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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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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共产国际新近派来的顾问罗米那兹说必须酝酿起义。周没有表示异议。有一段时间他也接受了对局势的这种看法。因而在 12 月又发生了一场悲剧。
过去丢掉的羊城广州现在必须夺回，并且在那里建立一个“公社”。这就是经罗米那兹解释的莫斯科指示。也许这是因为斯大林想证实他不象托洛茨基指责的那样“向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投降，所以要再次牺牲中国同志……。
这次尝试的指挥权交到了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 27 岁的德国人海因茨纽曼手中。其实，无知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所有顾问的特点。
时剑英在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时曾组织过一些军官、学员团体。1927年 7 月，为了使他们免遭杀害，他把他们转移出武汉。只要他们的秘密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在广州还是比较安全的。叶感到要建立新的红军，这些学员是宝贵的人力来源，这时应该让他们离开广州，到更隐蔽的地区去组建红军。④当年 11 月，趁粤桂两派军阀之间发生战争，广州空虚之机，叶剑英、叶挺、张太雷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强敌反扑时，时挺主张撇出广州，叶剑英想让参加起义的军官脱身去城外参加革命部队。二叶的主张遭到纽曼的反对。1944 年周在给学党史的青年学员讲课时回忆说：“纽曼大骂时挺……说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⑤
两个姓叶的反对纽曼能起什么作用？没用。于是，他们英勇地奔赴战场。为首的军阀不在省城，于是广州有三天变成了“公社”。周写道，“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然而军阀回来了，很多人在城里无法逃脱而被捕。
在这次灾难中，几十名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的越南革命者遇难了。后来周恩来和胡志明一起去为他们扫墓。
周讲到，叶挺被认为应对这次失败负责，1928 年初当他去莫斯科时“没有人理他”。叶挺是一位为理想抛弃了财产与舒适生活的人。在这样处境中他离开了党，去德国住了几年。直到抗战前夕周请他，他再次拿起武器为革命而战斗。
好象血还流得不够多，又派李立三到广州去调查情况。那里有一些幸存者，李立三想以起义失败为由，“严厉惩处”他们。周恩来表示反对。指出李当时“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周说：“对这些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改变了其“路线”及对中国的整个看法。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对纽曼在广州起义中的具体指导提出批评，对起义本身给予高度评价。两个月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但是谁也不能说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错了。犯错误的只能是那些执行了过去的注定要失败的政策，而且已遭到失败的人们。
低潮这个词是委婉的。党几乎被毁灭了。1927 年 1 月有约 58000 名党员，到 12 月已不足 10000 名。剩下的党员队伍也被变节和背叛搞得四分五裂。周恩来冷冷地说：“党员自首或出卖同志的事例增多了。”蒋介石组建了一支有效的秘密警察队伍。他们无情追捕任何一名有共党嫌疑的人。叛徒和告密者受到重赏，并得到肥缺。对被捕的嫌疑犯施以非人的折磨。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小集团主义和派系主义遍及整个中国社会，在党的知识分子中也同样盛行。他们沉醉于冗长的辩论，这对纪律并不有利，而且，对一个每天处在残忍而强大的警察威胁之下的团体，也无助于保守秘密。
只有无情的纪律才能制止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叛变行为。当然，又是指定周恩来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没有搞个人小集团，也不拉帮结派，而且他不偏不倚，冷静镇定，是个“铁人”，得到大家的信任 6 这时，他为重新整顿和恢复各地的党组织，就要创立一个严密的组织——“特别部门”或称特科。
特科除负责保卫中央，收集情报外，还管理电台，惩处叛变者。
周在巴黎时就养成了保密这个习惯，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时保密成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发展起来的领导力量基本在上层。情报仅限于少数人知道，下层只管相信和服从。
在那些危险的日子里这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警惕和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使用的方法却接近中国几世纪来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虽然那时可能并没注意到两者间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是渗透。对许多艺术、教育和文化界组织进行了渗透，并获得了某些成功。上海正在开展一场左翼文化运动。虽然他们执行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关门主义政策，但对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颇为有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不少诗人和作家。1930 年左翼作家联盟创立之时，已有周的特科人员在该组织中工作。⑥
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这与他不可否认的热诚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截然不同。这个周冷酷无情，通过行刑队来伸张正义……实行铁的纪律……。
