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粟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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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顽军三十三师于4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率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三四九旅在野屋基附近构筑工事固守。

　　我第一纵队的四团，出击占领了野屋基前的小庄子，忽然发现桑树林里人马乱纷纷，立即冲进桑树林。在里面抓到了十几个俘虏，其中有一个是八十九军军部副官，经审问得知，八十九军军部就在野屋基，并且，李守维也在其中。四团将敌情向纵队首长迅速作了报告。粟裕得知李守维军部及其本人在野屋基后，立即命令一纵队以两个团向野屋基发起进攻。

　　这是一场鏖战！

　　八十九军火器比新四军强得多，新四军一团的轻机枪还多一点，四团却很少；而重机枪，一团只有一挺在江南缴获的歪把子，四团则没有。顽军的团、营都有重机枪，团有迫击炮连，师、军有山炮、野炮，他们布置了几层火力，因而攻击发起后，炮声隆隆震天动地，彻夜不绝，使新四军进展十分困难。但我军为了抓住李守维，彻底打垮顽军，继续向野屋基八十九军军部勇猛攻击。

　　与此同时，粟裕命第二纵队于当夜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顽军归路，然后与第一纵队两路夹击敌李守维部。

　　据守黄桥的三纵，在完成守备任务后，也转而向黄桥以北出击了，向顽三十三师发起了猛攻。

　　新四军展开全面反击，喊杀声震荡在黑夜的长空，方圆十几里内战火通红。到了下半夜，敌人终于支持不住了，主力一个个地跨了下来。

　　佛晓来临，晨雾弥漫，溃兵满田满野，新四军在搜索追赶。到处是：“缴枪不杀”、“放下武器跟我来”的喊声。当地群众也赶来了，有的拿着钉耙，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扁担，三五成群地截在路口、庄头，帮新四军抓俘虏。俘虏成千上万，就是没有发现李守维。这家伙哪里去了？莫非插上翅膀飞了不成？

　　粟裕下令：一定要找出李守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八尺沟河边，一大股顽军逃到这里被滚滚的河水堵住。两边河岸很陡，中间只有一架木板桥。没命逃跑的顽军官兵顷刻把小桥拥塞住了，你推我撞，自相残踏，有的被踩死，有的被挤下河去。河面上漂浮着许多死尸。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用网往上拉，一网上来就是五六个。捞着捞着，忽然发现一个尸体十分肥胖，衣服上戴着将军的领章，忽然从口袋里掉出一个水晶石的私章，上面用篆体刻有李守维三个字。

　　“李守维被找到了！”战士们兴奋地呼喊着，奔走相告。

　　这就是那个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的反共“英雄”，李守维到头来没把新四军赶下江，自己却被赶下河，喝足了水！

　　10月6日早晨，新四军从缴获的第三十三师电报中得悉，韩德勤派海安第一一七师之七○一团，经由分界增援黄桥。

　　粟裕迅速判断，顽军第七○一团尚在营溪附近，当其得知第三十三师被消灭后，必定会退回营溪和海安。于是他马上命令第二纵队，趁敌退缩前，立即向营溪追击。

　　果然，敌七○一团得悉第三十三师被歼后，转守营溪。我第二纵队追至营溪，将其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

　　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恐后地撤退。

　　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

　　粟裕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不顾伤亡，不计俘虏，占领海安就是胜利！

　　粟裕也随部队向海安方向追击。这时的战士已三四天没有睡觉，整一天没有吃饭了，大家非常疲劳，四小时只跑了十里路。粟裕也已经六、七天没有很好地睡过觉了，骑在马上上眼皮不住地与下眼皮打架，快行至海安时，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战士们看到粟裕如此疲倦仍坚持追去，士气大振，逢水过水，见桥夺桥，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闻风而逃，我军顺利占领海安。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带着仅剩千余人的残部逃往兴化，此后一蹶不振，从苏北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大捷而告终，共歼顽军主力十二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十三师第五旅各一个团，合计一万一千余人。顽军主力全军覆没。中将军长李守维、中将旅长翁达及旅长、团长数人毙命，俘师旅团各级军官十余名，下级军官六百名。缴获长短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九挺，迫击炮五十九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历史上空前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连声叫好。

　　两个月之前，华北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了百团大战。毛泽东把这两个战役作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标志。

