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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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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提周总理他就会伤心。”可是在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周总理的事情，父亲听着听着就掉泪了，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值得所有人学习；还说他与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说这些，我们也都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后来换了话题，谈起眼下的形势，他又总是提到邓小平叔叔，说小平确实了不起，历史选择了他，选对了。他说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国两制”构想，都是大手笔。
还有一次，聂荣贵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的美味。”聂荣贵后来说：“就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出，聂帅与小平同志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书选了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单独办公的；一张是他、贺龙、罗荣桓等元帅陪同毛主席看空军飞行表演的。秘书们倾向选后一张，因为毛主席和他的神态都比较好。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还是挂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张好，因为后一张，我的像比毛主席的还正面，而且罗帅、贺帅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挂集体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显眼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嘛。”
最后就选了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一张。
后来，我们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经常偏过头去，凝视墙上那张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当年领着他们打仗的事情……
这个时候，到了他行将归去的时刻。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们说：聂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江泽民总书记来看望父亲，临走，母亲和秘书们送他出来，他向在场的人边拱手边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元帅就剩下聂老总了，我代表党中央向诸位拜托了，希望大家把老帅照顾好。”他的话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经过两个半月，再度转危为安。但是回家后，稍一活动，像吃饭、起床、如厕等日常生活，他就气喘吁吁，说话时都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日甚一日。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书周均伦、陈克勤叫来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1923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和革命时间来说，在党内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病情日渐沉重，你们要做好准备。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4）
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没有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B51〗
这里面包涵的东西很多，父亲衷心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父亲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5月12日，他自感身体更不好，下午对秘书说：“我的后事安排，一切从简，按中央指示办。”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卫参谋李艺照例给他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秘书鲁顺玉照例给他念文件。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他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这天下午，适逢我们老家四川江津县来人，邀请在京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我去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赶回来，父亲以为我吃了饭回来的，就说：“你的口福真好。”
我说：“我没有吃饭。”
父亲说：“为什么不吃？”
我说：“我要赶回来看望你呀。”
他高兴地笑笑，又问开会的情况，我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
我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父亲此时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喘着气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很不错，可是我们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装。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5）