研究周恩来的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必须有人来做这项工作，不然党就会被毁灭了。”
特科不仅惩处变节的党员，还袭击他的家庭和任何保护变节者的人。收集情报的技术是一流的。周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如同蛛网疏而不漏，控制极严，而且单线联系——参加的任何一个人只能同另一名党员接触。在蒋介石的政府机构、下属各部和军队及与蒋结盟的军阀部队里，直至邮政局、电报及电话局等公共设施中都深藏着各种联络点、分支机构、地下工作者……。各种各样的告密者，有的连自己部不知道在告密。这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扇形网，通过同学、家庭关系和同乡会吸收成员。一小批通讯员和交通员为党的人员疏散和撤离安排安全的路线。熊向晖⑦对我说：“我们最有效的基层组织就在蒋介石自己的警察内部……他们工资低，所以他们给我们通风报信。”熊本人曾在周的领导下当了十多年的地下工作者。
很多极普通的协会成了隐蔽和收集情报的地方，其中有史学研究会、音乐协会、体育俱乐部，甚至圣经朗诵班。周在理发店里也安插了人，那里成了易于传递信息的地方。有许多关于那几年的回忆录，包括我的朋友、剧作家和电影导演夏衍⑧和作家周扬⑨写的回忆录。当时他们两位都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夏衍对我说，“但是作家于这种事不太在行，1933 年有五位作家被蒋介石的警察活埋了。”
周制定了保密法，“这是一条纪律。绝对保密。每个党组织必须学会保密。没有保密就没有安全。”特科扩大了，设立了几个部门。特科中有李克农⑩这样的人。因为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圆脸，后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称他为弥勒佛。还有康生（11），此人后来在中国成了最让人害怕也最让人痛恨的人，并且是周恩来的眼中钉。康生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1927 年 4 月大屠杀时，他扮成公共电车售票员才得以逃脱。
纪律，配合，革命中的职业化。周恩来从他在朝廷里当官的先人那里继承了职业文官应具备的才能，并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努力地提高这种才能。这时，无论在党的公开活动或是其更重要的地下生活中，他都制定规则，检查执行情况，建立有效机构并坚决反对非职业化的做法。周还负责党的军事建设。在这方面，他考虑的仍是夺取城市，而不是农村中的巨大力量。但他在指导各地扩大红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方面作过大量工作。几年之后他更认识到什么是推动中国这个人海的真正力量。
那些年进行的军事建设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分歧。1928 年初，当时“高潮”理论还在盛行，周答应了贺龙——这条迷人的龙——回湘鄂西重建队伍的请求。他带了很少几个人，据说其中有的是哥老会成员。这就证明了党暗地里接受秘密的帮会成员，但从未公开承认过这样做。后来贺龙领导下的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日益壮大起来。控制各省的军阀担心在省交界地区发生冲突，所以边缘地带少有巡逻。那时，毛在井冈山据点，4 月间与朱德、陈毅以及林彪的部队汇合后力量加强。农村根据地生存下来了，到 1930 年共有十几个。
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些分散的根据地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之下。因此，一个严密、安全的通讯网是十分重要的。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通告，指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意义（12）。然而，培训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很成问题。一支革命军队不应该仅是一群散漫的游击队员、饥饿的农民和社会下层贫民。周就此事给贺龙的信可以说明这一点。“你们军事人才缺乏，我们亦久想多派军事工作同志到你们那边工作，不过因为交通的阻碍，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他再次敦促要严守秘密。“……在革命空气高涨的时候，很容易把一切组织公开，而不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乃至游击队一走，一切组织随之瓦解甚至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牺牲于清乡军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无异于自己向敌人告密。”（13）
自 1928 年至 1929 年间，周的关于军队组织的详细信件和指示都坚持职业化。其中没有空话，没有预言，没有教条的宣传。这些年，他也努力争取在党的会议上能更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应尽一切努力讨论党的所有政治问题，鼓励全体同志自由发表意见。”由于他未能使同志们都可以自由探讨，甚至偶尔反对共产国际强加的路线，他显然有受到约束和牵制的感觉。然而，那时候莫斯科不仅是智慧的源泉，而且对处于逆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唯一的资金和装备来源。
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1928 年夏，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在中国召开的。这样做似乎言之有理：为了安全、保密。但这也是因为，在 1927 年的灾难之后，莫斯科想要重新控制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和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玩商夫妇乘船从上海前往大连。在大连，周遇上了警探，这些警探觉得他面熟，产生了怀疑。周的照片已被广为散发，并且还悬赏要他的头。他设法说服警探放他走，然后去东北，看望了他的伯父贻庚和在沈阳的弟弟恩寿，接着去哈尔滨看望他的另一个弟弟恩溥。恩寿曾在广州和他一起呆过一段时间。但是两个弟弟都没有成为党员。
