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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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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但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很尊重毛泽东。
1938年武汉失守前，王明曾写信要陈云去汉口，陈云拒绝了。不久，博古回延安，陈云对博古说：“王明应回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博古说：“王明讲，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陈云当即报告了毛泽东。以后，中央给长江局的电报就不用书记处名义，改用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共同署名，即“毛、洛、康、陈”。
1941年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王明的错误时，陈云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陈云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陈云也检讨了自己，是20世纪30年代王明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之一，应负一定责任”。
1942年元旦，陈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接受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曾这么说及当年各界奔赴延安的盛况，也说起了各色人等纷来延安所造成的“复杂”局面：
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6天，学生也只有6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1万多个学生。1万个跟6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所以我说10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行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
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6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
陈云于1938年9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演讲。这一演讲，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的演讲，明明白白，思路清楚。陈云说：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陈云用12个字、4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12个字，分成4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12个字、4句话的意思是：
了解人，就是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分析其本质好坏，用其所长。陈云说，分配干部时往往能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明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到别人坏的多，看好的少；使用干部也有这种情形，今天看他表现好点就把他抬上天，明天表现得差点就一下打到地下去。对于一个人没有基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用人要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得到克服。
气量大，就是必须善于用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陈云说，孙中山领导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气量大，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如果怕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革命一定不会成功。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
用得好，就是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陈云说，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要人敢做事，就不要怕下级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爱护人，就是要做到：提拔干部时要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提拔后要多方帮助；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解决；对关系干部政治生命的问题处理起来要很郑重很谨慎；对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要“抬轿子”。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辨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比如，当时发展中共党员，怕发展那些“有胡子”的，以为这样的人“背景复杂”。
陈云很直率，以自己为例，加以说明：
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陈云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他能够记住的干部名字不下3000。陈云还调阅了大量的干部档案，对于党内干部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需要重新起用许多干部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常征询老部长陈云的意见，称他是“活字典”。
做干部工作要“不怕麻烦”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亲自处理许多复杂的干部历史问题。
陈云不断收到一封封“上诉书”，他总是一一认真处理、答复。也常常有“不速之客”，不顾卫兵的劝阻，闯进陈云的窑洞，向陈云当面“上诉”……
陈云曾很坦率地说起面对“不速之客”的感受：
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
陈云很认真地处理一起起干部问题。其中有一起“复杂”问题，陈云是这样处理的：
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轻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惊异得哭起来。
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
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刘家栋自1938年5月起担任他的秘书，成了陈云的第一任秘书——在此之前，陈云没有秘书。