　　9月，八路军总部得悉黄桥战斗打起来的消息后，便派部队南下支援。

　　队伍撤开几十路纵队，浩浩荡荡，渡过老黄河、盐河。齐头并进，向南奔去。

　　路上大河架桥，小河涉水。这里都是水网地带，河流之间是一块块毗连阡陌的稻田。部队都是北方人，不适应这种环境，都很怕水，但由于支援新四军心情急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中途消息传来，黄桥战斗胜利结束，新四军大获全胜，战士们更是振奋鼓舞，进军更加神速了。自出发之日起仅仅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白驹、刘庄一带。

　　这时，新四军在黄桥战斗之后，也举兵北进。新四军向北，八路军往南，这两支英雄的部队，两股抗日的洪流，在白驹、刘庄会师。自此，南下的八路军也归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统一指挥。

　　在方圆几百里的平原上，北起陇海铁路，南达长江，西到运河，东到黄海边，都在新四军的控制之下。广大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终于成功地开辟了。

　　不久，在海安，召开了苏北第一次参政会，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

　　和各县的民主政府，在团结、抗日、民主的总方针指导下，通过了实施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议案，并选出朱履先为议长。各地的“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也纷纷成立并展开工作。从此，苏北根据地像初升的太阳欣欣向荣，放射出了胜利的曙光。

　　为庆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这历史上灿烂的一页，陈毅挥笔写下《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一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第七章　反扫荡破清乡　天兵降车桥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订立了“军事同盟”。自此，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便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兵南进。于是，积极策划中国内部分裂，想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日运动，以达到其抽兵南进，并巩固其后方之目的。

　　这时，反共的阴谋家们认为良机已到，便大肆活动起来，亲日派更从中挑拨，企图借此扩大反共阴谋，投降日本。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19日代号）”电，在电文中大肆诬蔑八路军与新四军，并强迫命令我们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发出“佳（9日代号）”电，除对“皓”电的造谣加以严正驳斥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

　　叶挺军长接到北移命令后，亲自到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商量北移路线、经费、物资等问题，数度交涉，未获解决。顾祝同一面远从苏南、浙江调其四十师与三十九师到皖南，连同其在皖南的五十二师、一四四师、新七师、一○八师，共约七八万人，对皖南的新四军造成包围态势；一面又向部下布置：“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使日伪增强长江两岸防御，焚毁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封锁新四军渡江。同时，在新四军部队中进行监视与特务工作的“联络参谋”，也突然在一天夜间不辞而别。各种迹象表明，事态发展严重。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决定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进行了战斗编组。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一线。由于部队疲劳，便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下午，顽军开始袭击。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一千余人突围外，其余九千余人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重庆吹起了什么“军令军纪”的法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要组织法庭审判叶挺军长，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之耳目。

　　日方、汉奸，更为“皖南事变”拍手称快。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地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件亲笔题词：一件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件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陈毅、粟裕正在盐城开会。一名机要干部铁青着脸慌慌张张把陈毅叫出会场。粟裕知道这名机要干部平时一向沉稳冷静，闻雷不惊，今天如此慌张，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正要起身去看，陈毅忽然一脚把门踹开，脸色煞白走进会场。粟裕紧张地盯着陈毅，他认识陈毅多年来，还未见过他如此生气。会场上的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马上停止讲话，整个会场一下鸦雀无声，很静，很静。

　　“同志们！”陈毅的声音颤抖着，“出了大事了！”

　　与会的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不安地盯着陈毅抖动的双唇。

　　“蒋介石派人在茂林地区袭击了我们军部，叶挺军长去跟他们谈判时被扣押了，项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部队除千把人突围出来，其余……”

　　陈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圈红红的。

　　粟裕吃惊地站了起来。脸，痛苦地扭曲着，一拳砸在桌子上，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国民党！卑鄙！”

　　会场上在经历了片刻的静寂之后，立刻便炸开了，有的怒骂，有的痛哭，有的请战。

　　粟裕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会场，心头像压着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回自己房间的，进了门便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闪现：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且面对强敌，背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十分险恶。为此，陈毅、粟裕于1940年3月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向苏南靠拢。中央复电同意陈、粟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当时我军控制着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粟裕布置了三个团打算接应军部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以种种借口为由，拒绝北移，幻想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

　　后来，中共中央多次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

　　就这样一次次错过良机，终于招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粟裕一下子站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对顽固派绝不能一味妥协，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打！血债要以血偿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势态，决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5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粟裕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下辖三个旅，由苏北指挥部三个纵队改编而成，第一旅旅长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该师主要在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活动。

　　1月17日，粟裕从盐城启程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时，陈毅特地来到粟裕住房，关切地问：“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粟裕爽快地回答：“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们。”

