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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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讨论中，告诉范美国的建议不过是个骗局，“当然决定权在你们。”周怀疑的理由是莫斯科对美国的建议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莫斯科想加强对越南的控制、削弱中国影响的阴谋。越南人对中国由于受“文革”动乱的干扰、提供武器不移而怨言颇多。这时，中国对越南的军援已在增加，1971　年达到顶峰。
然而周也清楚，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国务院中最稳重的人物之一迪恩艾奇逊就直言不讳地向约翰逊提出，政府必须想办法结束这场既不得人心又无利可图的战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7　年　10　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童，认为应该讣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而不应让它处于“愤怒的孤立状态”。尼克松的观点是受戴高乐将军的影响，他对戴高乐极为钦佩。1963　年和　1968　年，他们两次会面，谈到中国问题。戴高乐建议为了西方利益，也应该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
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的确觉察到“华盛顿的气候起了点变化”。他充实了负责搜集美国情况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会谈是在　1968　年上半年举行的第　134　次会议后中止的。华沙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过乔冠华告诉我，“本来就不是想要什么结果，而是表明我们的存在。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嘛。”他详细地解释了从　1955　年就开始的这场拖拉而又坚韧的会谈。
尼克松这时还没当上总统，一切都停顿下来了。莫斯科也是个问题。1964年　11　月，即赫鲁晓夫倒台一个月后，周恩来对苏联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中苏关系至此完全破裂。后来的四年时间里，尽管受到“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的野蛮破坏，莫斯科也一直未能将中国轰出社会主义阵营。1968　年　7　月，勃列日涅夫提出“有限主权论”，主张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处于危急之中”，它就有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8　月，俄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
周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8　月　23　日他在参加罗马尼亚使馆招待会时，谴责了“苏联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对捷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所谓“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不过是那个时期惯用的术语。但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也使林彪有机会让中国进入备战状态。那年冬天，苏联开始在与中国接壤的前沿地区及蒙占集结大量军队。
正当美国作出姿态，对“红色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的时候，苏俄对华增加了压力。1969　年　3　月，俄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在乌苏甲江上发生冲突。苏联驻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大使与有关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接触，扬言中国对每个国家都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包括打击中国的核基地。尼克松这时已当上美国总统，他明确告诉俄国人他不会这么千。“我们与这种计划毫无关系。”
柯西金对局势的变化比勃列日涅夫要敏感些，3　月　21　日，他试图给周恩来打电话。但没能与周通上话，因为北京那位年轻的话务员满脑子“文革”造反精神，对柯西金说：“我们不跟修正主义者讲话”，拒绝把电话接通。过了　48　小时之后，周才知道此事。
在这种紧张不安、横生枝节的时候，尽管林彪号召进行备战，周还是坚持认为目前的局势还是“干打雷，不下雨”。②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情况在发生变化。1969　年　2　月，理查德尼克松再次访问巴黎，与戴高乐会晤。法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在一次谈话时对我说：“当然，戴高乐只能等尼克松当上总统再说。除非法国将军和美国总统之间达成谅解，不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问题上，总统和他的顾问亨利基辛格与国务院中的许多专家看法不同。这些专家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中国好战的产物，他们从未对自己这种成见产生过怀疑。他们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因此，整个变化的过程将充满无数微妙的外交行动。
4　月　22　日，已指定担任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受到戴高乐亲自召见，戴高乐告诉他：“现在华盛顿准备与中国开始真正的对话。美国有意承认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③

　　
外交礼节的规定使得马纳克难以见到周恩来。不过周过去也经常把礼宾程序抛到脑后。他曾在夜里召见印度大使　P　K班纳吉，与他进行长谈。但眼下“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林彪刚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和继承人，势力强大，周还无法战胜他。耐心等待的马纳克受到冷落，只是在　5　月　22　日被安排与董必武副主席见面。董必武为人和蔼，但年事已高。他手下的人要么不知道这一信息的重要性，要么认为把消息往上传递就行，不用强调马纳克讲话的真正含义。直到　9　月，这个疙瘩才解开。周常用这个说法比喻他要对付的难题。很明显，这种十分复杂的问题就象难以复位的结扎手术一样，只有靠耐心和智慧才能解决。
