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 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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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震》　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序言　　　　
　　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五二年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篇幅不短的短篇小说《老人与海》。故事讲的是一个八十四天在海上一无所获的古巴渔民。他后来钓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他把鱼打死后，捆绑在小船的一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到达海岸，鲨鱼已把鱼肉吃尽，只剩下一副骨架。　
　　小说发表时，我住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我问住在附近的一位渔民，对此他有何感想。他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白痴。他应该把鱼身上的好肉割下来放在舱底，余下的留给鲨鱼。　
　　出现在海明威脑子里的鲨鱼很可能是那些批评家，他们对他两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过河入林》不以为然。这是他十年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我所知，他从未做过这类的说明。但马林鱼暗指的很可能就是那部小说。　
　　后来在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发现自己成了一本失败的、没有观点的、本来就不应该写的小说的作者。Ｍｅｒｄｅ！可以这么说，我在那条忘恩负义的鱼身上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它甚至连喂鲨鱼都不够格。　
　　我最近已过了七十三岁。我母亲活到五十二岁，我父亲活到七十二岁。海明威死的时候差不多快到六十二岁了。我活得太长了！我该怎么办？　
　　答案：把鱼肉割下来。把其他部分扔掉。　
　　在一九九六年的夏、秋两季，我就是这么做的。昨天，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是我七十四岁生日。七十四岁！　
　　乔汉尼斯·勃拉姆斯到五十五岁时就不再创作交响曲。足矣！我当建筑师的父亲五十五岁时对建筑已讨厌至极，无法忍受。足矣！美国男性小说家到此年龄都已完成了他们的最好作品。足矣！五十五岁对我现在而言，已经是久远的过去。可怜可怜吧！　
　　我那条臭不可闻的大鱼名叫《时震》。我们且称它为《时震之一》吧。让我们把这一部分以最好的鱼肉与过去七个月左右的想法和经历一起炖煮的东西，称做《时震之二》。　
　　胡编乱造？　
　　《时震之一》的前提是这样的：宇宙中的时空连续统一体突然出现了小故障，产生时震，使得每个人、每样东西都退回十年，不管愿意不愿意，完全一样地重复以前所做的一切。这种似曾经历过的错觉将延续整整十年。你不能抱怨生活中没有一点新鲜玩意儿，也没法问别人，是你一个人脑子出了问题，还是每个人的脑子都出了问题。　
　　在这十年重播期，你说不出任何原来十年中没有说过的话，这是绝对的。如果你上一次没能躲过劫难，或者没能救起你心爱的人的性命，那么你仍然无能为力。　
　　我在小说中用时震将每个人、每样东西从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三日一下子突然弹回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然后，我们每个人不得不艰难地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年一年地向二〇〇一年走去，赛马时再押错赌注，再同不该结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什么不会发生！　
　　只有当人们返回到了发生时震的那一刻，他们才不再是被过去行为所操纵的机器人。正如老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所言，“只有当自由意志再次闯入人心，人们才能不再去跑他们自己设置的障碍赛程”。　
　　特劳特其实并不存在。在我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但是我从《时震之一》中选留下来的大部分都与他的历险和见解有关。他从一九三一年十四岁开始，到二〇〇一年八十四岁去世为止，这段时间里写下了成千篇小说。我抢救出了其中的几篇。他一生中很多时间过着流浪生活，但去世的时候却不失体面，住在罗德岛锡安角一个夏季度假村的“海明威套间”。这是个专供作家休养的地方，名叫离宫。还算令人感到欣慰。　
　　他的第一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英国亚瑟王的宫廷卡米洛。这是他临死前告诉我的。宫廷的魔法师默林施了一个法术，用汤普森半自动步枪和点四五口径达姆弹盘形弹匣把圆桌骑士们武装起来。　
　　心智最纯的加勒哈德爵士学习掌握了这一迫人为善的新式器械。在摆弄过程中，他错把一条鼻涕虫放入圣杯，为格温娜维尔王后做了一块瑞士奶酪。　
　　当特劳特意识到十年的重播已经结束，他，以及其他所有人，又必须想新的点子，必须发挥创造力时，他是这么说的：“啊，老天爷！我已经年纪太大，经历太多，不能再同自由意志玩俄式轮盘赌了。”　
　　不错，我本人也是《时震之一》中的一个人物，在重播结束、自由意志重新闯入的六个月后，在二〇〇一年夏天离宫作家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扮演了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在场的还有好几个书中的虚构人物，包括基尔戈·特劳特。我有幸聆听这位早已绝版的老科幻作家谈论有关宇宙大布局中地球人的特殊位置。他先为我们做描述，然后又进行了演示。　
