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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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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到之后，于陆琳和于若木一起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7月底，第一任校长兼党组书记是成仿吾。校址最初设在延安东门外的清凉山下，不久迁往杨家湾。
于陆琳记得，她和姐姐于若木分在同一个队里——5队。这个队一共13个女生，于陆琳的年纪最小，被大家笑称为“十三妹”。当时，在这个队里，除了于若木两姐妹之外，还有卓琳三姐妹。后来，卓琳成为邓小平夫人。吴亮平夫人三姐妹也在这个队。
于若木在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就被派去护理陈云。其中的原因之一，便由于她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被视为在政治上很可靠，符合“老实可靠”的条件。
于若木在那封写给大哥的信中，这么写及四妹于陆琳：“四妹来到西北学了一年日语，能读书报及会话，现在工作。”
学习日语，是为了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这是一项在当时极为机密的工作，于陆琳能够从事这项工作，表明组织上对她的充分信任。
于陆琳在给大哥的那封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们现在都很好，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好些。虽然都离了家并弄得四零五散，但都是在为了目前的抗战，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工作着，所以感到格外的高兴。
“你我都是老实人”
笔者问起于若木来到陈云那里从事护理工作，怎么会从“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关系”？
于若木说，陈云最初问她的历史，她作了回答。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于若木还回忆，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那时，她唱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
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后来分手了。
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这么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这在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曾提及：
你大概还不晓得我也同我三姐来到西北了吧。我们来了不久之后，二哥也来了。不过，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去了，现在在鲁西的游击队内工作。
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简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来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以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于若木说，别以为当时在延安婚礼都这么朴素，也有人大操大办呢。延安一家报社的主编结婚，在延安的“合作社”办了几十桌宴席。当时，“合作社”是延安的最高级的“宴会厅”。那位主编因为常写文章，有稿费收入。不过，婚宴几乎花尽了他的积蓄。不久，他死于肺结核，死时还未能还清婚宴的债！
于若木还说，陈云的记忆力很好，在延安，他能叫出上千名干部的名字。陈云认为，他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应该熟悉干部。
陈云和于若木结婚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邓小平得知陈云和于若木的恋爱经过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相赠：
千里姻缘一线牵，
鼻痛带来美姻缘，
中山政策女秘书，
先生路线看护员。
诗的第三句中的“中山”指的是孙中山。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初缘起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诗的第四句中的“先生”指的是陈云，而“看护员”当然就是指于若木了。
从邓小平这首打油诗可以看出，早在延安时期，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就相当亲密。
笔者向于若木提出了一个细节问题：她和陈云之间如何称呼？
于若木笑了，因为还没有人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告诉笔者，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又相差较大所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于若木曾经这样说道：“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婚后，于若木仍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在延安城东郊区的桥儿沟，离城里相当远，所以她只有在星期六下午才能到陈云那里，星期日吃了中饭回校。“住礼拜六”便是这么来的。
于陆琳记得，当姐姐于若木和陈云结婚之后，她曾经去看姐姐。
那时候，于若木和陈云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窑洞。那是一排三孔窑洞：一孔窑洞是陈云办公室，一孔窑洞是陈云卧室，还有一孔窑洞陈云秘书贾震住。
那天，正遇上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于若木恰巧又不在——她一早就去看望徐冰（后来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了。于陆琳急得哭了起来，陈云连忙安慰她，并派出几个警卫员去找于若木。这时候，日本飞机的轰炸非常厉害，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的窑洞中了7枚炸弹。当时，陈云把于陆琳安排在最安全的地方——两孔窑洞之间的通道里。日本飞机几度前来轰炸，于陆琳安然无恙。直到下午，于若木回来了，于陆琳这才破涕为笑。
于陆琳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附近，于陆琳常常去看望姐姐于若木和姐夫陈云。
那时候，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第19班。在她的同学之中，有社会科学家马洪。
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等，学了5个月之后，结业。然后她进入在延安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那天是马克思120周年诞辰。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被誉为延安的“最高学府”。首任院长由张闻天兼任，院址设在延安北郊的兰家坪。
