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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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一个剧本。在他一生写成的15个悲剧中，只有《查伊尔》算得上是真正的爱情悲剧。

　　伏尔泰早已是享有盛名的悲剧诗人，可是有些饶舌的批评家却骨里挑刺，指责他不会描写爱情，说他所描写的戏剧冲突枯燥无味。伏尔泰是个从来不服输，也不甘为人之下的人。他听到这些批评后拍案而起，愤然起誓：“这一次准有爱情了，但不会是风流旖旎的爱情①。”在极为激动的情绪下，他仅用20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一部情节曲折离奇、矛盾冲突扣人心弦、感情真挚动人的爱情悲剧。
①　参见丁子春著《伏尔泰》，《外国文学评介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查伊尔》的情节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非常相似，只是换了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人物变成法国武士与耶路撒冷的帝王。在十字军东征时，耶路撒冷的苏丹奥洛斯曼纳与女俘查伊尔相爱。在查伊尔的心底里，奥洛斯曼纳不只是主人，更是一位勇敢、豪爽的英雄。但是，她的女伴法蒂玛却经常提醒她，一个年轻的女基督徒不能与一个伊斯兰教徒相爱，这是严格的宗教戒规。这时，从欧洲来了一位基督教骑士纳瑞斯坦，从前，他也是奥洛斯曼纳的俘虏，因这位苏丹赞赏他的勇敢精神，允许他回国索取自己的赎金。现在，纳瑞斯坦带来了大量黄金，不仅可以将自己赎出，而且还想赎回10个基督徒。宽宏豪爽的奥洛斯曼纳却决定不收分文，无偿释放100个基督徒。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吕西央的老人，他在耶路撒冷遭受了20年的折磨和奴役。这时候，已深深爱慕着奥洛斯曼纳的查伊尔，拒绝与被释放的同胞同行。查伊尔的叛教，使纳瑞斯坦大为震惊。老人吕西央也已认出查伊尔和纳瑞斯坦就是自己早年失散的儿女，女儿的叛教使他异常痛苦。他向女儿讲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他们祖国的美丽富饶，并要求她向自己保证不改变信仰。虽然父亲的劝告，使查伊尔深为感动，但是现在她挚爱着奥洛斯曼纳，又怎能忍心离开呢？吕西央和纳瑞斯坦只好匆匆先行了，查伊尔仍在犹豫不决，痛苦万分。

　　纳瑞斯坦离开耶路撒冷后，于途中给查伊尔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苏丹手下的人截获。奥洛斯曼纳不清楚他们是兄妹关系，看了信后既痛苦，又嫉妒。他对查伊尔起了疑心。查伊尔感到非常委屈，她热烈地向苏丹吐露爱情，反而使奥洛斯曼纳觉得她真的变了心。他把纳瑞斯坦的信交给查伊尔，以探虚实，查伊尔表示想与纳瑞斯坦见面。想不到这却引得奥洛斯曼纳醋劲大发，立即下令把纳瑞斯坦抓回来。查伊尔想拯救兄弟纳瑞斯坦，大声呼喊他的名字，这时，被激怒的苏丹一刀将查伊尔杀死。纳瑞斯坦戴着镣铐被押回来，说明了真相，奥洛斯曼纳追悔莫及，拔剑自刎。

　　1732年8月，《查伊尔》正式公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连一向批评他甚至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查伊尔》的巨大艺术魅力。第一次演出结束的晚上，当伏尔泰出现在包厢里的时候，热情的观众向他热烈欢呼，掌声雷动。面对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伏尔泰深深感动了，他非凡的艺术才能终于再一次得到人们的认可。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伏尔泰突然醒悟了：自己这些年来所吃的那些苦头又算得了什么？！

　　《查伊尔》后来还多次公演，观众的热情经久不衰。伏尔泰也一直偏爱这个给他带来荣誉的剧本，在以后的生活中，时常在家里举办的私人演出往往选择这个剧本。他高兴时还亲自扮演吕西央或奥洛斯曼纳。

　　伏尔泰同一时期的另一作品《趣味的圣堂》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趣味的圣堂》是一部讽刺作品，其中有诗，也有散文，它激烈地批判了整个文学评论界。在这部作品中，伏尔泰描述自己被一位开明的朋友、天主教神甫波利克红衣主教引导，穿过圣堂，检阅了前几个世纪和当时法国的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纪念物，并对这些人和物一一做了评论。他描绘巴黎圣母院被毫无作用的旧装饰弄得杂乱不堪，讲述评论家们被书上的尘土和墨水弄得很脏，把他们都说成是怯懦的迫害者。这一下可捅穿了马蜂窝，立即遭到集体的围攻，即使伏尔泰最好的朋友也对他不能理解，巴黎喜剧院甚至还上演了一些讽刺剧攻击《趣味的圣堂》，丑化、谩骂他。伏尔泰对此既感到恼火，又感到失望。

