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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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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9月，法兰西学院任命小诗人蓬皮尼昂接替莫伯都依的职位。1760年5月10日，当他出席就职仪式发表演说时，突然恣意攻击哲人党，指责法兰西学院对一些危险学说的宽容。他首先就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伏尔泰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的就职演说是以种种伟大的大拼盘拼凑出的最平庸、最无味的演说词。接着他肉麻地吹捧莫伯都依、黎世留、路易十四都是伟人。他演说的其余部分都是对当代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咒骂。
蓬皮尼昂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大放厥词，引起了伏尔泰的愤怒，他立即以克洛多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何时》的文章，嘲笑蓬皮尼昂的放肆和无知。随后，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神甫也写了《如果》和《为何》进行驳斥。伏尔泰意犹未尽，又以德利斯的笔名续写了《是》和《否》。这些文章像一连串的炮弹，对启蒙哲学的政敌进行猛烈轰击，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小品词大战”。蓬皮尼昂恼羞成怒，便写了一篇《陈情书》呈交国王，希望得到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
启蒙思想家们还有一名危险的敌人帕利索。他像佛勒龙一样，对百科全书派咄咄逼人之势甚为不满，曾抛出一篇题为《论大哲学家的几封小信》的文章，责备哲人党夸张偏执，互相捧场，对敌手妄加中伤。还对狄德罗的《私生子》大加讽刺。1760年5月，帕利索精心炮制的一出喜剧《哲人党》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这一闹剧把哲人党的理想描绘成了有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东西。它的上演虽然遭到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克莱龙小姐等的抵制，但是得到王室的认可，帕利索的保护人罗贝克公主在公演时亲临剧场以示支持，王储也表示欣赏。教会人士更加拍手称快。由于它具有一定的煽动和欺骗性，当时颇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因而对哲人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一时间，它成为巴黎上流社会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客观地讲，这部喜剧如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评价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剧情安排和人物性格刻画都很一般，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其对启蒙思想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人身攻击。剧中的克里斯潘被描绘成四只脚走路的人，这显然是代表崇尚原始主义的卢梭；罗狄德明显是狄德罗的代名词，他被刻画成为无耻的骗子，经常利用自己关于人性的丰富知识，来骗取天真无知的妇女，他还在七年战争中表现出不热爱祖国的情绪。《哲人党》还影射了杜克洛、爱尔维修、格里姆等一大批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帕利索为伏尔泰的崇高威望所迫，不敢在剧中对其妄加攻击，达兰贝尔大概是因为退出了《百科全书》的编辑队伍，也得到了帕利索的“饶恕”。
帕利索侮辱哲人党，损害启蒙思想家的恶劣行径，激起了百科全书派的极大愤怒。狄德罗开始撰写《拉摩的侄儿》，他搜集了帕利索的种种卑劣言行，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一向温文尔雅的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莫尔莱神甫也一反常态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出版了《作为喜剧〈哲人党〉前言——夏尔·帕利索之幻想》一书，严厉谴责帕利索，甚至还直接指责其宫廷的庇护人罗贝克公主，并暗示她末日将要来临。国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莫尔莱神甫不可避免地被关进了巴士底狱。
帕利索一直非常尊重伏尔泰，他在《哲人党》序言中宣称，他和伏尔泰关系很和睦，他把剧本寄给伏尔泰并声明，他攻击的只是哲学中的弊端，而不是像伏尔泰这样真正的哲人。伏尔泰虽然对这位坦率的学生抱有好感，但是他把启蒙事业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事业，把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和对同志的义务放在个人感情和礼节之上，坚定地反对帕利索对哲人党的挑衅行为。在给朋友和支持者写信时，伏尔泰表示，他坚决反对帕利索在舞台上嘲笑哲人党，他认为全体巴黎人民应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团结起来反对帕利索可耻地歪曲哲人党的理想。在与帕利索的通信中，伏尔泰也毫不隐瞒自己与《百科全书》的密切关系，承认自己为它写了12个条目，认为这一杰作是教育人民和维护国家荣誉所不可缺少的，他拒绝帕利索对百科全书派及其自由思想的一切批评。