于若木记得，来马列学院讲课的，大都是延安的名家。比如，她听过张闻天讲列宁主义和战略与策略，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吴亮平讲列宁主义问题。陈昌浩、艾思奇也来讲课，印象最深的是陈云来讲党的建设。陈云所讲的革命的坚定性，给了她很大的启示。这样，陈云跟她又多了一层关系，即师生关系。
在马列学院的学生中，既有于若木这样不到20岁的高中生，也有丁玲这样的“名人”学生。李先念、宋平当时也是学生，所以，后来李先念、宋平见了于若木，都说彼此是“同学”。
于若木记得，在马列学院的同学中，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林默涵也在马列学院学习过。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于若木依然“住礼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陈云那里。
从1938年起，于若木在马列学院学了3年。1941年，她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很大，不得不离开马列学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时，马列学院成立研究室，于若木在研究室学习。
在1942年1月，于若木生下长女，由她取名“陈伟力”。她觉得这名字响亮，好叫，又有一定的含义，陈云也认为取得好。
我问，怎么会由你来给女儿取名呢？
于若木说，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她取名。
陈云很喜欢孩子，把孩子交给保姆带，他都有点不放心。最初，妹妹于陆琳前来照顾于若木和孩子。后来，于若木就自己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陈云调离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当时，正值陕北财经极为困难之际，中共中央调陈云解决这一难题。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主任为贺龙。
这时，孩子大了一些，于若木就担任陈云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文件，处理来往的重要公文。
到了1945年1月，于若木再度临产，又是妹妹于陆琳前来照料。
据于陆琳回忆，一天夜里，于若木即将分娩。当时尽管立即派出警卫员，前往延安中央医院请大夫接生，但由于路很远，来回用了很长时间。于陆琳记得卫生部长贺彪就住在后面山上，她马上上山去找他。山很高，又不知道贺彪住在哪一孔窑洞，于陆琳就挨门挨户查问，最后终于找到贺彪。
贺彪赶到时，孩子屁股已经出来了。幸亏他来得及时，顺利接生孩子。但是，孩子出生时，已经不会啼哭——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就在这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带着器材赶到，给孩子打了一针，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了……
于若木生下的是长子，便由陈云来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所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13日出生的，13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第17章 转战东北（1）
由于陈云很重视“治天下”，这样，便由陈云负责东北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当时，与陈云一起接管沈阳的伍修权，对陈云“治天下”的本事表示钦佩。
在飞往东北时遇险
1945年9月15日上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由于油箱里的油不够用，不得不在山海关机场临时降落，以便加足油，再飞往沈阳。
这架飞机在降落时，发生了事故。由于苏联驾驶员的失误，飞机竟在跑道中段降落，一下子就冲出了跑道，栽进了跑道尽头的稻田。顿时，机头埋进泥里，而整架飞机竖了起来，飞机的尾巴直翘蓝天，机身几乎垂直于地面。
陈云就坐在这架飞机里！
据同机的伍修权（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回忆：
（飞机出事故时，）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都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伤。
当陈云在山海关机场遇险时，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握手、谈判。国共两党代表后来在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订了《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其实，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心中都明白，那只是“纸上的东西”罢了。
国共决战，已迫在眉睫。
陈云和彭真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到哪里去呢？
毛泽东说：“去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显示了他的战略远见。毛泽东看中东北，那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而东北又是极为重要的工业基地，邻近苏联，因此毛泽东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迅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后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1946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毛泽东这一着棋，果真十分厉害：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东北，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将”身份出现在沈阳
毛泽东还在重庆时，1945年9月14日，那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飞机是从沈阳飞来的，机上坐着中共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以及一位苏联红军大校，以及一位苏联红军少校翻译。他们此行，是为了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取得联系。
刘少奇在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后，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位候补书记派往东北，领导那里的工作，并和苏联红军协调行动。
于是，陈云结束了在延安的8年的安定生活，又开始步入大动荡之中。
据彭真回忆：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对外是指抗联组成的自卫军、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自治军和冀热辽的八路军）总部，并决定调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
