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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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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闯来了。二百米、一百米……当敌人离红军阵地只剩下五六十米时，“打！”二营长一挥右臂，八九挺机枪都吐出了火舌，手榴弹也接连在敌群中爆炸。敌人人仰马翻，乱作一团。二营长又跃起身率领部队向敌人冲去……
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在二三百米宽的山上横陈着几十具敌军人马的尸体。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战场。有的搬运战利品，有的宰割死伤马匹，烧火烤肉，有的还把马肚子里未消化的青稞麦粒掏出来，准备冲洗后熬粥喝。
开饭了。罗荣桓同大家一道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烧得黢黑的马肉。他刚吃了几口，突然问道：“部队都吃上了没有？”
陈海涵回答：“都吃了。有的战士吃了足有二三斤。他们说，吃了这一顿又可以坚持走好几天了。”
罗荣桓哈哈一笑说：“可不能吃得太多，小心把肚子撑坏。”
停了一会，罗荣桓放下马肉，搓了搓手，又问陈海涵共缴了多少匹马，准备怎样处理。陈海涵汇报说，死活加在一起共四十多匹，十几匹死的除了部队吃一顿并给每人带一点以外，都留给后面的部队。
罗荣桓问道：“这样处理是谁的主意？”
陈海涵回答：“是战士们提出来的，我们几个干部感到这意见不错，就采纳了。”
“好！”罗荣桓很高兴。他拍了一下大腿，迅速站立起来说：“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提倡同心同德、互助互让，十分重要。有了这种精神，什么困难也不可怕，再严峻的考验也能经受得住。”
－－－－－回到第一军团
严峻的考验果然很快来临了。
当罗荣桓随右路军后卫——第三军团四师十团经草地到达巴西、阿西时，张国焘不但不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的决定……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要求右路军全部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共中央。
为了摆脱张国焘的威胁，毛泽东发出了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立即出发，脱离危险地带的命令。于是，罗荣桓随同掩护中央的十团迅速北上，九月十一日，到达俄界。
罗荣桓又回到了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此时政治部主任是朱瑞。政治部的干部有的已有好几年未见到罗荣桓了。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
九月十八日，第一、三军团到达悬窝。翌日，部队合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一军团改称第一纵队，政治部建制不变，罗荣桓继续任副主任。
九月二十日，罗荣桓随部队到达哈达铺。这是岷民县南面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有不少卖吃食的商贩。国民党部队从这里溃逃，留下了几百担大米和白面。从雪山、草地来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罗荣桓一到哈达铺见到他认识的指挥员便嘱咐道：“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
为了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准备继续北上，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一块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
这一天晚上，罗荣桓和当时一军团的宣传部长邓小平、组织部长谭政，还有政治部的几位干事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吃辣子鸡。吃着吃着，大家感到屁股下面越来越热，有的同志以为是着了火。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虽然曾经到高密农村住过，但那是夏天，没有烧炕，他一时间也说不准是怎么回事。经过老乡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对这一北方人民的创造——今后要伴随他们度过十几个严冬的火炕，一时不免感到新奇。
更值得罗荣桓、邓小平高兴的是，民运干事肖望东搞来了一些烟叶，分给他们一人一把。在长征路上，这两位烟瘾很大的人没有烟抽，感到十分难熬。有时实在瘾得不行了，罗荣桓便睡觉，可邓小平却睡不着，他常常跑出去搜罗烟叶，但十次倒有九次是空手而归。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跑回来，喊道：“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罗荣桓起来一看，原来是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立即将这些树叶装在烟袋锅里过瘾。这时，他们看到这金灿灿、黄橙橙、货真价实的烟叶，都喜出望外，立即揪下一块，搓碎，装进烟袋，仔细品尝起来。
当时，罗荣桓、邓小平都只分工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从俄界出来便进岷山，走栈道，直到哈达铺，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无土豪可打，也缺少宣传群众的对象。而他们两位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有了十来年的斗争历史，正处在精力充沛而又有丰富经验的黄金时代，处理起一个部门的工作来，自然是游刃有余。因此，他们除行军、工作外，都有不少空余时间来回顾往事，瞻望将来。
