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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起刀不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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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司”出身的阎世铎接着迅速把“快乐说”提高到“政策”高度：“我在足协专门组织大家学习‘十五大’的文件，因为上面说到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从我的角度理解就是，老百姓快乐了，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中国足协就会该让老百姓从足球中感受到快乐。”
大多数中国球迷未必关心理论，但大多数中国球迷都需要“快乐”。阎世铎明白这点，更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是日本鬼子
“我们不是日本鬼子，中国足坛也不是‘国统区’，我们与你们是‘一家人’。”阎世铎也是个有些幽默意识的人，他也深知“得舆论者得天下”，因此非常渴望发送与新闻界的关系。
在无锡、北京，阎世铎是以“让记者更充分理解中国足协，着眼大局，搞好共同事业”的理由接受记者的采访的，他迫切地要扭转过去的“对峙局面”。“我不主张搞‘统一口径’，但我们毕竟有着同样的目标，这还不像搞新闻的和搞王鑫的说不到一块儿去。因此，大家要真诚相待，不应故意相互找碴、设套”，然后阎世铎说了一段很“江湖”的话：
“大家要做得‘够意思’，千万别一见面就铺疑对方是哪部分的，是八路军还是鬼子，天天打地道战、地雷战。中国足球有阳光，不是阴云密布的国统区，我想要是哪天记者先生们欢呼。‘咱终于把足协搞掉了’，日子并不会好过。”
阎世铎曾对足协新闻办说：“今后重大事件，都没独家新闻，这也是为了公平竞争”，这是他的风格，这次“升降级”问题，他几乎做到了。不过这位“掌门”有足够的理由支撑他的做法：“国家头的机关关能让记者随时推门就进？我们不仅让进了，有时还泡了方便面让记者在足协办公室吃。”
与日本不是一个档次
“一个专家告诉我，以前中国一支省级队就可以横扫日本，但现在我看情况恰恰相反过来了。”阎世铎很忧虑。
“我高兴的是亚洲杯上中国队的作风，而非成绩，虽然半决赛我们只输了一个球，但我认为要真让日本国家队来打，肯定不止一个，我不掩差距——中国足球与日本足球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这是历民中国足协掌门人都没有勇气，但阎世铎这个勇气。虽然这与他“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强硬背景有关，但阎世铎能如此向媒体总结亚洲杯，证明他至少不是一个“护短”的人。“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学日本抓好青少年培训。”
“升降级”不是主要问题
“跳出足球看足球”，这是阎世铎上任后的名言，也许只有像这样“跳出”的人才适合管理中国足球，他没有顾忌，他说：“大家都在关心‘升降级话题’，其实在我心目中，这根本不是主要问题，中国足球问题不少，哪里一个‘升降级’就能解决的。
这句话，是这次采访阎世铎最理性的话。不论是“呼吸法”还是“休克法”，都不是解决中国足球出路的根本方法，作为中国足球的“掌门人”，绝对不能仅仅以竞赛形式的变化来寻求突破。阎世铎说：“它只是中国足球若干问题之一，我认为中国足球的首要问题是搞好后备力量的建设，像日本那样，常年有一万余人在巴西训练，比起楗力宝队，人家是几百人里挑一个，当然迅速崛卢了。人才匮乏的问题，才是阎世铎关注的首要问题。
外行如何领导内行
阎世铎，1952年出生，祖籍大连，在大连当了式农兵学员，后进入北京体育大学攻下体育法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央校培训，80年代中期在国家教育部体育司工作，当过老师，后进入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任司长，主持中国足协工作前是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主任。
有人说中国足球最缺两点：一是教育，二是法制。让当过老师学过法律的阎世铎来管理中国足球似乎很合适。阎世铎当年在国家体委是机关“三才子”之一，参与草过《体育法》，以“头脑清晰、精通政策、能说会道”著称。
