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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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了解的，因此在听完苏格拉底描述完他所经历的梦后说道：“这个梦真有些奇特！可是，我最爱的苏格拉底啊，请听我说，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逃出去远走高飞吧！要是你真的被处死，我不仅失去一位良友，而且还蒙上不白之冤。那些不了解你和我的人，会认为我把金钱看得比朋友还重要，不愿意花钱把你救出来。世间上最可耻与不义的事莫过于看重财富而轻友谊和朋友；世上的人必然不会相信我曾经尽力劝说你逃出去远走高飞，但是你却拒绝我。”

　　苏格拉底听了克里同说的这番话后说道：“亲爱的克里同，我们何必去顾及某一些人的看法呢？只有那些贤者的看法才值得我们予以尊重。”

　　克里同接着说道：“你说的也对。但是，大伙的意见、社会的舆论，也是不能忽略的。就拿判你死罪这件事来说吧，就是最好例证了。那些受到众人非议的人，不仅会出现小的误会，也会蒙受很大的冤屈。”

　　苏格拉底听了克里同的这番话语后，颇不以为然，说道：“克里同啊，要是众人的力量能酿成大患，我倒是乐意看到的；因为群众能酿成大患，也就有能力做大善事，难道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群众既不能使人成为贤者，也不能使人成为愚人，他们所做的事大多是偶然所造成的。”

　　克里同虽然无法反驳苏格拉底的这个论点，但还是继续对苏格拉底说：

　　“你用不着担心我和其他的朋友，你若是能逃出去远走高飞，别的我已经做好安排工作了。虽然我也许被告发，最多是破财，花点钱罢了。为了要救你，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现在苦苦哀求你，逃出去远走高飞吧！”

　　对自己逃出去牵涉着朋友们的安危，苏格拉底确实考虑过。但他所想到的远非就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应按公理、正义而行，不能受外界舆论所左右。但克里同仍然费了不少心思，动了很多脑筋，再费唇舌去说服苏格拉底。克里同继续说道：“其实，你用不着为我们担心，监狱看守索要的数目并不大，告发你的人的要求也不太高，用不着花许多钱就能满足他们。只要能把你救出去，花多少钱我是不在乎的，我相信我是有那份能力的。你要是不让我多花钱，那些常来看望你的雅典以外的友人，也是很愿意解囊相助的。例如塞凡的希米亚斯，已经筹措了一大笔钱，目的是为了帮助你。另外还有柯美斯等人，也都筹措了一些钱。请你不要为钱财的事操心。至于逃走后的去处，那就更用不着担心了，到处都有朋友欢迎你。要是你愿意去塞桑尼亚的话，那儿也有我认识的朋友，他们对你都十分仰慕、十分敬重，你在那里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

　　克里同思索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我不认为你所做的事是对的。你完全可以自己救自己，为什么不自己救自己呢？你要牺牲自己去殉道，正好落入指控你的人所设的圈套。为了要把你除掉，他们处心积虑地设下陷阱，你不就成为他们的帮凶了吗？人们会认为你根本不顾自己的孩子，你是应该养育他们的，但你却扔下他们不管，对他们未来做什么你也不作打算。以后，他们就像孤儿一样了。你要知道，如果不打算抚育子女，就不应该让他们出生人世。你如今所要做的是舍难就易，勇敢者是不这样做的！你曾公开宣称，要将生命奉献于追求道德涵养的境界，所以，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苏格拉底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克里同又口若悬河地说起来了：

　　“关于这件事的发展，有人会指责我和你的其他的朋友胆小、无能。本来，人们指控你的这件事，不通过法律途径是可以解决的，但事情的变化完全出乎意料，你不仅被送上法庭的被告席，甚至被判了死刑。仔细想想这件事的变化过程，真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世人一定会认为我们办事不力、胆小，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救你，你也可以自救，但是这些机会都一一错过了。这些对你，对我们的名誉都不好，也是不幸的事。苏格拉底啊，请你要好好想想呀！”

