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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人物画廊-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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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从后门进来，妇人把他接入房中坐下。你想，这时他们俩正是淫情似火的时候，潘金莲差不点儿被这场欲火烧得骨架全无，哪有心思给武大守孝。武大的灵牌被丢在一边，只用一张白纸蒙着，连基本的祭品也不给摆放，她是很坦然的，一点自责和罪恶感也没有。整天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只等西门庆来。这次只有两天不来，她一见面就埋怨他是个“负心的贼”，问他如何把她抛闪在一边，也不理睬，是不是又有相好的了。西门庆赶忙解释他是去了岳王庙，但是他买了首饰衣服，也算赔罪。潘金莲这才满心欢喜，由阴转晴。西门庆把小厮玳安儿叫了过来，在包中取出一件件地展示给她看，妇人拜谢收了，又命迎儿给西门庆端茶来喝，因为迎儿被她打怕了，所以什么事也不瞒她。妇人告诉西门庆，刚才款待她妈时，她留了一些规整的菜肴，预备他来。西门庆则说，他来之前让王婆去重新买过了，最后两人决定边吃边等。于是二人“脸儿相贴，腿儿相压，并肩一处饮酒”。
这个王婆提着个篮子，到街上打酒买肉。刚开始还是红日当空，忽然彤云密布，接着大雨倾盆，把买完酒菜的王婆堵个正着儿，虽然在屋檐下避了一会儿雨，可还是被淋得湿透，看看雨小些儿，她赶忙朝家里赶。等她把酒肉放到厨下，进屋一看，两个人正在饮酒，她就笑嘻嘻地说：“你们两个好自在！看把我浇得像个落汤鸡，到明天要叫大官人赔我衣服。”西门庆道：“看看这个老婆子，就是会耍赖。”双方嘲戏了一会儿，王婆就到厨房安排酒菜，重新整治，端了上来，两人重斟美酒，双腿交叠，喝着交杯酒。在饮酒中间，西门庆看到墙上挂着琵琶，就让妇人给他弹个曲子。妇人笑道：“我自幼粗浅地学过几句，弹得不好，休要笑话。”于是她就弹着琵琶，浅声低唱了一段。把个西门庆喜欢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一把搂过妇人，就亲个嘴儿，称赞道：“谁知道姐姐这么聪明，就是我妓院中那些相好的也比不得你。”妇人笑道：“蒙您抬举，我今天对您百依百顺，日后可别忘了我。”西门庆确实是“抬举”她，把她比作了，真够抬举她了，说到底这个潘金莲也是傻鸟，还是听不出来弦外之音。确实，日后她嫁给西门庆之后，也基本是被定位为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当然，这两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潘金莲始终是把西门庆定位为不用次次花钱的嫖客。善哉！两人吃喝完毕，就该进入主题了，王婆给他们看门，让两个人在房中颠鸾倒凤。“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这句是书中原话，由此可见战况之激烈和复杂。但这是她的私生活，倒无所谓，只不过她是在害死武大之后，让人看着就很恶心很猖狂。
人人有权利追求自由和快乐，但前提是不要伤害别人，不要把自由和快乐凌驾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当日，西门庆盘桓至晚，起身想要回家，留下几两碎银子给妇人做零花。妇人再三挽留不住，送走他后，妇人放下帘子，关上大门，又和王婆喝了一回酒，这才安歇。
文龙先生评论道：武大死于潘金莲之手，其实是先死于王婆子之口，后死于西门庆之药。这三个人，在主观故意上，略有差别，但是在实际罪行上，并无分别。贪财好色之人，在神昏意迷之际，遇到像武大这样碍手碍脚的，岂不杀机显露？况且当时已成骑虎之势，不得不如此。以潘金莲之狠心，西门庆之凶悍，王婆子之毒辣，但凡有点血性之人，读至此，无不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必欲将此三个狗男女杀之而后快。为何要把他们轻易放过，令其骄奢淫逸，安享荣华，无所不为，无所不至，快快活活，偷生五、六、七年。恶人富贵而淫人昌盛，天地之间还有公理吗？难道作者真是有深仇大恨，横亘胸间，郁结肚腹，无处申述，这才创作这部不平之书，意图使天下后世之人，读过之后，全都充满牢骚之语、愤激之情，而对这个万恶的社会产生与他一样的切肤之痛吗？然而看这部书，还是要尽量避免过于感性，要用理性思维，冷眼旁观。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还是想要增加一部分内容。有的人喜欢猎奇，喜欢热闹，不喜欢沉重的话题。但是，对不起，我有言在先，就是要让自己的评论具有一点历史深沉感，而这正是我的主要创作目的之一。我们读书一定要有无穷联想，读到书本之外的东西。否则让我拾人牙慧，恶不恶心哪？
我们还是先思考一下，中国落后的根源。以此引蛇出洞，引出我的话题。
农业文明对阵工业文明，绿色型经济对阵污染型经济，在短期之内，肯定要失败，因为血肉之躯抵挡不住钢铁机器的进攻。中国百年的失败史无可逃避。在民族危亡之际，曾经有多少仁人志士登高而招、大声疾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这是时代的产物，尽管好些人的话语非常偏激，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抱以“历史的同情”，没有浩然之气和耿耿忠心，根本不会有如此痛彻心扉的呐喊，哪怕说出最为偏激话语的志士，都是民族英雄。
要怎么说，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呢？曾经慷慨激昂的演说，曾经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在尊重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下，重新思考。
我和很多人的观点不同。通过近代中国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发展和世界整体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更加需要反思自己的文化和走过的道路。
