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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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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所提及的姓张的老师，叫张行恭。
1919年，14岁的陈云在练塘颜安小学毕业。贫苦的他，没钱进入中学学习。
从此，陈云的最高学历便是小学毕业。尽管他后来的文化水平早已是教授级的了，可是每逢填写各种登记表，在“文化程度”一栏里，陈云总是写上“小学”二字。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失学之后，他很想到上海找一份工作。
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机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遇，决定了陈云的一生。
那是因为陈云的小学老师张行恭十分喜欢他，张行恭的弟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于是就介绍陈云到那里当学徒。
这样，在1919年12月8日（农历十月十七日），陈云离开当时属于江苏省青浦县的练塘小镇，进入了大上海。
穿着长衫的陈云，跨进位于上海河南中路的商务印书馆的大门，这是他一生极为重要的一步。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出版社，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印刷商业簿册、表报，故名“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善于经营，由印刷簿册的作坊转为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工具书、科学和文学着作。
1902年，清朝进士张元济（曾任刑部主事）因参加戊戌政变遭革职，由官场进入商务印书馆，创办广有影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以及编辑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于是商务印书馆名声大振。
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累计出书达2万多种。如今，商务印书馆则“日出一书”。
陈云来到位于上海河南中路的商务印书馆，如同遨游于书海、书城，知识水平猛进。
1982年2月7日，陈云为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
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第3章 陈云之初（2）
最初，陈云在排字房当学徒，后在发行所当店员。所以，多年以后，有一回，陈云用牛皮纸包书、用绳子捆扎，那动作极为利索，使他的秘书大为惊讶。陈云笑道，那是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当店员时练就的基本功。
陈云的毛笔字也写得不错，那也是因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每日要往外大批寄书，必须端端正正在牛皮纸上用毛笔书写地址及收书人的姓名所练就的。
对于陈云来说，进入商务印书馆，最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成了他一生中红色的起点。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相当强大的地方。早在1916年7月27日，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沈德鸿，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工作。
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以笔名“茅盾”闻名于世。
茅盾不仅是一位着作丰厚的作家，而且是中共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在1921年7月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上海便有了一个小组，亦即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书记是陈独秀，小组成员共1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还有陈望道、林伯渠、俞秀松以及茅盾等人。中共“一大”，就是由这个小组负责筹备的。
中共“一大”之后，经常有各地的信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启”。这“钟英”其实就是“中央”的谐音，亦即“中共中央”。因为那时中共各地组织的信，直寄中共中央，诸多不便，就由茅盾代转。何况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来自各地的稿件本来就很多，所以不容易引起警察局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商务印书馆成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基地。
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时，茅盾也还在商务印书馆。陈云比茅盾小9岁。那时，陈云用的名字是廖陈云。
陈云思想活跃，又富于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了工人中的核心人物。
1925年上半年，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商务印书馆小组组长董亦湘和党员恽雨棠。从此，陈云在政治上迈出了至为重要的一步。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着名的“五卅运动”。那是上海纱厂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在这月15日因罢工遭日本资本家枪杀，各界人士极为激愤。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途经南京路遭到英国巡捕房开枪射击，死伤数十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1925年6月，上海总工会成立。
就在上海工人运动非常高涨的时候，年方20的陈云也投入了工人运动。
在“五卅运动”后不久，1925年6月下旬，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上海虬江路广舞台举行。
据当时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代表徐梅坤回忆，到会的会员和各界代表多达4000人左右。担任会议主席的是王景云，廖陈云作为商务印书馆工会代表在大会上讲话。
中共在商务印书馆工会中建立了党团，成员中除廖陈云和沈雁冰（茅盾）之外，还有徐梅坤、杨贤江、章郁庵、丁晓先、邬家良、王景云、徐新之、陈醒华等十几人，党团书记为徐梅坤。
迄今尚存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1925年9月所摄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们的合影之中，身穿白色长衫、理平头的陈云居中而坐——因为他是职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其余的委员有马惠群、陈合庆、徐新之、章秋阳、赵琨瑜、谢庆斋、赵耀全、王宝元、李兰阶、唐文先、吴志青、张慕良、姚松柏，而陈云是委员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商务印书馆工会包括“一处三所”，“一处”即总务处，“三所”为发行所、印刷所、编译所。
领导商务印书馆罢工
在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之后，作为委员长的陈云，便开始酝酿领导罢工。
1925年8月中旬，陈云抓住了很好的机遇：商务印书馆当局打算裁减职工，此事预先被工人得知，陈云马上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酝酿发起罢工，提出“薪金太薄”“工作时间太长”“男女工人待遇不平”等，随即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的响应。紧接着，商务印书馆“一处三所”统一行动，都赞成罢工。于是，陈云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成为他平生头一回领导的工人运动……
