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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年经典文库-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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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政策未能一贯地坚持下去，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偏离方向，越来越“左”，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上异己的阶层，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无一例外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许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斯文扫地，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严重地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革”后幸存的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心却并未泯灭，他们头顶着“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阴霾，翘首以望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胆拨乱反正，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并且迈开了新的步伐，使知识分子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漫长的寒冬宣告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政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报效祖国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特别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职业的自豪感，他们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冲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奔向四人现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畅多了，但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有重重阻力。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偏见还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并未从思想深处消除“左”的流毒，未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与平均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身”。经济体制改革中，农、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走在了前面，与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改革中出现的这一新课题，迫使人们要思考，要研究，要解决……
从政策的制定到逐级落实，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和资金，还要冲破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有“左”倾思潮的残余，有世俗的偏见，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迟迟不能落实。何况，有些中央精神还没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领会”和“解释”，而不去化为实际行动。涉及面极广的职称、工资、住房等等问题，历来是“老、大、难”，难倒了许多人！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现在提拔了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人们却发现比“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更麻烦。令他昔日的同类咋舌！画家方成有一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妙不可言，说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荣任了领导，声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么，曾在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处置？此画虽“漫”，其理不谬，君不见，一些人才被埋没，一些学术著作被冷遇，一些发明创造被压制，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当了权的知识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里的事儿，一旦“李白”整起“杜甫”来，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击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知道！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过他们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而进入老年，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一九八二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近年来，又有一批像张广厚、钟家庆这样的杰出人才相继谢出。
据《健康报》记者调查，仅一九八七年截止六月上旬，中科院已有八人病逝，年龄均在三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之间，其中有五名是高级研究人员。
据数学所三月份的健康检查结果，该所的六十六名中年知识分子中，有三十一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有两名早期肿瘤患者。
据《科学报》报道，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北京地区有三十八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学院仅在七个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条命……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华医学会对北京十一个单位调查，发现中年科技人员患慢性病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四。
北京两年来中年知识分子死亡四百三十四人，高于同期职工死亡率。另据一九八三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二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无情的病魔对准了中年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吞噬，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我为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黑色数字而万分痛心！