这两位有着共同遭遇的老战友在长征路上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他们在谈到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政策问题时认为，教条主义者规定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把富农当地主打，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他们还认为，对地富兼工商业者，只保护前面店堂里的东西，而没收后面住家的浮财，实际上也很难起到保护工商业的作用。他们谈得很多。邓小平后来回忆起这段情况时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九月二十二日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到克服过雪山草地的困难时，未指名地提到了罗荣桓。他说：“有一位同志过草地，没有东西吃，战士们请他吃野菜。他咬紧牙关，坚持着把部队带出了草地。”
散会以后，举行了会餐，吃了红烧肉。席间，毛泽东看到罗荣桓，问道：“罗荣桓同志，你走出草地，有什么妙计啊？”罗荣桓腼腆地笑了一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罗瑞卿开了腔：“他的妙计就是坚持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依靠群众又带领群众前进。”听了罗瑞卿的话，大家不禁暗暗点头，都感到罗瑞卿这一回答概括得既准确又深刻。
九月二十三日，部队继续北上。这一阶段罗荣桓、邓小平的工作要繁忙一些，但有时还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下一盘象棋。罗荣桓的警卫员一开始不会下棋，但首长们下棋时常在一边看，逐渐地看出了一点门道，对下棋发生了兴趣。罗荣桓便从车走直、马走斜开始教他下，时间一长，这个小鬼也懂得一点当头炮、把马跳了。他找来一块木板，画了一个棋盘，行军时便背在身上。到了宿营地，邓小平、罗荣桓等把工作处理完，有时便和他来上一盘。人多了，便不用棋盘。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打棋摞……
险恶的环境，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影响罗荣桓、邓小平的情绪。他们始终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红军队里，迈开双腿，过渭河、翻六盘山、跨越黄土高原数不清的深沟幽壑，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
－－－－－在陕北
一九三六年二月，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渡河东征。
二月下旬，罗荣桓率领政治部部分人员随先头部队渡河，进行部队开进中的政治工作。第一军团全歼阎锡山的独二旅后，罗荣桓率政治部和宣传队在汾河下游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大红军。
经受阎锡山残酷压榨、盘剥的山西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革命要求非常迫切。红军一动员，贫苦农民踊跃报名，迅速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报名参军的不仅有青壮年，而且还有五六十岁的老汉和十二三岁的娃娃。不让他们参加，他们就软磨硬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罗荣桓住在赵城石止村时就碰到这样一个娃娃兵，叫崔宝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有一幅题为《红军机器舞》的照片，前排中间的那个孩子就是他。他父母双亡，到处流浪。红军来到石止时，他才十二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对红军宣传队是最感兴趣的了。宣传队一打场子，他就占了第一排的位置。部队出操、宣传、打土豪、分浮财，哪一次也拉不下他。部队一动员扩红，他就报了名。因为年龄小，长得又特别瘦弱，一开始部队自然是不收，但禁不住成天蘑菇，最后还是把他收下，放在宣传队当了一名儿童演员。
他刚刚穿上下摆超过膝盖、裤腿卷了好几层的“二尺半”，就跟部队转移了。第一天行军刚走了一半，他就走不动了，急得偷偷地掉眼泪。罗荣桓见到后翻身下马，弯下腰来问他：
“小鬼，你哭什么？”
“谁哭啦？”崔宝珠一面说一面抽着鼻子。
“啊呀，看你鼻子下面还挂了两条龙，就当兵了。是不是想家啦？”
“我没有家。”
“哦！”笑容从罗荣桓脸上消失了，“你当兵能吃得了这份苦吗？”
崔宝珠连忙摇摇头：“不苦！这比受阎锡山压迫强多了。”
“那你为什么哭鼻子呢？是走不动了吧？来，上马！”
崔宝珠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我不骑，不骑……”他想跑，一瘸一拐走出没几步，便被宣传队长梁必业等抓住，硬是扶上了马。见此情景，梁必业不禁回忆起他刚参军时的一件事……
那还是六年前，梁必业的年龄比此时的崔宝珠大不了多少，他和他父亲一起参加了红军。他被分配在红四军政委办公厅工作。部队从吉安向峡江转移的第二天走了七十里。梁必业掉了队。当他赶到宿营地时，军部正在开饭，菜已经分完了。梁必业盛了一碗糙米饭，蹲在一家店铺门口吃着，被坐在柜台里吃饭的罗荣桓看见。他连忙招呼：“小鬼，我这里还有菜，来，我们一起吃。”梁必业不好意思去。周围的同志都说：“罗政委喊你去，你就去吧。”他走到桌子跟前，罗荣桓叫他吃菜，可他夹了一块辣椒就一溜烟跑掉了，罗荣桓喊都喊不住。
不仅是梁必业，一军团许多老同志都知道，罗荣桓特别喜爱青少年。他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身上看到了红军的未来，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崔宝珠后来改名为崔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核工业部矿冶局长。
五月上旬，罗荣桓随东征红军返回陕北。六月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红大由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下设第一、二、三科。陈光任一科科长，罗荣桓任一科政委。他们都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科共有学员三十八人，大部分是师以上干部。