但阎世铎不懂足球，以前也不看足球，直到足协后才看热闹看了一回欧洲杯，所以阎世铎不断声称“我是新人，我是门外汉”，但阎世铎第一天上任就向中国足协工作人员说：“跳出足球看足球。”他用他的方式。
阎世铎在足协内部训人时极严厉，亚洲杯申办时就曾因申办不到位拍桌子，据说，几乎是达到提纲挈领直点要害毫不留情滔滔江水之势，就连着装，也在足协下明确要求，正式场合一律西装革履，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足协穿“西装”的多了，不论气温多高，只要正式场合都必须执行着装要求。今年夏天，据说有一次在秦皇岛参加会议，气温已高达36℃，但阎世铎还是一身正规西装出现在主席台，慌得一旁只穿了t恤的其他足协官员赶紧想办法，找不到西装的从其他人脘子上扯下领带系上……“如何树立足协的权威”，阎世铎说，从作风抓起，从公众形象抓起。
但阎世铎也很低调，有时还在比自己年龄大的足协官员前自称“小阎”，有一个星期天去足协，正好铁门关着，里边一工作人员问：“谁呀？星期天不上班。”他边敲门边说：“是我，小阎。”门打开后，惊出那位工作人员一身冷汗。在无锡，不少人请阎世铎签名题字，阎世铎都拒绝了，他说：“我从不给人题字的。”
阎世铎极爱看书，据说有时出差也带着一本书。在北京，我问：“你最爱看哪种书？”阎世铎说：“传记，伟人们的传记，最喜欢的一本是《马克思传》。”阎世铎非常崇拜邓小平，经常套用一些小平的话，亚洲杯申办时，他就对正在给拥有投标权的亚足联执委做工作的足协官员提醒，不要盲目乐观，“小平同志说得好，不要轻信外国人”。
阎世铎不懂足球，是足协上下皆知的，但现在人们渐渐发觉这个“不懂球的”却“懂管足球”，阎世铎昨天说了：“这并不意味我不爱足球，因为我的格言是‘使命即爱好’，中国足球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爱好它。”
阎世铎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这个问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足球的胜负而发生变化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采访王俊生先生时他曾说：“这个位置就像冲浪”，我想阎世铎也会随着浪尖不停变化，中国足球无疑是一道大考题，不知阎世铎将怎样一一解答。也许，他会成为一个胜利者，也许他会成为又一个王俊生，为了中国足球，我们希望他是前者。
结束沉重
阎世铎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其实这也是意味着中国足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与王俊生一样，阎世铎也是个“历史符号”，不过这符号却象征着中国足球的成败兴衰。按斯蒂芬“蒋威格的观点：“历史，就是由细小的人与细小的瞬间组成。”因此，了角阎世铎也是从一个侧面了角中国足球今后的命运。王俊生忆成为中国足球的b角。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称其一声“王俊生先生”，因为他毕竟给一在的a角——阎世铎提供了很多历史数据。这些数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弥足珍贵。
a角的阎世铎不可能彻底割裂与b角的历史关系。虽然阎世铎宣称“跳出足球看足球”，但事实上谁也不可能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阎世铎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特色的中国足球道路上走得更远”，在这次采访中，我发现基于他的背景、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风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袁伟民物色的这个人物不见得让人惊喜却有其合理性。
“我的帽子是拿在我手上的”。上任半年后说出的这句话，大概可以算作阎世铎的准正式“就职宣言”，或许也可视为对中国足球、中国球迷的一份承诺。阎世铎不懂足球，但他懂政策、懂社交、懂管理，或者就像足协内的人士说的“懂当官”。当然，这个评价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阎世铎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足球当成一盘大局，让每个人都能“真诚以待，找到快乐”。他要结束一个“过于学生的时代”，让足球变得快乐起来。这显然是不容易的事，但这个提法本身无疑具有积极性和建设性。
