不快，辞去了自卫队职务。俩人信步来到大皈市的主要街道御堂筋马路的人行道上，交谈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我知道上海已建立了流亡政府。日本解放军的实力程度如何？流亡政府打算何时、等到什么样的机会才真正解放日本呢？”
风间接二连三地询问加纳，使加纳简直没法一次回答完。加纳对他提出的问题陆续地作了解释。加纳说：流亡政府解放日本的意志是坚定的，而且必要的军事力量的编制已稳步地纳入了轨道，中国政府大力支援我们，现在正在等待使美国卷入日本解放战争，不，卷入中苏战争的时机的到来。御堂筋马路人行道上很杂乱，这对并肩边走边说的这俩个入来说，倒成了适宜的秘密的屏障。
加纳继续对寡言默语的风间说：“请你一定把你在莫斯科工作的三年期间所得到的有关苏联的军事原则、实战战术、武器性能、官兵的能力与素质等等知识和经验用来为流亡政府服务。”
加纳几乎是以哀求的口吻说的。
“本人还有家属，请让我考虑两天吧。两天后再到你的住处回答你”加纳听了风间这番话，便在彻堂筋马路和他分手了。
想不到分手后不到几分钟，就有两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家伙挡住加纳的去路。
“是公安部队的家伙。目的大概是要弄清我的来历”。加纳表面上竭力装得很冷静。
站在右侧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好象是上级，他不客气地说：“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加间出示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伪造的身份证，上面泻着：佐佐木春雄。住址：高知县高知市。职业：修理电气业。还贴着加纳的照片。这两个公安部队的官兵，往这张身份证瞅了一、二分钟，看看加纳的脸，又看看照片，没有查出什么破绽，便走开了。
两天后，风间来到加纳投宿的大阪市堂岛饭店。他没有用电话联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人窃听去的。这俩人一齐走出饭店，在中之岛公园边走边谈。风间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我把生命交给流亡政府了，不过，有一个条件。我想带着家属一起走，因为留下他们，不知道会受什么罪。”
加纳搜罗人材，主要是以退伍自卫官为对象进行的。因为一方面知道脾气，再者也不属人民军成员，所以即使突然失踪了，也不必担心马上会引起人们怀疑。
加纳除了找到这两个人之外，为找到日本解放军中缺少的技术人员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弄到的通讯、对空导弹操作人员、电子战技术员等等，多得数不清。他不仅到过关西，还到过名古屋、东京以及东北地区，拜访了过去的老朋友、前辈和部下等，悄悄地劝他们参加流亡政府。
取得的效果，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料。仅最初的一个月，就有近二百人答应参加流亡政府。
“怎样才能把这么多希望参加流亡政府的人平安无事地运到上海呢？看来，一、两艘渔船是不够的。”
这时出现了一个为加纳消除这种担心的人，名叫由木源造。他原来在高知县经营渔业，至今仍然掌握着已经公社化了的渔业工会的实权。他设法使希望坐船去中国的人都装成渔民，陆续将他们从上位渔港送出去。回来时，在冲绳装上鱼，装成象是在海上捕的鱼。他在回日本的途中，还让日本解放委员会游击队的重要人员坐上他的船。这些人带着假的船员手册和身份证，一到上佐渔港，便分散去东京、名古屋、大皈等主要城市。目的是要搜集苏联驻日部队的情报和为将来解放日本战争开始时建立游击队活动的据点。
加纳为了搜罗为流亡政府服务的人材和组织日本国内的秘密组织，决定继续留在日本。也可以说他是日本解放委员会派在祖国的影子大使。
加纳一直对部下说：“不久的将来，迎接日本解放军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到来，搬运武器、建立情报组织和编制游击队的工作不能放松。”
他自己也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走，忙个不休。由于可以说是日本人民政府的警卫队的公安部队尚未建成全国联络网和具有伪造得完善的身份证，他的身份没有暴露过。
3第二章 苦恼的自卫队
第二章 苦恼的自卫队
苏联占领下的军制改革
苏联占领日本后，开始对自卫队进行彻底改编。这是苏联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德米特洛夫大将直接下达的命令。
当初，几乎所有的国民都预料自卫队会解散，但是，德米特洛夫将军采取了另外的做法。“自卫队改名为日本人民军，引进苏联式的编制和装备，但是，旧自卫队的将级官员全部罢免，一佐（大校）级官员中那些反动倾向强的人也要勒令辞职。人民军要受新设立的公安部队的监视。“
可以说这些措施是妥协的产物。由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中的亲苏派组成的日本人民政府，当初曾要求苏联占领军总司令部彻底解散自卫队。其理由是，自卫队是美军一手建立的，只起保守政权的防波堤的作用。而在人民政府看来，自卫队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以宫本总理为首的人民政府的领导人主张，既然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日本人民政府已经成立，那末“解散自卫队就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人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上畑强烈要求解散自卫队。他说：“让旧势力的残渣余孽自卫队继续存在，即使罢免了将级官员，也是危险的。说不定啥时候会造我们的反。”
但是，设在狸穴的苏联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看法与此不同。军事部长本科夫斯基少将认为，构成日本人民政府主体的日本共产党完全没有军事常识和治军能力，还根本不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并对此感到惊讶。他说：“既然共产党几乎没有治军的能力，那么就只好在清除自卫队的反动分子以后，重建自卫队，使其成为日本人民政府的防卫力量。但是，需要新建一支公安部队，这支部队由思想纯洁的分子组成，它的作用在于监视新人民军（即原来的自卫队。”