　　1733年1月，马尔代男爵夫人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身体在一天天消瘦下去。伏尔泰感到老夫人可能要不久于人世了，他告诉垂危中的老人，他对她病情的日益恶化已无能为力。他惟一能为老夫人效劳的大概只能是准备操办后事了。奄奄一息的老人说，她不想在临死前见到身披黑袍的可怕的神甫。伏尔泰不敢照老夫人的吩咐办，因为他担心，如果这位老夫人不敢做临终宗教仪式的话，人们一定会认为是伏尔泰阻止老夫人这样做，他不想再为自己找麻烦了。于是，他坚持找来一位神甫，为老太太举行了临终仪式。伏尔泰内心并不喜欢这位老夫人，只是对老妇人在他落难无处安身时搭救过他心存几分感激。男爵夫人终于在神甫的祷告中寂寞地死去了，伏尔泰心头涌起一丝悲哀。他感到最为遗憾的是自己再也不能住在这幢漂亮的房子里了，他的生活又面临着新的动荡与飘泊。何处再找安身之处呢？
　
　　
　
第五章　　隐居西雷

　

　
　　1。　与夏特莱侯爵夫人相识


　　马尔代男爵夫人去世后，伏尔泰只得另觅住处。好在他现在并不缺少钱，1733年5月，伏尔泰花钱买下了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周围的环境不是很好，因为这里是巴黎最为贫穷的一个区，路上往来的大多是愁眉苦脸的穷人，穿着破烂的孩子们经常聚集在马路边玩泥巴，教堂里的钟声震耳欲聋，即使到了夜深也不能教人安生。伏尔泰之所以选择这栋房子作住宅，据说有多种原因，一是《趣味的圣堂》引起的风波使他烦恼透顶，他想离巴黎上流社会那些灯红酒绿的沙龙、晚宴远一点，免得再惹祸上身。他曾在《趣味的圣堂》里称赞过圣热尔韦教堂的大门，他环顾大门上的绘画和建筑风格之后，称之为设计的杰作，因而，选择在这里居住有一种亲切感。另一个原因是与伏尔泰有较多业务往来的代理商住在附近的房子里，与这样的人作邻居，商洽业务比较方便，不至于过多地耽误自己的时间。购好房子后，他花了一大笔钱对房屋进行全面装修，一阵紧张的忙碌后，陈旧简陋的房子焕然一新，房间内部更是装饰得富丽堂皇。为了给自己的工作和待客创造典雅舒适的环境，富有的伏尔泰是不吝惜花几个小钱的。

　　多年来的动荡与漂泊既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又使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创作的大量诗歌和戏剧不仅蜚声文坛，而且也深得上流社会的赞赏。在风流浪漫的巴黎，伏尔泰成了夫人小姐们崇拜的偶像。法国当代史学家勒诺特尔在其著名的《法国历史轶闻》中这样描述道：“年轻的妇女们见到伏尔泰先生就顶礼膜拜，已成为一种时尚。就连最轻浮饶舌的人也以能背诵这位诗人的作品为荣。”生性放荡不羁的伏尔泰也乐意与这些女人们交往。他回到祖国以后的几年里，就先后有多名上流社会的女人成为他的亲密朋友，有些贵夫人甚至还千方百计地争做他的情妇。不过夏特莱侯爵夫人却似乎有些例外。

　　1733年盛夏的一个晚上，伏尔泰的情妇圣皮埃尔公爵夫人陪伴一个女子来到了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这所住宅，伏尔泰像对待其他前来拜访的女人那样，热情地接待了她们。他仔细打量着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年轻女人：高高的个儿，端庄的容貌，嘴角带笑，浓密的长发卷起来高高地堆在洁净明丽而又宽阔的额头上。虽说不上很漂亮，但却热情大方，朴实可爱。伏尔泰对她甚至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些天来，他正因《趣味的圣堂》一文受到围攻，心情郁闷，搬到这栋偏僻的房子居住后，拜访者明显少了。她们能在这个时候光临，对伏尔泰来说确实是一种慰藉。他把女友带到窗前，指着对面的圣热尔韦教堂大门激动地说：“那就是《趣味的圣堂》使我结交的惟一的朋友。”他转过头来温和地看了一眼新来的女友，轻轻地说：“不过现在好了，天使已经降临到阿伯拉罕的面前。”女友被伏尔泰诗一般的俏皮话逗乐了，初来时的紧张情绪彻底消失了。

