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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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民心问题，这儿的‘汉奸’实在多了点。

早在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

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

因此，历此对外作战时，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

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

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

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

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真真是汉奸成群贼寇聚窝，广州就是这么个地方……

第549章汉奸‘误国’

吴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尼玛的，看这架势好象汉奸遍地走似的。

之前他一直都领兵在内陆晃荡，哪见过这样的糊糊事儿？

无论河南还是两江地区，都是久经战乱流民遍野。真要是出现了大量汉奸的话，都无需他人禀告他直接便灭了它丫的！

没想到一来广州，面临的却是如此状况。

可以说，朝廷在民心向背的掌握上，可是着实差了洋人好几条街。

要问他为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广州城那帮官员可不会在他初上任时，便说这些有的没的惹他烦心。

不过总督衙门的卷宗里可没少这方面的介绍，这些日子一有空闲时间他便泡在衙门里的档案室里，挑拣了最近三十年的重要卷宗仔细翻阅分析，里头可没少了这方面的介绍。

初看之时真把他吓了一跳，尼玛的没想到广州这边的民心竟是如此‘活跃’，洋人给点好处就愿意替人卖命，就不怕官府秋后算帐么？

另外，自从他当上安徽提督那会，因着对列强在华势力的关注，这么些年也陆陆续续派了不少人手赶到广东这边打探消息，经过身边幕僚团队的整理很有些有用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这些汉奸事迹。

想到广州民心如此不稳，以后出了事还不知道百姓是站在官府一方，还是跟着洋人混赚大钱？

他可不敢保证自己的待遇，就比前几任两广总督要好，说不定情况依旧糟糕。

只能说幸好他带了三万心腹乡勇队战士一同赶来赴任，有了这批心腹人马起码不用担心关键时刻出了乱子被打个措手不及。

他可不想一边跟洋人作对，一边还得防备辖内的汉奸捣乱。

不过想要解决广州地区庞大的汉奸群体，就得从根源上入手才成，要知道百姓为何甘当洋人走狗，汉奸的骂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起的。

想要了解广东汉奸群体的具体来源，就得从当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说起，那时候正式广东汉奸从无到有兴起之时。

话说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

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

但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帝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逐步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

他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曾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这不，皇帝都亲自插手防间事务了。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当初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

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瞧瞧，这不是逼着把在广州一带拥有庞大势力的国人，向洋人怀里送么？

姓伍的行商还算老实，换作了其它心思不良的行商，还不知道私底下给洋人做了多少辅助工作，难怪朝廷竟在民心争取上还干不过初来乍到的洋人。

真真是天大的讽刺！

当时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事的进行，广州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

在广州，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

而香港在被英军占领后，直接便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

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

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疍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高价卖给正与广东清军大打出手的英军部队。

汉奸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总的来说都是处于社会醉底层人士。

而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与英军合作能够得到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入。当时林则徐强硬禁止广州商民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走私鸦，片更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何能不让人眼红心热。

而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当时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

在原本很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出没与市集”。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却是被官兵给制造出来的。

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甚至还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还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

基于这一思想，当时的英军首领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大清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对此，一度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

当时的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

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而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因为各种啼笑皆非的缘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朝廷正式承认战败。

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看看英国佬多仗义啊，逼迫朝廷承认战败获取大量好处不说，还不忘记给帮助过英军的汉奸们说说话，这是想要继续扩大中国汉奸群体的节奏啊。

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

第550章形势复杂

吴可真是大开眼界，原来汉奸群体在晚清时期便如此猖獗了？

与后世抗日战争时期不同的是，此时的汉奸成分大多以底层百姓和流氓混混为主。

还真不能小看这些低层百姓的能耐，所谓蛇有蛇道鼠有鼠路，这些底层百姓有效聚合之后能发挥出的能量，当真不可小觑。

起码带个路，刺探个情报那真是小菜一碟，至于装扮成清军在后方捣乱也不是不能，只看洋人个的筹码够不够了。

那些英国佬也真是搞笑，竟然在与朝廷谈判之时，正式要求朝廷不许对付那帮汉奸，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果然道光皇帝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

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一马。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英法联军所到之处，广州沿海等地行商、小商贩、疍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

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还特意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

