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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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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脸兴奋得赭红。他拿从法国革命中汲取的教训同他的思想和即将发生的革命概念进行比较。法国革命的这些教训十分清楚。
恩格斯的思想这时正停留在奥得河彼岸的波兰人民身上。10年来，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用刺刀和榴霰弹，用烧毁村庄和屠杀百姓，镇压了普鲁士占领区内的波兰民族追求解放的各种尝试，他们完全同哈布斯堡家族一样，在本国用武力镇压了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不仅要为争取一个统一自由的德国，而且也是为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对于这问题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补充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德国只有在让邻国获取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自己获得自由。”
这两位朋友一直面对面坐着，畅谈到翌日清晨还没有睡意。
第18章 138名亡者的葬礼
德国资产阶级利用法国事件在德国诸侯宫廷引起的忧悒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个广泛的人民运动开展起来了。资产阶级委派代表团向诸侯们递交请愿书，工人、学生和小市民走上大街，为争取他们的权利举行游行示威。有些诸侯作了让步，资产阶级满足于他们轻易地争得的妥协，而且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
还一直在巴黎逗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了关于德国事变经过的准确情报。他们知道，在南部和西南部德意志各邦的首府，市民已经可以自由集会，并且成立了市民自卫军。在巴登、黑森和符腾堡，农民举行了起义，焚毁了地契和账簿，他们停止向可恶的诸侯们缴纳赋税，并且驱逐了诸侯委派的官吏。
在维也纳，革命的群众进行着激烈的街垒战。过了几天，柏林的工人和市民也揭竿而起，号召拿起武器。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手持刀剑、手枪、铁棒和大斧等武器，在黑、红、黄三色旗帜下联合起来，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集的军队展开了战斗。国王的军队在顽强的垒战和巷战中被击退了，国王的伪善的布告《告我的亲爱的柏林人民书》被撕得粉碎，扔进了大街上的污水沟。
人民胜利了。国王不得不撤回他的军队，全柏林飘扬着红、黑、黄三色旗帜；人们把死者和伤员安放在担架上，他们的身旁放满了鲜花，一直被抬到王宫前面。
“国王应该看一看我们的牺牲者！”人民高呼：“释放犯人！”
情绪越来越激动，牺牲者无声无息地、僵硬地带着裂开的伤口躺在担架上。
“国王应该出来！”群众的呼声更加响亮，更加激烈。
国王偕王后出现在王宫的阳台上，不得不脱帽向死者致敬，勉强着自己，屈服人民对他的要求。
在3月20日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国王不得不向那漫长的、沉默地推着183具灵柩的送葬的行列敬礼。
“对！血的报复沉默了，但是，代替它的是从血泊中产生的一种警惕的精神，一种道义上戒备的精神。它使我们……防止各种堕落，这种堕落使德国人民成为本国和外国政治的工具。……警惕和努力，纠集你们流血牺牲的兄弟的亡灵，纠集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区区小子而牺牲的！”这是在弗里德里希丛林墓地安葬时讲的一番话。
人民是胜利了，但是，三月革命只能说是半个胜利。资产阶级不去压服国王退位，而开始重新与被击败的敌人签订契约。他们在工人革命势力的面前感到惶恐不安，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背叛了灵柩里的幽灵。
柏林起义，马克思看到了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又对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深感不安。
马克思3月8日到达巴黎，当天晚上，他就同巴尔贝斯领导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中央俱乐部发表首场演说。
马克思又同相识的临时政府委员们：斐迪南·弗洛孔、赖得律——洛兰、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雅克·昂贝尔和警察局长马尔克·科西迪耶尔作通宵长谈，第二天又同一些政治流亡者取得联系。
这时，沙佩尔、莫尔、亨·鲍威尔、威廉·沃尔弗和瓦劳也先后到了巴黎，3月10日。马克思和他们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主席，沙佩尔担任秘书，其他几个担任委员，恩格斯暂留在布鲁塞尔，他也被选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各区部的联系，又马上在巴黎组织了德国工人俱乐部。
为马克思的安全起见，法国临时政府委员的朋友——警察局长马尔克又把马克思的一家从博马舍大街上的泽尔夫人的公寓里迁到警察机构办公的地点——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饭店住下来。
这个“曼彻斯特”的名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这个栖身之地起的富于幽默感的绰号，他们任何时候都如此情绪饱满着。
在“曼彻斯特”安顿下来的第二天，燕妮就按马克思的委托给魏德迈写信了：
巴黎，星期四（1848年3月17日），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饭店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请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刊登一则通讯……
本来还想告诉您有关这里每分钟都在扩展的有趣的运动的许多情况（今天傍晚有40万工人在市政厅门前通过）。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十分忙碌，只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马克思主席除领导同盟中央的工作，还利用德国工人俱乐部组织了两个协会，两会差不多达4000人，他们对统一德国的问题都积极主张采取革命暴力行动，但内部分歧意见较大。
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号召建立和武装义勇军来支持不久前在柏林爆发的起义。许多人报了名，队伍也在孟索平原上开始了义勇军的练兵活动。
在这种革命如痴如醉、昏头转向的情况下，马克思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他力求把一切问题都统统考虑好，把一切问题都弄清楚，他反对海尔维格的冒险行为，并且预见到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他懂得，柏林起义还只不过是部分工人先锋队的战斗，还不是革命本身的大规模的展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在以后（后来才有巴黎的六月起义），而目前的斗争是争取民主共和国，是否能成功，还要看整个无产阶级是否参加这场斗争。
马克思同恩格斯商定以后，在这警察办公的住室里开始拟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即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纲领。马克思用父亲遗产的钱以传单形式刊印出《要求》。