据刘家栋回忆，那男的叫丁秀，解放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那女的则是北平女师大附中的学生。
陈云约他俩谈话，当面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
陈云以为，像这样的事，应该正面与本人讲清楚。
两星期后，陈云经过调查，查清他俩不是托派，做了结论。
事隔几十年，这一对男女在回首往事时，对刘家栋这么说：
“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在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
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关心那些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尽心尽力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刘家栋回忆了陈云和一对知识分子夫妇这么一段曲折而有趣的故事：
1939年的一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发来了电报。电报说，重庆的着名外科医生何穆和他的作家妻子陈学昭，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请为他们安排工作。
陈云同志见了电报，对此事很重视。等何穆夫妻来到延安后，陈云同志亲自接待，与他们两人谈了话，安排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何穆到了中央医院，搞外科工作；陈学昭去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写作。在生活上，也对他们采取了优待政策。但是，那时延安生活条件很差，就是优待，也比他们在重庆差得多。他们两人又都是江浙一带人，生活习惯上和陕北差距还是很大的。
他们刚来时，积极性还是挺高的。陈云同志对此很高兴，还抽空找他们谈谈，做些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好好干。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在感情上发生了矛盾，互相告状，闹着要离婚。陈云同志再三给他们做工作，连着两次找他们谈话，劝解他们之间的矛盾。陈云对他们两人说，总要凑合一年看看吧？
经过做工作，两人不提离婚了，但感到生活不习惯，他们要求回重庆去，实际上还是感情矛盾没有解决好。陈云同志又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工作。并说：“你们两人来了，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也欢送。你们出去以后有什么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陈云同志和他们谈这番话时，我就在旁边听着，我心里挺受感动的，认为陈云同志真正是大将风度，话说得入情入理。
1939年8月10日，陈云、李富春同志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何穆又提出来要出去休养，我们与之谈了三次无结果。他提出的问题是：（一）无医生；（二）医生工作的适当条件。而最近原因大概是由于恩来同志手臂未弄好给以刺激。我俩谈无结果，提出：（一）允许暂时出去给以任务（请医生、买器具，弄一个好医院）；（二）书记处有位同志与之谈或可留下，不出去。”此信经洛甫、尚昆同志签名阅过，尚昆同志还提出“请恩来同志谈一次”，周恩来同志也签了名。从此信中可看出我们党的组织和领导同志帮助他俩的诚心。
他们坚持要走，陈云同志就介绍他们回到重庆。尔后，他俩慢慢恢复了感情，和好了。1941年，我还没有调离中央组织部时，两人又一块儿回到了延安。陈云同志还是同他们谈话，欢迎他们回来，并依照诺言再次给他们安排了工作。陈云同志以自己的耐心帮助、教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热情、关怀。这件事，使广大知识分子很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的佳话。广大知识分子通过这件事，看到了我们党对待知识分子是真心诚意的，坚定了他们为革命多做工作的决心。何穆和陈学昭更是如此，他们终生为革命做出了优异成绩。何穆上前方了，他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很大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夕，担任过白求恩医院院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卫生部顾问。陈学昭一生从事写作，解放后曾为浙江省文联的负责人。
批评了“大明星”蓝苹
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所遇到的种种“复杂”人物之中，便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女明星。
此人在上海时，艺名叫做“蓝苹”。1937年8月，她从上海来到延安，改名“江青”，意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蓝”，便是蓝苹之“蓝”。
江青，虽说当时不过24岁，却确实是个“复杂”的人物：她不仅已经有过3次婚姻，有过3个前夫，即黄敬、唐纳、章泯（如果把她在山东时的“小丈夫”裴明伦算进去，该是有过4次婚姻），而且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中间又失去组织关系，来延安时并无正式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
江青于1933年2月在山东青岛经当时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1933年8月，因黄敬突然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从此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
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团体“晨更”工学团，做小学教员。“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徐明清。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她在上海曾介绍江青加入了共青团。
又据孙达生（当时化名宋介农）告诉笔者，在上海，左翼教育联盟的中共党团组织曾准备批准江青重新入党，由他出面与江青作了两次谈话。准备要作第三次谈话，并正式通知江青入党，江青却在此时被捕入狱，也就没有重新入党……
江青一到延安，便要求恢复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江青到延安时，陈云尚在新疆，还没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江青的党籍问题，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郭潜（后改名郭华伦，笔名陈然，在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任副主任）负责处理。
这时，江青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已抵达陕北，为江青提供了党籍证明；另外，徐明清也已来到延安，证明曾介绍江青加入共青团。这样，郭潜经过两个月的审查，确认江青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于是，江青进入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2班。
江青是在从中共中央党校要求调入鲁迅艺术学院（当时简称“鲁艺”）时，去找陈云的。