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差异，因而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卢梭第一个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伏尔泰在《哲人党》的问题上，对帕利索只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评态度，远远没有达到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所希望达到的激烈程度，这又引起了他们之间新的一轮争吵。伏尔泰抱怨哲人党们对帕利索的攻击持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反击。达兰贝尔则反驳伏尔泰作为哲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很好地保护和引导哲人党，为受辱的同志雪耻。伏尔泰此时虽已无所畏惧，但是为了整个启蒙事业他还必宣考虑斗争的策略，他不愿意让人们把哲人党与“阴谋集团”等同起来。他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因此必宣注意培养与他们的友谊，不论是外国君主、本国君主，还是王公大臣，如果他们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就可以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建立开明政权，消灭败类。达兰贝尔和哲人党其他代表人物则认为王公贵族是敌视启蒙事业的，他们不可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因而不能信任和依靠他们。达兰贝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哲人党的声望和荣誉，从气势和影响上压倒对立派，然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通过自身的影响左右舆论，实现社会变革。
尽管伏尔泰与达兰贝尔等哲人党的代表在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具体斗争的方式上，他却是非常激进的。他在反对专制斗争中一直冲锋在前，不心慈手软。按照达兰贝尔的解释是因为伏尔泰有独立而殷实的财富，有极高的声望，又远离专制统治的中心，因而无所顾忌。而达兰贝尔他们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只能采取相对委婉的、间接的、尽量不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来逐步实现启蒙思想运动的理想。伏尔泰感到达兰贝尔在“消灭败类”的斗争中有些踌躇，便热情地鼓励他：“勇敢而有力地讲出心中的话吧。打击后把你的手藏好。我完全相信他们是机敏的，有良好的嗅觉，会认出你的手，但是他们不能判你有罪，你将和好伙伴一起摧毁空谈家的帝国。一句话，我把败类交给你。①”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道：“行动起来，为人类效劳吧；消灭宗教狂热……我知道你们能够为理性复仇，……在我死之前，让我满意吧！”②
① 引自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75页。
② 参见《伏尔泰全集》（法文版），第41卷。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25页。
伏尔泰认为，反击帕利索等人对哲人党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把狄德罗选入法兰西学院。他设想，只要狄德罗能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反对派对哲人党的非难便会不攻自破，他们也不敢再为所欲为。但是，远离专制制度统治中心的伏尔泰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实斗争的残酷性，他过高估计了他的贵族朋友们的能力，法兰西学院的大门不可能向《百科全书》的主编洞开。在支持狄德罗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活动失败之后，伏尔泰认识到自己依靠贵族和宫廷帮助的斗争策略存在问题，他逐步与其他哲人靠拢，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1760年6月，杜尔哥等哲人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他们就启蒙运动的走向和斗争方略进行了促膝长谈，伏尔泰更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而更加赞同哲人党兄弟们的远见卓识。伏尔泰开始把“消灭败类”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对宗教狂热、迷信和偏执的抨击上。
为了推动法国的启蒙运动，更好地启迪民众、动员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向野蛮、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伏尔泰一直想寻找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材料。1762年初，他终于在自己的家里把它找到了，这就是天主教神甫让·梅里叶的《遗书》。这份职业宗教家自我暴露的材料，原是梅里叶生前的手稿，伏尔泰将它保存了29年。现在他要把《遗书》的某些部分公诸于世，把它作为自己掀起的“消灭败类”宣传运动的秘密武器。
让·梅里叶1664年出生于香槟省马泽尔尼村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他曾遵照父母之命走上了传教布道之路。1687年，他从里梅宗教学校毕业后，便开始担任教职，起初在马尔尼当神甫，1698年开始负责埃特列平低级教区的宗教事务。1729年5月自杀身亡。他从事宗教工作不久便发现，自己向教民所宣传的那套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这个生前默默无名的神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孜孜不倦地、秘密地从事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但他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做公开的揭露，向人们承认自己在讲坛上传道时所说的谎话。因此，他痛苦万分，夜不能寐，他想，即使自己生前不敢揭露自己，也要在死后让人们认识自己，了解教会的真相。于是，这个忍受巨大精神折磨的神甫在自杀前，利用无数漫长的不眠之夜写下了自己心灵的独白——这就是他死后震惊世界的《遗书》。在这部洋洋70余万字的巨著里，梅里叶阐述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无情地戳穿了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愤怒揭露出封建专制制度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苦难。这位天主教神甫承认，世界是永恒而无限的物质，根本不存在什么“救世主”，一切宗教义务都是谎言与欺骗。他痛斥社会的不平等，他说，一部分人享受着人生的欢乐，残暴地统治着别人，而另一部分人则充当奴隶，受苦受难。他把教士、包税人、官吏和投机商统统斥之为富足的懒汉，而王权和封建主则是魔鬼与寄生虫。在《遗书》中，梅里叶还真实地描绘了自己的胆怯而又悔恨的矛盾心理，他写道：“当我被迫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了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①”他真诚地希望人们赶快觉醒，奋起斗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暴君和僧侣贵族的统治，打碎精神枷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①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7页。
