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阳--南明人物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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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在博洛的率领下进攻闽浙地区，鲁监国政权一时瓦解，鲁王在张名振的护卫下逃往舟山群岛。张煌言随即匆忙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然后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守将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鲁王一行只得逃往福建长垣重建临时政权。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又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重新组织与招募义军。而张煌言又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1647年，兵败逃海的鲁监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整顿后意图寻机再起，恰好这时在江苏复社巨子陈子龙等人的奔走联络下，驻于苏州的清苏松提督吴胜兆决意反清。希望附近明军派人接应。当时守舟山的明军主要是肃虏候黄斌卿的部众。鲁王部将定西侯张名振以及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等也有一部分军队驻于该地，张煌言当时为这部分军队的监军。经会商后决定以张名振领军，沈廷扬副之，张煌言监军，率将士数万人，战船两百多号，浩浩荡荡开往松江接应吴胜兆。不料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飓风，不少船只被汹涌的巨浪掀翻，清军水师乘机大举进击，明军一时溃散，张煌言的坐船也被风浪打翻，被清军俘执，囚禁七日后，为人暗中所救，“有导之出者”，逃出后沿途收容了一些溃散的义军“走间道复还入海”。途经黄岩时，又被追赶的清兵“围而射之”，张煌言却仅“以数骑突［围］出”，终于回到营中。舟师覆败，明军一时灰心丧气，而刚刚死里逃生的张煌言认为兵败事出意外，兵员损失并不太大，仍然奋不顾身的要求再次出师援应，不料吴胜兆起事失败的消息很快传来，良机已失，也只好徒唤奈何而已。不久，他又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率义军］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
　　1649年，鲁监国在袭杀黄斌卿，入主舟山城之后，锐意整顿朝政，张煌言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受任后张煌言全力整治军政，操练部伍，囤积资粮，经过两年时间的殚精竭虑，终于把原来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的明军编练成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从此纵横于江外海上，对清方在江浙地区的统治构成重大威胁，为以后的舟山之役和长江之役打下了基础。
　　鲁王雄踞海上，多尔衮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拔不快。终于下决心发动舟山战役以解决南下后患，在这危急关头，鲁王与部将定策由阮进据守舟山，其他部队兵分两路南北并举，先打垮清军水师，具体部署是“鲁王与张煌言、阮骏率顾忠、罗蕴章、鲍国祥、阮_、郑麟、李英杰、符文焕等断北洋；张名振督张晋爵、叶有成、马龙、阮美、阮骥、方简等遏南师。”张煌言代鲁王起草《祭海神文》慷慨誓师：“予起义于浙东，与薪胆俱者七载，而两载泊于此。……今义旅如林，中原响应，且当率文武将吏，誓师扬帆，共图大事。洁诚备物，致告行期。启行之后，日月朗曜，星辰烂陈，风雨靡薄，水波不惊。黄龙蜿蜒，紫气氤氲，棹楫协力，左右同心，功成事定，崇封表灵。……”檄文一下，各路明军分道出海，张煌言所统北路明军在吴淞口与清军遭遇　，张煌言居中指挥，在波涛巨浪中当先猛进，一举击破清军水师，战后清方计点损失，吴淞水师原有五千余人，战船一百五十余只，剩下的还不到一半。
　　“南北应敌皆大捷”，然而因阮进轻敌战死，舟山告急。张煌言等急忙会师救援，但在舟山海域遭到清阻截舟师的顽强阻击，张煌言血战之下，终因兵力悬殊而不能突入。这时舟山失守，大势已去，鲁监国，张煌言等人不得以移师温州附近的三盘，然而清军又紧随而来，鲁王部众立脚不住，只好南下厦门，暂时投归郑成功。回想起舟山失守，功败垂成，张煌言不胜惋惜，后来写下《_州行》，诗中追忆：“圻时帝子在行间，吴淞渡口凯歌还。谁知胜败无常势，明朝闻已破岩关。又闻巷战戈旋倒，阖城草草涂肝脑。忠臣尽痤伯夷山，义士悉到田横岛。”　心中尚憾憾不已。
　　郑成功接受朱以海及群臣避居舟山，但并不承认鲁监国政权，满心打算要兼并鲁王的部众，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鲁监国及其文臣变成自己的“寓公”、“宾客”，对鲁监国的军队则采取容纳和逐步改编的方针。张煌言作为鲁王的兵部侍郎，也被成功派人监视起来，脱离了军队。煌言与成功皆为少年得志的英雄豪杰（是年煌言32岁，成功28岁），二人在交往之中颇有瑜亮互重之情。面对郑成功的防范与监视，张煌言十分不满，曾对郑成功说：“招讨（指郑成功）自始至终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谓难得的纯良忠臣啊！”郑成功听后则答复说：“侍郎（指张煌言）您从始至终追随鲁王，与我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两人高来高去，彼此不着痕迹，哈哈一笑而已，然而从此郑成功对张煌言更为忌惮。煌言在《曹云霖中丞从龙诗集序》中感慨：“岁在壬辰（1652　年，顺治九年），予避地鹭左（厦门），云霖（曹从龙，亦为鲁王所任兵部侍郎）俨然在焉，欢然道故。予时栾栾棘人耳，不敢轻有赠答；而云霖囊中草多感时悲逝，亦不肯轻以示人。”监视之严，竟然仿佛复明志士在清统治区内的境遇，然而鲁王部下将领以拥戴鲁王为志，坚持原来的系统。在大敌当前的形式下郑成功一时也硬吃不下这支部队，双方在承认偏处西南的永历皇帝为正统的前提下，大体上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关系。
　　1653年间，天下形势似乎正向着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李定国率军八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孙可望派刘文秀出击四川，克复川南；清方连败之余四处调集兵将到两湖前线与明军对峙，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非常单薄。一心要恢复江南以图自效的钱谦益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了东联孙可望，西联郑成功，东西夹击乘虚收复江南的战略计划。并与姚志卓，眭本等人四处奔走，东西联络。张煌言，张名振都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应当抓住时机以图进取。与此同时从孙可望那里也带回了秦王允诺以主力大军配合，东下会攻的消息。张煌言和张名振当即整顿部伍，在得到郑成功的部分资助后率原来鲁王部下兵将两万多人，战船五六百艘北上，在长江口崇明岛登陆，一面在岛上安营杂寨，四处联系内地的复明势力，大兴屯田，一面围困岛上崇明城中的清军，为即将发动的长江战役建立前沿基地。
