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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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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罗荣桓多次用这两个战例来教育干部：一定要按条件办事，要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不能只有一手，还要有第二手第三手，打仗没有后手是不行的；要以老部队作骨干；要长期打算，重视部队的建设和整顿。
－－－－－－－增强团结，艰苦奋斗
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为止，经过三个月的扩编，人民自治军已达二二。六万人。但是部队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山东第一师梁兴初部、山东第七师杨国夫部，处在锦州前线，枪械、弹药、被服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后来进入东北的山东第二师和第三师的情况也是如此。东北冬季到来得早，天寒地冻，有的部队还没有发齐冬装。新区群众基础弱，群众对人民自治军不了解。黄克诚报告说，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党、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在南满和北满的几个新发展的部队，虽然装备较好，但政治成分严重不纯，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党的领导和活跃的政治工作，有些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策动下，战局紧张时，竟叛逃为匪，或者投降敌人。总部机关刚组成不久，效率不高，通讯联系不畅，后勤工作更是头绪纷繁。因此发生了一些新老部队不团结的现象，妨碍着中共中央政策方针的贯彻和集中统一指挥。在部队思想方面，既有轻敌的急躁情绪，也有和平幻想，缺乏长期战争的精神准备。
在战斗紧张、部队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专门研讨部队思想情况及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罗荣桓只有通过下达作战命令、个别交代、口头谈话或电报提示等方式，把有关政治工作的意见传达下去。
当时，在东北，部队和干部来自各个方面各个地区，隶属关系不断变更，担负任务时有变化，驻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各有差别，特别是武器装备的补充和其他后勤供应一时还不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更带来一个如何加强统一领导，克服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罗荣桓十分关注，时时处处都注意抓维护和增强各部队之间、各地区干部之间，以及总部机关与各部队、各地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十二月二十二，彭真、罗荣桓专门致电各部队，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并特别指出：先到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的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陈正人主持下发出的《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也指出：“老部队首先照顾帮助新部队，老干部首先照顾新干部，老战士首先照顾新战士，新老部队都要有首先照顾别人困难，帮助解决困难的精神。”“确实掌握正确的干部政策，调整各部分之间、新老之间、新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贯彻团结的方针，以达顺利整编之目的。”
对于增强团结，统一步调，罗荣桓不仅一般号召，而且首先要求山东来的部队做出榜样。
总部在沈阳时，山东第一师副师长李梓斌来找罗荣桓。罗荣桓因肾病发烧，躺在床上听取了李梓斌的汇报。然后，针对李梓斌所谈老部队装备差，可有些新部队装备却比较好的问题，即指战员们反映的所谓“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谈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现在已经成立了前方总指挥部，要听从前总指挥，主动搞好团结，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同志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说着，就撑起身子，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支红蓝铅笔写起来，李梓斌见他写字的手有些颤抖，忙说：
“您身体不好，还是不要写了，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师长、政委就是了。”
“不，一定要写几个字。”
罗荣桓写了满满三大张纸，交给李梓斌，又问李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李说经费不足。罗荣桓沉吟了一会说：“我们虽然从山东带来一些金子，但那已经是整个东北部队的经费了，我是不能随便批的。你还是去找后勤部门吧。”
话虽然这样说了，事后罗荣桓还是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要他们酌情解决。后勤部了解情况后，拨给第一师当时还在流通的一万元伪满币。
总部迁到本溪后，山东第三师师长罗舜初找罗荣桓汇报和请示工作。他仔细听了汇报，然后和蔼地对罗舜初说：“现在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抽调来的，一定要注意团结好各方面来的部队。山东来的部队多，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防止山头主义。往后，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要老是找到我这里，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
后来，总部转移到哈尔滨时，罗荣桓在同华中第三师第十旅旅长钟伟的一次谈话中，对钟伟说：
“目前，敌人正大举向我们进攻，我们是大踏步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部一定要团结，步调要一致，指挥要统一。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并不难，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敌人打散、打垮，搞得不好可能被赶下海去！”
“我们一到东北，黄克诚师长就下了死命令，叫我们绝对听从东北局和东总的指挥。”钟伟说。
“我知道的。黄克诚同志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一到东北，马上就主动把部队交给总部指挥，是个好榜样。可是也有个别同志闹本位主义，搞自己的山头，这就不好。山东部队本身也要警惕这个问题。东北局讨论过，决定要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从各地来的同志，一定会更好的团结起来，迎来新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分为“前（方）总（部）”和“后（方）总（部）”。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
罗荣桓到沈阳后，除整编部队、调配干部外，还参与作战指挥和东北局的工作，并着手健全“东总”司、政、供、卫机关，又忙于接待和分配初到东北的大批干部，同来访的干部谈话……白天晚上连轴转，顾不得家里的事。林月琴总是要等到罗荣桓回来，才开晚饭。两个孩子等困了，常常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回到宿舍，看到床上放着一床新丝绸被面的棉被，簇新闪亮，伸手一摸，又滑又软，便问林月琴：