　　现在我写完了我的最后一本书，只剩下这一篇序言。今天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估计大约要九个月的时间，书可以出版，可以从印刷机的产道里产出。反正不急。印度象怀胎期要比这长一倍还多。　
　　负鼠的怀胎期，朋友们，邻居们，是十二天。　
　　在这本书中我假设，到二〇〇一年在海滨野餐会上我仍然活着。在第四十六章，我假设自己在二〇一〇年依旧活着。有时我说我身在一九九六年那是现实状况。有时我说我在时震后的重播过程中，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划分。　
　　我一定是个疯子。　　　　　　　　　　　　　　　　　　　　　　　
第一章　　　　
　　叫我小库尔特①。我六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都这么叫。其中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自己的。他们背后叫我“那个小的”。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在演讲中说过，艺术家的一个实际可行的使命，就是使人感到活着至少还有点意思。那时有人问我，是不是知道有哪些不辱使命的艺术家。我回答道：“甲壳虫乐队。”　
　　在我看来，地球上最高度进化的动物似乎觉得活着很狼狈，或者甚至处于更糟糕的境地。别去管诸如理想主义者遭受酷刑那些极端的例子。我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女人——我母亲和我惟一的一个姐姐艾丽丝，或叫艾丽，如今都已在天国了——都憎恨生活，而且对此直言不讳。艾丽会大声叫嚷：“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马克·吐温这位当时最幽默的美国人，像我现在这样七十高龄时，发现人生对他本人、对别人都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他写道：“自我长大成人以后，我从来不希望任何已获得解脱的朋友得到再生。”这句话是在他女儿简突然去世几天后的一篇文章中写的。那些不希望让他们获得再生的人中间，包括简，还有另一个女儿苏珊、他的爱妻和他最好的朋友亨利·罗杰斯。　
　　马克·吐温没来得及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已经有了那样的感觉。　
　　耶稣在圣山上的布道中讲到了人生如何不幸：“为悼亡者祈福”，“为逆来顺受者祈福”，以及“为行道而饥渴者祈福”。　
　　亨利·大卫·梭罗①有一句名言：“芸芸众生，求存于无声的绝望之中。”　
　　所以，我们污染水源、空气以及表土，工业上、军事上制造越来越高效的毁灭器械也就一点不难理解了。让我们抛开虚伪，实话实说。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世界末日来得越快越好。　
　　我的父亲，老库尔特，是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建筑师，自己得了癌症，妻子大约十五年前自杀身亡。他在家乡驾车闯红灯被捕。后来发现他没有驾驶执照整整开了二十年车！　
　　你知道他对逮捕他的警官说了什么？“枪毙我好了。”　
　　他说。　
　　非洲裔美国爵士乐钢琴家法茨·沃勒①在演奏达到出神入化的忘情境界时，总要大声喊叫。他喊的是：“趁我高兴谁来一枪崩了我！”　
　　各种枪支的使用就像打火机一样方便，价格像面包片烤炉一样便宜，任何人有杀人的念头，想杀父亲或法茨或亚伯拉罕·林肯或约翰·列农或小马丁·路德·金②或一个推婴儿车的妇女。都只是举手之劳。借用老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的话来说，这样的发明足以向每个人证明，“活着是烂屎一缸”。　　　　　　　　　　　　　　
第二章　　　　
　　假设一下这样的情况：一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放弃了橄榄球，将空体育场改建成一家炸弹工厂。理智至此终结。有点基尔戈·特劳特式的离奇。　
　　我讲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远在我进校之前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斯塔格球场看台下面，科学家们完成了地球上首次铀裂变。他们的意图是证实核弹的可行性。当时我们正与德国和日本交战。　
　　五十三年以后，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一批人聚集在我那所大学的附属教堂里，纪念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市爆炸五十周年。我也在场。　
　　发言的人中有一个是物理学家利奥·塞伦。他很久以前参加了在死气沉沉的体育设施下面进行的成功实验。请你注意：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　
　　应该有谁告诉他，在这个星球上连最聪明的动物都如此憎恨活在世上，当物理学家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某人为失去理智的苏联造出了氢弹，确保它威力无比。然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值得基尔戈·特劳特写一篇故事的真实人物，就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②。　
　　他因呼吁停止核武器试验于一九七五年获诺贝尔奖。　
　　当然，他自己的核弹早已试验完毕。他的妻子是儿科医生！　
　　哪种人既能改进氢弹，又能同儿童保健专家结婚？哪个医生能同神经错乱的配偶过日子？“今天单位里有什么趣事吗，心肝？”　
　　“有。我的炸弹肯定性能极好。你那个得水痘的孩子最近怎么样？”　
　　一九七五年，安德雷·萨哈罗夫被当做圣人，而现在冷战结束，已经没人再为他喝彩。他在苏联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停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也呼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他被踢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科学院，从莫斯科流放到永久冻土上的一个铁路边的小镇。　
