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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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周恩来的报告原稿经过编辑井有所删节后刊登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上。
③八个民主党派是：
I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员于　1948　年　1　月组成。
Ⅱ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　1941　年成立，1944　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7　年被迫解散总部，1948　年　1　月在香港重建。周第一届内阁中的林业部部长罗隆基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均属该党。

Ⅲ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年　12　月成立，由工商界人士组成。周内阁中的两位部长属于该组织。
Ⅳ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是爱国知识分子组成。周内阁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系该党成员。
Ⅴ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创立于　1927　年冬，1947　年春改现名，周内阁中的交通
部部长章伯钧系该党成员。
Ⅵ致公党，原是部分侨居海外的洪门致公党，1946　年致公党在香港重新登记党员。成员中有许多华侨。
Ⅶ九三学社，1944　年成立，原名民主科学社，1945　年改现名。由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的副主席是周政府中的森林部部长。
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　年　11　月成立，由台湾省籍爱国民主人士组成。
④1956　年　6　月，本书作者与郭沫若先生的谈话。
⑤参见上一章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部分。
⑥这件事已由本书作者在《无鸟的夏天》一书中做过描述。《无鸟的夏天》由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出版。
⑦有关周在“双百”运动期间出访印度和巴基斯但等国的细节，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五章。
⑧据说这是在布达佩斯组织的一个俱乐部，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该俱乐部煽动起来的。


第四章　挽救中国经济
——“大跃进”（1957─1960）　
——1958　年，周恩来在“大跃进”问题上被迫作自我检讨
──1958　年　7　周，赫鲁晓夫来华，批评“大跃进”
──1959　年　1　月，周去莫斯科
──1959　年　4　月，刘少寄担任共和国主席
──1959　年　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出逃
──1959　年　6　月，赫鲁晓夫撕毁转让核技术的协议
──1959　年　8　月，中国与印度发主边境冲突
──1959　年　7—8　月，庐山会议，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毛泽东和“大跃进”──彭被降职，反对其支持者的运动开始
──1959　年夏，胡志明到庐山，周答应援助越南争取独立的斗争
──1959　年秋，开始调整经济
──1959　年底，周着手为一些右派摘掉帽子，会见获特赦的原国民党的将领


1957　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在世界上作用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制定了一套冒进政策，后来称之为“大跃进”。由于　1956　年“八大”以后他认为党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庞大官僚机构，一个掌握在与己意见不同的人手里的臃肿、寄生的组织，现在党已经脱离了人民，抛弃了他们的革命理想。他现在要依靠“群众”。之样他脑中就形成了一套纯粹民粹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否定护央行政计划，而代之以自发的群众性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将经齐和政治权力交给由“群众”组成的地方和地区机构、彻底的权力下放。
据说他曾引用一句道家名言：“乱极则治。”周恩来的整个思想是反对动乱的，他主张维护秩序，赞成一种宽容的贤人政治，由德才兼备的人负责管理，允许讨论和批评，但必须高度集中。
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对面临的大量问题一一加以考虑，并想方设法以最小的冲突和损耗取得最大的效益。
他对刘少奇、对日益趋于僵硬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是有保留意见的。刘少奇也不是傻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上他与周的意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周认为还必须建立一套横向协调系统。在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能有一种鼓励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机制。因此他认为应尽可能多地将党外人士吸收到行政机构中来。他设置了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经委、科委，所有这些部门都向他领导的国务院负责。这样他又一次采取中间立场，既反对由党包办一切的僵化做法，又反对彻底的权力下放，反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控局面，而这正是毛的政策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1957　年　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提出他的新政策时，对周恩来等人在　1956　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反对急躁冒进主义提出了批评。
这时距“双百”方针失败、反右斗争开始不到三个月。各大专院校一片万马齐暗的局面，学校里自我批评会没完没了。党员们得意洋洋。党的中层干部中有人热衷于找别人的岔子，谁敢对他们说声不，就加以清洗。有一天龚澎请我吃午饭。她和她丈夫乔冠华都主动向我解释这场运动的意义，但被我婉拒了：“我懂。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不相信‘双百’方针会成功。现在我只想说，别为了在猫身上找跳蚤，就挤命地打它。”