七月上旬，红大随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一科设在保安东南面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依山有几十孔石窑洞。保安是北宋王朝在西北的门户。北宋、西夏曾在此迭次交兵。这些窑洞是不是那时修凿的兵营，已无从考证了。当罗荣桓到达这里时，只见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棵，石壁上高高矮矮露出几十个象蜂窝似的黑黢黢的洞口，这些洞口边缘经过年深月久的风雨侵蚀，都已风化剥落，显得龇牙裂嘴。有的洞口横七竖八支了一些树枝木棍，原来已成为老乡的羊圈。在这些窑洞里住了一个羊倌，还有他的一只牧羊狗和一群绵羊。也有些窑洞是空的，从里面不时扑扑飞出一群蝙蝠或野鸽子。
羊群迁走以后，罗荣桓动员大家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把窑顶已经剥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窑洞内的柴草羊粪清扫干净，在窑洞口用石块垒上墙和门洞。买一些木料做成门，打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终于落成了。它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乃至青岛大学的高楼大厦自然没法比较，可倒也冬暖夏凉，还不怕飞机轰炸。而这却是窑洞大学所独具的长处。
开学时，毛泽东来到学校，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然后，由罗荣桓等陪同参观了教室和学员的宿舍。毛泽东看到石窑洞里的石桌、石凳、石黑板，不禁诙谐地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坐的是石头凳，用的是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成了石器时代的人了。”
他的话把大家都说乐了。接着他又连连称赞这个地方清静、空气新鲜，要比他住的地方好。他感慨地说：“人有了两只脚两只手真是了不得，有了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有了两只手，把这个拦羊的地方搞得这样整齐。”
罗荣桓等陪同着兴致勃勃的毛泽东沿着石梯一直上到最高一层石洞。毛泽东叉着腰站在洞口，俯视着莽莽群山，风趣地说：“你们这真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啊！”他又回过头问罗荣桓等：“你们何时下山啊？是等修炼好了，还是等天下大乱再下山啊？”
罗荣桓等回答：“我们学到了马列主义真经，练好本领就下山。”
毛泽东一行走后，罗荣桓召开了一科的第一次支部大会。内容主要是学习动员，讨论毛泽东的讲话，讨论在西征①战事紧张的情况下〔一九三六年五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西征，经两个多月作战，占领定边、环县等地，开辟了纵横二百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条件〕，为什么要抽调大家来学习。罗荣桓讲了话，他说：中央估计，形势很快会有新的发展，要准备一批干部以迎接民族解放新形势的到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在战争环境中培养锻炼出来的，在形势发展以后要担负更加重要的任务。可是，我们除了有一些战斗经验之外，脑子里是空的，缺乏理论。在新形势下，我们每个同志都可能要独当一面。我们除了已有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要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比如统一战线政策。现在前方战事很紧张，中央下了这么大决心抽这么多人来学习，我们要很好领会中央的意图，刻苦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据统计，这些学员平均每人有八年以上的斗争历史，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平均每人负伤三次。其中不少人是在蒋介石那里挂了号的鼎鼎大名的人物。蒋介石曾多次悬赏要取这些人的首级，其赏格加起来有二百万元之巨。这些学员的经历如果写出来，每人都有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迫切需要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
党中央对这批学员的学习十分重视，派来的教员阵容之强可以说是空前的。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问题，秦邦宪讲授哲学，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李德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新文字……
在教员中最受欢迎的自然是毛泽东。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学员对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接受得快，领会得深。当时，毛泽东培育了整整一代改造中国的革命战士，红大一科的学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教员有了，可没有教材，要现编讲义。印讲义没有纸，只好将废旧的文件乃至敌人从飞机上撒下来的红绿传单翻过来印。纸的背面不光滑，印得很不清楚，但其内容质量有的却非常之高。毛泽东经典性的军事和哲学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其中之陕甘边区地瘠民贫，又长期遭受国民党封锁，党中央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十分拮据，可对红大学员的生活却尽量予以照顾。学员们平时吃的是小米子、干豆角，一个星期可以吃一次羊肉汤，偶尔还可以吃上一顿养麦面饸饹。
学员们每三到五人住一孔石窑洞，既是宿舍，又是学习室。上课则集中到一孔大窑洞里。砖垛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晚间学习，每三天发一支蜡烛，不够用，讨论时便吹掉蜡烛，摸黑谈。到后来蜡烛也没有了，又改用胡麻油灯，没有灯草便捻一个纸捻来代替。