　　克里同的表情十分忧郁，也显得无可奈何，突然间，他又若有所悟地说话了：“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了，这是因为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今晚必须采取果敢的行动，如果动作不够迅速，一切都会失败的。苏格拉底啊！请你照我的话做吧，不要再犹豫了！”

　　苏格拉底对克里同的一片赤诚十分感激，但他不愿逃出去然后远走高飞的初衷并未有所改变。苏格拉底有自己的道德观念，他认为逃出去远走高飞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挚友克里同的开导和劝说，使他的心情感到特别沉重，因为苏格拉底本人就认为逃走是不对的举动，但克里同的美意又使他难以拒绝。眼下，苏格拉底就处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他为什么不愿逃出去另作打算呢？这具体牵涉到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正义，它是指导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如果他听从挚友克里同的劝告逃走的话，雅典的法律就会对他提出各种责难。这就是判决的本身是合法的，其权威性受到来自个人的挑战。这样，雅典城邦难道还能存在下去吗？退一步讲，即使城邦法律所作出的判决是不对的，错待了对方，就是这样，也不容许违背法律。这是因为城邦是生育你、抚养你的地方，又在这里教育你成人。这样，你与城邦就如母子之间，母亲打骂儿子，即使是骂错或打错，难道儿子对母亲也回嘴对骂，还手打自己的母亲吗？即便城邦的法律错判了，也不能以错对错，用违背法律损害城邦来对待。应该接受判决，甘愿受罚，这就像城邦命令你赴战场，可能会伤亡，但你也得服从。不管是在战场或是法庭以及其他地方，你都得遵守城邦的法令。当然，你也可以向城邦建议修订其有关法令，使之正确并具有权威性，但既定的法令是不能违背的，违背法律，甚至抗拒执行法律的判决，这比对父母忤逆不孝的罪过更大。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公民在成年之后，如果不同意这个城邦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带着家眷和财产迁往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凡是在雅典看到当局如何依法治理城邦的人，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当局法令，如果违背了当局的法令，就等于忘记了父母养育之恩。如果当局有不对的地方，而没有说服当局改正，这是不对的。要是苏格拉底违背了城邦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具体讲，就是不接受裁决，设法逃走，这样做，其罪要比其他别的人要重，因为他已经在雅典生活了70年，就是表示遵守这里的法律已经70年了。虽然苏格拉底也到过斯巴达等城邦，但他没有迁到那里。看来，他对雅典的法制是满意的。如果苏格拉底逃跑了，这就违背了他自己的良心，他的友人及弟子也因此受牵连而遭罚。要是苏格拉底逃到法律森严的城邦麦加拉去或底比斯去，他将被看作法律的破坏者，这更进一步证明雅典法庭陪审官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正确，因为违背法律的人都与蛊惑青年有关，而苏格拉底的罪状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苏格拉底从雅典逃走，就等于抛弃这个法制良好的城市，这是可耻的。要是苏格拉底逃到法制十分松弛的帕撒利去，苏格拉底最多也不过谈谈自己如何伪装逃跑的故事，以此来取悦于当地的人。最后，苏格拉底自省：不能将孩子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正义，判决虽然不正确，但原因不在法制本身，而是在于某些控告的人。苏格拉底认为要是听从克里同的劝说偷偷地不光彩地逃走，那就是以错对错，他自己本人，原本不应受伤害的，也受到了伤害，并涉及友人、城邦及其法制。这样，苏格拉底感到，他将终生受到法律的谴责，就是他死后到另一个世界，那里也不愿意接受他的灵魂。克里同了解苏格拉底上述的看法后，就没什么别的话好说了。苏格拉底不逃走，要遵法就死，成为必然的了。

　　从道德、伦理的视角来审察，对任何事都是要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信念必须坚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打击，信念都不能改变，这些都是苏格拉底恪守不移的准则。因此，他不能因逃走而破坏了自己一生遵守的原则。末了，苏格拉底对克里同说道：

　　“在没有找到别的好办法之前，我不能照你所说的那样去做，我不能听从你的劝告，请原谅我。”

　　随即，苏格拉底甚至还说道：

　　“就是那些人要使用比现在更加残酷的手段，如监禁、没收财产、杀戮等，我也不愿意逃走。”