其中，派伍修权去，还考虑到他精通俄语，可以在与苏军进行高级会谈时兼任翻译。
这样，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一起，在9月15日上午搭乘那架苏联军用飞机，前往沈阳。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俗话说：“兵对兵，将对将。”考虑到他们到了东北之后，要和苏联红军的将领们见面、会谈，最好要有军衔才好。因为苏联红军是实行军衔制的，很讲究军衔。可是，陈云他们当时都没有军衔，去东北工作就诸多不便。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临时授予他们军衔，发给写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军衔任命书。彭真、陈云、叶季壮授中将衔，伍修权授少将衔，段子俊、莫春和授上校衔。
这么一来，陈云成了中将。
不过，就陈云曾在长征中担任红军五军团党代表一职来说，授中将衔却也是恰如其分的。
不料，陈云中将登上那架苏联军用飞机之后，却遇上了那场意外的危险。
屈指算来，这是陈云一生中第四次遇险：
第一次是向忠发叛变，差一点使他在上海被捕；
第二次是从上海去江西“苏区”途中，差一点落入国民党军队包围圈；
第三次则是在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延安时被埋在窑洞里；
这一回，虽说他有惊无险，不过，也够“悬”的了！
由于飞机出事，陈云他们不得不从山海关改乘火车到锦州，在那里住了一夜，医治伤员。
翌日，再乘火车前往沈阳。到达沈阳时，已是9月18日——正好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又正巧发生在沈阳。
那时，沈阳在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果真，在与苏军司令见面时，陈云虽然没有佩军衔、肩章（那时中共部队没有军衔、肩章），但是出示那张用中、俄文写的中将证书，倒也很派用场。
就在彭真、陈云到达沈阳之后，10月31日，中共中央来电，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员。这时，林彪尚未到达东北，就由彭真、陈云先主持工作。
那时，东北的三大城市全在苏联红军手中。中共中央曾有过“独占东北”的设想。
这是因为“东北还没有国民党军队”，一旦实行“拒蒋进东北”，“由我控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和交通线”，便可以实现“独占东北”。
苏联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照理，苏军应当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都交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可是，很出乎意料，苏联红军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城！
原来，苏联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不愿跟美国以及蒋介石闹僵。苏联宣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是“有限的”。
蒋介石当然明白东北的重要，从1945年11月起，便命令大批国民党部队乘船从秦皇岛登陆，日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扑来，迅速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急于北进，夺取东北三大城市，即沈阳、长春、哈尔滨。
这时，面对蒋介石北进的大批部队，苏联红军竟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离沈阳。苏军驻沈阳的少将衔卫戍司令毫不客气地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彭真反驳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
考虑到苏联红军的这种态度，也考虑到蒋介石调遣了大批部队进入东北，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由中国共产党“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必须改变计划。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了沈阳，退至哈尔滨。
1945年11月初，陈云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由哈尔滨转移到宾县，在陈云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会议。
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和高岗、张闻天的名义，于1945年11月29日及30日，分两次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中共中央发去《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电报。这一电报，如今收入《陈云文选》。
陈云在电报中指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
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中共中央考虑到与苏共的关系，为避免冲突，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毛泽东于1945年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即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制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着名战略方针。
这时，于若木在妹妹于陆琳陪同下历尽艰难，带着两个孩子，从延安来到哈尔滨。
于若木是这样向笔者讲述的：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安定的。
日本投降后，陈云和彭真一起乘苏联飞机飞往东北，于若木带着长女陈伟力以及出生不久的长子陈元留在延安。
在陈云到东北工作不久，于若木带着两个孩子也前往东北，从此开始了动荡的生活。
于若木没有机会乘飞机，而是走山路前往东北，尤其是陈元还不满1周岁，她拖儿带女，一路艰辛。
于若木说，她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骡轿车”——两匹骡子中间架一个“架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坐在“架窝子”里面，翻山越岭。从延安这么走了一个多月，才终于到达张家口。
张家口是当时中国解放区中最大的城市。在张家口，于若木和妹妹于陆琳受到聂荣臻很好的照顾。只是由于张家口到东北解放区的路不通，于若木带着孩子在张家口等了好几个月，这才来到哈尔滨，和陈云重逢。妹妹于陆琳则留在张家口工作。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的四平、长春、吉林。
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迁入哈尔滨。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重新分工：
林彪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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