本科夫斯基少将知道，在俄国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已经掌握了营建制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设在各个工厂，每个营有几百人。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十月革命的起爆剂，成了打倒帝俄的力量。
本科夫斯基少将说，“相反，日本共产党怎么样呢？治军能力完全等于零。这怎么能保卫新生的人民政府？苏联军队忙于应付中苏战争，根本不能腾出力量来保卫日本和人民政府。”
国防部长上畑最后不得不妥协。他说：“只好如此了。我们同意在清除反动公子的前提条件下让旧自卫队继续存在。但是，请准许由我们共产党推荐的人另外组成一支公安部队，负责监视人民军。“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凡是极权主义政府都在庞大的正规军之外，另建立一支党直接控制的治安部队或公安部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因为，害怕军队背叛党和政府，需要经常监视军队。纳粹德国的近卫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队和苏联的克格勃等等都是实例。而且，这些部队是直属于国家权力的中枢机构党中央领导，独立于政府控制的正规军之外的。因为在极权主义国家，党是权力的根源，政府只不过是在其指挥下的唯命是从的机构而已。
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的日本公安部队也是原样照搬。公安部队的指挥权不在上畑国防部长手里，而是置于共产党的军事部长直接指挥之下的。公安部队的官兵在意识形态方面全都是纯粹的马列主义者，穿的服装类似苏联克格勃分子的制服。
在部分军官当中，嘴上虽然不说，但是心里却怀有这样的不满：“没有必要对苏联的作法崇拜到这种地步。”
公安部队的第一支部队是在东京西郊的立川基地建立的。过去这里是陆上自卫队东部航空方面队的驻地。现在，这支部队已改名为人民军第一直升飞机大队，调到富士山山脚下去了。
立川的公安部队的正式名称叫第一公安管区队。前《赤旗报》记者立木元是在日本被占领三周后进入立川基地的大门的。立木今年三十六岁，他接到了参加公安部队的命令，到立川基地后马上被任命为少校。对他来说，转到这样一个部门工作是很突然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立木终于下定了决心：“现在是历史的大动荡时期，只能忠实地执行党的命令。”
共产党人事局任命他为公安部队的军官的原因是极其单纯的。这就是认为立木在《赤旗报》政治部任职期问，曾经负责报道了三年防卫问题，多少有点军事知识，还了解自卫队的内部情况。
立川基地的第一管区公安部队，与其说是部队，毋宁说是学校更为确切。为了在短期内大量培养日本的克格勃军官，作了一切努力。教官全是苏联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立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极为惊讶，他说：“苏联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大批的会流利地讲日本话的克格勃军官啊！”。他一方面钦佩苏联用意周到，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感到有某种恐惧。尽管如此，把自己确定为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木，却毫不犹豫地积极地接受了克格勃所准备好了的教育课程。
教育采取短期训练班的形式，为期三个月。在训练期间，即使星期六也不准在营外住宿。成天忙于预习、复习、自习，根本没有空闲于别的。对立木来说，最初许多事情都是唯命是听的。名称即使改成了人民军，前身还是旧自卫队。怎样才能做到完善的监视呢？
克格勃派来的教官在回答问题时，不论是谁，都是一个调子，一个劲地强调说：“公安部队的军官在派遣到所属的部队后，必须时刻记住并监视下述事项：人民军队的人事和预算等大的方面自不待言，还要监视部队内的日常教育和训练，特别是指挥官对部下的指示、准假的方式、人民军指挥官是否同军队外的反动分子保持联系、是否真心忠于人底政府……”
有一天，立木为好奇心所驱使向克格勃军官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在苏联本国也这么搞吗？”
克格勃军官冷淡地回答说：“你完全没有必要对苏联国内的实际情况感兴趣。”
从那以后，立木决定再也不提这类问题。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结束了关于一般理论的学习。尔后就是训练监视人民军的具体办法。就是开始进行实践教育。例如电话的窃听和记录、邮检．人民军（旧自卫队）军官外出时的盯梢、贿赂家属告密、起草对部下讲话的要点、武器弹药库的管理方法等等。特别是武器弹药库，在各个基地都是由公安部队的军官直接管理的。这是因为害怕人民军万一发生叛乱。还有，要检查人民军官名外出演习时移交武器的方式，清点总数，清点演习结束时回到部队时的武器和数量，学习内容繁琐的很。
盯梢也进行了实际训练。
在到立川车站以前，教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慢慢地走。立木躲躲闪闪地跟在他后面走，两人一直保持二十米的距离。教官身高一米八五，从远处一眼就可以看见他。这位教官在立川东战买了车票，乘上再中央线上跑的国营电车。在这以后，立木呆在邻近的另一车厢，隔着玻璃继续监视着教官。
立木想：“这样座到新宿，盯梢还是很轻松的。”
当他这样想到时候，电车就要从吉祥寺东站发车了，在要关车门的那一刹那间，这位克格勃教官摇动着巨大的身躯，从即将关闭的车门迅速地跳到站台上，转眼之间下了出站口的台阶，消失了。立木却被抛弃在奔驰的电车上。
立木垂头丧气地回到基地。那位克格勃教官严肃地对他说：“立木同志！你知道盯梢的难处了吧？没有比东京这样混乱的地方更容易抛尾巴了。稍一疏忽就会完不成任务。”
经过多次盯梢训练后，立木的能力突飞猛进。最后，在一次教官去大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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