　　作为人类的万世师表，泰西思想界的开创者，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视死如归，义无反顾，英勇殉道，是他闪光生命的巅峰。


　　2　。　执信“灵魂转移”


　　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执信“僧娑洛”，即轮回，或轮回转世。这就是指四大种姓及贱民于轮回中生生世世永袭不变。后来佛教也承袭了这一教义，但有所发展，认为业报之前众生平等，下等种姓今生若修缮德，下世可为上等种姓，甚至还可以升入天界。这种轮回转世的观念在我国也十分普遍。在古代希腊也有与轮回转世的观念相当的看法，这就是灵魂转移，也可以说是灵魂转世或灵魂不灭。先哲苏格拉底是执信灵魂转移之说的。在西方，这种思想学说或也是由他开创的。

　　在苏格拉底行将就刑饮鸩而死的当天早上，在监禁他的囚牢的外面聚了不少的人。其中有苏格拉底的家属、朋友、弟子及其他的人。如克里同、阿波罗多罗斯、赫尔摩格涅斯……而苏格拉底的高足，也是他最满意的弟子柏拉图当天因病没能来。不过后来据翔实可信的记载，柏拉图在他的恩师被处死后，曾在苏格拉底的好友那里，听到他们讲述了当时所目击的情况。有关苏格拉底生平的记述最为可靠的莫过于柏拉图的一些可信的著作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两书了。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苏格拉底的门人，特别是柏拉图亲聆苏格拉底的教诲，并继承了他的衣钵。

　　这些人中的克里同和苏格拉底都是雅典人，出生在这座城市的阿罗卑克胞区，他与苏格拉底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就是朋友。克里同的儿子克里同·普罗斯是雅典的美男子，他也以自己的外表而自豪；

　　斐多是在爱利斯出生的，而爱利斯是雅典的同盟国。公元前401年斯巴达占领了爱利斯，斐多成了俘虏，被抓到雅典来做奴隶。苏格拉底的人格与德行均十分高尚，这使斐多仰慕不已。据说是苏格拉底解救斐多的。关于这个人，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就以他的名字作篇名，内容主张灵魂转移，即灵魂不灭论；

　　前来的人中的阿波罗多罗斯素有“狂人”之称，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主要描述此人。他与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梯斯忒涅斯十分亲近；

　　赫耳摩格涅斯的兄长卡里亚斯很富裕，由于赫耳摩格涅斯研究哲学，要追求更高的境界，这样花费很大，要是没有其兄卡里亚斯的资助是不行的。撰写《回忆苏格拉底》一书的作者色诺芬，从赫耳摩格涅斯那里听到不少有关苏格拉底言行思想的谈论，于是就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再经核实、加工，撰写出了《回忆苏格拉底》这部重要的著作；

　　还有亚士契尼斯，人们在他的名字之前冠以“苏格拉底”，即“苏格拉底的亚士契尼斯”，为的是不要与同名的智者亚士契尼斯相混。此人年轻时相当落魄，为此，柏拉图将他推荐到狄俄尼西索斯二世的宫中，他被委任了相当大的官位。因此，这个人对柏拉图著作当中提及的每个人都十分崇敬，并对他们评价极高；

　　库托西帕斯家住雅典的帕阿西尼，生来性格就十分善良，不傲慢，很年轻。他的堂兄是美尼克西纳斯，柏拉图有一篇文章名为《美尼克西纳斯篇》，此人就是该篇中的主角；

　　希米亚斯和忒比斯是《斐多篇》中主要的两个对话者。这两个人在塞瓦是普罗泰戈拉斯学派菲力勒斯的弟子。意大利放逐普洛泰戈拉斯学派的成员，他们把塞瓦地方作为自己的避难所。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认为希米亚斯和忒比斯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另外，在牢门外等候的还有艾乌库勒斯，他信奉麦加拉学派的学说，再有特普西安，他与艾乌库勒斯稔熟，交谊很深。在苏格拉底就义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柏拉图只得住在这两人的家里。

　　以上这些人，不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就是他的弟子，他们都在牢门口等候，待看守开门后他们能进到囚室去最后和苏格拉底见一面，听他最后一次的教诲。