　　他没有获准去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他的妻子，当小儿科医生的埃莉娜·波纳代表他前去领了奖。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该问一问，她，或者任何小儿科医生或医务人员，难道不比参与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制造氢弹的任何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人权？还有什么能比氢弹更无视任何形式的生命权利？纽约市的斯塔腾岛学院于一九八七年六月向萨哈罗夫授予名誉博士的头衔。他的政府又一次阻止他亲自前去。　
　　于是。他们让我代他接受这个称号。　
　　我要做的就是，代读一下他的来函。他写道：“不要对核能表示绝望。”我像个机器人照本宣科。　
　　我当时还那么彬彬有礼！但这是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这个疯狂的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后的一年。由于核辐射泄漏，今后很多年中整个北欧的孩子可能得病，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小儿科医生大有用武之地。　
　　纽约斯克内克塔迪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行为，倒要比萨哈罗夫蹩脚的规劝更能使我得到鼓舞。我曾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过。那儿的消防员给远方的同行兄弟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为抢救生命财产而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无私精神。　
　　为消防员欢呼！　
　　虽然有些人在平日生活中可能只是些于人不耻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却都能变成圣人。　
　　为消防员欢呼！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三章　　　　
　　在《时震之一》中，基尔戈·特劳特写了一则关于原子弹的故事。由于时震，他不得不再写一遍。请记住，时震后长达十年的重播迫使他和我，还有你，以及所有其他人把从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到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为止所有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特劳特不在乎再写一遍。管它是不是重播，他都能挤出那一摊狗屎，活着就是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簿上埋头写东西。　
　　他的这篇小说取名为《不开玩笑》。他还没让任何人看，就把它扔掉了，接着在重播期还得再扔一次。在《时震之一》结尾部分，也就是自由意志重新闯入后的二○○一年夏天海滨野餐会上，特劳特谈到所有他那些撕成碎片冲下抽水马桶，或扔到堆满垃圾的空地，或作其他处理的小说时说：“来得容易去得快。”　
　　《不开玩笑》的篇名有其来由，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在太平洋岛屿巴那鲁鲁对美国轰炸机“乔伊的骄傲”机组人员进行绝密军事法庭审判中一个法官说的话。　
　　“乔伊的骄傲”本身毫无过错，停泊在巴那鲁鲁岛上的一个飞机库里。飞机是以飞行员的母亲乔伊·彼得森的名字命名的，她在得克萨斯州考帕斯克里斯蒂一家医院当产科护士。“骄傲”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层意思是自尊，另一层意思表示狮子群。①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扔下，接着在长崎又扔下一枚之后，“乔伊的骄傲”接到命令去横滨，在两百万“黄皮肤小杂种”头上再投下一颗原子弹。早在那时，人们就把黄皮肤的小杂种称做“黄皮肤的小杂种”。那是战争时期。特劳特是这样描写第三颗原子弹的：“像中等规模初级中学地下室里的锅炉那样大小的紫颜色的操他娘的家伙。”　
　　它太大，飞机弹舱里放不下，因此在飞机肚子底下挂着。当“乔伊的骄傲”向蓝色的远方天际出发时，它离起飞跑道地面仅一英尺。　
　　当飞机接近目标时，飞行员在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上自言自语地说，等他们完成了手头要做的事，他那位当产科护士的母亲在家乡就将成为知名人士。轰炸机“埃诺拉的欢乐”也是以一个女人的名字命名的。飞机在广岛投下核弹后，那个女人红得像电影明星。横滨的人口是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的两倍。　
　　但是，飞行员思考再三，越来越觉得，他那位已当寡妇的慈祥的母亲不可能对记者说，她儿子的飞机一次炸死平民百姓的人数创了世界纪录，为此她感到无比幸福。　
　　特劳特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已经去世的姑奶爱玛·冯内古特。她说她恨中国人。她现也已去世的女婿科夫特·斯图亚特，他曾经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斯图亚特书店的老板，告诫她说，一下子恨那么多人未免缺德。　
　　无论什么。　
　　“乔伊的骄傲”上的机组人员，不管怎样，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告诉飞行员，他们的想法同他一样。他们孤单单地飞行在高空。他们不需要战斗机护航，因为日本人已经没有任何空中力量了。除了一些文字工作外，战争已经结束。也可以说，在“埃诺拉的欢乐”把广岛变成焚尸炉之前，形势已经如此。　
　　再引一段基尔戈·特劳特说的话：“这已经不是战争，摧毁长崎也不是战争需要。这是为了讨一句‘亏得美国佬把事情办成了！’这是露一手而已。”　
　　特劳特在《不开玩笑》中说，那个飞行员和投弹手在前几次执行任务时感到自己像神一样。那时他们在别人头上扔下的只是燃烧弹和传统的高爆炸药。他写道：“但这个神只是小神，他们把自己看做专事复仇、破坏的小神。而现在孤零零地飞行在天上，机身下悬着那枚紫颜色的操他娘的家伙，他们感到像当老板的上帝本人。上帝有一个以前不属于他们的选择——大慈大悲。”　