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

甚至还有英国报纸公开赞扬这批劳工：

“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

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五六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作为联军最为重要的后勤辅助力量存在，给予英法联军前线作战部队以极大帮助。

吴可记起来了，好象刘铭传跟他汇报过，说是偷袭了联军一支规模不小的后勤辎重部队，一下子俘虏了两千给联军做活的中国劳工。

只是后来刘铭传奉命增援西郊的另两处皇家园林，这两千俘虏劳工交到了后续赶来的增援清军手中，好象是给了从河南赶来的两江清军部队吧？

他当时没怎么在意这些事儿，好象在谈判桌上，联军高层向僧王提出要回这些俘虏劳工的要求，僧王以及身边的谈判团成员还纠结了一阵子。

吴可当时没怎么注意这些情况，见僧王很不好意思的提出，他确实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大手一挥那两千俘虏劳工全部转交给了僧王，就是不清楚后续谈判结果如何？

后来对此几乎没什么印象，以僧王和列强联军高层签订的那一系列垃圾条约，估计他是顶不住压力将人给放了。

现在想来真真失策，根本就不该给洋人收买人心的机会。

越想越好似心烦，涉及到底层百姓的事儿可不好处理，稍一不慎便可能引发难以想象的恶劣后果。

别忘了，广州除了洋人的势力极大之外，反清武装组织天地会的势力也不小。

天地会会众大部便出身底层百姓，要是他逼迫过甚的话，不是将民心往天地会那儿送吗？

不是他害怕天地会这样的反，政府组织，实在是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太多精力，两广还一大摊子糊糊事呢，哪有功夫整日里琢磨这些争斗？

而且说老实话，因着太平军崛起一事，广东天地会也没少跟着折腾。

可惜的是，天地会里不缺亡命之徒，却十分缺乏像洪大天王以及杨东王那样的领导者，结果却是可想而知。

只能说画虎不成反类犬，初期之时借着太平军的光确实好好风光了一把，还成立了一个什么‘成国’之类的伪政权，得到了太平天国军队的大力支持和帮扶，可惜烂泥终究扶不上墙。

待到两广清军反应过来，轻而易举扑灭了天地会的闹腾。

当然，天地会就是现实中打不死的小强，被朝廷压制了差不多两百年，依旧顽强的坚持到了晚清时期，不得不说生命力极端顽强，想要彻底剿灭他们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吴可对此却是有深刻认识，天地会说白了就是依托底层贫苦百姓为根基的涉黑团伙，想要彻底剿灭那几乎没有可能。

只能抚剿并用，并且是安抚为主剿灭为辅。

关键问题是要提高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起码也要达到温饱水平才成，只有这样才能压缩天地会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得不到底层百姓的全力支持。

想想也是这个理，但凡能勉强填饱肚子，谁还乐意跟涉黑团伙搅合在一起？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这话可不是说说玩的，搞不好在哪次火并之中挂了，甚至更倒霉的残了算谁的？说不定还得波及家人，让家人无辜受牵连那真叫一个糟糕。

当然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

想要让大部分底层百姓家庭，达到勉强温饱水平又谈何容易？

就是放在后世，温饱这个口号也喊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不要说眼下时局混乱外有洋人虎视耽耽，内部贪官污吏横行又战乱频繁的晚清时代。

吴可在两江之时，推行几道利民政策便艰难无比，官府内部和外头的阻力重重，要不是他掌握的实力太过雄厚，想要将那些利民政策推行下去还真不容易，可就是那样期间还需要派出总督卫队时时监督，稍一不慎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乱子，他对此可是深有体会。

说老实话，两广的经济基础不如两江，而且各种情况比两江还要复杂得多，想要推行某些利民政策，真不是那么简单。

吴可在来广州赴任之前，便与身边幕僚以及心腹大将商量过多次，都认为两广地区实在太过敏感，吴可又是初来乍到很多事情都不好动手。

想要插手官府人事安插心腹干将，又担心会引得当地官员人心惶惶联合反弹。

两广清军战力一般却是盘根错节，与地方乡绅势力牵连甚深，想要插手其中不仅借口难寻，也的防备这些家伙里通外敌联手作乱，最后倒霉的还是吴可和两广百姓，他可不好拿这个来试探两广原有清军，要慢慢图谋才成。

至于两广经济更是让人大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