在这件事上，问题不仅是莫斯科，还得考虑越南人在巴黎的谈判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在地面作战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发觉要对付这个非常能干的北越代表团、对付南越解放阵线以及他们自己的“盟友”西贡政府的代表，困难重重，搞得焦头烂额。而到头来麻烦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盟友”。
尼克松采取了谨慎小心、循序渐进的做法。在他的几次演说中，他暗示他对美中关系有不同的评价。夏天，他在某种程度放宽了对华禁运，允许美国公民每人购买价值　100　美元的中国商品。周当然注意到这种进展，但他不得不十分谨慎。性情暴躁的越南人很容易怀疑中国搞两面派。周不想毁掉中苏之间在对越关系方面已经取得的微妙平衡。他不希望越南完全受俄国人的影响，如果那样，加上怀有敌意的印度，就意味着中国在陆地上受到全面包围。
尼克松对越南人越来越不耐烦。他威胁说，要是巴黎谈判还象以前那样争论不休，美国就要重新进行轰炸。8　月下旬，作为对尼克松讲话的答复，胡志明临终前对美国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声称在越南统一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胡志明　9　月　3　日去世。周在一次感人肺腑的谈话中赞扬了胡志明，他说：“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师长……1922　年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飞往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并在河内逗留期间，再次向范文同保证，中国会继续向越南提供所需的武器。但是那年春天河内的两大支持者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使越南感到非常担心，河内的报纸发表文章和社论，表示应该保持“团结”和“共产主义世界的一致性”。柯西金和周恩来在河内期间都回避与对方见面，但两人　9　月　11　日在北京首部机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
这次会谈涉及许多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周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归还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吞的中国领土。”但是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领土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必须明确划定两国边界，同时实观完全停火，对边界地区军队进行认真的监督，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冲突。10　月　20　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　20　年之久，直到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才再次提出“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周缓和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又使越南放心之后，才有可能研究马纳克捎来的口信，这时已是　9　月　27　日了。
“那是在阿富汗国庆招待会上。周象往常一样，走到每个桌前与客人碰杯。但他突然转过身向我走来，井向我妻子致意，说了声‘夫人’，对她欠了欠身子。周对妇女总是很留意，不把她们仅仅看作陪衬。他冲我夫人笑笑，很有魅力，然后再次向我举杯。这就是信号。两天后，我接到电话去见他。我把戴高乐将军对我说的告诉他了。周说：‘简直难以让人相估……我还是不太相信。你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吗？’我对他说，我认为尼克松对戴高乐说的确实是真心话。‘尼克松希望结束杜勒斯政策。我不是在为美国人说话，阁下，他们是强大的，能够为自己说话……’听到这里，周仰头笑了，非常高兴，不过梦寐以求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他多少还是有点吃惊。‘我深信，美国的确是希望与贵国关系正常化的，这也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周恩来听了点点头。自　1944　年在延安见了美军观察团成员后，25　年来他一直就是这么说的。周恩来反复说过：‘中美之间没有利害冲突。’”④
“周沉思了片刻，然后很轻松地补充了一句：‘可是美国还是不承认他们在越南失败了。他们宣布的撤军是假撤军，他们想在南越扶植一个傀儡政权。’马纳克回答说：‘不过阁下，他们的确想把脑袋从虎口里退出来。’这话又让周笑了。”
“四天后，即　10　月　2　日，我从龚澎那里接到一个建议，我可以以‘非官方’的身份要求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试图打通法国外交部这一官僚机构的努力毫无结果。最后，这个信息通过将军的好友雅克吕夫终于传到戴高乐那里。但戴高乐身体欠佳，尽管他已接到信，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接受邀请。1970　年戴高乐去世。”
周恩来、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之间出现了一场复杂而微妙的游戏，这种游戏充满了伪装和互相追逐。新任美国总统以罕见的勇气，对马纳克送来的与周谈话的记录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周重新提出恢复华沙会谈的建议后，美方极力促其实现。在一次正式招待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走廊里简直是追着快步如飞的中国大使，告诉中国大使华盛顿希望进行会谈。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北京方面一直保持沉默。周从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里接到秘密口信。1969　年　7　月尼克松总统从关岛返回后找过这两人。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清除了束缚不少中国问题专家头脑的陈旧思想，从新的角度提出全球关系的问题。
中美华沙会谈于　1970　年　1　月　20　日恢复。3　月，禁运进一步放松。但是这个月发生了一桩威胁到中美关系这一复杂进程的事件。柬埔寨发生一场政变，tui翻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取代他的是一个由当时柬埔寨总理朗诺将军领导的亲西方政府。
　　
