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阳--南明人物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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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天地会和洪门会党真该奉他为开山祖师爷，才是正理。
　　唐王在福州继位后，一洗前人弊端，革新政治，力图恢复。首先，在基本国策上，改变了历来以“平寇”（镇压农民起义）的方针，而是现实的根据当时实际力量对比和主要矛盾，改为以“御虏”（抗清）为主。在政策上为以后大西军同永历的合作打下了基础。其次，他极力摒除万历以来流毒甚深的党争和门户之见，全力团结招纳人才，用人唯贤。在南明的控制区内，唐王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规定“小贪必仗，大贪必杀”，与清军的留发不留头相比，有效地争取了民心。在私人品德上，唐王的作风也是福王潞王之流所不能比的，许多史籍都说他生活简朴，称帝后还穿土布黄袍，“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止用寻常布帛”。除了爱读书之外也没有其他嗜好，“从龙祗有五车书。”颇有中兴之祖，锐意恢复的气概。
　　唐王志在恢复，然而拥立他的郑鸿逵，郑芝龙兄弟却不买帐，郑鸿逵无知武人，未必有学魏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见识，然而军阀习气，对他们拥立的这位血统疏远，又曾为罪宗的皇帝是无论如何看不上眼的。朱聿键屡次下令出兵恢复，郑氏兄弟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唐王处于福建郑氏控制区内，调不动一兵一卒。在这样的形势下，不甘心蹉跎度日的唐王终于决心御驾亲征，摆脱郑氏兄弟的操纵。他针对当时局势，提出了一个相当有眼光的大战略，战略核心为自己御驾亲征，进入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地区，西连湖南何腾蛟，东控福建郑芝龙，背靠广东，控制全局。如在江西得手，则利用浙东鲁王兵力牵制清军后方，以何腾蛟部出湖北，东下长江。席卷江南。为了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唐王于十二月十六日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建宁，开始做西进赣州的准备。
　　这一计划，从纯战略角度上讲是相当厉害的，清方在注意到明军动向后惊呼“敌畏江南满州，故宿重兵于浙东以拒钱塘之渡，乘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何腾蛟拥重兵从上游而动武昌，满州有数，东南半壁岂不一鼓而复乎。”他们也认识到唐王的计划如果达成，对清军部署于东南的势力来说，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一战略要得以实现，必须首先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就是郑氏势力派大军随唐王亲征，然而，郑家兄弟只求保存自家实力，绝不可能卖力支持。对这一点，朱聿键也是看的很清楚的，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湖广总督何腾蛟身上，指望他及早发兵赣南接应。然而何腾蛟却另有私心，一方面他利用唐王的信任到处炫耀，在湖南境内威福自操，言出法随。另一方面，他担心若真将唐王由郑氏控制区内接出而来到江西，湖南，势必事事都要请示而行，权威也将一落千丈。因此他大玩手段，一面声势赫奕的派张先壁，郝永忠出兵迎驾，一面暗中嘱咐切不可假戏真做。兵行迟缓，使局势完全贻误，直到隆武政权灭亡前夕，何的先行使者才姗姗来迟。
　　东西两面碰壁，唐王一筹莫展了，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见唐王处处受制于郑芝龙，十分愤慨，自请督兵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然而黄道周书生统军　，不谙兵略。又处处受到郑芝龙的牵制掣肘，出师不久便被清军包围击溃，黄本人也被俘不屈而死。噩耗传来，朱聿键痛惜不已，却不知败亡就在眼前，1646年3月，清军金声桓部攻克吉安，一路势如破竹，包围赣州，经过数月激战，十月初清军破城。守城明军全部战死，，江西失守，隆武朝廷与湖南的交通为之断绝。江西战场本是明清两方都十分重视的战略要点，唐王首倡兵出江西，东西并举的大战略，却囿于多方掣肘，形格势禁，内部将领各怀私心，虚与委蛇。满腔抱负无法施展。清方却能令行禁止，号令划一，两方优劣之势，自然不言而喻了。