梅里叶逝世之后，他的《遗书》手抄本开始在法国流行，1735年，伏尔泰从友人季里奥处得知了《遗书》的内容，他对梅里叶十分赞赏，认为他是像洛克一样伟大的哲学家。他请季里奥设法搞到了一份《遗书》的手抄本。1762年，伏尔泰编辑了《遗书》的摘要本，在日内瓦匿名出版，题为《梅里叶号召教区人民反对腐朽透顶集团的呼吁书》，它仅仅是根据原书的第一部分选编的。伏尔泰最感兴趣的是书中评论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义的部分。他根据“消灭败类”斗争的需要，对原书断章取义，把具有坚定的无神论信仰的梅里叶改变成了激烈谴责宗教迷信但却信仰上帝、害怕上帝发怒的自然神论者，他突出选编了梅里叶遗稿中揭露教士假仁假义、贪得无厌，对人民痛苦麻木不仁的内容，但却删除了梅里叶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论述。尽管如此，这个摘要本仍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欢迎，并连续再版了好多次。伏尔泰以天主教神甫的现身说法给专制政体和天主教会以致命的打击。
伏尔泰作为自然神论者，他不赞成梅里叶的无神论，不反对宗教，但是他反对天主教这种制度化的宗教。他拥护和赞扬梅里叶对基督教的揭露和控诉，他认为，“消灭败类”要坚决攻击超自然的宗教和基督教。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基督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真正宗教的敌人。基督教反复向人民灌输迷信，而迷信是引起宗教灾难的祸根。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写了大量反基督的小册子。
1762年发表的《五十个说教》是伏尔泰的宣战书。他认为《圣经》是最不确实、矛盾最多的书。书中有关奇迹的记述只不过是东方民族的民间传说，使面包和酒变成肉和血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犹太人的上帝是专制、残酷、自私、爱报复和爱虚荣的，真正的上帝决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自然神论的“钟表匠”，是秩序和爱之神，是正义、善良和无限之神，是一切人的慈父。他的宗教思想也像他的政治学说一样，上帝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开明君主。
为了宣传自己“消灭败类”的主张，伏尔泰在发表《五十个说教》、出版梅里叶《遗书》摘要之后，还先后撰写了一大批著作。1763年发表《论宽容》，1764年出版《哲学辞典》，1767年发表《英国绅士博林布罗克的重要研究》，1770—1772年撰写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年出版《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以“消灭败类”为主题的。除此之外，他还注意采用玩笑、对话、论辩等多种机智而风趣的形式，向人们反复灌输他矢志不移“消灭败类”的思想。
2。 卡拉的恩人
1762年3月中旬，也就是在伏尔泰公开发表反对基督教的第一部著作《五十个说教》约两个星期之后，一位到费尔内访问的法国人告诉了伏尔泰最近发生在图卢兹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案。正是这一事件，使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变成了与教会势力的直接对抗，使他对正义和法律抽象的要求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他终于走到了实际斗争的第一线。
在图卢兹著名的维尔饭店附近，有一条小有名气的菲拉蒂埃大街，这条街道虽然拥挤狭窄，但却每天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是图卢兹的商业中心。在这条街道的16号内住着一位绸布店主，他专门为贵夫人做衣服和装饰布而印制鲜艳的平纹花布。他就是在当地以善于经营小本生意而闻名的约翰·卡拉。
卡拉是胡格诺教徒，为人和善，待人宽容，老实朴素。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成年。1761年夏末秋初，图卢兹气候反常，仍然酷热难当，许多人还在卡罗那谷地或比利牛斯山下度暑。卡拉不愿耽误良好的生意，一直坚持正常营业。当时，他把两个女儿送到了乡下，三儿子路易在外地经商，四儿子多纳也在尼姆给一个商人当学徒，家里只剩下老俩口、大儿子马克·安东尼和二儿子皮埃尔。
马克·安东尼·卡拉这年已29岁了，他一直性格抑郁、落落寡欢，总有怀才不遇的感觉。由于他是新教徒，故不能进大学学习法科，走从政之路。他又不愿像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们一样，经商混日子。他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塞涅卡和普罗塔支的作品，他也喜欢读蒙台涅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莱特有关生与死的独白使他尤其着迷。他常常爱发奇思异想，对一些论自杀的戏词也津津乐道。
1761年10月13日，皮埃尔的一位名叫高培尔·拉瓦依斯的朋友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劝说皮埃尔和马克·安东尼放弃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不过这天他不是为这事而来的，他的家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来这里散散心的。卡拉夫妇热情招待儿子的朋友，并留他一起吃晚饭。卡拉在店铺关门后便陪客人吃饭，女仆让娜仍在厨房里忙于做菜。饭桌上话题沉闷，缺少朋友光临的欢乐气氛。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卡拉试图把话题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提到了维尔饭店最近改建的一些趣闻。坐在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马克·安东尼听到提起维尔饭店，便马上来了热情，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些他自鸣得意的见解。他的弟弟皮埃尔很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嘲笑他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虚。马克·安东尼颇感不快，当女仆让娜为客人端上甜点心时，他借故离开了餐桌。
