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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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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注释，同时也是陈云性格的体现。陈云一生，向来“稳稳当当”，从不“毛毛草草”。所以，这一段话，是陈云自身形象的生动写照。
陈云强调“宁慢勿急”：
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定案时宁慢勿急。
陈云提醒人们：“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
当时，许多人热心于借外债。陈云这么说及：
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陈云说，他并不反对借外债，“可以借不吃亏的外债”。
他提醒人们，有的外债“年利息高达15％左右”。他形象地加以比较说：“过去当铺年息是18％！”
陈云的话，有很多是颇有价值的，在当时也是起了很好作用的。
为棘手的宝钢问题拍板
在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之初，陈云这位“调整大师”又一次确定了调整的方针。
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蒙受极大的摧残，在华国锋主政时，又急于求成，新上了一大批建设工程。当时，全国正在上马或者已经上马的大的建设项目达1700多个，小的则有几万个。可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么多新建项目。
“调整大师”下令调整，把许多项目缓建或下马。
陈云在调整中，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问题。
建设宝钢，是华国锋主政时定下的大型建设项目，这一项目已经在1977年仓促上马，1978年12月13日破土动工。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华国锋受到批判，这一项目也引起争论，认为这是华国锋“贪大求洋”。
在纷纷议论之中，可以归结为三类意见：
一是停建；
二是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买关键设备；
三是全部从日本进口。
众望所归，人们企求陈云“拍板”。
中共中央也决定，委托陈云对宝钢问题作出决策。
这时，形势十分逼人。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的引进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宝山。如果要停建的话，中国将要蒙受沉重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上马的话，又得付出巨大的资金。可谓已成了骑虎之势，进退两难。受命拍板的陈云，却照样保持“稳稳当当”的作风。他先是在北京听取各种意见。
他先请薄一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干部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细研究了中央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之后，于1979年5月底专程到上海实地调查，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干部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他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做法的资料。回到北京之后，他又一次听取了冶金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并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会议进行讨论。
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通过方方面面交换意见，陈云的看法有过三次反复，最后得出明确的结论。
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关于宝钢仓促上马，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所致。
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老老实实地讲述了自己对宝钢问题的认识过程：
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5月11日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
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
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陈云经过调查研究，细听种种意见，最后作出决断：
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
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
就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上海宝钢“干到底”。
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宝钢，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陈云关于宝钢的决策，已经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宝钢已经成为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钢的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
“鸟”和“笼子”
在开放、改革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了人们探索的新课题。
搞活经济、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对此，陈云说了一番话，作了“鸟”和“笼”的比喻。
陈云此言一出，在海外颇为引起注意。海外一些人把陈云这番话，称为“鸟笼经济”理论。有人把陈云的话曲解为经济是“鸟”，社会主义制度是“笼”，并由此把“鸟笼经济”视为“保守派经济理论”，把陈云视为“保守派经济专家”。“鸟笼经济”这一提法，只限于海外而已，在中国大陆，则提“笼鸟之说”。
细细查考陈云的“笼鸟之说”，可以明白，他并不是把经济说成“鸟”，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笼”。
陈云的这一“笼鸟之说”，最初是1982年11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计划经济指导和搞活经济的关系时，比喻为“笼”与“鸟”的关系。
在1982年12月2日，作为上海人，陈云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跟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对“笼鸟之说”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陈云的原话是这样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着。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就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王梦奎曾在《学习陈云同志新时期经济论着四题》一文中，对海外所谓“鸟笼经济”，进行如下辩解：
陈云同志曾经把国家计划和搞活经济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这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很多的误解。至今海外某些报刊还在喋喋不休地进行非难和攻击，似乎陈云是主张把经济像“鸟”一样关在大不盈尺的“笼子”里搞死的。我认为，用不着多费笔墨，只要读一读陈云同志的原话，这个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
很显然，陈云同志的意思，不过是搞活经济要有国家计划的指导。“笼子”也不是死的，可以调整，即对计划进行修改。我想，读了这些话，是不应该再有什么误解的了。至于某些海外报刊不怀好意的指责，用得上一句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迟爱萍在《陈云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一文中，阐述了陈云“笼鸟之说”的四层意思：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着。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第二，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不能摆脱国家的计划。
第三，国家计划要适应搞活经济的需要，要允许经济活动在尽可能广阔的领域内活动。
第四，国家计划本身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经常修改。
所以，陈云的那一番话，主要涉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并不是谈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模式，原本照搬苏联，实行计划经济。陈云在多年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发现照搬苏联模式是不行的。
陈云早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就已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与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辅；
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辅；
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
陈云的这一“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曾被中共“八大”所接受，其中的基本点被写入了中共“八大”决议。
只是后来中国不断向“左”转，陈云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否定。
经过“文革”大灾大难之后，在1979年3月8日，陈云所作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讲话，对历史的教训进行了反思。
陈云说：
1917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1949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陷。
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也就是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陈云还指出：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
一、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二、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的调节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应当说，在1979年，在计划经济理论盛行的年月，陈云说这样的话，为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后来，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这样说及他当时的意见：
我在1979年3月说过，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在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上，陈云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意见是一致的。
邓小平在1989年6月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这样指出：
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还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正确评价毛泽东
可以说，在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毛泽东。
第36章 德高望重（3）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了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
对于毛泽东，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凡是”派和“非毛派”：
一种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把毛泽东奉若神明；
随着对于“凡是”派开展批判，则又出现了“非毛派”，即效仿苏联当年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样，全盘否定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作为中共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对毛泽东采取既肯定其正确面又否定其错误面的观点。亦即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共中央信中所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准确的、完整的”，便排除了毛泽东的错误面。
接着，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对毛泽东应“三七开”。
邓小平清楚地意识到，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至1976年9月9日去世，在这漫长的41年间，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实行“非毛化”，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尽管他竭力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却又认为绝不能走“非毛化”之路。
为了对毛泽东有一个准确的评价，为了对1949年以来的中共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有个统一评价，以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中共自1980年起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陈云曾4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
陈云说：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成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
陈云还说：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他指出：“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身上也有封建残余，有些习惯很不好，说过的话，有时不承认，搞经济工作是外行，不过，全盘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还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他的错误。”
陈云还谈了三点意见：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 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曾去看望过陈云，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的着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
陈云则这么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决议》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应该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有所区分：
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
即便是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江青，陈云也坚决反对所谓“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
当时，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函邓小平：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屈武的信，代表了众多深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人们发出的“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然而陈云却在冷静地思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时，陈云明确表示江青“不能杀”。陈云的理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当时的中共，有着“十二老”。这中共“十二老”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彭真、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
“十二老”皆老，开始考虑交接班了。
陈云说：“（老干部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陈云当过7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意识到干部青黄不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休息时，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回北京时送给邓小平一份，送给胡耀邦一份。
邓小平看了，说道：“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8日，陈云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六七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写出《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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