这场政变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有人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亨利基辛格也受到指责。挑起政变的原因是束埔寨境内建立的　13　个越南基地。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基于历史的原因对越南存有戒心，怀疑北越“总是认为整个印度支那都应在他们的霸权统治下”，⑤他还是“出于对越南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情”，允许这些庇护所存在。这一做法当然违背了柬埔寨中立的立场。战争物资通过柬埔寨港口西哈努克城（译注：即磅逊港）送往　13个基地，然后转给南越解放阵线。这些物资不仅有俄国人的，也有中国人送来的。支付运输费用的是中国人，而这笔钱又是交给朗诺的，因为负责运送这些物资的哈克利运输公司就是朗诺妻子开的。1969　年，朗诺以柬埔寨总理身份正式访问北京时，要求中国出更多的钱。章文晋对我说：“他的要求大没道理。”⑥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政变呢？也许朗诺会从美国人那里捞到更多的钱。在以后的三年里，美国人对他甚为慷慨，希望他能训练一支柬埔寨军队，参加正在进行的战争。尼克松认为这场战争必须非美国化。不能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送命，应该让当地人来取代美国士兵。
因此，尽管基辛格否认，证据表明是美国人策划了这场阴谋。在前　18个月中，美国出动了　3600　多架次的飞机，对　13　个基地进行猛烈轰炸。
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远在莫斯科。他于　3　月　19　日抵达北京，正是朗诺接管政府的同一天。西哈努克受到国家元首应享受的一切礼遇。周亲自到机场欢迎他，和他同坐一辆汽车，驶往国宾馆。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那天他与周的一段对话：“周恩来间我：‘你准备退位还是斗争？决定权在你手里。’我回答说：‘我准备斗争下去。’周恩来听后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将与你站在一起直到胜利。’”⑦
周恩来亲自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作了安排，在会客室里摆放了各种古董、字画。周还为亲王和他美貌的妻子莫尼克公主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工作人员。井对亲王说：“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以后　20　年中，一直住在北京和平壤。金日成元帅为他提供了一座豪华的别墅。他也到法国旅行，那里有他一幢乡间别墅。
3　月　21　日，也就是西哈努克到北京的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飞来。范文同说他劝西哈努克不要放弃斗争，而西哈努克说他从来就没想把他的国家交给“朗诺这伙强盗”。马纳克在他的文章中说，周恩来是站在西哈努克一边的，“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的事业”，这与中越关系恶化后河内方面散布的某些含糊说法截然相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西哈努克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河内的意见，他不得不同意让他与之交战多年的高棉沙拉克——也就是以后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参加他的政府。在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北越代表团就试图为高棉沙拉克争取得到承认，当时该组织是印支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越南人的意见遭到周思来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由于柬埔寨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计划于　5　月在华沙开始的中美会谈因时机“已不合时宜”而推迟举行。7　月　10　日，双方发出一些信号，一位　1958年被捕的美国主教从中国监狱获释，华盛顿则在商业方面又作了些让步。
1968—1969　年一直无法到中国访问的埃德加斯诺　1970　年夏天受到邀请。10　月　1　日，周带着斯诺和他妻子紧挨着毛泽东站在tian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的群众。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几乎是在炫耀毛对美国人作出的主动行动表示赞许。美国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顾问基辛格没有忽略这一举动。10　月　5　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杂志表示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中国去。他向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证实，他决定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　1970　年　11　月，越南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并取得胜利。周为了消除越南担心被出卖的顾虑，甚至准备与朗诺进行非正式谈判，要他允许援越物资从柬埔寨过境，因为胡志明小道尽管加宽了，还是不够用。朗诺的fan共军队有很大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常常是战斗还没有打响，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周恩来在肯定自己不会从软弱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后，通过巴基斯但大使希拉利传给基辛格一个口信。周特意说明，欢迎“华盛顿派特使”来“讨论台湾问题”。他有意避免提到越南。
美国方面的答复打印在一页复印纸上，既无信头，又无水印图案，也没有签名。美国表示讨论将不限于台湾问题，还包括其它旨在“改善关系、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本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减少其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基辛格高兴地写道：“我们的官僚机构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整个事情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感到洋洋得意。⑩周考虑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可以说是一封求援信，至少他认为是这样。信的意思是希望中方帮助解决越南冲突这一难题。这也是一封令人兴奋的信，表明对方已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周不能在越南问题上显得向美国人作出让步，因为这时越南的事业已经成了世界上所有开明人士以及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希望，他们景仰这个弱小民族的勇气，厌恶在电视上看到战争的恐怖场面。毛的性子更急。12　月　18　日，他接受了埃德加斯诺的长时间采访，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总统以任何身份访华。