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再说他们也了解这位儿子的古怪脾气，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吃完饭后，他们和皮埃尔继续陪客人喝咖啡，晚上9点多钟，客人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了，女主人要皮埃尔送客人下楼。皮埃尔走到楼下，吃惊地发现店铺的大门洞开，他以为屋里进了小偷，赶紧走进柜台内点上蜡烛，烛光下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哥哥马克·安东尼居然吊在折门框上！他慌忙地尖叫起来，卡拉夫妇和拉瓦依斯也应声而来，他们一边割断绳子把马克·安东尼放下来，一边喊来医生进行紧急抢救，但由于为时太晚，谁也不能使马克·安东尼起死回生了。
开始，约翰·卡拉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被人谋杀的，当他确信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是自杀时，他恳求皮埃尔及其朋友为了自己家庭和死者的名誉不要向外人透露事情真相，因为天主教的法律是严禁自杀的。他一心只考虑到活着儿女的前途，却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在向自己扑来。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挤满了他的店铺，这时，有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乘机造谣中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诬蔑说，马克·安东尼肯定是被他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是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允许他改教的。他们立即请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和拉瓦依斯。
其实，胡格诺教从来就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狂热的天主教分子的指控完全是空穴来风，蓄意为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了解卡拉一家的人都向当局证明，约翰·卡拉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父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加以干涉，他的那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不久以前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而改信天主教，卡拉并没有责怪他，甚至连这个爱管闲事的女仆也没有更换。笃信天主教的让娜也极力为她的胡格诺教的主人辩护，她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决不可能把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缢死，况且，在这所房子里还有她和拉瓦依斯两个天主教徒在场，他们不可能帮助主人杀死他们的嫡亲骨肉。
宗教狂热分子的无稽之谈，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这个本来就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身亡的人被教会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欺骗盲从的教徒们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教会还装模作样地为马克·安东尼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幅从外科医生处借来的骷髅，作为马克·安东尼的化身，它一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的标志，一手握着一张大书“弃绝异端”的纸条，作为安东尼因改信天主教而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在狂热的气氛之下，宗教狂热分子和盲目的民众都把马克·安东尼视为圣人，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作出奇迹。许多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播着他带来的奇迹。
卡拉案件提交给图卢兹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和拉瓦依斯都被轮番带到法庭受审，他们都坚持拘捕入狱前的口供，其他证人也都为卡拉一家辩护。由于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1762年3月9日以8票对5票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判处约翰·卡拉车裂死刑，皮埃尔放逐，其他人无罪释放。3月10日，卡拉被押往刑场，当他途经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图卢兹大街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即将与自己的亲人永别之际，他内心非常平静，他不住地大喊“我是无辜的”。残忍的刽子手用铁棒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臂骨、腿骨和肋骨，然后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再在大庭广众之下焚尸。临死之前，卡拉对身边的神甫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子和孩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①”卡拉的从容赴死，使在场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是无罪的，他们说卡拉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是完全一样的。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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