据悉，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十一个省、市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查、对二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据五年来的统计，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是五十八点五二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六十八岁。在二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四十至六十岁）的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四二。四十至五十岁之间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也是他们的死亡高峰期，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这个年龄段。接下来的一个年龄段：五十至六十岁，是他们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四。由此可见，我国有一大半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四十至六十岁之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五十九点二五岁，低于教授；讲师的死亡平均年龄只有四十九点二九岁，又低于副教授。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如此下去不知该怎样“接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在医院的大门旁新设了一个出售寿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写着大字招牌：“中老年寿衣，品种齐全”！我的心惊悸了！这一行业的生意兴隆无疑是一个恶兆，中年人的“寿衣”已是热门货了。那黑字招牌搅得我久久不能安宁！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特别的问题，应该采取特殊的措施来解决，正如五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的：对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地解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是个极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地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曾经先后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经为救护非洲灾民而募捐，为尚未到来的亚运会大张旗鼓地搞了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义展却不曾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募捐”过一分钱，以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陈景润那样的著名数学家现在还得用纸、笔演算而没有国际先进设备——计算机，因为“我们数学所买不起”！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我们有昂扬的尚武精神，历来对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将士充满了敬仰，从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八十年代传遍全国的“理解万岁”，显示了人民和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这当然是慷慨悲壮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支军队，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也在“打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作战，“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离兮心不惩”，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理解万岁”！
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中心纽带。他们关系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要靠他们，老一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中延续和发展，下一代的成长在他们的带领下成熟和开拓，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
一批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为国捐躯了，活着的同伴们还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这些人已经非“抢救”不可了！
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成风，人才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他们有对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不甘心再走中年人的老路，他们也较少社会和家庭负担，不像中年人那样“故土难离”，便不约而同，一走了之。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我们又用了十年培养的人才却纷纷“留洋”，那么，我们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将交给谁呢？交给那些弃学经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的人吗？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明日寰球，群雄竞起，若欲取胜，凭的是知识，是智慧！改革大业，千头万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改革人的素质，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正如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
一位做了几十年统战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现在经常开‘三会’：老年人的祝寿会，青年人的欢送会，中年人的追悼会！”
这是感慨，还是自嘲？我们的民族富有幽默感，非常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可以写入《笑林》的素材，但这“三会”的顺口溜却令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是啊，我们多么希望开更多的“祝寿会”，愿我们的老一辈科技权威、文坛泰斗、讲台宿将、艺术大师都青松不老，寿比南山；愿我们的中年知识分子青春常在、生机勃勃，也出现众多的寿星，将来，都为他们庆祝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纪念他们从事某项事业的多少多少周年，那将是知识的大幸，人才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知识分子是筑成新长城的中流砥柱！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谨以本篇向英年早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敬重的兄弟姐妹们致哀，为活着的他们的同代人折福！