　　监狱大门的看守来了，让聚集外面的人再等一会，并下了命令，没得允许，门外的人一律不让进去。大门的看守又对他们说道：“现在有11名执法的监狱刑吏队在苏格拉底的囚室中正为他解开锁链呢，因为他今天一定要就刑。”

　　大门的看守说完上面的话就走开了。当时雅典城邦的监狱里设有由11人组成的刑吏队，其中有一人是秘书，处理经常性的事务，其他十人分属十族，每年改选一次。这时有一名刑吏从囚室里走了出来，通知在外面等候的人进去。他们进去后看到刚打开了锁链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妻子克珊狄波斯抱着孩子坐在一旁。她看到这些人进来后立刻放声大哭，于是对苏格拉底说道：

　　“你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好好地与这些亲近的友人谈谈吧！”

　　苏格拉底不愿看到自己妻子悲伤的可怜样，于是对克里同说道：

　　“克里同啊，请你带她回去吧！”

　　听了这话，两三位跟随克里同来的人将一面哭泣、一面挣扎的克珊狄波斯带回去了。

　　这时，苏格拉底又坐了下来，将两只脚舒展舒展，并用手揉了揉，表现得十分从容自若，似乎他要和在旁的友人及弟子谈到日落他就刑为止。被苏格拉底解救的，对他十分崇敬的斐多在一旁，看到苏氏这时如此镇定，毫无一点哀愁的样子，感到不可思议。

　　为什么苏格拉底即将就刑面临死神还如此安然、悠闲，甚至感到欣慰呢？这并非他矫饰装出来故作镇静，而是真实的，出自内心的表现。因为苏格拉底深信，在人去世后，即死后，只是离开他现存的世界，而进入另一个境地，这就是幽冥，也就是人们所称的阴曹地府。苏格拉底认为，那就是“充满希望”的开始，而且只有通过死亡这道门，才能使原来的躯体得到解脱。苏格拉底说，人生就像是一出戏的排演与预演，而这出戏是由上帝执行导演的，上帝善意将灵魂置入躯体这个“栅栏”中，“死亡”就表示灵魂获得释放，然后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境界，在那里将能更加自由地透悉真理和事情的本原。这样，死亡对于一个善良的好人，就如一出好戏就要鸣锣开始了。就此，苏格拉底还说，对于坏人，也就是那些作恶多端不思悔改的人，必须遭到业报，也就是有报应，然后才能获得解放；相反地，多有善举，心地善良，则有好报，得到奖赏。例如，渎神、破坏神殿、杀人或是对父母忤逆不孝的人，都会被扔入深渊，苦受煎熬。而那些多行善举、心地善良的人则可以升入天堂，然后在那里过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以上就是苏格拉底有关灵魂转移，即灵魂不灭的见解，而他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这样，他在即将就刑、面临死亡时安然平静、泰然自若。苏格拉底是古代希腊的先哲，在他70年的生涯中，他大半生致力于哲学、伦理的研究，并对之身体力行，竭力使“灵魂臻于至善至美”，期望在自己故后能升入自由自在的永生世界。他对此满怀希望，充满信心，急切地期待着进入未来的世界。苏格拉底有关灵魂转移或灵魂不灭的论点，遂而成为泰西学术与道德上的传统，迄今两千多年一直在发扬光大。这一论点也是基督教理论的先声。
　　

第三章　　古希腊雅典的盛世


　
　
　　敞亮的都市，
　　冠以紫罗兰之冠，
　　受诗人之钟爱，
　　汝为希腊之保障，
　　雅典啊，你的声名万世流芳！

　　以上是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罗斯（公元前518—公元前438年）的残诗中的几句诗。由此足见雅典当时的地位：明朗、敞亮，戴着紫罗兰的花冠，诗人对之无限钟爱，它是希腊的保障，它的声名将万世留芳。先哲苏格拉底就出生在这个城市里，他出生的时代处于盛世。与苏格拉底同样出生在雅典，几乎是同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71—公元前401年）曾说：