　　1654　年正月，张煌言、张名振、刘孔昭等部明军进入长江口，冲过狼山、江阴、靖江、等清军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达瓜州。明军在金山上岸，缴获清军防江大炮和火药、钱粮等物。张煌言等带领五百名军士登金山寺，朝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题诗寄慨，回想十余年来戎马艰难，寸土未复，众人不由泣下沾襟：明军海师在镇江仅停留了两三天。清江南总督马国柱闻讯后紧急派提督管效忠领兵由浦口、六合增援仪真（今仪征）、瓜州；尼堪领兵由龙潭救镇江。明军在清军到达之前，回舟东下。清军扑了个空。三月初六日，张部明军四五百人又在扬州府属吕四场登岸，击败防守清军，缴获大河营守备印。这就是初入长江之役。三月二十九日，张煌言，张名振等率水师六百余艘再入长江，过京口（镇江境内），直抵仪真，在仪真城外江中焚毁盐船数百艘。这一次在仪真停留的时间很短，就返航东下，撤回崇明一带的沙屿稗沙、平洋等处，是为二入长江。同年，明军军再度入长江口，攻占过瓜洲、仪真、燕子矶等战略要地，探听孙部明军东下消息，然而却音信渺渺。不得已只好率师　“还屯临门”。
　　张煌言等率众屯营崇明，三次冒险突入长江，是为了在战略上配合接应孙可望的东下大军，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这东风却迟迟无法刮起。原来西线明军内部，已经起了重大变化。孙可望为在抗清战场上取得重大战果，提高个人威望，非常赞成钱谦益所提出的东西并击的战略，然而当时他与李定国的嫌隙日深，需要留兵监视李定国动向。另一方面他的野心日益膨胀，正积极筹划取永历而代之，也必须要坐镇黔、滇指挥，不愿亲自统兵东下。因此可望决定由刘文秀统兵代己出征。而刘文秀向来不赞成孙可望取代永历，眼见内变一触即发，他也拥兵屯驻于贵州湖南交界，迟迟不愿会师北上。永历小朝廷诸臣各怀心事，一场恢复失地的大好机会，就此化为泡影。
　　到永历九年（1655年）时，郑成功派遣部将陈六御率师与张名振义军南北配合，攻取舟山。清军台州守将与义军约降，张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使此战一举告捷。不久，张名振却因中毒身亡，临死前遗言将自己所统属的军队归由张煌言统辖指挥。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掌。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在将士推戴下张煌言成为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袖，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永历十三年（1659），清军大举进攻云贵地区的永历朝廷，长江沿岸守备薄弱。张煌言与郑成功趁此良机再次率军入江作战。一开始，明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大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自恃必胜，并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严密。张煌言却亲率十七条船奋勇当先，截断铁索，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而成功顾虑驻守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军将人数仅有千余，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深入敌境。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认为应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致使有利战机丧失。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仅派轻骑八人由浦口南门入城，守御此地的清骑兵两百多人听说张煌言到来，竟从北门仓皇逃走。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骑，惊走满城守虏”。张煌言的威名远震可见一斑。
　　张煌言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遣别将率轻舟数十艘，“直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将明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明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由于部分清军也加入其中，兵力一时增至万余人。
　　张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　‘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远近百姓大为悦服。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在南京城下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听说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然而，郑成功兵败之后并未作接应张煌言退军的安排联络，而是直接率部退出长江。致使张煌言所率部众处于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东退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毫不理睬，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张煌言只好弃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乎不能行走，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