人大出乎斯诺意料的是，一家颇有名望的美国报纸竟拒绝发表他写的文章。他的文章最后刊登在　1971　年　4　月　27　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毛等不及了。1971　年　1　月　11　日，通过罗马尼亚大使科梅利博丹又给华盛顿传出一个信息。
邀请“尼克松总统……以旅游者或以美国总统身份”访华。周又加上一句：”鉴于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我们声明他会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
甚至双方会晤之前，他们的想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谋而合了。双方都清楚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新的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充分运用了他们的远见和智慧，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消除长达几十年的敌对状态，这是他们的不朽业绩。
1971　年　4　月，在日本名古屋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乒乓外交”一词由此而得名，它似乎也使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如梦方醒。下一步就是基辛格　7　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访问经周恩来发出的两页备忘录得到确认，备忘录是通过中国驻巴黎使馆转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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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前后的几个月里，林彪一直在与毛进行一场致命的决斗。周在考虑将来的事情他加倍努力，使中国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使之与美国的接触有所准备。他认为通过这种接触能够获得新的技术。周反复说：与美国打开关系有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美国有一批十分宝贵的华裔科学家，周也向他们发出了信息。他曾对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说过：“凡是爱国的中国人我们都需要。”杜的女婿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我们在美国有不少科学家，必须争取他们的合作。”1971　年，在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协助下，第一批计算机在几个大学安装建成。对能源、交通、通讯的需求以及扩大电网也都作为重点项目列入计划。周指示从西方购进大量图书，“凡是有助于我们了解高技术的都要……我们长期以来就没有什么好书了。”他们也向我提出过买书的要求，我也通过王炳南寄去不少图书，包括哈怕斯塔姆和米切纳的书。这些书都受到欢迎。周恩来还找来一批生物遗传学专家，因为他想了解所有有关基因控制的问题。“尽管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我们讲的他都听懂了。他对我们说：我们的未来就在于此。凡是碰到的科学家，他都会问：‘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7　月　9　比亨利基辛格神不知鬼不觉，在巴基斯但登上飞机，同一天抵达北京，下午四点半见到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是周手下的一批精英，有黄华、韩叙、章文晋、冀朝铸，冀也就是经济学家冀朝鼎的弟弟。这些人都精通英语，不需要翻译，但出于形式，还是得有翻译在场。章文晋告诉我：“周总理把以前所有的资料、信函都重新看了一遍，重温了过去几周内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些要点，这就是他会谈时带去的所有材料。”基辛格被周的魅力迷住了，这种吸引力随着会谈次数的增加而愈加强烈。“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第一次见面时，周对基辛格报以微笑，这是和对方打招呼，既友好又保持警觉，接着会谈开始了。

　“一开始我们对基辛格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说实活，我们认为他很傲慢……而当时我们对他的风格还不习惯。他大谈哲学和一般原则，在我们看来并不适宜，有点象说教。但是周总理定下了调子和节奏，开始讨论正题时，基辛格马上就变了。”礼貌和诙谐使这种长达数小时的重要讨论的沉闷气氛显得轻松一些。也许基辛格刚开始时自视过高、用词显得有点咄咄逼人，但章文晋说：“基辛格是个聪明人，我认为他很钦佩周说话直截了当，不用陈词滥调。”章后来很欣赏基辛格，担任驻华盛顿大使后尤其如此。
基辛格在书中提到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和内在的安详。的确，他能以其淡泊的心境，经受住严酷的精神打击，显得丝毫不受影响。但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他内心经历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因为“他把痛苦全部咽下去了，就象小孩咽下口水一样把悲痛吞入肚中了。”矛盾心理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这表明基辛格不了解道家思想，道家认为精神有双重性，所以周把善恶看作如两个连体的胎儿一样密不可分。困扰他的并不是犹太教的负罪感或赎罪感，而是正义感，尤其是责任感和对友谊的忠贞。
第一次会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双方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的都成了次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时间、通过巧妙的处理、相互理解和宽宏精神得以解决。双方内心都认识到，在决定太平洋地区　21　世纪的战略问题上，他们可以成为天然的伙伴。
基辛格访华结束后，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正跨入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将改变所有的观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