饭店及咖啡馆里召开一系列的集会，向工人们介绍纲领。
为了避免力量过于分散，马克思建议巴黎的德国工人要和法国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去。马克思坚信，巴黎的运动一定会巩固发展，只有那时它才能影响其他国家，席卷整个欧洲。
然而，分歧意见仍然难以统一，其中，临时政府的一些委员在做帮倒工作。
马克思当然主张采取坚决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必须是周密考虑、细致准备的。他并没有疏忽以拉马丁为首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会是多么愿意甚至高兴接受海尔维格关于组织德国义勇军的创议，也注意到他们决然匆忙地把义勇军送出边境，并给他们优待提供行军营和每日50生丁的津贴。马克思看穿了，这是以拉马丁为首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图谋摆脱那些可能成为巴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革命分子的手段或策略。
拉马丁假仁假义，早就作了如此算计：普鲁士政府有足够时间的准备，在海尔维格的义勇军渡过莱茵河之后，第一次战役中，义勇军就全被击溃。
4月1日，拥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接受马克思的命令，也通过费洛孔委员的帮助享受义勇军出境同样的优待，他们与义勇军大部队活动截然相反，单个分头行动，各人身带的武器不是长枪、大刀，而是《宣言》和《要求》，这样，四百余人悄悄地平安回到了祖国。
《共产党宣言》第二次印刷的1000本正好于3月20日运到巴黎，和印成单行本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由流亡法国的工人带回德国，于是，新武器在各地工人革命运动甚至柏林的起义余火中“炸”开了花……
《要求》根据《宣言》最后一章中向德国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战略和策略上的指示，把这些指示具体运用到革命创造出来的新的环境当中。
《要求》的开头就提出这样的口号：“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一要求把矛头指向德国封建反动势力的主力，即指向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这座臭名昭著的欧洲的“人民监狱”。
《要求》阐述了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所必须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凡年满21岁的人都有不受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发给人民代表以薪金，使工人也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而最重要的是代表全体人民，以便能够用人民的武装力量去压倒反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以保证每个德国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要求》提出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无补偿地把一切大地产收归国有。
《要求》提出把矿井、矿山、私人银行和一切运输工具收回归革命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要求》提出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
17条要求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一个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答案。
这个纲领最后是这样极具有鼓动力地呼吁：“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
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受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迅速到各地加强同盟的现有支部，创建新的支部，并在同盟地方支部的外围成立政治性的工人联合会。在这些工人联合会中，他们按照《宣言》和17条《要求》的思想开展活动，充分利用在斗争中赢得的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把为数众多的地方性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德意志的工人政治组织。
组织多数流亡工人动身回国之后，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给马克思发了法国护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焦灼地离开巴黎也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
人民拥有“新式武器”，扬眉吐气，沸腾的革命热情扑面而来。
第19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1）
春天又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狭长胡同的莱茵城。城外的花园和果树园里，修饰整齐的奇异的灌木，在樱桃花丛中间闪耀着淡黄色的光辉。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兹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伦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极大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但我们在科伦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正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眺望着别墅前的花园，像沿途到处看到的一样，那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有睡眠的几个小时才能稍稍舒展眉头。”他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三人一同回国后先到达美因兹。考虑到科伦的拿破仑法典仍在起作用，比德国其他地方享有较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加上这里的工业比其他地区发达，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因此，他们又一同转至科伦。
到达科伦，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筹办一家日报；二是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党，以推动这次革命。为了完成第二项任务，同盟的主要盟员分赴德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迅速建立了工人联合会，原计划在这些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党，但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觉悟不高，还认识不到有成立一个自己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这项任务未能完成。而几百个盟员分散在德国各地的广大群众中，依靠秘密通讯和派遣特使联系已不能直接地指导各地的斗争。这就更加强了马克思创办日报的想法，各地的工人联合会也为日报的出版、发行打下了基础。