但愿我们与阎世铎先生能一起兑现这张“快乐支票”。
生于悲剧性格
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那里是天堂与地狱的结合部，他将在刀锋上跳舞……
杨晨在头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马加特也开始头痛，两个“头痛”的人引爆了中国球员海外踢球的生存内幕。这层曾经意味着“尊严”与“贞操”的纸，一夜间被血淋淋地捅破了！
对杨晨的声援，如果还停留在“娘家人”式的义愤慎膺无疑是幼稚——声讨马加特、声讨施拉普纳，甚至声讨背后的“新纳粹主义”将于事无补，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球员的性格是否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性格决定命运。你不愿在酒忱里喝扎啤，你不愿说出发音浊重的德语，你甚至不愿意绽开一丝微笑表达自己的善意，然后别人就要“finish”掉你！
马克尔斯说，如果没有兽性，你永远成不了森林大帝；凯撒说，如果你不是罗马人，你永远统治不了罗马城；而谢晕在1995年也说；不会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难真正做一个外国人。
“是我来适应德国，还是德国来适应我”，问题就这么简单。在品行上堪称中国球员的杰出代表的杨晨，无法有从德国，当然就不能征服德国。这一点拥有八分这一外国血统，能把英语说得和上海话一样纯熟，并很闹情绪穿着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机场与拖拉普纳行亲吻拥抱礼的谢晕在海上“四大飘零”中无疑是唯一的反证。
最勤勉的杨晨、最敬业的杨晨、最谦逊的杨晨，一切都符合着中国人关于“好小伙”品行标准的杨晨，就将这样被“finish”掉——因此我们必须检视一下中国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着中国球员海外生存发展。
“中国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样必须遭到另外肌华表的排斥性。谢晕说，“生于1977”；我说，“生于悲剧性格”……在中国“酱缸教育”里腌制的产品，很难调和外国人的胃口。我们必须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生活，才能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的踢球。这就是所谓的“足球文化”。
在水晶宫的草坪上，我曾经吃惊地发现夹杂在隆巴多等大腕之中的范志毅不再拥有那对高耸的肩膀。
在发自遥远佩鲁贾的各种“家书”书中，我悲哀地发现马明宇不断的“今天仍没有上场”、“明天我将学语言”以及“习惯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制造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性格将制造出什么样的命运。
中国球员尚不及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便匆匆上睡了，这像极了当年涌动“出国潮”时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他们注定是要被牺牲掉的一代，改变生存环境的急躁心态与客观存在的“卑微”门第之间的矛盾将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电影《移民》，要么在坚守中消亡。要么在跑姿中生存。
因此我们先前的乐观是多么的缺乏根据，我们以为坐在闷热的船舱里横渡了大西洋就到达了乐土，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险峻的生存挑战。记住美国黑人说的，漂白我们的皮肤用了整整百年。
唯一让我们宽慰的是，我们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长的“服从”之后一我们也有“征服”的一天，如果这一天来临，那么杨晨、马明宇们的失败算是拥有一些英雄意味了……。
因此，让头痛欲裂的杨晨学学《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吧，王启明站在硕大无比的纽约机场大叫“我在美国就混了！”