　　圣皮埃尔公爵夫人带来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对伏尔泰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夏特莱侯爵夫人。

　　她是前宫廷礼宾官布雷德伊·普勒伊利男爵的女儿，时年27岁，出嫁前名叫爱米莉，1725年嫁给一位军官夏特莱侯爵，已生有一儿一女。

　　爱米莉是当时法国较有名气的才女，她精通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学，懂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她翻译过维吉尔的史诗，撰写过关于莱布尼兹哲学和牛顿微积分的论文。她智慧超群，风流自赏。交际场上，她有举止高雅的贵妇人风度；说文谈诗，她又有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气质。她结婚前曾在父亲那里见过伏尔泰，当时，他还只是个稍有名气的年轻人。俩人曾有过不多的书信往来。随着年龄的增大和伏尔泰声望的提高，她越来越崇敬他的学识和人品，与夏特莱侯爵结婚多年以后，他仍对伏尔泰崇拜不已。她央求圣皮埃尔公爵夫人一定要带她去见一见这位大名人一面。

　　想不到第一次见面竟是这样的愉快。他们一起谈诗歌，谈戏剧，谈历史，谈牛顿，谈洛克……爱米莉对伏尔泰渊博的学识、机智的谈吐和风流儒雅的举止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发现自己完全被他征服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伏尔泰的崇敬已变成执著、浓烈的爱情。她在离开伏尔泰之前，居然情不自禁地扑入这位39岁的成熟男人的怀抱，紧紧搂住他的脖子，热烈地亲吻他。她已顾不得尚在眼前的圣皮埃尔公爵夫人的愠怒脸色了。

　　伏尔泰觉察到了热情的爱米莉对自己的爱情，他也钟情于爱米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才华，他似乎觉得以前与他交往的女人都只是逢场作戏的匆匆过客，爱米莉才是他真正要寻找的红颜知己。

　　他从英国回来后，思想中一直充满着牛顿的科学发现和洛克的哲学原理，一天到晚张嘴闭嘴都是这两位英国人的名字。在巴黎很少有人能够与他讨论这些问题，而女人中竟有爱米莉能够与他交谈，这如何不教他刮目相看、欣喜异常！在爱米莉和圣皮埃尔公爵夫人来访的第二天，伏尔泰通过公爵夫人转交了他给爱米莉的求爱信。一对相见恨晚的情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继续进行着初次晤面尚未深入的交谈。法兰西学院的科学家们多属笛卡尔派，对英国的新思想深表怀疑，而爱米莉年轻、热情，又具有出色的科学头脑，她不仅理解他所谈论的一切，而且也钦佩他的论点。她非常好学，他们不仅仅是情人，也还保持了一种师生关系。伏尔泰对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感到高兴，当然，他也为有一位像爱米莉这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在宫廷享有极大特权的情人感到满意。

　　伏尔泰很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1733年冬天，他在爱米莉的斡旋下，为他的同窗好友里舍利厄公爵操办了一场空前隆重的婚礼。他亲自做媒，将夏特莱侯爵的亲戚玛丽·伊丽莎白·吉斯小姐介绍给公爵，不久她就幸福地做了公爵的新娘。当时，法国正在与奥地利和俄国就波兰王位继承权问题发生激战。饱具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里舍利厄公爵没有沉醉于新婚的喜悦中，婚札过后才几天，他就带着自己的70匹骡子、30匹马以及一些家丁，赶赴前线，投入战斗，积极支援法国军队。在一次战斗中，里舍利厄身负重伤，消息传来，伏尔泰焦虑不已。为了不让刚做新娘的公爵夫人担心受怕，他毅然赶到战场，由于他走得匆忙，没有办理有关的身份证明，在通过战线时被法军孔代军团的士兵当作奸细抓了起来。正准备把他吊死时，一个军官走过来突然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查伊尔》的作者，于是把他从绞索下救下来，问清原委后，好好款待了他一番。伏尔泰不顾个人安危，终于把里舍利厄公爵从枪林弹雨的战场运回蒙热家中，新娘感激涕零。