这位6年前24岁的《莱茵报》主编，因他的激进而《莱茵报》被查封。为了《莱茵报》的存在他主动放弃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的一份工作，沦为了流浪汉。可是，自己的退却，并不能挽回报纸的命运，报纸终被停刊。
……都失去了，母爱失去了，连父亲的遗产也失去了，去荷兰姨父家想沟通母亲的感情也无济于事，得不到家里一文钱的接济……
6年过去了，几多寒暑辛酸不说，带回了三本书，也带回了三个孩子，还怀揣一笔所剩的父亲的遗产。
7月里，马克思从科伦的阿波斯托尔街7号搬到了科伦塞西林街7号。工作刚安顿下来，他把回国先住在特利尔岳母家里的燕妮和孩子、琳蘅也接来一块住下。
“那位黑胡子的年轻主编回来了！”
“一位曾在这里被赶跑了的主编又想要在这里办报纸，要恢复他原来失去的那张报纸……”
很快，马克思的住宅区又像在巴黎那样成了这里的革命中心。
创办报纸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首先是缺少必要的资金，因此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各地建立同盟新支部和创办工人协会的特使也都努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但工人们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帮工手里没有钱，至于那些拥有资财的自由资产阶级，当然谁也不会把资金交给这位撰写过许多无产阶级战斗性著作的前《莱茵报》主编，供他创办一份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报。
在乌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没有大的喜色。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地把它掉转头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个塔勒。”
办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估计要3万塔勒，这些资本原来打算按50塔勒一股招收，但到5月底，认股总数只有1300塔勒。
马克思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塔勒，并尽可能征求收取订费：恩格斯从父亲给的生活费中挤出了几百塔勒，千方百计找人认了14股，总共筹集到了1。 3万塔勒，暂时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
报纸原设想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报纸创刊号曾对此作了说明：“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9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就开始出报。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排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在报纸的编辑部里，马克思任总编辑，编委会的成员是恩格斯、维尔特、德朗克、斐·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威廉·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兼任秘书。马克思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要拟定报纸每天的编排计划，撰写社论，同国内外通讯员联系，选用他们送来的消息，编审大部分稿件，同国内许多进步报刊交往。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还要经常出版号外和传单，并设法把它们散发到莱茵省和其他地方。此外，处理报纸的财产要花费他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势力的威胁和纠缠、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作斗争等等，也耗去了许多精力。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每一期《新莱茵报》上。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了5000份，这是当时德国极少数几家报纸才能达到的数字。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创刊号的文章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议会这个“清谈馆”的行径，使一半资产阶级股东退出，剩下的一半股东由于马克思坚决支持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也全部退出了。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1849年5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又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
他坐在办公室，长长的黑发垂肩披着，蓬松的黑色胡须里那张丰润黝红的嘴唇微微地闭着，大刀阔斧的笔圈阅一篇篇稿件，撰写一篇篇檄文……好一个威严的总编。
一个听了马克思在莱茵大会上演讲的卡尔大学生说：
“马克思当时30岁，就在那时候他无疑已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界的首脑人物，他体魄健壮，额部宽阔，留着长长的黑发和蓬松的鬓须，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被认为是他那个专门领域的大行家；不能否认，他所讲的都很明了，逻辑性很强，而且很重要，但是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高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人。”
《纽约每日论坛报》当时驻科伦记者阿伯特说：
“他的面孔和整个体态都焕发出充沛的精力，但是在他的温和而矜持的神情后面，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燃烧着勇猛精神的熊熊烈焰。”
他从总编室走向大街、会场、战区、法庭……，如同他五千多份火一般的《新莱茵报》飞遍科伦，飞向柏林，飞向德国，他带着一身的油墨和书卷香走进各国革命的硝烟、战火——
满头乌黑的长发及鬓须和着他的长领开襟大衣飞也似地飘起来，像雄鹰击浪、呼风唤雨、震撼着旧世界……
维尔特在《新莱茵报》小品栏的一首讽刺诗歌写道：
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
与一位可敬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肆意咒骂，
对《新莱茵报》忿忿不平。他说这家报纸的编辑
统统都是魔鬼，
他们既不怕可亲的上帝，
连检察长茨魏费尔也不惧畏；
他们认为只有一个良方，
可治人间一切祸灾，
这就是成立玫瑰红色的共和国，
把财产完全掌管起来；
整个世界要重新分配，
划分为亿万等分，
同样多的地亩，同样多的沙粒，
连海涛也得搭配均分；
人人都分得一个地段，
大家都特别高兴啦，
而最好的一块地方，
就归《新莱茵报》的编辑吧；
他们还要实行公妻，
一心想把婚姻关系废弃，
将来人人自由放任，
结对交配可以随意；经过这番摩登改造，
整个世界必将改变面貌。
而《新莱茵报》的编辑们，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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