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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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以大使的身份受到接待。因为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华盛顿也不准备承认新政权。司徒雷登继续在中国逗留了数月之后，被召回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9　月　21　日召开。会议持续了　10　天。9　月　30　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周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得到通过。
10　月　1　日，毛泽东站在tian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周转向他的“外事”人员，要他们确保把毛的活翻译好，通过电台，广为传播。“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必须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秩序。毛说过：“我们继承的是一条布满窟窿的毯子。”当时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
在雄伟的tian安门广场上，面对着tian安门城楼，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由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碑文，以悼念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使中国摆脱国内外剥削、压迫而牺牲的烈士们。这象征着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两人同心协力、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的成功与失败，主要来自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几十年来，他们风雨同舟，既有团结，又有斗争。这是一场持久的角斗，里面浸透着恩恩怨怨，仰慕与猜疑交织在一起。
10　月　1　日，管家周恩来开始塑造中国的未来。是年，他　51　岁。


注释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出版。《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出版。
②　熊即熊向晖，1917　年生。周恩来培养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外交部的成员，曾任驻英代办。系作者的位朋友。参阅韩素音文档。
③　李得胜，意为李取得胜利。胡必成，意为胡必然成功。
④　见《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⑤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二卷，外文出版社，1957　年出版。
⑦引自印度大使班纳吉谈话。班纳吉大使曾多次与周及其下属接触。
⑧中国的“第三种势力”得到美国以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这种想法脱离实际，缺乏对中国时局的了解。
⑨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韩素音文档。
⑩格雷丝廖亦叫廖梦醒，系绰号水手的廖承志的姐姐，曾任宋庆龄的秘书多年。解放后当选为政协委员，1988　年去世。
（11）埃德蒙格拉布，著名美国汉学家。他的著述对人们了解中国，大有裨益。

　　
第一章　虎口夺食——斯大林与朝鲜战争（1949——1954）
——1949　年至　1954　年周建立了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政府和行政机构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寻求斯大林的援助
——1950　年　1　月由于中苏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应召抵达莫斯科
——1950　年　2　月谈判获得成功
——1950　年　2　月至　6　月周开始规划国民经济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0　年　9　月朝鲜战争升级，美国、联合国军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周发出警告
——1950　年　10　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攻势直指鸭绿江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溃了麦克阿瑟的先遣部队
——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　月美国、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
——1951　年宣布停火
——1951　年至　1953　年中国国内进行了“三反”和“五反”运动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
——1953　年　3　月周赴莫斯科，并从马林科夫那里获得更多的援助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从停火转为停战
——周强调权力应集中于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等权势过大的地方党委书记捍出警告
——1954　年　7　月东北的高岗和上海的饶漱石遭到清洗
——1954　年至　1955　年继高、饶事件之后，进行了大规模镇压暗藏fan革命的“肃反”运动

　　
经受过一个多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规模空前的剥削，1949　年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瘦、民生凋敝。这一过程从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不久法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也随之而来，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接着日本又试图征服中国。
现在，中国在　100　多年间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　90％的人民的热情拥护。
然而，胜利的果实却味道苦涩。毛泽东把此时的中国生动地比喻为“一条满是窟窿的旧毯子”。共产党人唯一的财富，就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热情和爱国精神，因为人民渴望结束内战、统一祖国、消除饥荒，重建可爱的中国，并使之现代化。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人，因为第一代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打下江山的革命老一辈，今天（1990　年）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过世，但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1949　年那种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记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不惜牺牲一切，献身于理想的未来。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欢呼的人群面对美好的未来，信心百倍。
此时此刻，周恩来丝毫没有放松他的主要任务，即团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爱国人士、专家和学者。他开始着手把一群散漫的、具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转变成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骨干力量。他向留在中国的资本家保证，他们将在重建经济工作中发挥作用。他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纲领，说明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报效祖国。首要的任务是，修复破日本人放水淹没了的北方煤矿。周责成李富春和陈毅亲自走访有关的工程师，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一天下午陈毅登门拜访我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帮忙。“当然愿意”。我父亲二话没说，收拾好一个小皮箱，就奔赴华北的开滦煤矿，而且根本不计较报酬。当时许多人也是如此。六周后煤炭在冬季来临之前，源源不断地运抵各个城市。周恩来还组织清除了大量积存的污泥，这就是北京下水道的疏浚工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普通公民参加了这一工程。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初之间，北京新敷设的下水管道超过了本世纪初以来敷设的下水管道的总和。建国初期，数百万乞丐困扰着各个城市。这些乞丐大多是贫困的农民。政府把他们收容起来，让他们吃饱肚子，然后送回原籍。尽管有些地方土匪依旧出没无常，但广大农村总算是不再打仗了，农民得到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帮助，开始耕种。战士们还修复了公路和铁路。这样，粮食就能运到饥饿的城市。1949　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每月百分之一千万。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以粮食为本位来计算。到　12　月份，通货膨胀给遏制住了。解决吸食鸦片的问题也列入日程，把根除全国各地的罂粟，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吸食鸦片者，在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九千万，把他们集中起来，使其接受强制性的戒毒治疗。四年后吸毒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1949　年　10　月周组成了他的内阁，即后来称之为国务院。内阁中　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而国务院所属各委员会的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　40％。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做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周精力充沛，忘我地工作，总是激励着与他共事的人。1988　年一位党外学者回忆当年时对我说，“那些日子真是令人神往。我们深信我们的一生将是灿烂辉煌的。”　