现在就下断语，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明如何失败透顶，为时尚早。在年少轻狂的时候，笔者说了许多狂放不羁的大话，如今成熟以后，再也不敢口无遮拦，不敢妄下断语，不敢说非常绝对的话。不但是我，包括诸君，我们都是历史上的人，我们这段历史早晚要成过眼烟云。在我们今天坚定信守的理想，在后人眼中恐怕是荒诞可笑的。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任何人，哪怕你是“手握乾坤杀伐权”的人物，也无法逆转。“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后人视今，如同今人视昔。
如果说地球要是毁在所谓的现代“文明”和科技成果之下，还不如不“文明”的好。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有种种恶行，需要我们来批判，可也有种种善举，需要我们来铭记。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农业文明，在思想和政治上是专制，但是在可持续发展上，这种文明是绿色的、生态的、与自然和谐的、能够延续亿万斯年的。只是这样的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这个“强盗”的劫持，已经“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为了抵制强盗的侵略，只能立足现实，只能说这个时代是好的了，尽管人类的前途未卜，甚至是没有前途可言。这个问题太复杂，也没有终极答案，可能也是出自我的偏见，在此就不再展开了。
我说的意思是，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不再重要，已成共识。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在实践中批判继承，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口头会气，那样的话，还是毛驴拉磨，原地打转。
还是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自从比较系统而深刻地理解一下辩证法之后，我很少说过于武断的结论，凡事我都想其两方面。当别人都说好，我就要问，就没有一点坏吗？当别人都说坏，我也要问，就没有一点好了？我这不是奉行什么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怀疑主义者直到最后也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所认可的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在充分怀疑和调查研究之后，是会下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的。嗣敏不才，可还称得起“敏而好古、敏而好学”这八个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人物，我基本还是宽容的，因为我有一个自信比较正确的方法叫“历史的同情”，我有很多道德瑕疵，所以绝对称不上是个君子，但是我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理解深刻，自己只能是在努力着改变自己，也许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一直在努力。
古代的君子奉行“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哲学，所以我们这些凡人总是对他们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有一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冲动。可是后人没有继承这样的优秀文化，相反基本都是“宽于责己，严以待人”，所以对自己纵容，对他人产生不了宽恕。心胸狭隘、坐井观天、挟私报复、勾心斗角等等“恶的情感”接踵而来。我做不到“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可也不会做“宽于责己，严以待人”，虽然不够出众，但起码我保持一份宽恕，所以我看待事情和人物的时候，喜欢设身处地地为他想，如果还不能让自己宽恕，那我就只好批判了。但是大多情况下，我还是有这种情怀的，这就导致了我对刘邦、曹操、秦桧、李鸿章等等遭人误解、遭人痛骂的人物，也产生了“历史的同情”，评价有异于常人，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这是我的主体意识。
可是如今对裹足这种行为，我却怎么也宽恕不了。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宽恕这种行为。这是一种怎样残忍而落后的思想啊！
各位女同胞们，对不起，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可是我反对百无一能、只知欺压弱小的“绝对的男权主义”，这是脆弱而可怜的小男人。我所说的意思是由于男女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差异，女人想要得到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在金钱拜物教的社会中更是不可能。而“女权主义者”往往又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如果世界是一种颜色，那么人类的命运也是堪忧的。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社会角色，想要做好很不容易，我说过一个称得起好女人的女人，应该具有总经理之才，绝对不是一个女仆。
男权主义者，尤其是想通过压制得到绝对支配权的男同胞，千万不要如此，这样只会让我们更丑陋，除了看出一种动物性的压迫之外，没有一点素质和高贵精神的体现。想要征服女人也不要紧，但如何征服是个问题，不是靠权力、金钱、精神压迫来征服，我也不会天真地说，靠着纯而又纯的道德感来征服，而是靠着指挥若定的雍容气度，靠着指点江山的豪迈不羁，靠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精神境界来征服。男人们，用高贵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去努力征服吧！这才是真正的征服。