我心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操心。就劝他好好休息。晚饭后，我和母亲以及秘书们陪他看了晚七时的电视新闻联播，这是他多年来每晚必看的。休息一会后，快到8点的时候，又陪他看录像片《动物世界》，他喜欢动物，爱看这类片子。尤其是晚年听力差了，看这类片子不听解说也能看懂，所以，我们就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知道后，很快为父亲转录了一套《动物世界》，父亲很高兴。我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播放的是《危险的行当》，讲摄影师是怎样拍到这些动物的，有的镜头，要守几个月时间，而且还冒着危险。他看得津津有味。看了一半，大约半小时了，医生提醒，不能再看了。我们就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父亲不知道有遥控器，他见电视图像突然没了，不解地说：“哎，还没演完嘛，电视怎么关了。”
我们说，今天只演一半，下面一半，明天再看。
他说：“那好。”
我们接着聊天，聊天气、物价、副食品供应。他插一句：要多搞点塑料大棚，种蔬菜，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
我们告诉他，各级都在抓“菜篮子工程”。他点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提醒我们不要再谈了，让他安静休息。
9时半，护士照顾他洗漱。周均伦、陈克勤两位秘书往外走，父亲又叫住他们，问：“（聂荣臻）军事文选，什么时候出书？”
周均伦说：“正在排印。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
他又问：“红军时期的12篇文电收进去了吗？”
前段时间，工作人员编辑《聂荣臻军事文选》时，有关部门认为红军时期的那12篇文电牵涉到林彪，不同意收进去。父亲认为，不收进去，一军团的历史就割断了，不要因为有林彪，就不出了。后来，经杨尚昆副主席批准，有关部门才收了进去。
周均伦回答说：“您放心，全收进去了。”
父亲说：“那好。”
两位秘书离开了。父亲又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你们也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里没事了。”
我们答应着，离开了他的卧室。
这是父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没有哼一声，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任何痛苦，不知不觉间，就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去了。他那颗顽强的跳动了93年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他床头的钟表，永远定格在22时43分——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
山高水长 不尽的思念
魂归大漠戈壁（1）
父亲身体的余温尚在之时，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姚依林、宋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丁关根、温家宝、刘华清、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等党、国家和军队主要领导人都连夜来到他的床头，与他做最后的握别。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同志，有的身体欠佳，有的身在外地，都派夫人或秘书前来告别。
彭真叔叔当时患了中风，身体很差，他住在玉泉山，那晚他都睡了，得到消息，执意要来告别，嘱咐我们一定等他。
深夜一点多时，彭真叔叔赶来了，在我的搀扶下，他颤巍巍上前，久久地握住父亲的手，老泪纵横。临离开前，他吃力地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聂荣臻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死而无恨，死而无憾！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虽死犹生。”
最后，彭真叔叔艰难而又坚决地挥了挥右手，似乎拼尽了全力，说：“聂荣臻同志永垂不朽！”
尽管90多岁的老人去世并不使人感到太突然，但父亲谢世的消息公布后，还是令无数的人悲伤哀痛。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怀念他，追忆他，为共和国最后一位帅星的陨落而流下热泪。
反应最激烈的是杨成武，他不仅痛哭，还不断地责问我，为什么在老人家病危时不通知他，平时也不让他来看一下。我只好请医生出来解释，是医疗组决定的，为了病人的治疗，不得不这么做。反正杨成武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与我父亲是60年之交，感情深啊！
很多人对我说：聂帅虽然只有你一个亲生的女儿，然而他却有千万个崇敬他的儿女。那几天里，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家里吊唁，遗体告别那天，八宝山人流如潮。雪片似的唁电从四面八方、世界各地飞来。美穗子本来要来京吊唁，因为她丈夫突发脑血栓没人照顾，她实在走不开，改用唁电表达她对父亲的无限哀思。
老一辈的科学家对父亲充满深厚的感情，他的去世令很多大科学家双泪长流。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首席科学家，一连几天都是伤痛不已。5月29日，首都科技界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缅怀父亲的座谈会，钱三强为了写发言稿，头一天夜里两点，他还没有休息，父亲的离世，一定是勾起了他对往事连绵不尽的回忆。当年，钱三强一度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思想苦闷，他向父亲反映，“希望离开二机部回科学院工作”。父亲听后耐心地对他说：“要服从大局，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再谈工作问题。”与此同时，父亲亲自向有关方面交待，要发挥钱三强的作用。
那天发言时，钱三强回首往事，心情激动，讲着讲着便哽咽了。会场上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老科学家们眼里都含着泪花。钱三强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开完座谈会的当天晚上，就因为心肌梗塞三度发作，住进北京医院抢救。此后不到一个月，这位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的大科学家因心力衰竭逝世。我得知此事后，心潮难平，深深地为之惋惜，深深地为之感动。
父亲逝世，在爱国华人科学家中也引起很大震动。父亲逝世时，恰在北京访问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闻讯专程到家中吊唁，写下了“千古英雄，万代宗师”的挽联，以寄托他的诚挚哀思。