周恩来的工作习惯在以后的　24　年里一直未变。他很少在清晨　4　点半至　5点以前上床就寝，那时刻窗外玫瑰色的晨曦已轻轻地抚摸着紫禁城的琉璃瓦了。除非需要参加会议，他要睡到上午　10　点半或　11　点。午饭后，他通常午睡片刻。他的一位秘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总理生活中的一天：
上午　11　点，总理会见林业视察组后，发布森林防火的指令。12　点他接见教育专家，12　点半午餐时，他边吃边读他们交来的报告。午餐与往常一样，两盘菜，一荤一素，外加两个玉米饼。午餐后一边听我们给他念报告，一边活动右臂　15　分钟。随后，他阅读有关今后六个月所需粮食和煤炭的报告。下午两点，他中断阅读，询问我们：“今年夏天防洪工作做得怎样？我们秋收有无保证？”的确，堤坝已年久失修，必须及时修复。总理命令工作组去查看各地堤坝情况，动员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参加修复工作。总理亲自决定哪些部队到旱涝地区去参加抢险救灾。他审阅了城市的往房计划。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必须铲平，为他们盖上四层公寓式的砖瓦搂房。“但是，不要忘记应先敷设自来水管道。”下午4　时，他与工程师商讨工厂的厂址。怎么能在缺煤、缺油、缺电的情况下建工厂呢？中国的电力和石油最为匮乏。下午　5　点，他和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一道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布局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　8　时。总理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周同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喝粥，郭提醒总理在延安时开创过一所航空学校，尽管当时风沙弥漫的天空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飞机。总理回答说，“我们知道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夜幕降临了，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我们到院子里快跑了一阵，揉揉眼睛，再回到屋里继续工作。晚上　9　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二亿人口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词偏激。晚上　10　点，作为军委副主席，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西藏。总理说，西藏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1948　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西藏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西藏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国民党。”子夜　12　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午夜　2　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　3　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　4　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　5　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上床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通常”的一天的安排。
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无巨细。他都操心，都惦念。因为他懂得，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现一整套新思想、新行动的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了有两幅珍贵的　12　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这使周想起了——这就是他的大脑工作方式，一件事诱发出另一件事——梁思成是个建筑学家，住在北京。梁的祖父是改革家梁启超。周青年时代的文章颇受其流畅散文的影响。于是把梁思成找来。“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的城市，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你会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北京必须有宽敞的马路，城墙和那些使许多街道变得狭窄的牌楼，一定要拆除。对此，梁思成表示反对。他喜欢那些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牌楼。周提起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首都一定要象华盛顿那样，象巴黎那样……”他的念头又从建筑转向京剧。周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邻居、世界著名京剧旦角梅兰芳。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梅蓄了胡须，以便拒绝登台演出。应该资助梅兰芳，振兴京剧，还要大量培养歌唱家和演员。他写信给毛泽东，坚决主张给予小学教员额外津贴。教育一直是周恩来十分关注的事情。“教育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而教育从小学开始。”①他召集大学校长以及师范学院和高中的代表共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国　1950　年拥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呢？6000　名工程师，只有印度的工程师的一半。12000　名西方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医生，其中半数已改行，从事更赚钱的职业了。1950　年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以上。近五亿人口中各级教师不足五万。“我们需要新的职业学校……不仅需要高级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周得到毛的同意，在一部分急需的专业中采纳了缩短教程的主张，加速人材的培养。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八至十年时间，但是中国农村连准医务工作人员也十分匮乏。“三至四年时间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材。”这样政府就可以在那些从未见过医生的地区，推行防治疾病、预防注射以及基本的卫生教育。