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崇拜鲁迅的文章，但是我对他的风骨，他的忧国忧民情怀，他的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和他的《阿Q正传》确实佩服。他与孙中山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理想投身医科，可是后来发现肉体的强大与否不是关键的，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有病才是最为恐怖和可怕的，两个人，一个用笔杆子，一个用枪杆子和政治文明，想以此来治疗“民族精神病”。
这种精神千古不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
我还对鲁迅有一句话很推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中国女人的摧残，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精神限制，一个就是这个裹脚，这是肉体摧残，最要命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这种思潮的趋之若鹜，这非常可怕。这就不需要我们继承了。
就在这第六回当中，在西门庆和潘金莲喝酒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物件，就是“鞋杯”，就是把杯子放在女人的鞋子里喝酒，甚至还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吹捧，成为当时的时尚，就连西门庆这种俗人，也以此为乐，“西门庆又脱下她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展现了多么肮脏的灵魂！当时的人怎么能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时尚呢？
中国的民族性就是这样衰落的。我们光骂满清政府也有失宽容，当时谁在台上都是失败的结果，只有程度的不同。国力衰败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让男人留着那条死辫子？
死辫子就是奴性的最大象征！小脚女人是民族衰弱之明证！这两件“特色发明”是中国人永远的耻辱，是中国封建压迫最为明显的标志物。
满清刚入关之后，曾经禁止女人裹脚，但是已经无力改变当时以小脚为美的社会思潮，最后不了了之。当时对汉族男人奉行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据说当时有人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给人剃发，由于挑子一头有热水，所以留下“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说法，比喻人不是心甘情愿地剃头，是政府单方面的意志。后来词意有变化。）的政策，汉族男人在被征服以后，使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认为女人仍然裹脚，是女人没被征服的标志。
这可真是无能的自嘲。
不知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小脚制度始于何时，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承认，一代代的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建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也不排除，无良文人对整个社会文化和思想产生重要危害。
在中国古代，在人们意识深处有四件宝贝：小农意识、科举制度、家族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这个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受到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总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开始未尝不是充满雄心壮志，一旦名落孙山，进入仕途无望，就可能自暴自弃。模仿魏晋风度不成，结果在邯郸学步之后，又开始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伟大”尝试。
一次次的文字狱阉割了中国文人的“政治生殖器”，包括那些金榜题名者，在官场文化这个大酱缸中浸泡之后，也成了人云亦云的应声虫。那些不能“学而优则仕”的落魄文人更惨——除了像蒲松龄那样的另辟蹊径反而成就不朽功勋——恐怕最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制造中国变态文化的行列。以此忘忧，逃避现实。
现在中国社会就没有精神上的辫子和小脚了吗？
议论牵强，大家受累。笔者无奈，敬请海涵。
第七回（上）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从这一回开始就要真正实现转轨了，开始要彻底摆脱《水浒传》的影子了。
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只要一提西门庆，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不折不扣的淫棍形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金瓶梅》过于敏感，读者太少，大家极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而这正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错误思维。
二是因为香港和台湾的商业片彻底地摧毁了这部“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古典巨著，我们中国人有一项独到的本事，为了赚钱善于恶搞中国古典名著，在成熟的国度，保护民族文化惟恐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喜欢用“寸光鼠目”来看待一切。
三是因为大量的“金学家”们，皓首穷经，只是为了附会历史，为了搞明白《金瓶梅》中的学术细节，或者是为了揭秘，反而忽略了它“大义之所在”。当然见仁见智，可能恰恰是我夜郎自大，没有找到《金瓶梅》大义之所在。这个问题靠在文章中争论是没有意义的，理论不能检验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四是因为主流文化对他的抗拒，要知道《金瓶梅》之所以独步古今，正是因为它暴露黑暗，纯粹的黑暗，暴露人的劣根性，纯粹的劣根性，正是因为这种“伟大”被人误解，它才不断地被雪藏，被抨击。
