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2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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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英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朝廷内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愿打仗，攻击主战派自毁长城。

而在安南内战以及针对法国人的战争中，新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针对安南战事以及有可能与法国人开战的风险，朝堂上争论不休分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的核心人物自然是吴可，另有盟友左宗棠和张亮基，三人的关系亲密自然站在同一战壕之内。

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则是朝堂上一干顽固守旧大臣，他们似乎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根本就不敢与列强作对。

还有湘系和淮系两派大佬态度暧昧，即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属于主战派，好象对于安南战事没多大兴趣一般，事实也正是如此。

两派对时局的认识不同，对法国的态度各异，可谓径渭分明。

主战派的认识与主张对于法国入侵越南北桥，进而窥伺中国的状况，主战派主张积极备战援越抗法。其理由主要有下列几点。其一，法国侵占越南北桥，威胁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出：“北析尤为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

另有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探奏称：“伏念越南之于滇、粤，渡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故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心腹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哉！”

而主和派却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同欧洲头等强国正面交锋的实力，因此朝廷应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

就在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之时，不久之后发生的‘天津教案’，却让朝廷的目光全部转移到临近的天津城中。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

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

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的朝廷被连绵不断出现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让一干朝臣无语的是，这一切事情都跟法国人有关……

第705章哗然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朝廷也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桩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此次教案，在朝廷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百姓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当然，这个提议有些过于偏激，真要如此干离列强联军再次攻打大清不远了。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和奕譞都是朝堂“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立场自然希望能将列强在大清的所有机构情理干净。

与此同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其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又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还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两广总督吴可也不免上来凑了个热闹，上折表示支持天津百姓：法人实在太过肆无忌惮，竟不将我大清律令放在眼里，出了事情先以强硬恶劣之态度对付，等到事不可为激起民变又要朝廷承担，世上哪有这般便宜之事？

况法人此时一身陷安南战场难以自拔，根本就没有精力抽调大军再次北上，最多也就是命远东舰队战船在津门外海耀武扬威一阵，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军事威胁，朝廷要做的是趁此收拢民心。

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法人‘冥顽不佞’，朝廷大可准许两广清军直接参与安南内战，两广清军保证牢牢牵制法人军队难以动弹，替朝廷分忧解难。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说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说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还没跟法国人正面扛上，曾国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气。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

这位公认同治朝“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以吴可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晓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人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就好比后世‘非典’之时，坊间流传的盐，醋可防‘非典’一样可笑，这举动实在有让人哭笑不得之感……

第706章错误

“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说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吴可从‘内部人士’那知道了这些消息，忍不住摇头冷笑连连。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都让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骑到头上了，这真是……”

幕僚摇了摇头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难怪这厮当年搞不过咸丰，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这些都是皇家内部事务，咱们就没必要瞎参合了！”

吴可摇了摇头不想多提这事，话风一转沉声问道：“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两广民间是个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群情激奋！”

说起这个，幕僚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显然他对民间过于火暴的舆论十分担忧，接着汇报道：“特别是学堂里的那帮年轻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时疏导估计要出大乱子！”

“让下面人好好引导，要采取温和手段不要刺激这些满腔热血的家伙！”

吴可眉头轻皱，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会通知吸取的！”

幕僚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点点头应承下来。

眼下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最少都是中农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这些公子少爷们闹事，只要不是太过当地官府不会穷追猛打。

虽然这些年吴可极力发展官学，但是限于师资力量以及传统因素，能来官学上学的贫家子弟不足官学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余数额几乎全被关系户拿下，私塾数量虽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乡勇队开办的各类工厂以及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学堂，专门招收旗下员工子弟半免费就读，就是这样也引来仕林好一番牢骚，认为这些工厂和企业附属学堂有辱斯文，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没办法，此时的读书人都是稀缺资源，逼格高大上得很，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普及教育的。

“两广地区的洋人们是什么反应？”

吴可轻轻点头，随口又问道。

说起这个，幕僚脸上便忍不住露出丝丝阴冷和愤怒……

……

再说天津那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朝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大清，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

最后，曾交出来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不久后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还有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能理解真实历史上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第707章舆论

“这帮可恶的洋鬼子！”

广州城西街某茶楼，一位茶客猛然将手中报纸拍在桌上，一脸怒容眼神几欲喷火，剧烈起伏的胸膛显示他此时心中的巨大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