　　陈毅走出门，粟裕目送他很远很远。在此以前，他一直是陈毅的副手，现在他要单独去苏中，他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深夜，万籁俱寂。粟裕房间的那盏灯仍然亮着。他正在思考着苏中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问题。

　　“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粟裕反复品味着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回头盯着墙上挂着的地图。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也是军部的南大门，这个门必须把好！粟裕暗下决心。

　　苏中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源料基地。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定然是日、蒋、我三方必争之地，斗争肯定会极端尖锐和复杂。

　　粟裕一边思考，一边又拿起了桌上的中央文件。

　　“对！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械’的战略方针。”粟裕边看文件边自言自语。

　　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

　　那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军事斗争策略必须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

　　经过思考，粟裕感到对苏中工作的开展有了底，暗自松了一口气。

　　睡意袭来，疲倦至极的粟裕不由自主地趴在桌上睡着了。

　　时局依然是紧张的。

　　国民党顽固派自“皖南事变”后，进一步与日方妥协，密议媾和，把“抗战”的招牌已抛到九霄云外，对内更一意孤行，专门搞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由于蒋介石的怂恿，国民党许多将领公开率部投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苏北，李长江在泰州城挂起太阳旗，摇身一变，成了汪精卫的“反共救国军”；潘干臣在淮阴向日军摇尾献媚，甘当敌人的“黑狗队”，被编为正规的伪军二十八师；项鑫庚、刘湘图、杨仲华、徐继泰、吴漱泉等也都率部投敌。这样，敌伪合流，日军更是气焰万丈，加紧对其后方地区的控制。

　　2月上旬，粟裕接到军部来电：“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

　　2月18日，陈毅、刘少奇颁布讨逆令，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速率所部歼灭李逆。”

　　当天，粟裕发起讨逆战役，兵分三路出击，19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垡、苏陈庄。20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一师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2月18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对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

　　讨李战役后，粟裕命部队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

　　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军，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

　　苏中抗战军民受到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日军集结兵力，先后侵占苏中地区主要城镇后，苏中地区的斗争由反摩擦为主转为反“扫荡”为主。部队在反摩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有的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

　　在这种形势下，粟裕认为要从战略上转变作战方针，必须首先统一干部思想。

　　4月10日。角斜旧场，粟裕召开干部大会。

　　粟裕身穿灰布军装，面带笑容，侃侃而谈：“同志们！敌军目前占领了一些城镇，但是广大乡村仍然在我们手中，广大抗日群众也站在我们这一边。敌占城镇，我占乡村，我们斗争的方式也要由大兵团的运动战转变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我们要把游击战打得热火朝天，像老百姓过年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这样，敌人虽然占领了城镇，无异于自己设下圈套，往自己脖子上套！”

　　台下的干部听到粟裕这形象的比喻，大声鼓掌叫好。

　　粟裕也很兴奋，提高了嗓门：“我们面对着敌人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中间仅隔一道长江，同敌人唱‘对台戏’，这下可精彩啦！我们这里打一个胜利，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很快就会传到南京、上海，政治意义太大了。大家要把眼光看得远一点，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长江下游，将来战略反攻时，敌人从长江逃跑，我们像打渔人一样，在长江口张上一个大渔网，统统把它收罗起来……”

　　台下的干部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信心倍增，精神抖擞。

　　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于是日军在华中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之各一部，及李长江伪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接替第十二混成旅团之全部，于7月20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四路气势汹汹而来，再次妄图摧毁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

　　盐城吃紧，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粟裕等，指示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组织百万军民积极作战，以紧密配合盐城保卫战。

　　粟裕说：“敌人集中兵力去北线扫荡，南线就空虚了。这好比光着屁股等着挨打。我们就狠狠地打他个皮绽肉烂！”

　　趁敌后方空虚，粟裕命令各旅主力和各分区地方武装四处出击，分别拔除了季家市、天星桥、姚家岱、金沙，石庄等敌伪据点，同时广泛破坏公路、桥梁，造成敌后勤运输的极大困难，前线给养无法保证供应。

　　粟裕率部在苏中区积极地展开攻势，策应了第三师和盐城的反“扫荡”，保卫了华中局、军部的南大门。日寇痛感苏中区抗日军民的威胁，不得不暂时放弃摧毁我新四军军部的企图，转而南下寻歼苏中主力部队，企图首先控制苏中。

　　自此，苏中区便又成了华中日寇进攻的重点。苏中地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尖锐化了。

　　黄海边上，白天太阳暖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