　　西线交通断绝，何腾蛟的援兵迟迟不至。东线局势也呈土崩瓦解之势。1646　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领兵南下，进攻浙江、福建。与西线清军互相配合，东西并举。浙江是鲁王监国的控制区域。本与唐王为继立之事闹得不可开交，然而毕竟是同气连枝，唇亡齿寒。鲁王军队在清军的突然猛攻之下节节败退。防线完全崩溃。藩篱既失，清军乘胜部署入闽。郑芝龙海盗出身，惯于干的是投机生意，一早就做好了抛弃唐王，另投新主的打算。在与清方接上头后，便密令仙霞关守将武毅伯施福放弃天险，自动撤退。仙霞向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郑芝龙主动弃守后，清军便兵不血刃的从此长驱直入。接着郑又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安平，上疏道：“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海警则无家，非专救不可。”隆武帝派内使持手敕苦苦恳求：“先生少迟，请与先生同行。”郑芝龙置之不理，径自带领军队返回安平。
　　其实，郑芝龙的背叛并非个别现象。早在清军攻取浙江，局势恶化之时，许多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员就从保全自身身家性命出发，暗通清军，准备投降了，对此局面，唐王并非一无所知，但也毫无办法。。钱秉镫记载：“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门。群臣朝罢，将退，上命内臣捧出一盘，覆以黄帕，置御前。上谕群臣曰：“朕本无利天下之心，为勋辅诸臣拥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有何人君之乐？只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负诸臣拥戴之初心。今观诸臣大非初意，昨关上主事搜得关中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锦衣卫检明封数，捧至午门前对众焚之。班中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问。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特谕”唐王唯一的办法，是效仿曹操故智，以此手段来抚慰人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可谓不恳切。然而当时曹操已稳操胜券，唐王却是败亡就在目前。自然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哀莫大于心死，从龙诸臣已打定主意要抛弃这位当初在舟中信誓旦旦，力图恢复的皇帝，再情真意切的言辞和权术手段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秋风过耳罢了。
　　八月二十一日，唐王鉴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决定由延平移驾前往江西赣州，当时明军赣州守将尚在与清军苦战之中。唐王计划取道赣州往湖南收取何腾蛟部以图救亡危局，重新打开局面。但他缺乏实战经验，因为情报不明，在护卫军队不多的情况下还随行带领大批书籍和宗室，大臣一路前行。不久就得到清军尾随而来的消息，隆武君臣大惊，连忙狂奔不止，其狼狈程度有如当年刘皇叔败走荆州，扶老携幼被曹军追击的惨象，可惜唐王身边并无赵子龙单骑护主，张翼德独当长坂。二十八日走到汀州就被清军轻骑追上，隆武帝与随行妃嫔皆被俘于赵家塘。清军对这位皇帝十分忌惮，不敢照福王潞王例送至北京献俘，唯恐夜长梦多，于是在汀州就地处斩。据当时的目击者称，唐王与皇后被俘时都穿着戎装小帽，一同在汀州府堂遇难。还有一种传说认为当时汀州遇难的只是唐王替身，他本人则是逃到广东五指山出家做了皇帝。这种说法于史无据，本不足信。不过帝王劫后出家的传说，前有建文，近有奉天玉和尚李自成，后来又有人称行痴的顺治帝，加上隆武，也算一时之盛会了。