大家以为一个客观实在，靠我们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就能把它忽略了吗？不但不能，反而是越把它妖魔化、神秘化，它越吸引人，而且越容易被人错误地理解和吸收。把色情片开放之后，性犯罪率反而大幅度地下降，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让它见得了阳光，才能让全社会人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它当成镜子来照看，并且引以为戒，把《金瓶梅》中的假、恶、丑整个颠倒过来，那么《金瓶梅》的反面就都是真、善、美了，如果我们这样学习，那么它应该与《论语》并列。
逃避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事态更加恶化。而且《金瓶梅》根本不是洪水猛兽，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包含有每个成年人都做的那点事儿而已。能做，怎么就不能说？有的人遇到点问题就上纲上线，总感觉要亡国灭种似的，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神经敏感。怕人学坏是对的，我早就说过这部书是限制级别的，但是一个人偏偏学坏，为什么就不学好呢？既然“坏”是学出来的，“好”为什么就学不出来呢？对于未成年人，出于保护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指导，但是对于成年人，就没有必要过于敏感了。
我只举两个例子，都是出自《史记》。大禹的父亲鲧（念滚）治水的时候，是用围追堵截的办法，结果越治理，洪水越是泛滥成灾，最后被尧杀头，因为开始是天灾，后来转变成了，而的危害往往大于天灾。大禹也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踩着父辈的脚印，终于发现了事物规律，他采取“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引进大海，这样不但解决了洪水泛滥，而且使水变成了资源，灌溉农田，发展了农业文明。
周厉王制止诽谤和人们参政议政热情的方法是“杀人止谤”，大臣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不听，结果被赶下台。他与鲧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没有把握规律，靠主观主义办事，结果事倍功半。这样案例不胜枚举，大家可以自己联系实际。
对《金瓶梅》同样如此，是采取堵截，还是采取疏导，效果会有天渊之别。“金瓶梅世界”基本是客观的真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光靠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以及背诵《桃花源记》和《论语》是没用的。首先必须承认“金瓶梅世界”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我们才能通过这个标本，找到医治之方。一个外科医生必须先从解剖标本开始，才能过渡到实战解剖。
正是因为这种种的不幸，作为和《红楼梦》并驾齐驱的《金瓶梅》一直像不能投胎的冤魂，游离于离恨天之外，而《红楼梦》则安稳地坐到了“文学神坛”之上，享受着人间香火和顶礼膜拜。我们的种种偏见弱化了这部盖世巨著的意义，也掩盖了他本身的光辉，就像在“日全食”中被掩盖的太阳，它本来应该普照四方，可是那个讨厌的、由“没有调查研究仅凭主观想象和偏见”构成的“月亮”，毫不留情地掩盖着它。运动是绝对的，就连月球都有停止遮盖的那一刻，作为一个现代人，怎么还能有陈腐的观念，没有运动着的思维呢？“思维的月球”一运动，必然会让“作为文学太阳之一的《金瓶梅》”重见天日，并且是大放异彩。“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我痛心不是痛心在《金瓶梅》的命运上，而是痛心于在我周围随处可见的主观主义、思维狭隘和偏见横行上。我操作这种敏感题材，不出意外，肯定毁誉参半，不出名还好，一旦略有微名，甚至会是批判居多。佛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其实《金瓶梅》的评论者不乏其人，但是像我这样评论的，我可以告诉您，可能只有我一个，此种方式有些人会不适应，在《后记》中我会系统、完整地阐述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为什么要如此创作的原因。“天下之大，舍我其谁”，这是孟夫子的抱负，我没有此等气概，却在优柔寡断、痛苦无限这个大熔炉的煎熬中得到了千锤百炼，在战术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实行战略上的独断独行。一旦做出决断，九死不悔，我想这是无数个男子汉共同的行事原则吧！忠于自己的信仰和选择，莫要前怕狼后怕虎，已经做了就到底吧（我这样说是不是心虚的表现，是不是越解释，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我略微介绍一下我的思考，实属必要。读者通过理解一下评论者的心境，才能更加理解《金瓶梅》被人误读、被人诟骂的悲惨命运啊！我们要保持一点起码的、可怜的精神独立、特立独行啊！必要时要逆潮流而动。敬请海涵！后文不再解释，到此为止。）。当然还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响。
就是说因为社会、历史、政治、传统文化和主观心理等等因素，中国人一提起《金瓶梅》，不考虑两万字性描写只是陪衬红花的绿叶，而且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事实，就等同于提到“淫书”二字；一提起潘金莲，不考虑她的出身和悲惨经历，还有社会因素的熏陶，就等同于提到“”二字；一提起西门庆，不考虑他是“中国封建传统恶德的集大成者”，身上有社会支配者的共同因素，而好色只是其恶德中一方面的事实，就等同于提到“淫棍”二字。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忽略了他的另外两个身份——奸商和官僚。如果说要把西门庆比作三脚蟾蜍的话，那么这三只脚就是财、权、色。他好色不假，可有一个条件，就是美色与前两者不能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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