我的一位亲戚，一个民盟成员，这时也成了“右派”，他笑道：“我们那时被关在冰柜里，要等到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才能解冻。”他几年之后被平反，现在还在民盟里任职。
但制定“双百”方针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马洪和勇龙桂对我说：“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或西方都大不相同。我们只能自己去找。”①
这一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由陈云和周恩来领导下的上述几位经济学家共同拟定的，它修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工厂管理改为委员会制，由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　1956　年八大确定的党的路线——“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但这个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技术人员、专家们谁也不敢在委员会里反对党的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坚持己见。他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1957　年　10　月他去莫斯科访问，参加俄国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回国后，他深信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与美国搞缓和、由美苏两极主宰世界的目的，是不惜牺牲任何人、任何一个“兄弟国家”的。因此，中国必须作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单独行事，不怕被“老大哥”抛弃。
正是这种思想促使毛发动了那场称为“大跃进”的运动。党这部机器也许笨重、效率低下，但它至少保证了某种秩序。它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奖金。不能任意打乱它的正常运转，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公布。而后来谴责“大跃进”的许多人这时都赞同毛这种大而无当的观点，大肆宣扬关于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报告。党已经被这种狂热情绪所笼罩，谁表示不同看法，就被视为“右派”。这些人包括周恩来和陈云，他们批评过“急躁情绪”和“冒进主义”。周的一些同事这时已经站在多数一边，他们对周恩来和陈云斜目而视，说他们是“妨碍前进的步伐”。那些热情不够的党员靠边站，为狂热分子所取代。

尽管这种暗中支持让周感到欣慰（我们推测可能是邓小平从中相助），但他还是经常受到责难，似乎在党内他是个听差的角色。他认为工资收入有差别是正常现象，但在“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新气氛下，这种观点受到猛烈批评。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他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不同，必须实行自治，不应该强迫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实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了“大汉族主义”。但“大跃进”象一场龙卷风席卷全国，周对少数民族许下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特别是西藏，周说边　1962　年以前不应该进行社会变革。这话也让过分积极的干部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建立“公社”，从拥有土地　90％的僧侣（亦即地主）手中将西藏农奴解放出来。对外关系也受到影响。1957　年末，在华沙举行的中美谈判停下来了，到　1958　年　9　月才恢复。周花了很大精力促进的中日贸易这时也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经过周的努力，三万名日本战俘，包括　1000　名“战争罪犯”，初遣送回国。1953　年至　1957　年间，12000　名日本“宾客”访华，其中许多人是商人。这时，所有与日本的商业往来和接触都受到指责，日本船只不让在中国港口停泊。
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1958　年　6　月，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赫鲁晓夫呼吁召开一次由苏、美、法、英和印度参加的首脑会议，却没理中国。这次首脑会议未能开成，赫鲁晓夫又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北京给他提出强硬的警告，提醒赫鲁晓夫：阿拉伯国家是承认中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局势不能文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讨论，因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为蒋介石的代表非法窃据。
中国威胁说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己见，中国就要谴责苏联，这迫使赫鲁晓夫　7　月　31　日来到北京。他和毛进行了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谈。赫鲁晓夫指责“大跃进”运动、公社化和毛的好斗成性。“中国不要用战争恫吓的手段向美国挑衅。”他的口气从辱骂变为哄骗。他建议签订一份共同防务协定，让苏联海军在中国沿海巡逻，进行军事及空军合作，并建议由苏联科学家在中国建立核设施。毛拒绝了这些建议。如果接受建议的话，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大大增强苏联与美国抗衡的实力。
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的农民“连裤子都穿不起。”周恩来回答道：“就是没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周恩来这时和聂荣臻一道，已经开始建立核研究中心。