或者，就像当年乡下青年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高处面对夜色的狂呼——“来吧巴黎，让我们拼一场吧！”
这，将是中国球员突破悲剧性格的唯一出路。
左脚右脚与草鞋布鞋
早年——
“全民皆兵”运动轰轰烈烈，县武装部干事下乡大练民兵，从走“一、二、一”入手。
惜乎农民兄弟由于接受教育机会太少，缺乏集体配合的磨练，始终走不出整齐划一的队形，相当数量的“民兵”们甚至弄不懂“左”“右”口令的不同。本该的一字长蛇阵走两下便惨不忍睹地变成弯弯扭扭的“毛毛虫”。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右左——唉！又弄错喽！”“武装部”颗粒子汗直价冒。
“啥子左右左嘛，我们咋弄得懂这些‘洋盘呢’呢？”农民兄弟不免有抱怨，有的甚至鞋一蹬，一屁股坐在田坎上“罢练”，练兵计划大有夭折之势。
村长王老幺觉悟自然高于普通群众，而且深谙“村情”，灵机一动附耳向“武装部”献上一计：“不如让民兵左脚穿草鞋，右脚穿布鞋，‘左右左’搞不懂，‘草鞋布鞋’总晓得该出哪只脚喽……”
“武装部”大喜，依计果然屡试不爽，一袋烟的功夫，大伙儿就在为一彪合格的“民兵”——从“左脚右脚”到“草鞋布鞋”理论联系实际之后，皆大欢喜。
——扯回来说，这故事极眼下的中国足坛，洋教练就是“武装部”，中国球员就是那帮土民兵。
洋教练初来时大抵是一腔热血的，不管是“平行站位”“战术纪律”还是“职业精神”，都要与国际接轨。但中国足球的农民兄弟们“髦”不起这个时，“左脚右脚”的接受起来非常别扭，所以，所有的“武装部”就得屈从于“国情”“村情”。
有那个可爱的村长王老幺，就会有“草鞋布鞋”的调调，“理论联系实际”迟早会显灵的。
李章洙曾经高举“师道尊严”的大旗，但农民兄弟们不买他的账，所以李章洙教了铁头孙庆的厉害后，也不再“左右左”，改为“草鞋布鞋”了。据说他与“快刀浪子”高峰小酌一杯已是很正常的事，并且很快就学会“京骂”与兄弟们“b”来“b”去……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桑特拉奇、科萨洛维奇、彼德洛维奇、内波姆尼亚奇，无一不变成可爱的“武装部”。因为“草鞋布鞋”可以相安无事，所以谁也不愿意不识趣地“左右左”了。
陈亦明早就说过：“与国际接转”迟早要变成“国际与我们接轨”的。
但并非所有的武装部都那么聪明，洋人很少穿布鞋，草鞋更是前所未闻，所以坚守“左右左”的大有人在，但他们都死得很惨。
我始终不明白塔瓦雷斯为什么要在昆明“抓嫖”，这种“扫黄打非”的事应该由公安（至少也是联防）来管。他不懂“入乡随俗”，当然要被农民兄弟踢下田坎去。“昆明事件”至今还是个“悬案”，但穿不来“草鞋布鞋”的塔瓦雷斯在中国肯定走不上康庄大道了。
戴大洪曾痛心疾首地大骂“伪职业”，这实际上是在痛斥“左右左”朝“草鞋布鞋”的庸俗化——
那个“民兵”段子有个尾巴——“武装部”回城后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后精神恍惚划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们返回国内后指不准会有什么后遗症，也许，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为了咱山东人荣誉”的口号；彼德洛维奇再也不会像愤怒的狮子般冲进场，他连过斑马线都会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着“草鞋布鞋”在巴西海滩上游走不定……
从“左脚右脚”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装部”的悲哀还是农民兄弟的悲哀。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们只能这样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飞，那么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习惯便好。
如果的冠军
当上海申花在抚顺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垮出个1比6后，这支中国甲a馐最优秀、运营最成功的职业队就不幸退出了’99冠军争夺战。
于是，在理论中存活于“冠军候先圈”的就是辽宁、泰山、全兴了。让我们借一个水晶球，透视一下三个“如果的冠军”的未来。
如果辽宁抚顺夺冠：