　　唐王一生几乎都是在逆境中度过，困难的环境磨炼了意志，也锻炼了才干。终于在危难之中被推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他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即位后一直以恢复为己任。然而在实际斗争中却处处碰壁，作为明皇室中血缘疏远的宗支，又是曾经的高墙戴罪之身，无法得到死守正统观念的南明诸臣广泛的支持，也缺乏自己的班底，终于在郑氏家族的挟制下无所作为，壮志以殁。他所依靠的南明诸臣，大多或是迂腐守旧，目光短浅的无能之辈，或是各怀私计，见利忘义的宵小之徒。在残酷的斗争中这些人或死或降，或逃或叛，终于冲刷殆尽。而来自底层的普通百姓，身份低微的生员小吏，却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南明政权抵抗满清的主要支柱。　
　　第三章：魂不能南客莫招——史可法
　　史可法出身寒微，从小是出了名的勤学苦读，最爱在破庙烛灯下通宵达旦的看书，没想到一天雪夜遇到当时的东林领袖——大学士左光斗出来微服赏雪，一见之下大加青睐，就此收为门生。俗话说明师出高徒，低手才出自于暗师（韦小宝语）。左也是当时明朝政坛上铁中铮铮之人，他的言传身教无疑对史可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只可惜左老前辈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有时未免失之于拘泥陈腐。史见样学样，不免失之变通，虽一生清正廉洁，却缺乏在复杂微妙的政治斗争中驾驭局势的才干机变，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崇祯末年，局势岌岌可危，思宗皇帝自然要考虑预作退路。这退路，就是当时人称留都的南京。留守重臣中一位是太监韩赞周，一位是功臣子弟赵之龙，这第三位，就是当时已在政坛上展露头角的史可法，时任兵部尚书。说来也荒唐，崇祯本来与史可法连面都未曾见过，只是因为大家都说他好，就毫不犹豫地调可法走马上任，所幸崇祯一生虽常常举动失措，这次到真的挑到两位忠臣。（他曾说赞周和可法出身寒微，比起来还是不如功臣子弟可靠，没想到后来可法赞周皆死于国事，降清的恰是这位与国休戚的功臣子弟，唉，崇祯呀崇祯……）
　　1644年，南北交通基本断绝，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忧心国事，正在调兵遣将渡江准备北上勤王时，噩耗传来，崇祯帝已于煤山自尽，南京顿时成为明王朝理所当然的政治重心，拥立新君组织政权，就成为留都诸臣的首要任务。
　　拥立新君，在当时有立福和立潞之争　，立福是出于血统和就近考虑，而主张立潞的东林党诸君子以立贤为号召，但其实另有私心，他们一方面是害怕福藩借机报复，一方面也有借拥立飞黄腾达的打算，作为当时南京第一实权人物的史可法真是左右为难，作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他政治上倾向东林党人，自然不大想立福王，可又恪守宗法伦理观念认为应当按伦序推立神宗子孙。反复考虑之下终于想出妙计，于是秘密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马士英手握江北重兵，若取得他的支持，想来应该万无一失了。果然身为外镇的老马受宠若惊，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搞折冲立同为神宗子孙的桂王（即永历）为帝。这一方案公布出来，人人皆大欢喜，以为大事已定了。没想到风云突变，福王求援于江北三镇总兵，马士英见风使舵改投福王。对这一变故，原本兴高采烈的史可法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写信给自己的好盟友马士英强调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力图劝说马回心转意。但马士英的权谋机变那里是史可法及得上的，这封信反而成为后来借以要挟可法的利器。事已至此，史可法只能痛悔自己轻信人言，结交“匪类”。但已悔之无及了。
　　史可法性格上的最大弱点是优柔寡断，缺乏政治家应有的决断和魄力。他总想八方应付妥帖，谁也不得罪，却往往事与愿违，几头不讨好。人送可法外号“老媒婆”，其为人惯和稀泥可见一斑。作为留都手握实权的第一号人物，若能一开始就当机立断拥立福王。权柄不至于旁落，四镇和马士英也没有可乘之机。福王不过庸人，但也有任人不疑的好处，若史可法借拥立得福王信托，政由己出，任用得人，未必没有扭转危局的机会。史可法其实自己也懂得这一点，他曾对人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意思是以管仲那样的能臣自居（只怕未必），认为如今大权在握，就算拥立福王做了皇帝，必然是惟己意见是从。皇帝虽然是个庸人，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话虽在理，可惜史公没有机会看看《教父》，柯里昂家族的军师汤姆？黑根就有过名言：“有的事你做就是了，没必要说出来。”史可法却是光说不练，他的受业恩师左老前辈又不是godfather之流的人物，必然没有教过他这样的政治要诀。史说的话很快就传了出去，舆论一时大哗，认为这样想，这样说简直是大逆不道，史可法从此更不敢有拥立福王的意思了。