茅盾当时正忙于编辑《文学小字典》一书，得知要进行罢工，也就放下手头的工作，担任罢工的临时党团主要成员，和陈云一起领导罢工。
据徐梅坤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发展到30多人。在罢工前夕，商务印书馆职工会执行委员会、工会党团以及工会积极分子共140多人，在上海青云路的上海大学附属中学里举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陈云主持，茅盾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罢工日期——从1925年8月22日开始。会议提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生活和劳动条件”等11项复工条件。
罢工一开始，商务印书馆工会就通过报界，发表了茅盾起草的《罢工宣言》，一下子就把过去商务印书馆的“文明机关”“待遇优厚”“劳资感情融洽”之类印象打破，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1925年8月24日，上海《时报》发表报道《职工会委员长之谈话》，这是陈云平生第一次见报的谈话。
报道全文如下：
昨日据该馆总发行所职工委员长廖陈云、（笔者注：按当时报纸的习惯，报道全文用的都是“、”，现照原文引用）声称自前日至今、公司方面虽屡有人来此接洽、但均非正式、且无结果、在工会方面、确认为有组织工会之必要、其理由有二、（一）增进公司与同人之感情、（二）排除公司与同人之种种隔阂、故先邀公司承认工会、然后再开谈判、在公司方面、增加若干俸金、或肯容纳磋商、但须打消工会之组织、由此以观、双方相差太远、风潮当不能即日平静、又昨日报载本馆某职员之谈话、所云一切、完全非实、本馆历年之赢余、及各职员所得之花红、在会计科均有翔实之统计、同人岂可捏造云云。
在陈云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一处三所”组成了“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指挥机构。这个委员会共有13个委员，陈云、茅盾都在其列。
现在尚保存于上海档案馆的商务印书馆罢工的《复工条件》，共11页，用毛笔写在标着“商务印书馆工会用笺”字样的直格纸上，那娟秀的字体一望而知出自茅盾笔下。笺上还印着商务印书馆工会的地址——“上海闸北宝山路振盛里底”。
这《复工条件》其中9条，摘要如下：
一、公司应无条件正式公布承认工会；
二、增加工资，男女一律；
三、减短每日工作时间；
四、优给抚恤金及退俸金；
五、每年红利须平均分派，计算法应以薪水大小为标准；
六、改良待遇；
七、职工等不得无故辞退；
八、商务俱乐部应恢复同人名义，永远移交同人负责办理；
九、关于此次罢工人员不得藉端辞退，罢工期内工资照发。
罢工期间，职工全部离开了工厂，只留10多名工人纠察队守厂。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和工人代表反复谈判，终于在8月27日劳资双方签订复工协议。这样，商务印书馆职工在8月28日宣布复工。
20岁的陈云“初出茅庐”，和茅盾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商务印书馆这次罢工。
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职工》杂志，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发表了《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等文章。
上海各报纷纷刊载商务印书馆罢工的新闻，使这次罢工产生了颇大的社会影响。
返回故乡组织农民革命军
1927年9月底，陈云突然从上海回到了青浦练塘老家。那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一时间，上海笼罩着恐怖气氛，中国共产党党员大批遭到屠杀。
陈云在1926～1927年参加了中共发起的、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陈云受上海总工会的派遣，和中共代表一起来到龙华，跟当时驻扎在那里的北伐东路军谈判，要求他们支持工人的起义。但是，谈判未获成功。
由于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四·一二”政变之后，陈云被列上通缉名单，无法再在上海立足。于是，陈云化名“陈明”，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回到了家乡，从工人运动转到农民运动。
人熟地熟，陈云在练塘镇鲁国荣家中召开了中共党员和农会骨干的会议，开始做农民运动的发动工作。
练塘镇不远处，有个小蒸镇。小蒸地处黄浦江上游，紧靠沪杭铁路北侧，是金山、青浦、松江三县的交界处。陈云来到小蒸镇，和那里的中共党员吴志喜、陆铨生取得了联系。
这样，陈云在那附近20多个村子都建立了农会，还发展了20多个中共新党员。
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0月25日），按照当地习俗，四乡农民汇聚小蒸镇进香，举行庙会，人头攒动。陈云出现在小蒸镇东台基头，向数千农民发表演说，进行鼓动。
1928年1月初，“沪杭路（松江段）农民革命军”成立，陈云出任党代表。正副总指挥为吴志喜和陆龙飞。这支农民革命军的军旗，上角为镰刀、斧头，中心为犁耙图案，含义为“犁尽天下不平地”。
小蒸地主汪倾文、地保胡祖文带领地主武装，要消灭陈云的农民革命军。
1月13日，陈云获知枫泾地主丁育甫、张金龙在土地堂一带收租，把米装上了船，当即派农民革命军夺船，得到七八石大米，分给了贫苦农民。
此事惊动了枫泾大地主吴进澜和自卫团团总周怀青，他们连连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以及松江县政府报告，并向驻扎在嘉兴的国民革命军26军周凤岐求援。
于是，周凤岐派出一个加强营向陈云的农民革命军发动进攻。
1月19日，在跟敌军作战中，农民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双双被捕。
1月26日，农民革命军17岁的总指挥吴志喜在被拔去10个手指甲后，被枪杀于松江小校场。也就在这一天，农民革命军副总指挥陆龙飞在枫泾文昌阁被枪杀。
正副总指挥双双死于刑场，陈云处境非常危险。他转入了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中共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1928年9月下旬，陈云在练塘镇东胡秉钺家中召开秘密会议，有许多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翌日，陈云行踪被敌人察觉，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老同学刘国桢把陈云藏进一条小船，悄悄离开练塘，前往上海……从此，陈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直至1954年底，陈云在阔别26年之后，这才回到故乡探望。
第4章 进入中央（1）
25岁的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升迁如此之快，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而陈云出身印刷工人，便得到了器重。
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记录上，有一行令人费解的字：会议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
其实，那是故意摆迷魂阵！因为万一这份会议记录落到了国民党手中，这一行字足以使国民党的特务们捉摸半天仍如堕十里雾中……
1930年9月24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46名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聚集在那儿，开了4天会。
这次会议，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谓在“避暑的庐山”召开，其实是在上海举行。
主持会议的是戴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在会议上他用“之夫”为名。
其实，他便是瞿秋白。他那时和杨之华结婚，“之夫”就是“杨之华的丈夫”的意思。他于1930年7月末，刚和“少山”一起从莫斯科归来。