座谈会上，当年那些跟着父亲打天下的老兵，很多人哭红了眼睛。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说：“成武他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哭了好几次。他们是在几十年的生死战斗中建立的深厚感情啊！”
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在她那篇《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写道——
聂伯伯虽然身患重病，但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不已。父亲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时不时地还是去聂伯伯家走动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
每当他们坐在一起，父亲总是亲热地高喊“老兄”；每当他们坐在一起，话长话短，总是离不开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每当他们坐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好像一下子都会浓缩变醇；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那些历史巨变和艰苦岁月，都好像顿失其色，而化为可以弹指一挥的刹那瞬间。
……
聂伯伯身患疾病已非一朝一夕，他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疾病，完全是靠了他那惊人的毅力，完全是靠了他那革命者所特有的坚强意志。他那早年即远涉重洋寻求真理的壮志，他那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英姿，他那不惧艰难夺取科技制高点的勇气，他那抗拒疾患乐观坚毅的革命斗志，他那近一个世纪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生涯，哪一样不令人钦佩折服，哪一样不足以令后世后人永远感念学习！
魂归大漠戈壁（2）
在二十世纪的史册里，你能找出多少人，具有这样的风采和光辉！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中国这片广袤丰润的沃土之上，才能孕育出聂伯伯和他的战友们这样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而由他们这一代人所共同谱写的，则是我们民族辉煌灿烂的革命史诗。
父亲和聂伯伯，72年的革命战友，72年的亲如兄弟的浓厚友情，此种豪情，此种风采，任你抚古述今，知晓中外，又能找到几人可以与之相比！
聂伯伯这样突然地去了，他的老战友们悲失良友，他的后辈们也痛失尊长！
站在聂伯伯那身着元帅服、威武庄严的遗像前，我们深深地鞠躬，以表哀悼之意。
泪水，冲不掉心中的悲伤；时光，磨不去心底铭记的丰碑。
聂伯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部分骨灰撒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棵苍翠的桧柏树下。父亲平生喜爱松柏，喜其不畏严寒，不惧风雨，傲然屹立的英雄般的气质。柏树旁立着一块汉白玉的标石，上面镌刻着他80岁自题的两句话：“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
1995年2月23日，母亲张瑞华也离开了我们。母亲的骨灰也安葬在这棵桧柏下。两位老人永远在一起，让骨灰回归大地，滋养青松翠柏，是爸爸妈妈最后的心愿和奉献。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西北戈壁滩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基地。对这个基地的创建，父亲付出了大量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盛年时，曾数次来这里指挥导弹发射。“文革”时期，父亲由衷感叹：“这里真安静！”认为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他喜欢这个地方。他的后半生，一直关注着这里，我记得基地的同志来北京，有时给他带来自己生产的茄子、土豆等蔬菜让他看，他非常高兴，说，戈壁滩上能够生产蔬菜了，戈壁滩变成了绿洲，就能够留住人了。他坐上轮椅以后，每当听说基地有什么事情，比如遭到了自然灾害等，他都马上吩咐秘书打电话询问，确认没大碍之后，他才放心。我们从点滴小事上，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东风基地的感情。所以，在和母亲商量过后，决定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基地的烈士陵园。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在这里实现了飞天梦，它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沉寂与辉煌，它是一片值得中国人永远自豪和骄傲的科技圣地。
5月28日中午，在一曲悲壮的哀乐声中，一架担负特殊使命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茫茫戈壁深处某空军基地。年迈的母亲不能前来，她含着热泪到西郊机场为我们送行。
舱门打开，我和丈夫丁衡高，女儿聂菲，以及有关领导及科技人员代表，伴随哀乐，护送父亲的骨灰走下飞机。等进入基地场区，天空突然飘起淅淅沥沥的雨点，这让人们感到惊奇。这里原本干旱少雨，平时难得下雨，难道是上天也受到感动，在流泪吗？
机场离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还有近两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当缀着黑纱的灵车从机场缓缓驶向火车站时，肃立在公路两旁的空军基地的官兵，行庄严的注目礼。火车静候在铁路转运站上，这辆不知牵引过多少次火箭、卫星，载乘过多少执行发射任务的科技人员的火车，在父亲的骨灰到来之际，鸣笛志哀，悠长的汽笛声在大漠上空久久回荡……
在场区，雨丝绵绵，茫茫戈壁大漠弥漫着一片无尽的忧伤和悲痛。到达基地后，应广大官兵的要求，在基地礼堂举行吊唁活动。额济纳旗蒙族百姓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向父亲献上全羊、哈达和白酒，以表达最崇敬的追悼和哀思。
29日早晨，在晨曦中，我们把父亲的骨灰盒安放进发射基地的烈士陵园。距离他的墓碑不远处，耸立着他的亲笔手迹：“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在父亲墓碑的周围，整齐地排列着604座坟茔，他们中有将军，有士兵，有科学家，也有普通的工作人员，墓碑上有的连姓名都没有。这里安葬着发射中心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就是在大渡河边指挥十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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