“哪里来的？”
“从仓库领来材料，自己缝的。”
罗荣桓习惯地摘下眼镜，擦着镜片，神情严肃地说：
“仓库里的东西是公家的，怎么好随便拿呢？”
林月琴解释说，是“东总”司令部管理处王处长叫何敬之去仓库领来的材料，东北局领导同志每人都做了一床。
“这个何敬之真乱弹琴！”罗荣桓不悦地说，“他是个老供给处长，明明知道仓库里的东西应当统一分配嘛！怎么一进城就可以发洋财？太不象话，明天叫他送回去！”
第二天，林月琴按罗荣桓的吩咐，把被子交给何敬之。何去退时，王处长很感动，但解释说：“这东西是人造棉的，看起来漂亮，可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冬天到了，在东北，没有厚实一点的棉被过不了冬。如果罗政委嫌它花哨，等以后有了布被，再拿来换好吗？现在都已做成被子了……”何处长只得又将被子抱回来，罗荣桓听了他的解释，才不再坚持。
有一天，罗荣桓看到机关干部吃饭时，各色各样的炒菜摆满了一桌子，就问：
“怎么，今天你们请客呀，请谁？”
“谁也不请。这些天，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位参谋起身回答。当时机关刚刚建立，还没有成立伙房，只好在饭馆包伙。
罗荣桓指着丰盛的菜肴，摇摇头，说：“生活太好了……我们可不能忘记过去啊！”他马上指示司令部很快把各单位的伙房建立起来。
后来在从沈阳撤出以后，他曾对刚从山东来的几名干部说：“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争房子、争汽车、争沙发，甚至于在撤退时也把沙发装车运走。这怎么得了！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的。现在还在打仗，怎么能这样搞？就是胜利了，也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嘛！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历史教训。一定要警惕啊！”几个人听了老首长的一席话，临走时又看到林月琴不用警卫员，正自己动手洗衣服，很受感动。
－－－－－－－－心系前线
经过组织渡海以来连续几个月的昼夜操劳，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罗荣桓病情更加恶化了。
在沈阳时，罗荣桓曾到前日本陆军医院检查过病，照了X 光片，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考虑到他病情严重，为慎重起见，主张他到驻在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
在平壤苏军总医院，罗荣桓的病再次确诊为肾癌。因为医疗设备不足，无法施行手术，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二月下旬，罗荣桓先到大连休养。但是，他的头脑一刻也没有休息，时时都惦记着东北战争的局势，考虑着对策。他每天除了阅读文电，还常常接待来访的干部。
当时，旅顺、大连在苏军管辖之下，国民党军队和民主联军都不能进入。按照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苏联设立旅顺口地区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等条款，旅大的防务由苏军负责，行政管理权属“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国民党虽然声称要派官员来，但并没有实现。所以市政府的官员都由苏军警备司令官委任。在苏军默许下，中共已派去一些干部，苏方对此持完全支持的态度，中共方面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在外交上造成不便，苏方就不加干涉。中共已派原山东军区警备十旅旅长赵杰任警察总局（后改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任政治委员。市长是本地一个大资本家，副市长为中共干部陈云涛。中共还派了许多干部在市政府各部门工作。开始时，有些汉奸、特务和打着各种旗号的国民党分子到处活动，“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也公开挂了出来。后来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几次打击，社会秩序才逐渐好转。
韩光、赵杰和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干部常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详细询问了旅大地区的社会情况和公安总局的工作，并对他们说：
第一条，你们要尽可能取得苏联红军的支持。有一些事情，如清理政权中的坏分子，取得苏方同意，就好办了。第二，旅大是大城市，旅顺是个军港，大连是著名的商港。我们党管理这样大的港口城市还是第一次，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这对将来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接管城市很有意义。第三，这个地区人口不少，要通过扩大警察队伍，建立武装，动员一些人补充前方部队，还可以通过苏军搞点武器弹药支援前线。第四，在大连，你们也要好好学习做经济工作，将来会有大用场的。
后来，大连市的警察队伍由二千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形成一支颇具规模的人民武装队伍。在市委的发动与组织下，输送兵员三批共一。五万余人到前方。他们还搞了很多武器弹药、被服医药、通讯器材等物资支援前线，并且支援了山东一部分物资。
罗荣桓还提出，要利用大连的有利条件培养干部。原陕甘宁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要调到北平军调部工作，路过大连，去见罗荣桓，罗建议他留在大连，办学校培养知识分子干部。按照罗荣桓的建议，经军委同意，杜平留在大连，和韩光一道兴办了建国学院，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罗荣桓在大连还见到了刘亚楼。他们延安一别，转眼已是七年。刘一九三九年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苏军工作，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八一五”随苏军来到中国，化名王松，对外称“王少校”，实际上成为民主联军与驻旅大苏军的联系人。他听说罗荣桓在大连养病，高兴地来看望老领导，向罗荣桓介绍了他在苏联学习和苏德战争的一些情况，并且要求回来工作。罗荣桓考虑到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经过出国深造，参加过苏德战争，东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便向东北局推荐报中央批准向苏联交涉，要回了刘亚楼，并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三月上旬，东北局在抚顺举行会议，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罗荣桓在大连休养，未参加。
当时关内停战已经实现，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停战也有实现的可能。一月六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按照这种估计，在东北停战以前，若能进行顽强的阵地防御，那么，所守住的土地都将成为解放区。因此，下达了“寸土必争”的指示。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指示，到三月二六日制定了作战部署，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
身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对于和与战的问题作了反复考虑，于是，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三月十五日，林彪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转报中央。罗荣桓在信中说：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且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拚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运动战更果敢条件。