　　“在人性的范畴里，历史可能不断地重演，如果能使后人在回顾过去时，有所依据，能认清历史的价值，那我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了。”

　　从他上面的话语中可以得知历史的重要性，也由此知悉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及当时各方的背景，即苏格拉底是什么时期、什么历史背景及什么环境下出生的、成长的……


　　1。　伯里克勒斯时期


　　通常说“伯里克勒斯时期”指公元前461—429年，共32年。这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时期，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巅峰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伯里克勒斯主要任雅典的执政官。

　　古代希腊都市雅典在阿提卡区域内。这个区域多山，土地贫瘠，因此农作物的收成不好。但这种不好的条件却有好的一面，就是在这里极少发生内乱，因此这里的居民安贫守素，在这里生养、繁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提卡这一区域逐渐繁荣起来了。原因在于外面有不少难民涌到阿提卡进入雅典。这些难民大多是因为内乱或战争被他们国家所驱逐的，其中以上层人士，如王侯、贵族等居多。他们纷纷涌入，需要雅典人保护，随后成为这座城市的市民。于是雅典这一城邦就逐渐壮大起来。这样，阿提卡和它的都市雅典就容纳不下这些新来的人，不得不向海外殖民。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区域是个半岛，在希腊的中部。在其东面是紧依海岸的长岛优卑亚，掩护着通向东北爱琴海的航路。在其西面有法勒伦和派里厄斯的良好的港湾，由此出发并从萨洛尼卡湾出去，便可到爱琴海上的各群岛了。由于雅典居民增多，就向海外的伊奥尼亚群岛殖民，时限是公元前770—公元前550年间。当时，苏格拉底尚未出生。这个时期，雅典的民风是对任何事都不加以深究，不注意实事求是，而只喜欢道听途说，而且对“最小的错误可能换来最大的幸福”深信不疑。他们缺少冒险精神，只是守成。由于波斯侵略伊奥尼亚并进军希腊本土，攻占了雅典，于是抗击波斯侵略的波希战争爆发了。经过奋力激战，以雅典为首的希腊一方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后雅典的民风大变：他们不再保守，而是精力充沛，身体力行进行革新。他们策划时很迅速，凡是决定了的事，必定不遗余力去办，从不畏缩。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对于付出何种代价在所不惜。雅典人特别爱护城邦，反之对于个人却看得很轻。他们的认知能力很强，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以便补救损失。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写道：

　　“……压制侵略是人类本性的表现。自己虽然拥有权力，但却不滥用它，而用道德的力量影响他人，只有这种人才值得称赞。”

　　这些话语正好反映了当时雅典的道德风貌。在这种氛围中古希腊的首位哲学家泰勒士从事其自然哲学研究。他虽较苏格拉底早一些，但早不了太多。他的余波必然对苏格拉底有影响。那时在古希腊，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这里的青少年都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及丰富广阔的知识。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年）撰写的悲剧《波斯人》既反映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争，又反映出当时希腊，具体说雅典的实际情况。波斯战败了，波斯军队不得不从雅典的领土上撤走。雅典胜利了，首先将转移在外的妇孺及财产迎接回来，甚至连胜利都顾不得庆祝了。雅典城内的房屋除波斯军人的驻地外大多被战火摧毁。雅典人踊跃地出钱出力重建自己的城邦。这一切都就绪并告一段落时大约是公元前457年。苏格拉底是公元前469年出生在雅典的，这时他正好13岁。他的童年就是在上述的历史真实中度过的。这些必然对苏格拉底有相当的影响。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雄辩家伯里克勒斯（约公元前495—429年）较苏格拉底长26岁，苏格拉底是在伯里克勒斯极盛时期成长起来的。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签订五年和平条约时，苏格拉底正好20岁，已成年。当时，在雅典的所有政治家中伯里克勒斯的声誉极高，握有的权力最大。他制定政策的方针是向恶势力斗争，决不妥协，一旦爆发战争，他知道如何动员雅典人民并鼓舞他们的士气去投入战斗。伯里克勒斯口才极好，说话极有鼓动性，他才华出众，言必行，行必果，没有人能超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