周恩来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视察了新成立的公社，听到“亩产万斤”的浮夸之辞时，直歪脑袋，但一句泼冷水的话也没说。看到一些农民仓促建成的工厂，他也一言不发。工厂的机器放在外边任雨淋，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如果没有这种盲目急躁的举动，没有这种人民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大跃进”中某些观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农田水利化就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大规模动员农民挖沟凿井、修堤筑坝、兴建水库运河。这样，最终可以使中国　40％的可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建立公社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为以后的农业机械化、为靠自身力量修建学校、农业院校、医疗服务站以及小型发电站、小型化肥厂等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不幸的是，就象过去一样，由于雄心太大，狂热急躁，本可以取得的重大成就却丢失了。
在“共产主义即将来！”的口号声中，公社建立起来了。亿万农民把这口号理解成“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他们杀猪宰牛，大吃大喝，真的以为什么东西都会奇迹般地从天而降。
几百万农民被招进城当上新工厂的工人，而熟透了的农作物没人收割、脱粒，躺在地里白白烂掉。
最离谱的是大炼钢铁。各个公社、大、中学校建起数以百万计的砖砌原始高炉，这就要求提供煤和铁。钢就是炼成了也无法运走。
为了加工棉花之类的农作物，新成立的公社建起一座座小型工厂，使用的都是原始工具。这些工厂与城市的大型工厂争夺原材料，结果是城市物资奇缺，而农村工厂生产的次品又无人问津。
周恩来走访了一批大学，动员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他知道中国有读书人不屑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新培养的年轻人也沿袭了这种思想。这些青年中不少人还抱有高人一等的封建意识，如果让人知道自己父母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就感到丢脸。周恩来告诫道：“有些年轻人从不知道贫困、饥饿和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有点忘本。”他视察部队，发现新兵“没经历过任何艰苦生活。我们久经考验的老兵正在退下来，有些人派去办公社，还有些人年岁大了，只好退役。”他发现军官的家属在驻扎的城市里享受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下令把他们送回原来所在的农村。他率领国务院　250　位副总理、部长和工作人员到离北京　80　公里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一周。他走访了一个个煤矿。有一次黄河发大水，冲毁了一座桥梁，周半夜赶到那里，直到看到救援工作进行得很好才离去。他到华北一个贫困的村庄视察。时值严冬，寒风凛冽。村民们排着队迎风站着，他站的位置则背着风，有草席棚子挡着。于是他让村民向后转，讲台也挪了地方，这样迎着风的是他而不是村民。考察过程中，他看到妇女生育时条件十分艰苦，而这种现象在有些地区还普遍存在。
他后来告诉我：“他们让妇女生完孩子后强撑着，两天两夜不让睡。”③他写信给卫生部长，告诉他们农村需要训练有素的接生婆，这比男医师更受欢迎。“人人都应享受医疗保健”。第二年卫生部分成两部分，公社成立卫生站。教育部也分为两个部分，教育部负责农村广大的贫困人民的普及教育，高教部则负责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大的政策界限，作出了比前一个决议明确的规定，对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会上周恩来无动于衷地用冷冰冰的语气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有点令人不安……上报的数字不切实际。”提出每个县应该按月或按季度将生产情况按实际数字而不是百分比上报，应派调查组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
会议的结果是又发下一大串指示，这些指示则又落到可怜的基层干部头上，不起什么作用。“大跃进”就象一个大漩涡，越转力量越大，要想让它停下来，还得花一年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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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　1　月，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　21　大。
赫鲁晓夫幸灾乐祸他说：“周同志，我们为你们培养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儿去了？”周恩来答道：“在农村，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看得出，周认为这一切都十分愚蠢，但他无能为力，‘大跃进’本来就不是他的想法。”
1959　年　4　月，刘少奇取代毛，担任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毛仍保留了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刘地位的上升使赫鲁晓夫认为毛也许受到更有效的牵制。苏联答应再援建　31　项工程，并提供　2。8　亿卢布的新贷款，这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援华总数就达到　4。3　亿卢布。1959　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3　月，西藏发生叛乱。da赖喇嘛带领几百名随从，逃离拉萨，到印度避难。他已于　1954　年去过印度，参加沸事活动，那次他就曾向尼赫鲁提出过避难的要求。周那年　6　月参加日内瓦会议后访问印度。他意外地发现da赖喇嘛坐在同一个讲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这让他心中感到不快。这件事虽然在双方的官方报道中都没有提到，但引起中国人的怨恨，当时尼赫鲁劝da赖喇嘛回西藏，他自恃有功而态度有点傲慢，但周不加计较，镇定自若，因为周知道计划召开的亚非会议的重要性，需要印度合作。
1959　年　6　月　20　日，赫鲁晓夫在去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旨脑会晤的六周前，撕毁了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周不无辛辣他说：“这是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见面礼……想保住与美国的首脑会晤。”