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安置伤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作战化与加强下层领导。
罗荣桓这封信的基本思想是：在争取和平的同时要立足于战争；在战争时间上，要有长期打算；要进行主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传统的运动战，反对拚命主义，克服大后方、大机关作风。
罗荣桓在大连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三月十三日，随着苏军撤退，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从三月中旬起，杜聿明集中了五个军的十个师的兵力，由沈阳沿中长路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展开了“扇形攻势”，向周围扩张。
三月二十七日，国共两党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准备派遣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到东北各地进行“调处”。蒋介石因东北停战协定即将生效，下令加紧进攻，要求在四月二日前进占四平街。于是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由于春天化雪，道路泥泞，加之民主联军四处袭击，四月二日限期已过，国民党军始北犯四平。
针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和东北停战又有可能实现这一情况，三月二四日中共中央来电指出，苏军将于四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部队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就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①〔指中长路长春至哈尔滨和哈尔滨至绥芬河段〕。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面。为此目的，请速布置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并进行剿匪。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林彪、彭真，指出：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数日内签字，“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拚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十二日内控制之。”
四月间，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国民党对这几个城市鞭长莫及，除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空投了一支保安部队到长春外，只能收编由当地伪军、土匪充数的“国军”，控制上述城市。
按照中央指示，四月十八日，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二四日解放齐齐哈尔，二十八日解放哈尔滨，共歼灭守敌二。七万人。这三个城市的夺取，大大加强了民主联军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使其能够更多地集中兵力于四平方向作战。后来当民主联军撤退的时候，又能依托松花江和新控制的中东路全线广阔地区阻止住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
就在解放长春的同一天，四平保卫战打响了。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指示坚守四平和本溪两市：“时局正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便可能取得有利于我的和平。”在一次电示中，并曾以“保卫马德里”比拟之。
为了对付敌新一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攻击，民主联军山东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七纵队、华中第三师形成一条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与敌形成对峙。
对于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以控制与保卫中长路北段，争取实现停战的方针，罗荣桓是完全赞成的。问题是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打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大连致电东北局并转报中央及在前方的林彪：
目前东北情况，已产生于我有利之改变。红军自奉天①以北迅速撤退〔即沈阳〕，国民党军被阻于四平街以南，且遭受我严重打击，使我争取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大城市成为完全可能。同时，经过四个月我在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之肃匪与初步发动群众工作，再回到上述城市，是有良好条件的。但是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准备在长春以南及以西地区粉碎国民党军大的进攻，争取停战谈判之实现。
国民党军现在广大战场采取分进的方式向我进攻，是便于我各个击破的，并已开始遭严重打击。敌或许会引起警惕，行动迟缓，不敢冒进，但我仍可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之力量，予以各个击破。
四平战况日益激烈，罗荣桓无法安心养病了。五月初，他离开大连返回东北局。
路过安东时，他受东北局委托，抱病了解了南满情况，对坚持南满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他连续几天听取了辽东军区和中共安东省委的负责人肖华、江华、莫文骅、刘澜波、林一山等的汇报，然后又找军区参谋处长吴瑞林要来1：250000 的地图和实力统计。吴和作战处长肖剑飞便替他把图挂到墙上，并将敌我态势用红黑两色小旗标好。罗荣桓认真研究了一天，并同肖华、吴瑞林等交换了意见后，在辽东军区的会议上就坚持南满斗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他特别强调了南满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义。他认为，不坚持南满，北满也保不住。他提出，坚持南满，首先要充实主力，建议尽量抽调一些地方武装补充南满的主力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他说：“这样做，减少了一些单位，但加强了领导。主力加强了，既可打好仗，也可以支持地方武装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在部署上，他提议作一些调整，由第三纵队控制梅河口至通化的铁路以西地区，第四纵队摆在安奉路（安东至沈阳的铁路）以东地区。两个纵队一西一东，背靠着长白山。他说：
“这样摆是很重要的，因为敌人主要不是在安奉线上分割我们，而首先是企图分割南满和北满。因此，南满的主力应当放到安奉路和通化之间，以便于同北满、东满我军联系和相互策应。安奉路以东要争取保持七个师到八个师，其他地区则安排一些独立师，并且把县、区武装搞起来，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罗荣桓离开安东的时候，即将调任辽南独立第一师师长的吴瑞林来到车站送行，并向他请示关于坚持大连以北、中长路两侧即辽南地区的斗争问题。罗荣桓说：
“辽南地区是个咽喉之地，可以威胁到北宁线，特别是能控制营口，控制中长路，地位很重要。辽南的斗争将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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