我亲爱的读者：当我拿到这篇报告文学的校样时，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文中那位大直径和特大无缝钢管轧机的发明者高建民，最终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以四十五岁的年龄与我们永别了。这又是一位在新长征路上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没有人给他烈士的称号。
——作者追记
刘三姐与黄婉秋（一）
何培嵩＇壮族＇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的荣辱，毁誉，离合，悲欢——总之，我的命运，不知不觉地与《刘三姐》联结在一起了。
——黄婉秋
一 在刀枪面前
动乱岁月。桂林。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苍穹明净，阳光灿烂。但风华正茂的黄婉秋的心里布满阴霾。近来她的心境常常如此。
桂林市歌舞团的两个宿舍。这天，她有事到另一个宿舍去串门。
两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尾随着找到了她。这两个青年，一高一矮，腰扎武装带，手提半自动步枪，都是一副辨不清春夏秋冬的脸。那气势甚是吓人。
她与他们素不相识。
“你就是黄婉秋吗？”
“嗯。”
“跟我们走！”高个子说。将枪托使劲朝地上一顿。
走？上哪儿？她无从知道，也无从问。桂林如今乱得很，早就分在了两派。黄婉秋由于一部《刘三姐》而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那派都无资格参加，那派都不要她。但那派都可以任意揪她，批斗她。她就像一堆像皮泥，任人搓捏，要她圆就圆，要她扁就扁。
真可谓：人为刀俎，她为鱼肉了。
而今天，是全副武装的人来找，看这架势与平日的“口诛笔伐”大异，这使她隐隐想到了“死”字。最近，桂林随意枪击和“木决”人的事，常有所闻。
她抬脚准备走。
“去什么地方？”她忍不住问。
“想知道？”
“想！”
“好吧，”矮个子将半自动步枪上了膛，在她眼前来回晃了晃，“告诉你也无妨：染——织——厂——！”
他直勾勾相着黄婉秋，有意把声调拖得老长。
婉秋只觉一股寒气袭来，不禁浑身一震。染织厂门前有一条桥，是一些乐于“收拾”人的亡命之徒所偏爱的地方。他们把人弄死了，往桥下的一张水塘一推，谓之“水葬”。婉秋听团里一位朋友说，就在十多天前，在那桥上枪决了七个无辜，那惨状让人不忍卒看。
自己是第八个冤魂！——这念头闪电般掠过她的脑标。看来，这是无疑的了。
文化革命前，她演过歌剧《江姐》，她正是饰江姐一角。江姐被叛徒甫志高出卖。沈养斋将她押赴刑场时，她整衣照镜，梳理鬓发，而后从容就义。
这么一联想，婉秋忽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死，对于她，不是可怕的了。
她想学江姐，最后梳理一次头发。可是，找不到镜子，也找不到梳子。
她摘下手表，交给一位相熟的老太婆：“老人家，劳烦你交给我姑妈。就说：我去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许再也见不着她了，让她多多保重……”
从七岁始，直至十三岁考入市桂剧团前，她都是姑妈抚养的。姑妈待她如同亲生女儿。
这块上海牌女装表，一百元买来的，玲珑小巧，走时很准，是婉秋的心爱之物。如今，她只能用它来送给姑妈，感谢老人的养育之恩。
做完这些，她随他们出去，神色自若。
走的正是去染织厂的方向。
他们急步走着。那二人一前一后，她居中。
阳光照在她身上，暖融融的。她留恋地四顾。怎么？树，这么绿；湖水，这么清；山，这么美……一切都比平时好看。
人生短暂，如同朝露。唯有这山，这水，才是永恒的。
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湖边一棵树上，啁啾追逐。她看了它们好几眼。心想：它们真幸福！
这些感情，她过去从未有过。
她看到那条桥了。不远，估计距此不足五百公尺。
“站住！”前面那高个子喝道。他回身走到她跟前，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哼，漂亮——漂亮的脸壳有什么用，演坏戏，毒害人民！”
她坦然地回望对方的眼睛。莫非他们就在这儿动手？她侧目远处那条桥，仿佛闻见了那张泡沫斑驳的水塘里泛起的阵阵腐臭。
后面那矮个子走上来：
“你怕不怕死？只说一个字：怕。——我们立即放了你……”
他们看着她。
她沉默，昂然他顾。无言，有时是一种最高的轻蔑。少年时，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好汉不吃眼前亏”。
“说呀，怕不怕？”矮个子拖腔拉调地逼问。
她忽然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和戏弄。
“不怕，就不怕！”
好硬！她竟把“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师训，丢到爪哇国去了。
那两个对视良久。
她面无惧色。真是一个硬姑娘！
两个青年又押她上路。
前头的高个子开导她：
“你这个人，演了那么多坏戏，还怕了个《刘三姐》，你说说，你知错没有？”
错？她的脸色泛紫，只觉得血直往脑门上蹿，数日来憋闷在心里的沉沉积怨，一下子像火山爆发了。
“我是演员，演员就要演戏。谁晓得演《刘三姐》会招惹来这么多的‘错’……今天我干脆把话说完了：我就是爱《刘三姐》，我不知道她究竟错在哪里，要是错，我也错到底！”
她“豁”出去了。
让睁眼看着玫瑰花的人，也看看它身上的刺。
一片死寂。气氛紧张，似一根绷如满月的弓弦，稍一用劲，就会戛然中断。
“砰！”后面的矮个放了一枪。
她感觉浑身血凝了……
传来那矮个子的骂声：“妈的，便宜了这只麻雀！”
她回头去看。矮个子茫然仰视苍穹，枪口一楼青烟尚未散尽。大概天上飞过一只麻雀，他便信手来了个“对空射击”。
那二人对视，大笑，竟弃她扬长而去。远远地，这样的对话飘入她的耳鼓：
“这妹仔一点不怕死，真看不出……”
“等她那天怕死了，再来收拾她……”
她一个人孤零零站着，脸上储满痛苦和怅惘。她想不明白，是自己凛然不惧的气势震慑住了他们？还是他们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是他们玩世不恭的恶作剧？还是在百无聊赖之中寻求一种戏弄人的刺激？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宿舍。
一个搞曲艺的年轻人，悄悄给她送来一碗鸡汤。他已听得人讲刚才那件险事，特地来安慰她。这位青年人平日里常来看她。
“吃，趁热快吃！”那青年催她。
她真的饿极了，大口地吃。
她竟把刚才的事抛到脑后。
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她却有点儿后怕了。要是那两人真的是亡命之徒，不顾一切地给她一枪，就这么着不明不白地死去，有多冤枉，多不值得！她忽然觉得生命的宝贵。
夜里，一个相知的女友来看她，与她谈起日间的险遇，不免又是一番感慨。
女友说：“投错了我们这行，惹来这么多麻烦事，你后悔了吧？”
她淡淡笑说：“我不后悔，也不觉得投错行。我起码留下来一点让人们记取的东西。对《刘三姐》，对我这个人，现在是毁誉任由人。但我相信将来的定论会是公正的。”
到了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坐到灯下，翻出几张幸存下来的《刘三姐》剧照和电影照，泪水却似不断线的珠子，从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她在心里高声喊着：“刘三姐，刘三姐，你在哪里呀！”
她在回忆……
刘三姐与黄婉秋（二）
何培嵩＇壮族＇
二 她是怎样当上刘三姐的
从小，她便与艺术结缘，年纪尚幼，她酷爱戏剧如命。一天，放晚学后，她“失踪”了，九点多还不见她回家。这是解放前的一天，人贩子多，而她才六岁。因此合家焦急，倾窠出动寻她。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在同学家“演戏”，扮公主玩。哪儿离家四里远。好大胆！
父亲脸色铁一般青，高高扬起鸡毛箪子。她“扑通”跪下，但不哭，只拿毫无惧意的眼睛望着鸡毛箪子。她下跪，是因为回家晚，让家里人担心，她错了；她不愿哭，因为觉得自己学戏没罪。
爸爸叹了口气，终于没有打她。
到了十三岁，她考取桂林市桂剧团学员班。全家都反对，认为艺伶强颜为笑，地位低微。她不服，背着大人悄悄给在长春拖拉机学院念书的大哥写信；她知道，上了大学的哥哥在家里是说得话的。结果，哥哥果然支持她。她进了剧团。她胜利了。
外柔而内刚，正是她的秉性。
由于个人的爱好和党和人民的培养，使她的艺术技巧很快地成熟起来，受到艺术界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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