　　当参加婚礼的客人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一条来自巴黎的消息又使伏尔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同意在法国出版的《哲学通信》被出版商若尔在里昂秘密出版，偷运到巴黎的1500本已被抢购一空。作者伏尔泰的大名显赫地印在封面上，他已无法否认这是自己在英国写的书。他赶紧提起笔来给他所知道的可能给自己帮助的人写信，以求摆脱困境。

　　由于《趣味的圣堂》得罪了不少人，伏尔泰能从朋友处得到的帮助很少。他每天焦急地等待着邮差，然而消息越来越坏：出版商若尔被关进巴士底狱；巴黎圣热韦尔教堂旁的住宅被搜查；内阁文人正在猛烈抨击他；巴黎高等法院把《哲学通信》列为禁书，并以违反宗教、有伤风化、不敬权威为理由，将查缴到的所有存书堆在王宫前面的大石梯下，一把大火将其焚毁。伏尔泰坐立不安，危险一步步逼近。

　　正当伏尔泰面临被逮捕的时刻，热情、勇敢的爱米莉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告诉伏尔泰，夏特莱侯爵在东北部香槟省西塞镇的布莱兹河谷有一处产业，它是一座13世纪的古堡，名叫西雷庄园。那里离比利时边境很近，一有风吹草动，逃到国外十分容易。因此，可以作为伏尔泰的逃生之地。爱米莉立即找到夏特莱侯爵请求他的理解与支持。侯爵豁达大度、通情达理，对妻子的移情别恋毫不介意，居然同意把西雷别墅提供给伏尔泰和爱米莉使用。

　　1734年5月，伏尔泰动身前往西雷避难。


　　2。　奇特的科学情侣


　　伏尔泰逃亡西雷，爱米莉并没有马上陪伴到他的身边。当伏尔泰离开不久，爱米莉从蒙热回到了巴黎。当时巴黎的上流社会正对爱米莉与伏尔泰的关系议论纷纷，有的羡慕，有的称赞，但更多的是嫉妒和非难。幸亏伏尔泰已听不到这些议论了，他巧妙地把自己的行踪隐藏起来，他的信件都托人带到第戎或巴斯尔寄出，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伏尔泰落脚的确切地址。爱米莉有自己的主见，她对别人的议论不屑一顾，泰然自若地继续着往日的社交，唱歌、跳舞、打牌赌博，她尽情享受着巴黎上流社会的荣华生活。除此之外，她还一直跟莫伯都依认真地学习着数学。

　　莫伯都依是当时法国著名的科学家，比伏尔泰小4岁，曾当过滑膛枪手和龙骑兵队长。他年轻漂亮，风度出众，意志坚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伏尔泰完全有理由嫉妒莫伯都依，他们几乎同时去的英国，而莫伯都依却成为英国皇家协会的成员。莫伯都依同样为牛顿的崇拜者，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对牛顿的科学思想比伏尔泰理解得更为准确。他也写过许多推介牛顿的文章，力图使法国人对笛卡尔的偏爱转向牛顿。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却深得社会的宠爱。后来，当伏尔泰到达德国时，莫伯都依已是柏林科学院院长，他们由于观点和性格的差异而成为敌人。但现在他们还是以礼相待的朋友。

　　1734年10月，爱米莉离开巴黎，来到了西雷伏尔泰的身边。她一下子还难以适应这里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太喜欢灯红酒绿、浪漫奢华的巴黎社交生活了。圣诞节即将来临，她实在耐不住寂寞，又离开西雷来到了巴黎。夏特莱侯爵经济并不宽裕，因而她以前还能注意节俭，不敢过分奢侈。可是与富有的伏尔泰相识后，她感受到了奢华生活的乐趣，她大肆挥霍，日日邀友，夜夜饮宴。伏尔泰只能一个人寂寞地住在西雷，每日除了与两位可爱的邻居调情逗乐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写作。

　　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夏特莱侯爵夫人并没有忘记她的落难情人，在巴黎的社交中，她也在积极为伏尔泰斡旋。她的努力得到了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的同窗、时任巴黎警察总监的勒·埃罗及里舍利厄公爵的帮助，1735年3月，国王撤销了对伏尔泰的密札通缉。3月底，他回到了巴黎。