在这艰苦的环境中，罗荣桓领导着大家在石窑洞中潜心读书。罗荣桓从少年时代便是一个读书迷。参加革命以来，戎马倥偬，一直没有机会静下心来系统地读书。现在到了红大，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岂能轻易放过？除了规定的课程外，他又找来几本马列主义著作，一有空便孜孜不倦地读起来。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在一科同学中很快形成读书的热潮。
开学一个多月了，罗荣桓发现同学们整天读书，体质有所下降。为了使大家能保持身体健康，以利于长期坚持学习并准备投身到新的战斗中去，罗荣桓又一次召集支部大会，规定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一律不准读书，要开展一些文娱体育活动。可在这山沟沟里又能干什么呢？罗荣桓自己并不喜欢跳跳蹦蹦，但却为组织同志们的文体活动开动着脑筋。他进了保安城，从部队里要来一只用羊皮缝制的土篮球，然后把张爱萍、莫文骅、贺晋年、赵尔陆等人找去，商量组织打球的事。同志们提出，没有篮球架、球筐和球场。罗荣桓说：“这好办。没有篮球架，埋四根柱子，钉几块木板；没有球筐，找两个桶箍；没有球场，自己动手平。”
打球活动开展起来以后，罗荣桓又将张爱萍、莫文骅、童小鹏、彭加仑等人组织起来演戏。
罗荣桓一面抓学习，一面抓学员的文化、物质生活，使一科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要求，为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优良校风的形成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一月，罗荣桓随党中央迁往西安事变后被红军和平接管的延安，就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时，后方政治部主管着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①〔相当于省军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以及独立师的政治工作。后方政治部管的单位虽多，可编制只有三十多人，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批判张国焘退却逃跑、军阀主义的错误。罗荣桓经常带领巡视员、干事深入到各个单位了解情况，进行指导。他同时还兼红大二期的课，他讲授的中国革命史和红军政治工作，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深受学员欢迎。
这一时期，内战已基本停止，延安相对地比较平静，各个机关都相继实行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分布在各个单位的罗荣桓的战友罗瑞卿、肖劲光、张爱萍、冯文彬、莫文骅、许建国等人，每逢假日，常常联袂来到驻扎在延安师范旧址的后方政治部找罗荣桓。他们或是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或是到延河边散步。
这些干部此时都已三十岁左右，战争已推迟了他们的恋爱、婚姻。当时，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都有一些未婚的女同志，她们很自然地成为未婚的男同志们追求的目标。一些同志陆续办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春节期间，许建国和在党校学习的原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刘桂兰结了婚。许建国和刘桂兰介绍刘的同学林月琴同罗荣桓相识。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南溪街人，比罗荣桓小十二岁，家庭成份是小商人，一九二九年入团，一九三○年参军。一九三二年，张国焘推行“左”倾的土地政策，她因家庭成份被错划为地主，受株连被送到劳改队。当四方面军向河南、陕西转移时，林月琴和其他几位女同志被遣散。可她们仍然自动紧紧跟随着红军队伍。有的指挥员称她们为“跑反队”，嫌她们跟在队伍后面累赘，叫她们回去。可是用棍子赶也赶不走。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边地区，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又都成了骨干，林月琴担任了妇女工兵营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到粮食局，经局长何长工批准恢复了团的组织生活。到达陕北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罗荣桓又通过他的老战友何长工了解到，在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三过草地时，林月琴带领着一批童养媳和地主的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运送粮食弹药、缝制军衣……什么活都干，养成了忠实积极、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严守纪律的作风。能有这样的女同志作为终身伴侣，罗荣桓感到十分欣慰。
五月间，延安周围的崖畔上，山丹丹开花了。在这大好的春光里，经组织同意，罗荣桓准备办喜事了。林月琴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拿出来翻晒，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这就是他们两人仅有的铺盖。两张铺板一拼，这就是床，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里也就别无他物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胜利闭幕了。这一天又正好是星期天，于是被定为大喜的日子。战友们早早都起来帮着张罗。远在西安的老战友宋裕和给捎来了半袋洋面。罗荣桓请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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