　　决策失误，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军阀勋镇势力从此抬头，朝廷政治分裂，党争激化。世事如弈棋，一着失误，满盘皆输，史可法的棋错一着，竟然决定了弘光小朝廷的败局。不可谓是作者危言耸听。
　　弘光立国伊始，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极力打破党争的弊政，主张不拘一格收录有用人才，包括名列魏忠贤“逆案”（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和曾在北方投降大顺政权（主要是东林党人）的在野士绅。然而大家并不体谅史公一片苦心。马士英，阮大铖借江北四镇打压东林党人，东林－－－复社骨干也拼命攻击马，阮。一时闹得鸡飞狗跳，使可法再一次落了个两头受气。史可法灰心已极，再加上当初痛骂弘光帝的信还捏在马士英手里。总是心不自安，虽然弘光帝面子上还对史可法礼敬有加，但可法心里明白，皇上真正宠信的是从龙有功的马士英，自己已成了靠边站的摆设花瓶。正好马士英入朝辅政，江北统御无人，于是史可法上书自请北上督师，意图收取四镇以弥补自己的失策。
　　江北四镇向来名义上受马士英的统帅，与马的历史关系也最深。史可法为亡羊补牢，全力设法把这只军队抓过来，他的第一个手段，即是奏请加封四镇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以结好于四镇。然而四镇以立天子为功，骄气已深，一面上书要钱要饷，一面勾心斗角，争夺江北繁华之地，骚扰百姓。驻节于扬州附近的史可法一筹莫展，当时清方兵力单薄，山东各府县纷纷起义，河南也几乎处于权力真空地带。有谋士献策劝他在河南，山东各设强镇，厚集兵马，以图恢复。史可法也知道这是好计，然而名为督师的他根本指挥不动四镇的跋扈将军。只有徒唤奈何了。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举措失当，导致四镇坐大，历来都被看作弘光期年而亡的重要原因。然而失足于前，未必不能补救于后。四镇虽然为跋扈骄悍之将，但并非全然丧心病狂之徒。除刘泽清，刘良佐后来兵溃降清外，兵力最强的高杰，黄得功都能坚持抵抗，最后战死沙场。人心未死，未必不可因势利导以图大计。自古常说御将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刘邦能于进退之间将项羽手下的第一悍将英布折服的俯首帖耳，玩于股掌之上。高敖曹一辈子目空一切，凶狡异常，却终生对高欢唯命是从，生死以之。无他，为人主的恩威并施，变化不测罢了。史公谦谦君子，历来作思想政治工作以说服教育为主。以为和风细雨，必能润物无声。往来奔波于四镇之间，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顾全大局，共赴时艰，四镇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奉为骄子，唯恐伺候不周。大家听腻了老生常谈，反觉可厌。史公无法可想，只好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诉苦：“镇锋恶，盍谨避之！”军阀脾气太坏了，我还是躲他们远点吧。（据南渡录记载：，史可法微服私行至淮上，竟被督工头目抓去当苦力，碰上刘泽清来察看营建情况，他才扔下肩上的巨木大叫：“学生效劳三日矣！”）
　　制人不成，反为所制。为史公计，另一出路即是放弃幻想，另练新军以自强，人常说虽然当时多有失策，但史公也是形格势禁，内受制于权臣，外受制于军阀，没有条件施展拳脚。是不是真是这样呢？当时黄得功驻真州（仪征）、刘良佐驻寿州（今寿县）、刘泽清驻淮安，高杰驻瓜州，可法驻节扬州居中指挥（注意：有地盘），当时可法并非光杆司令，手中握有一支不大不小的亲军，时人张怡在南下旅途中还亲眼看到：“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又有兵源，人气颇旺），在粮饷上，四镇饷额向来充裕，又有征收江北部分囤粮，商税的特权。可法虽受制于四镇，手上还控制着一部分粮饷领批大权（又有钱粮），自然史公虽人称爱兵如子，兵不饱不先食，但真要行军打仗，上阵杀贼还是非其所长，不过这并不等于领兵无人，以后来江阴抗清为例，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典吏阎应元竟指挥若定，抵抗数万清军围攻两月之久，吴日生（他还给可法做过参军，受过史的直接领导）在太湖中举义，一时声势浩大，曾重创清军，毙敌千余人，像这样起身低微的人物一时竟不可胜数。若能有人能不拘一格，识拔英雄，也不可谓无将。可惜史公受任督师以来，虽清正勤勉，处理公文往往日以继夜，为调和四镇，安抚百姓费尽心血，却无所建树，回想当年祖逖仅率千余兵将渡江，中流击楫，一生威震两淮，虎踞江北，北方胡骑无不避之唯恐不及的英豪气概，不禁使人抚膺长叹。