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其中包括制定国家预算、计算国家财政收入。十年以来，中国就未曾搞过国家预算或估算岁收。把现有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收归国有较为容易，因为这些产业集中在一小撮被称为“四大家族”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手中，控制住棉花、粮食、纺织品和食品，周就可以实施最低限度的计划经济了。
很快，“周总理”便成为勤俭节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反对拖拉的同义词了。他自己工作起来很少休息，因而有时会忘记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他那样旺盛的精力。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总理写下的、措词严厉的便条。问王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负责接电话的青年人早已进入梦乡了。周说，这可不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骑自行车往返于各机关办公室之间，送错了几份文件。周差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周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待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象我们身上给刀刺了一条口子似的。”
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总理一次，“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　1949　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　60　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也没有忘记中国的妇女。1950　年颁布的主要法律之一的婚姻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障妇女权益的大法。邓颖超、党外的司法部部长史良、蔡畅和几位女教育家一同起草了这一法律条款。婚姻法禁止杀害女婴、强迫婚姻和童婚。它明文规定，婚姻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寡妇有再婚的权利，周在宣传婚姻法的会议上谈道：“相当多的党员仍有封建思想……他们虐待妇女和儿童。”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权利遭到顽强的反对。最后一次杀害敢于再婚的寡妇的事件发生在婚姻法颁布五年之后的　1956　年。
周有时出现在城区的集市中和商店里，查看刮胡刀刀片、鞋子的式样，以及裤子的质地。为了检查饭菜的质量，他事先不打招呼，就出现在公共食堂，拿着碗筷排队买饭。倘若饭菜太次，他就把厨师、服务员和经理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次要做些什么，会在哪儿出现，但是老百姓就喜欢他这样。这使每个人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感到自豪。人人都全力以赴、埋头苦干。”诗人郭沫若向周引述了美国诗人汉特惠特曼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周爱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尺布。他不买新的衬衣。他对邓颖超说：“就用旧衬衣的边料给我换个新衣领吧！”他婉言谢绝为他重新粉刷住宅。他不收藏名画和古董。送给他的札品很快就给退回去了。真需要购买物品时，他总是当即付款。这一点与他的某些同事的作法大相径庭。那些人很快就习惯于接受昂贵的礼物，而且购物不必付钱。
在那些日子里，事无巨细，都要由他来处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象中国人了。”
政府领袖、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都在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中南海到处是亭台楼阁和花园，地处紫禁城附近。这所宽广的庭院中央是个碧波荡漾的湖泊，四周朱墙环绕，有五扇大门。周的办公室和住宅在这里面积算是很小的，并靠近西北门。他觉得住在边上十分方便，走到大门口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他的朋友以及其他来拜访者不必弯来弯去，走很长的路。他的会客室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我去拜访他时，有机会使用了他的厕所兼洗澡间。在他卧室里，我发现他穿旧了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床边。这完全可能是任何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寝室……难道他什么个人嗜好都没有吗？有的，他有两样嗜好。一是喜欢喝茅台酒，尽管一生中只发现他醉过两次。他的桌旁放着一瓶酒，人们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看望他时，他总是为自己倒一小盅这种烈性酒，又为他的朋友斟了一盅。另一项嗜好就是跳舞。曾为他做过翻译工作的朱青回忆道：“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足球运动员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眼他跳舞。我们对他说：‘跟我跳，跟我跳。’他微笑着，轮流和我们一一跳舞。他喜欢跳华尔兹舞。”一位不太喜欢周的同事评论说，周总理跳华尔兹舞时总是往右转……好象事关政治似的。其实，这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的右臂搂住舞伴，他的右时受伤直不起来。邓颖超告诉我：“我不象恩来那么喜欢跳舞，我只是偶尔跳跳。但是我觉得跳舞能使他放松，对他有好处。”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


健康的思想源自健康的体魄，这曾是南开中学的座右铭。周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使这信条再度受到重视。体委的主任是贺龙，他是在游击根据地建立足球场和排球场的唯一的红军指挥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运动员。现代技术要求良好的体魄和耐力，这样才能开飞机、开坦克。”在周的指示下，所有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每天都进行两次十分钟的工间操。所以，周不仅仅建立了行政机构和政府，而且还开创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生活方式。所有与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以及象我这样在以往岁月里曾与他多次交谈过的人，都起了某些变化，在思想上都得到了提高，决心为人民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周恩来的人”志同道合，他们一见面就能彼此认出，并将话题转向周。十年动乱时，周的工作成果却在他的眼皮下毁于一旦，直到今天似乎再恢复起来也困难重重。但是，总有这么一天，周的榜样将再度激励中国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再度成为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人民至今尚未摆脱顽固的中世纪式的封建主义的祸害。
毛或周都没有把苏联当作援助和支持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最佳选择。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