　　特劳特本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飞行员，也没去太平洋地区。他是个中尉，做过欧洲战场陆军野战炮兵的先遣侦察员，挂着望远镜，带着报话机，跟随步兵甚或走在他们前头。他告诉后方的炮兵部队，弹片或白磷或其他任何东西应该落在什么地方才能奏效。　
　　他本人肯定没有发过大慈大悲，据他自己说，他认为也不应该慈悲。我在二○○一年离宫作家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问他，他在战争中干过些什么，他把这场战争称做“文明的第二次未遂自杀”。　
　　他不带一丝悔意地说：“在一场弹片的暴风雪中，我让德国兵在崩裂的地面和爆炸的天空中间变成了夹心三明治。”　
　　“乔伊的骄傲”上的飞行员让飞机在高高的空中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飞机下仍然挂着那枚紫色的操他娘的家伙。飞行员朝着巴那鲁鲁返航。“他就是这么做的，”特劳特写道，“因为他母亲一定会希望他这么做。”　
　　在后来的绝密军事法庭审判过程中，有人说到一件事使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为此法官重重地敲着木槌声明，受审的那些人所犯的罪行，“可不是开玩笑的”。引起哄堂大笑的原因是原告对空军基地人员的作为进行的描述。他说，当“乔伊的骄傲”带着那枚高于跑道地面仅一英尺的紫色的撵他娘的家伙准备着落时，基地的人从窗子里跳出来，都尿了裤裆。　
　　“各种各样的车辆混乱中互相碰撞在一起。”基尔戈·特劳特写道。　
　　然而，法官刚刚恢复法庭秩序，太平洋海床就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把巴那鲁鲁、军事法庭、“乔伊的骄傲”和未经使用的核弹等等一口吞没。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四章　　　　
　　优秀的德国小说家和绘画艺术家君特·格拉斯①得知我生于一九二二年时，对我说：“在欧洲已经遇不到你这样年纪的、你可以与之聊天的男性了。”在基尔戈·特劳特和我参战的年月，他同埃利·韦瑟尔②、杰赛·柯辛斯基③和米洛斯·福曼④等许多人一样，还只是个孩子。我算是幸运的，出生在这里而不是那边，来自一个白人血统的中产阶级大家庭，我坠地的屋子满是书籍和图画。这个大家庭现已不复存在。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平斯基①的朗诵会。在会上他带着说教意味，对自己这一辈子生活比常人好了许多表示歉意。我也应该这么做。　
　　至少我在今年五月抓住了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对我的出生地表示感谢。我说：“如果再让我活一次，我仍然选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出生。我仍选择离这儿大约十条马路的北伊利诺大街四三六五号度过我的童年，仍然甘愿成为那座城市公立学校的学生。　
　　“我仍然将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选修细菌学和定性分析。　
　　“西方文明最好的和最坏的部分，一切曾向我敞开的，也都向你们敞开。如果你们留心注意，就会发现这一切：音乐、金融、政府、建筑、法律、雕塑与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还有书本、书本、书本，还有老师和行为榜样。　
　　“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　
　　我也教诲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给了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他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人寿保险商人，曾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五○三三号。他说如果事情进展非常理想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到它。　
　　“他指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而是普通的场合：也许是炎热的下午在树阴下喝柠檬水，或者闻到附近面包房飘出的香味，或者悠然垂钓但并不在意是否钓到鱼，或者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独自优美地弹奏钢琴。　
　　“亚历克斯叔叔让我在遇到这样心灵感受时太声喊出来：‘真是美妙之极！’”　
　　另一方面我也很幸运：在我一生的前三十三年，用笔墨在纸上讲故事是美国主要的行业。虽然我那时已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决定：辞掉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待遇的通用电器公司公关员这一工作。我把小说卖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等周刊，能赚到更多的钱。　
　　它们充斥着广告，每期刊登五篇短篇小说和悬念很强的连载故事。　
　　这几家是我的产品出价最高的买商。还有许多其他杂志亟需小说，因此短篇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我把一篇小说寄给我的代理人后，心里明白，尽管它可能一次又一次被退稿，但最终总会有人愿意付或多或少的钱购买。　
　　但在我们一家从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搬迁到科德角不久。电视的出现使我靠玩小说弹球机谋生成了过时的老把戏，因为对广告商人而言，投资电视比杂志要划算得多。　
　　我乘车往来于科德角和波士顿之间．为一家工业广告代理商工作，然后又代销萨博汽车，再后又去一所专为那些糟糕透顶的纨挎子弟开设的私立中学教英语。　
　　我的儿子马克·冯内古特医生写过一本关于自己在六十年代发疯的经历的书，书写得是一流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