斯大林在莫斯科接待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周恩来、翟秋白，并且把他们教训了一顿。现在没有革命高潮。李立三斗胆争辩道：“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打断了他：“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已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获胜，这时关心的是日本侵吞满洲，特别是侵吞那条早在沙皇时代就由中苏政府共有的满洲铁路。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可能有用，因此不能削弱其力量，在中国同志中间必须消除托洛茨基主义。1929 年，学者陈独秀被当作托派驱逐出党。苏联特别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是由一个名叫刘少奇（14）的高个子、大鼻子的湖南人控制的。刘已证明自己有组织工人的能力，这一素质对莫斯科来说是重要的。
在六大上又出现了常见的争吵和谩骂。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说他犯有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周则受到布哈林的斥责。“你本应能更好地估计你们在南昌的人的实力的。”周接受了这番话，然后提出了广州公社惨败这件事。俄国人同意是纽曼犯了错误……。
在莫斯科有大约 40 名孤儿。他们是在蒋的大屠杀中遇难的革命者的孩子。邓颖超和蔡畅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怀他们在寄宿学校里的生活。周在莫斯科期间讲课，也听课。他也许从克格勃那里学了些东西，有助于健全特科。他没有象李立三和瞿秋白那样去争论，找理由开脱责任。他开怀大笑，他跳舞，还能大杯大杯地喝伏特加酒，在莫斯科大学他参与审理了王明等人控告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案。在那里上学的青年中有他的敌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5）。他是在 1924 年由父亲带到莫斯科的。经国激烈地谴责他的父亲。孝子周恩来建议他说：“那好，但别忘了常给他写信……”
据说周从莫斯科去了德国和法国。他的活动没有记载，只是德共报纸上刊登过一篇他的文章。他于 10 月返回中国。瞿秋白被免了职，留在苏联“学习”还作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是被搁在一边的委婉说法——在莫斯科期间，他还编篡了一本中一西里尔文词典。李立三、周恩来和一个搞工会工作的船工向忠发被指定来领导党，向在名义上是党的主席。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一贯直言不讳的瞿秋白抗议说，“可是我们的工人是文言。”共产国际却不以为然。领导人中必须要有无产阶级。史学家金先生说，”那时候党内有敌视知识分子的情绪。”（16）他指出周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向忠发的任期短暂。他被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为了活命公开脱离了党。但这没能帮他的忙。他不是知识分子，可以随意处置。1931 年他被处决了。
六大加强了周的力量，这时他可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那些顽固的派系了。为解决北方的顺直省委的长期纠纷，周去天津，然后去北京。对解决顺直问题，周在常委会上强调”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他认为很多派系是在个人恩怨或对家族忠诚基础上形成的。极少数有权力欲的人利用了这一点……。后来，这件事解决了，但解决得不容易（17）。
在上海，对中央领导人的权威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挑战，包括党的江苏省委。在周恩来去北方期间，向忠发、李立三与江苏省委发生争执，向、李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周回到上海，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个决定。他更知道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上级领导的人。他分头做工作使这些人回心转意后，撤销了李立三的决定。解决了江苏问题之后，周建立了干部培训学校。一班不超过 10 至 20 人，培训一、二个月。这些干部再由上海的中央派到各省去任教。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党内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相当低。”在基层和新党员中文盲率高。怎么能教会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复杂的理论呢？除了这个困难之外，在蒋介石统治的日子里，三人以上的聚会是被禁止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上课？
这时，中共中央，也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中央和周为首的军事部坚持认为在农村不应有大根据地。这不仅因为大根据地会引起敌人注意，而且因为当时中央和周本人在总的观念上是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才能长期存在。因此，根据地必须保持易于转移，规模小到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六大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研究。毛泽东也许是党内唯一的一个不着眼于城市的人，他设计了一项基于中国现实的重大战略。群众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工人——在三亿五千多万人口中仅占不到三百万，而是占人口 85％的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努力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然而，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却认为这种农村根据地有导致割据的危险，容易被敌人消灭，还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所以，1929 年 2 月，周代表中央起草了致毛等人的信，命令朱德和毛领导的军队应该“分散”成独立的分队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毛和朱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毛的习惯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信件、指令和命令一概不作回答。“它们往往完全自相矛盾……一个指示叫我干这个，说这是最正确的政策，一个月之后下一个指示告诉我的内容恰恰相反……”