　　伏尔泰不在巴黎的10个月中，莫伯都依在上流社会出尽了风头。沙龙里戏剧、诗歌谈论得少了，贵妇们附庸风雅，纷纷对科学发生了兴趣。她们争先恐后投到莫伯都依的门下，听莫伯都依讲科学趣闻，跟他学教学运算。莫伯都依甚至还成了凡尔赛宫的常客。对他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自视甚高的伏尔泰十分气愤，他开始极力贬低他，并准备拿出自己更多的作品与莫伯都依一比高低。伏尔泰刚刚从英国回来时，曾经模仿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写成悲剧《恺撒之死》。它描写的是罗马历史上忠于共和的布鲁图斯等人合谋杀死专制独裁统治者恺撒的故事。伏尔泰没有按照历史事实塑造人物，而仅仅想借用专制与共和的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恺撒之死》完成后，他自己并不满意，剧情中没有女人，并且相当罗马化。伏尔泰这次到巴黎后，哈尔库尔中学的学生们提出要排演这个剧本，他正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压一压莫伯都依的嚣张气焰，他便把剧本交给了这个业余剧团。

　　1735年8月21日，《恺撒之死》首次公演，获得成功。伏尔泰的朋友和学生的家长们都疯狂地为它喝彩，有两个专业演员出身的观众甚至还称赞说，业余剧团的表演完全可以与法兰西喜剧院相媲美。

　　公演的成功仅仅带来了短暂的快乐，新的烦恼又紧紧地困扰着他。还在《恺撒之死》正在哈尔库尔中学排演时，学校的一位老师得到了《恺撒之死》的副本，他居心不良地加上一些自己的歪诗，寄给了出版商，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单行本。伏尔泰看到书后，暴跳如雷，大肆抨击这可卑的行径。为了挽回影响，他给德丰丹纳神甫写信求援，希望他能明察真相，不要再给他捅乱子。然而，这位神甫毫不买账，他攻击伏尔泰宣传公谊会的思想与社会公共道德相悖，指责剧本有危险的煽动性，鼓励弑君篡权。更为可耻的是，他还把伏尔泰从西雷寄给他的信公诸于众。这些信的白纸黑字告诉人们，伏尔泰住在西雷，在夏特莱侯爵祖传的房子里与侯爵夫人一起生活。这一背信弃义的做法使伏尔泰窘迫不堪。

　　伏尔泰早已知道德丰丹纳神甫不是好东西，他曾宽恕过神甫的无聊、可鄙的小人行为，甚至还帮助他从被判死刑投入地牢的绝境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在巴黎居然处处与伏尔泰为敌，从不放过攻击恩人的机会。伏尔泰本希望他能良心发现，想不到这位忘恩负义的小人又要落井下石。他痛恨自己真不该结识这个卑鄙的小人。

　　除了《恺撒之死》带来的烦恼外，《奥尔良少女》也惹了一场不小风波。在他回巴黎时，当时的警察总监曾经忠告他，要做一个成熟的人，不要老是惹是生非。没过几天，他就把这些忠告忘到脑后。他悄悄地在沙龙中传阅他的《奥尔良少女》，这又引起了当局的愤慨，司法大臣威胁道，“如果胆敢把那些诗篇印出来，一定把他活埋在牢里”。伏尔泰看到风声不对，便匆匆忙忙逃到洛林，躲藏起来。直到爱米莉和里舍利厄公爵从国王那里得到消息，保证他可以自由生活在西雷，他才回到布莱兹河畔那座庄园。爱米莉出于对情人的爱，不久也来到西雷，开始陪同伏尔泰度过难忘的隐居生活。

　　此时的伏尔泰已和爱米莉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白天他们分别到自己的房间，一个沉吟赋诗，一个求解论证；一个潜心写自己的著作，一个专心做自己的实验。大厅里到处堆放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仪器。晚饭后，他们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一下各自的工作进程，然后又分头钻进自己的工作室，直到深夜才相聚到一起。在这里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有爱米莉的一对儿女和孩子的家庭教师林南先生，而此时的夏特莱侯爵却远在法德战争的前线。

　　伏尔泰与爱米莉亲密无间的共同生活，像爱米莉最初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地得到了自己丈夫的认可。夏特莱侯爵既没有对伏尔泰这位第三者插足感到憎恨或提出决斗，也没有乘人之危驱赶这位当局的“罪人”。他反而对这位杰出的作家十分尊敬，并把他当作知心好友看待，就好像他的妻子与这样一位有名望的文人一同给他戴的绿帽子是一顶荣誉的桂冠。与侯爵同在前线战场的里舍利厄公爵曾经担心德丰丹纳神甫在巴黎的卑鄙行为会使夏特莱侯爵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因而设法去劝告侯爵要宽宏大量，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担心原来是多余的。

　　侯爵先生有时也从部队回到西雷，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但他从来不干扰妻子和伏尔泰之间的事情，他们能在一起友好地相处，愉快地交谈。当伏尔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