　　此后，张煌言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他将义军屯驻长亭乡，就地屯田以解决军饷的供应问题。同时，又派遣使者向永历帝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永历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并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1660年，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而一年后，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下令把沿海居民强行迁往内地，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认为郑成功已无意继续与清廷作战，曾写信劝阻郑成功复台。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值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认为台湾初定，需要自己亲身镇守，拒绝了张煌言的请求。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出战，“十三家”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请求“十三家”　“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最终未能成功。
　　不久，郑成功与鲁王相继病逝，张煌言听说鲁王病故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斗争大势已去，于是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驾一条小舟，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为悬山花岙的荒僻小岛上隐居，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就在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岛上不出产粮食，只能化装外出购买。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带，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时分，清兵出其不意地闯入煌言居室，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
　　张煌言被俘以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途中，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如《被执过故里》诗云：“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颠。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甲辰八月辞故里》诗更是脍炙人口：“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年10月25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可惜大好河山！”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第七章：曾搅中原是杀星——孙可望
　　孙可望，原名可旺，字朝宗，陕西延长人，从小习文弄武，长大后以经商为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他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是剽悍异常，胆略过人。后参加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并与李定国等一起被收为义子。在战场上孙可望攻则机智勇猛，守则坚韧顽强，号称“一堵墙”。不过从这个外号也可看出孙可望擅于防御，用兵凝重，奇谋变化则非其所长。
　　1647年（顺治三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与清军接战中阵亡，身为大西四将军之首的孙可望自然而然的接过这个烂摊子，成为军事上的实际领袖。眼见满洲肃王还在后面恋恋不舍的一路撵来，大西军新败之余，只好拿毫无战斗力的地方杂牌武装开刀，轻松击溃重庆，贵阳，定番等地的明军后进入贵州避战。肃王豪格本打算“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当时川黔一境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接应不上。军势早成强弩之末，再追下去恐怕要“蹶上将军”，只好悻悻然收兵北返。大西军才算喘息方定，返驻贵州遵义整顿修养。
　　大敌方去，献忠妻张氏和宰相汪兆林兴冲冲前来捡落地桃子，每次开会议事公然傲居四将军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快活。没想到却惹起众怒，四条好汉见“皇后”与“宰相”不度德，不度势，无权无勇还来聒噪，干脆开会一致决定将其“镇压”。事毕，四将军各复本姓，又公推孙可望为首，实行集体领导。准备以贵州为基地再图进取。就在此时，云南沙定州叛乱的消息传来，当地土司龙在田早年本与大西军是旧相识，关系深厚。至此极力劝说四将军以助沐天波平叛为名，收取云南以为长远之计。众人以为有理，于是整顿兵马西向杀入云南，沙定州跳梁小丑，哪里见过如此阵仗，一时被打得抱头鼠窜。永历元年四月，大西军顺利攻入昆明城，十月擒杀沙定州。云南全境告定，然而四将军之一的艾能奇也在战斗中中毒箭阵亡。
　　全滇底定后，孙可望为争取地方士绅支持，废除大西国号，暂以干支纪年。三位将军分别称王开府，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孙可望还争取到了黔国公沐天波的合作。沐氏世守云南，在官绅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对大西军剿除沙定州，为他报一箭之仇，沐天波心存感激，他采取合作态度，其他云南境内的大小官员土司自然望风归顺。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可望虽名为盟主，但三将军向来分庭抗礼，互不相下，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声望。放眼天下大势，清军连战连胜，正是顺风顺水之时，若独力与之对抗，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权虽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当时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下，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在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可望请封秦王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杨畏知见压力太大，只好让步表示接受永历所封景国公一爵，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认识到当时南明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