“少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这“少山”，便是周恩来用的化名。
中共从一成立，便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对于那时的中共来说，一直把共产国际视为自己的上级。也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在会上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就被视为来自莫斯科的上级对中共的指示。
这次会议执行共产国际定下的基调，那就是“批判柏山‘左’倾机会主义”。“柏山”，也就是李立三。
25岁的陈云以“廖程云”这名字出席会议。对于陈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回出席中共中央会议。
自从那次匆匆逃离故乡青浦之后，陈云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8人。现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递中委名单”中，在标明“候补”的名单中，有“廖程云”三字。那“候补”的名单如下：
王凤飞，李子芬，周秀珠，邓中夏，袁炳辉（新），廖程云（新），林仲丹（新），王克全（新），朱德（新），黄平（新），恽代英（新），陈潭秋（新），徐兰芝，唐宏经，史文彬，罗章龙，黄灼。
凡是在名字旁注明“（新）”的，表示是新当选的。
朱德和陈云一样，也是新当选中共中央候补中央委员的。但是，朱德那时和毛泽东一起在江西井冈山，并没有出席会议。
就这样，陈云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之中。
陈云，论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论党内资历，入党不过5年；论理论水平，远不及那批留学苏联、满口马克思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25岁的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升迁如此之快，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而陈云出身印刷工人，便得到了器重。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共产国际希望由在中国有社会威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出任中国共产党领袖。这是考虑到高级知识分子懂外语，读过马克思主义原着，有理论水平，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为领袖。
在发现陈独秀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后，共产国际又选择了“大知识分子”瞿秋白。
很快，又发生了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两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的表现。
于是，共产国际强调，必须大力提拔工人成分的中国共产党人。斯大林明确地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共中央来。”
这样，1928年6月，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召开时，向忠发便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的第三任中国共产党领袖。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生于1880年，14岁便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后来在轮船上当水手，1922年加入中共。向忠发是道道地地的老工人，所以被共产国际选中，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36人之中，工人出身的占了21人，其中有织布工人出身的项英，等等。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重视提拔中共工人党员，陈云也就在这时被看中。陈云出身印刷工人，又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所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对于陈云来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跃升的起点。
在六届四中全会面临尖锐斗争
陈云刚一进入中国共产党高层，便卷入了极为尖锐的斗争之中……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4个月，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8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议，只开了一天，却又是一次错综复杂、斗争极为尖锐的会议。会议的“主角”是罗章龙。
在早年，罗章龙跟毛泽东有着颇深的友情：早在1915年5月，22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司马里第一中学贴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繁体字共28画），第一个前往应征的，名曰“纵宇一郎”。这“纵宇一郎”便是罗章龙。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生于1896年10月20日，小毛泽东3岁，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后来他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了。
1971年夏，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谈及：“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毛泽东历数这10次路线斗争，数到了罗章龙。
毛泽东说：“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这样，毛泽东把罗章龙列为党内斗争的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罗章龙很风趣地告诉笔者，他对毛泽东的话作了别出心裁的“注释”：“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成了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至于我，姓‘罗’，头上顶着个‘四’字，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说笑归说笑。当罗章龙说及他那次党内斗争时，变得严肃起来。平日，他很少涉及这一敏感话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下台。虽然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是向忠发，但是向忠发不论组织能力，还是理论水平，都够不上成为中共领袖。只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才使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立三的下台，引发了中共的领导权的一场新的争夺战——王明要夺权，罗章龙也想成为中共领袖。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展开了。
26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名义上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而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了算。
会议颇为奇特，既然是中央全会，理应是中央委员出席，然而出席这次会议的37名代表之中，中央委员和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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