第13章 延安岁月（2）
美国r。特里尔所着《江青全传》，这样描述了江青跟陈云谈话的情景：
尽管带着怀疑，1938年的三四月间，蓝苹还是提出了申请，要求转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躲避党校的那种僵硬的政治学习。陈云接见了她，这是一位工作有条有理的实干家，后来成为北京制定经济政策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没有答应她的要求。蓝苹在讲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她总是喜讲连自己也不怎么懂的马克思主义，生怕这位不懂艺术的陈云认为她只知道戏剧。再说，蓝苹的性子也太急，她带着自己的行李去见陈云，好像她当天就想进鲁迅艺术学院似的。
正在这时，一座“靠山”给蓝苹帮了忙。康生从苏联回来了，而且成了党校的代理校长。在中国，从同一个地区来的人彼此有一种亲近感，他们常常是互相帮忙。如果在一个很大的群体中，有少数几个人来自同一地区，他们会像兄弟姐妹一样。蓝苹和康生也是如此。
从山东得到的信息说，蓝苹的母亲曾在康生家做过女佣。不管康蓝的关系始于何时，有多么亲密，在青岛时，康生曾引导蓝苹参加左翼活动，并把她引见给情人俞启威。
蓝苹去见康生。他们用诸城口音交谈，谈过去，谈山东。可能他们的关系还较为暧昧。过了不久，蓝苹不仅进了鲁迅艺术学院，而且当上了教学助理。
有人曾听蓝苹说：“有康生这位可靠的朋友，就没有敌人能伤害我了。”陈云没有像康生那样为蓝苹开后门，他很不高兴的是，康生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程序，在鲁迅艺术学院为蓝苹找了位置。不久，在一次校内演出结束后，陈云就找到了批评蓝苹的机会。
后来，陈云和蓝苹在政治上有了交往，但是彼此一直互无好感。陈云和康生也是多年的仇敌。
细细查考，可以发现，陈云批评了江青，此事最初出于江青之口。因为在美国露克珊·维特克所着《江青同志》一书中，有类似的记载。众所周知，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是她在“文革”中来华采访了江青后写的，这一细节显然是江青向她说的。
维特克这么写道：
她（笔者注：指江青）到“鲁艺”申请入学时，接见她的是当时的组织部主任陈云。
她知道陈云个人掌握着入学许可的一切权力，她苦心惨淡地要给他印象：
她如何真挚地想在“鲁艺”学习马克思主义。她不能使他觉得这女子的兴趣只在演戏。她对陈云说，她把日用必需品都装在箱子里带来了，她是这样渴望进这个学校。她这场表演，大概使陈云相信对组织部的任何决定她都乐于接受，所以当场准许她入学（现在她把当年如何拼命当做笑话说，然后又急忙加了一句说，当时自己真是为了学习）。实际上，陈云从来没有捧过她的场。准她进“鲁艺”后不久，他曾到学校看她演戏，对她出演的戏，批评苛刻，使她难堪。
据陈云秘书刘家栋回忆，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曾提出过不同意见：
1939年（笔者注：据笔者查考，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在1938年11月。有关考证，见笔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江青传》一书），在延安发生了一件影响不小的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一事。那时候，毛泽东同志已是我们党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由于毛泽东同志所处的领导地位，加上党内外对江青有着很多反映，导致这一婚姻问题成为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议题。
记得就在这一年春季的一天，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带着另外两个同志来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同志反映问题。他们在陈云同志的窑洞里谈了两个小时左右。等他们走后，我曾问陈云同志，什么事情谈了这么久？陈云同志说，他们反映部队很多干部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
1978年7月，我在北京见到陈云同志时，问他还记得这件事吗？他说还记得。他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春，天气还挺冷，他们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因为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着木炭火，一边交谈，听胡耀邦等3位同志反映问题。
陈云同志身为组织部部长，对当时的很多人的情况，有着比较多的了解。由于工作性质决定，还容易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反映。他就是根据自己对江青的了解，根据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不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意见的。
但是，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多数同志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只是附有一个条件，就是结婚后，江青不得干预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就坚决服从中央书记处会议决议。这反映出，陈云同志既坚持了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康生在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的问题上，起了极坏的作用。
康生妄图通过江青来影响毛主席，以达到他的一些个人目的。康生用尽了心机，恰恰使他成为害党害国的千古罪人。
当时，对毛江婚恋，反对最力者是张闻天和刘少奇，此外还有王明、博古和王若飞。最为支持者是康生。陈云早已讨厌“大明星”蓝苹，但是他并不溢于言表。
大量读书·不断写作
在延安，环境相对安定，陈云得以大量读书，不断写作。他写了一系列关于组织建设的文章。其中，最为着名的是1939年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所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
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陈云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6项标准：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五、群众模范；
六、学习。
后来在1989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当时是在台下听讲的学生。
宋平曾这样回忆当年听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讲演的体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同志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抗战开始，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我当时已经入党，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些问题上也若明若暗，还不能说思想上完全入党了。陈云同志提出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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