这将应验中国甲a“凯泽斯劳滕”的说法，它符合着中国人在金庸武侠作品中“少年侠气”或“一剑镇江湖”的审美情趣——事实上，这帮要么“披头士”，要么“板儿寸……光头”，进球后还能策划出比迪厅dj还要疯狂的形体动作的“新新人类”，确实给中国足坛的陈腐之气带来了另类“冲出亚洲”的新意。
天才就是天才，即使生长于张引这样的“老酱缸”里，天才的才华也远远超过了俺黄瓜、泡萝卜。足球，最终是靠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完成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说法。
然后呢？“后辽宁时代”的缔造者们会在“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发觉，时光磨去了他们的锐气，啤酒挥发了他们的激情——缺乏一个真正职业化意义的建制，最终让天才们遍寻方向不成后撞上一面尘封已久的镜子——里面是痛器流的孙贤禄与一脸木然的小王涛。
精英＋精英的胜利不等于职业化的胜利，这是一个悲惨的轮回。
※※※※
如果泰山夺冠：
徐根宝会最先跳将起来，因为无情否决了他关于“鸡蛋理论”的阐释——中国足球上不去，关键在于鸡蛋（球风吹草动）素质不好。
没有宿茂臻与巴力斯塔的泰山什么都不是，那帮既无才华又无经验的泰山众将一直仅拥有“老实憨厚”的美德，但桑特拉奇就是将这筐平庸的鸡蛋孵出了恐龙——“一头狮子率领着绵羊可以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狮子”，桑特拉奇把这句名言挂在冠军的旗杆上——让徐根宝们呆呆地瞻仰。
这个结局可能是对中国足球一条最棒的建议——它从根本上地动摇着中国教练们某些理论基础。而桑特拉奇的胜利也补足着辽宁天才们的缺陷，我们在想：如果让桑特拉奇执教辽宁队或中国队呢？
但中国人往往把胜利庸俗化——下个赛季前出现的一个奇观将是所有的甲a老板都像当年的倒爷一样远征东欧，把“桑特拉八”“桑特拉九”们“倒腾”过来。市场主充斥着无数水货貂皮大衣。
※※※※
如果全兴夺冠：
我得承认，我将亲眼目睹一座流淌着泪水与全兴酒的城市——这个经济欠发达，除了熊猫还没有其它骄傲的城市将在“上帝的馅饼砸下”之后狂欢三日。6年的疾情、“成都保卫战”的苦难及长期高额的上座率一起换来了回报。
就像当年的那不勒斯，拥有一两个杰出人物，加上前所未有的运气就可以藉之冲顶。
但那不勒斯后来走了马拉多纳、卡雷卡，那不勒斯后来苦苦与命运挣扎。仅有激情与痴情是不够的，孤独站在高地上的全兴，必须学会在高地上打一口“老井”。
——三个“如果的冠军”，三种不同的命运。’99甲a怎样选择？
蛤蟆镜、红茶菌以及桑尼效应
赶时髦，中国人一向“髦”得有趣。
70年代末，“矢村警长”一不小心就把蛤蟆镜“戴”遍神州。满大街都晃着“黑蛤蟆”——而且商标一定不撕，乍看，侯跃文说“就像长了白内障”。
再晚些有个“红茶菌时代”——那种毛茸茸的东西据说可以延年益寿，这导致几乎每个中国老面姓家庭都有玻璃器皿“供奉”着，看起来，怪怪的就像“动物标本”。
呼啦圈、卡拉ok以及绝对超过世界钢铁总产量的“盘圆”、“螺钢”。中国人前仆后继地从一“髦”走向另一“髦”。
桑特拉奇的成功，印证了我在《如果的冠军》中的猜测——而且不止来了“桑特拉八”“桑特拉九”，照眼下情形，大可直逼“桑特拉二十七”（加上国家队）。这可能是南联盟解体以来最猛烈的“人口外流”。
毫无疑问，桑尼（这是时髦叫法）和他的斯拉夫兄弟们继蛤蟆镜、呼啦圈等之后，势不可挡地成为这个时段中国人最时髦的东西，而且“髦”得舍不得撕商标。
来自南斯拉夫的——曾经与桑尼或米卢战斗过的——对中国人有深厚友谊的——有20年以上共产党党龄的，现在每月还在缴纳党费的老布尔什维克，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介绍，它似乎就是“胜利”的标志物。
但是，中国人对某种东西莫名递发出的热衷源于一种幼稚，这使得以怎样的速度一涌而上，就会以怎样的速度全面撤退——有过“蛤蟆镜”的人现在羞于启齿了；喝过“红茶菌”的人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早年的一个邻居，曾经把家里弄得和化学实验室一样，并逢人便吹嘘个“菌”形状如何壮观，那时还没有“基因工程”一说，但他虔诚地认为这将使他和他的家人长年益寿——直到医生发现他儿了肠子里长了菌毛。
戴了“蛤蟆镜”的人不一定真酷；供了“红茶菌”的人不一定长命百岁。既然满大街的“桑尼”与满世界的“蛤蟆镜”，“红茶菌”“髦”的是一种“时”，那么蛤蟆镜、红茶菌有过时的时候，“桑尼”也有敝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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