8　月，中印军队在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的一个哨卡朗久发生冲突。这条线叫麦克马洪线，因为印中边界是一位名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军官于　1914年随意划定的边界线。1914　年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
1959　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式的巴台农神庙——人民大会堂。周负责挑选合适的艺术作品悬挂在大会堂的墙上。“这件事他干得和其他事一样，十分仔细认真。他站在楼梯上检查作品效果，又走上前去仔细端详。”作品中绝不能有所影射，不管怎么隐晦都不行。中国文化最善于在譬如一块阴影、一截弯曲的树枝或者一片阴暗的云朵中寻找隐含的政治攻击。
庐山，一个海拔　1424　米、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距离当年蒋介石的首都南京不远。从前盛夏时节，庐山也是蒋的避暑之处。现在，在蒋统治期间使用过的一些别墅和会议大厅里，中共的领导者们夜晚举行舞会、白天召开政治会议。
1959　年　7　月，政治局准备在这处凉爽的避暑地召开一次“扩大的”会议。会议还没有开始，就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人们预料会出现重大争论。毛承认“大跃进”有过激之处。周谈到要进行“调整和紧缩”，调查组已经派往公社和“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其他新机构。报纸上还在对公社进行吹捧，但是事情已经很明显，公社过于庞大，难以运转。粮食生产的核算单位己开始恢复到以较小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因为每一级党组织都想多报“成就”，数字越往上，就越不可靠。“共产主义”也不再谈了。有小道消息说，毛准备作某种自我批评，尽管谁都不指望他会作一次彻底的检讨。
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李富春和蔡畅于　7　月　2　日到达庐山。头天晚上，这四位友人聚在一起吃“长寿面”，庆祝建党　38　周年。周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庐山的各个别墅转了一圈，检查即将使用的房间，特别是为毛准备的房间。他叮嘱厨师：“别忘了，毛主席吃饭喜欢红辣椒。”周处处关心毛生活是否舒适，这似乎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而且在他去世前一直如此。也许他是想表现自己对“主席”的热爱，让毛感到自己受人爱戴，不使毛觉得过于丢面子，因为他知道，现在毛的宏伟计划落空了，毛会感到多么屈辱、多么伤心。就是毛的前妻贺子珍也给毛寄来一封感情真挚的信，毛是为了与江青结婚而与贺离婚的。
所有人都到了。这里有高个子刘少奇，象平时一样，他不苟言笑，但受人敬重，因为他能干、有实权，很明显是毛的接班人。思维敏捷、脑袋方方的矮个子邓小平也在这里，他毫不掩饰他说：“恩来同志是第一个谈到浮夸风的，这种做法看来还没有停止。”不少党的领导人这时也上前与周恩来搭活。
这时的周思来本来是可以夺权的。他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做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又一次试图创造一种以理服人的讨论气氛。他说：“在与原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作斗争的同时，可以在现行政策或纯属具体的问题上作些必要的妥协。”他又用他特有的文雅而尖锐的语气补充说：“在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么“大跃迸”仅仅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呢？还是应当原则问题看待？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当时庐山发生的事情。⑤这样做的不止一人，其他人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正象长征时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关庐山会议的描述也就不尽相同。李锐讲述了开始发生的一些时断时续的交锋，不痛不痒地提到“失误和浮夸的报告”。7　月　14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勇敢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读过后，于　7　月　16　日给这封本来是写给他个人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不寻常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至于这些是怎样进行的，就不得而知，或者更确切他说，无人讲过。
这封意见书对“大跃进”全盘否定，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已经脱离群众……”在后来的口头发言中，彭激烈攻击现在是“一团糟。我手下的士兵接到老家的信都呆了……要不是中国农民有耐性，我们就要成另一个匈牙利了。”
彭又提到从前与毛的分歧，这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据说后来传出了彭在西北小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　40　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其他不少党的官员看他这样也壮了胆，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简直成了对毛泽东的全面进攻。
白天争斗之后，每天晚上礼堂里都有舞会，礼堂的大小看参加入数的多少而定。很明显，大多数人对彭大胆直言很高兴。李锐回忆录中写道：“7月　19　日或　20　比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这个回答不够坦率。周肯定知道毛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多大的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受到打击，其结果是很危险的。比起现在那些极力低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他坚持要各个省的省委书记报“实际数字，不是百分比”，以便搜集事实和数据。
在他大会发言和书面意见中，他着重强调财政、资源和生产三者要实现必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　1958　年全被打乱了。单是大炼钢铁，全国就耗费了15　亿元。
正当戏剧进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