　　史可法督师淮上，其最初目的无非是为了防御清军和大顺军乘势南下，继以待机恢复中原。然而，当时“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弘光朝廷一时看不清形势，还把清方看作是“剪除丑虏，以复君父之仇”的好朋友。再加上当时横扫河北，打得明军丢盔弃甲的大顺军竟然被清军一举击败，不由使得众大臣对清军的战斗力心怀忌惮，认为上策最好就是保守江南，避免激怒清军南下，然后卑词求和，以维护效法东晋，南宋的偏安局面。只可惜黄河南北的人民群起结寨自保，山东河北州县纷纷反正，日夜翘首以待史督师的大军北上恢复，他们心中的王师却坐据两淮，迁延时日。弘光小朝廷，正积极的谋求割让淮河以北，偏安于江南了。
　　清军入关之初，一时还摸不清明朝底细。态度一开始比较持重，但随着江南财赋对北方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再加上南明政权的软弱态度，这一切都使清方感到有机可乘。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弘光朝廷派来的副将何拱薇、参将陈万春带了一封信给史可法，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清军的劲敌大顺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满纸荒唐，令人喷饭，却反映了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的全方位转变，即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史可法在回信中却惟恐触怒清廷，措辞极为软弱。通篇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准备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史可法重操驾驭江北四镇的故智，处处妥协退让，只求息事宁人。这种做法在江北四镇中已种下恶果。现在又以此奉为对外交涉谈判的圭臬，只能是助长强敌的骄狂气焰，无异于与虎谋皮。随着以南明派出的以左懋第为首的和谈代表团的失败，清方厉兵秣马，终于放胆准备南下灭亡南明了。
　　和谈失败，史可法似乎逐渐清醒过来。1645　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主要还是对付大顺军而非清军）。正月初十高杰率部来到河南睢州，镇守此地的明总兵许定国早已暗通清军准备投降，高杰在得知此事后本计划以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随军西征。高杰自恃武勇，竟想学关云长单刀赴会，没想到在酒宴中中了埋伏，反被许定国杀害。消息传来，史可法伤心欲绝，急忙赶到高杰营中处理善后事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当时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高杰妻邢氏担心儿子幼小，难以服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当时高部以兵强马壮著称，手下李本深，李成栋后来都成为纵横一时的大将。这本是史增进与高部感情，借机团结高部势力，共求抗清的大好良机。却因一己偏见轻轻放弃。千载之下，读来只有苦笑而已。
　　有学者评价史公：“在智识上无甚特殊之处”。在下却不敢完全苟同，以事实论，史一生在拥立，守边，御将，外交国策等重大问题上屡屡失误，然而从当时他的一些书信和私人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并非对这些问题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曾对一些人提出的正确建议表示由衷赞同，然而却从来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