1928 年冬，井冈山根据地缺乏食品和供给，并遭到军阀的进攻。毛和朱德突围出来，经过几次战斗，他们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它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根据地。毛和朱德对周的“分散”命令置之不理。两个月后毛、朱德和陈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派人来上海。毛傲慢地回信说，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的估计悲观，分散红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周生了气，但没有发作。他坚持说第四军应有一名“靠得住的代表”来上海参加军事会议讨论问题。李立三对毛从来没有好感，他力求通过一项命令让毛和朱德降级。周劝说：”让我们先听听。”8 月，陈毅到达上海，周看到老朋友很高兴。他问：“你们根据地有没有足球场？”陈毅向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根据地是如何管理的，周把这些情况编入了《军事通讯》创刊号，发给在其它根据地的红军单位（18）。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所有党支部和红军单位都应该学习。”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承认二月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红军应分散的观点“是有些毛病”。同时，他还领导解决了使毛泽东留在红四军领导岗位上的问题。陈毅准备回根据地的时候，周对他说：“请告诉泽东同志继续任职。”这时，他已经懂得新的战略。“必须先有农村红军，而后再夺取城市政权……。”
地下工作十分艰难。周恩来和邓颖超不断地换住处，改装束。“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月。”（19）周是蒋的秘密警察通缉的首要人物。蒋的许多当过黄埔军校学员的军官对周的脸都十分熟悉。周有时留胡子，有时刮掉，加上山羊胡，改变眉毛形状、步态和嗓音。他曾短暂地受过演员（女角）的训练，这派上了用场。他只在凌晨 4 点半左右上街早上 7 点回来。他认识每一条称为“里弄”的小巷。他真是吉星高照。他去天津解决党内分歧时还拜访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没有告发周恩来。
周夫妇和伯父贻谦一起住了三星期。贻谦是周家唯一日子过得富裕的人，住在西摩路。他们过了几天悠闲的日子。周热衷于包汤圆，烧绍兴菜。贻谦的妻子对她的儿媳说：”他比你们女孩子还会烧菜。”他还参与了家事，试图让他的堂弟恩霔和妻子重归于好。因为恩霔过于喜爱某位戏剧名角，他的妻子十分气恼。周恩来建议她说：“你应该和丈夫一起去看戏。”“但是我讨厌那些表演。”周热爱戏剧，但因为怕被认出来，再不能去听场戏或看场话剧了。已故祖父周攀龙百年生日时，是周当的司仪，因为他是长孙。
贻谦伯父对他钟爱的侄子说：“你真应该有个好点的工作。”贻谦以为他在商界当职员。“你多才多艺。”恩来谦逊地微笑着说：“也许有一天情形会好一些。”
在邓颖超身上可以看到紧张生活造成的后果。焦虑，不断地搬家，“早上从不知道我们晚上能不能再见。”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在北京的时候，她就患了肺结核。这病似乎潜伏了一段时间，这时又来侵扰她了。她母亲住在法租界一幢安全的房子里，以她的名义登记，实际上房子是党使用的。人们认为她是位富裕的孀妇，通晓中医。她成了党的一名得力的交通员。蔡和森和蔡畅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以及其他一些上了年纪、看起来有身份的妇女也是这样。
宋庆龄也在上海，住在莫利哀路的一幢房子里（20）。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这所房子，周从末去看过她。但是他与一些欧美人士以及象路易艾黎这样的同情者有联系。莫利哀路的房子是那些持自由派观点的中国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在这里肖伯纳会见了鲁迅，哈罗德艾萨克斯、文森特希恩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造访了著名的孙中山夫人，并且留下来品茶。这些来访的西方人中有几位成了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不公正现象，觉得应尽力去帮助持不同政见的声音。他们购买无线电台和设备，传递信息、信件，送交资金。我的一位比利时商人朋友 F达尔曼帮助党进行金银交易。他仍记得从事秘密交易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21）
1930 年，从不安分的李立三充满了立即采取行动的愿望，他宣布起义“高潮”开始了。那时，蒋介石正在奋力乎息冯玉祥等军阀盟友的叛乱。李立三说，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来到了。作家夏衍当时积极参加了左翼作家组织的活动，他记得李立三在上海马路上组织“飞行集会”的情景。在反应淡漠的市民中一小群人呼着口号游行，当然这只能导致更多的屠杀。李立三还命令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去夺取湖南省省会长沙。毛抗议、争辩，但无济于事。他必须服从，这次军事行动当然也失败了。李立三没有就此罢休，几周后又拟出一个夺取武汉的计划。他引了一行古诗“饮马长江。”周恩来那时以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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