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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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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经过认真充分的讨论，认识得到了统一，军队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坚持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会后，由于罗荣桓身体不好，中共中央决定由陈毅、罗瑞卿、谭政主持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这一条例正式颁布实行。
《条例》总结了我军独有的丰富的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在送审稿中是有的，在审阅过程中一度被删。毛泽东审阅时，又亲笔将这句话加上了①〔见毛泽东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送审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保证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当然，《条例》的颁布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部队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而忽视自身光荣传统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罗荣桓抱病到部队视察，亲自了解了许多这方面的情况。
为了克服这一类忽视和削弱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倾向，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即将实行军衔制的时候，他撰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明确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
文章列举了一些把严格纪律、严格管理与说服教育对立起来，把军队正规化与必要的民主对立起来，以致损害官兵一致的现象；还有进驻营房后，不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损害军民一致的现象；以及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与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领导作风不相容的东西。
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些削弱光荣传统现象的原因，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我军过渡到高级阶段时，哪些是属于我军幼年时代的东西需要去掉它，哪些是属于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需要继续发扬它，缺乏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
文章明确指出：“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我军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变，进一步正规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不能违背也绝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的。”
一九五六年夏季，罗荣桓和邓小平、贺龙、聂荣臻、黄克诚等一道参观了几个特种兵举办的展览会。会后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深有感触地说：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象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①〔《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罗荣桓在这次谈话中还认为，在实行正规化制度时，应当把军事工作中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严格的军事命令同政治工作中的发扬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军事指挥干部，为保证部队步调一致，必须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作为政治工作干部，则应强调说服教育和发扬民主。他说：“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呀！”①〔《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实行军衔制中
一九五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实行军衔制。这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军队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授予元帅、大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中央确定。
当罗荣桓得知中共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地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和朱德、彭德怀等十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因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兵团作战卓著功勋，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被授予元帅军衔。命令公布之后，他没有将这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人员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
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至上将共有一千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入伍于红军时代，也有少数人入伍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他们战争年代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也有差异。在评定军衔时，对这一千多名部队骨干，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罗荣桓在评衔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二三四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亲自提出名单。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和肖华、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但由于干部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级机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对一些级高而评衔相对偏低的干部，罗荣桓亲自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有少数人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屡犯错误。如何评定他们的军衔也是一个需慎重对待的问题。有一位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经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给他以严厉处分。但在评定他的军衔时，罗荣桓全面地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罗荣桓说：“这样才能服众，对他本人也是一个促进。如果过于严刻，就会产生不良影响。”授衔之后，这位干部本人深深感到了党对他的教育和关怀，大家也感到这样做比较实际。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终于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出席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北京市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和部队军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共一千三百余人出席了这一隆重典礼。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授予元帅军衔礼成以后，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朱德等七十三人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罗荣桓也是其中之一。当日下午，国务院隆重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将官。随后，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也分别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在国庆节阅兵时，军队官兵都穿着佩戴军衔的新式制服，军容整齐壮观，面貌焕然一新。
－－－－－－－－一身正气的监委书记
新中国建立以后，罗荣桓非常重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政治部一成立，他不仅让组织部分管此项工作，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去抓。他十分注意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品质教育。他要求一切干部都要遵纪守法，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针对胜利以后少数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党的教育，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建议要专门发指示，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意见，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判了一些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声誉和革命事业，必须严肃处理。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重大错误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强调要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开展党委内部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驳斥了把个人腐化堕落说成是“生活小节”、不是政治原则问题的错误观点，要求克服自由主义，保证一切党的高级干部在各方面接受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这一指示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师以上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一些人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在全军对一百六十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的高、中级干部分别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或党纪处分。有一位军长由于屡教不改，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这一指示使全军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挽救了许多犯有错误的干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鉴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的教训，决定将中央和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应地改为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九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组成，由罗荣桓任书记，谭政和宋任穷任副书记。
罗荣桓任监委书记直到他逝世①〔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初，由谭政任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一九六一年初，罗荣桓再次任书记〕。他经常主持召开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对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纪守法的检查、监督和教育，讨论和处理重大案件。他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既要热情帮助挽救，又要坚持原则，严格纪律。既不能单靠处分去解决问题，又不能姑息迁就，不要纪律。对于各级党委和监委，他认为首先要强调坚持原则。
六十年代，由于有些单位党委对个别高级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不敢处理，导致矛盾激化，发生政治事故。有一个师长因奸污部属的妻子被部属打死。
针对这一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罗荣桓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道德品质问题要引起注意。此人被打死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引起的，有些道德品质问题不注意，就会发展成刑事问题，也会被反革命利用。他说：“现在有些党委在对待腐化堕落蜕化变质这方面问题的处理缺乏严肃的原则空气，有的则是毫无原则。对于团以下干部的问题还敢管，对于某些高级干部的问题则不敢管，个别的甚至包起来，谁也不讲。”他十分愤慨地说：“边境的部队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却在后方搞腐化堕落这一套，怎么行！”
他认为，对待这种问题“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样化法。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就能够把大事化小。化要经过工作去化，要有原则。根本不讲，根本不批评，采取包起来的办法是化不了的，其结果是小事酿成大事，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时，他又认为对犯错误的人处理要慎重。就在上面那一段话后面，他紧接着又说：“当然，处理要注意方式，要实事求是。”
他认为严肃党纪之“严肃”，就是实事求是，不仅仅指坚持原则，它也包含慎重的意思。他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党的纪律是严肃的，不要拿一点错误否定一个人的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感化，有时也要给处分，但不宜过重，更不要轻易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
他认为，对犯错误者，处分本身固然也是一种教育，但是更要热情帮助，不能推出门不管。上面提到的那位被开除党籍的军长，总政将他分配到一个单位工作。这个单位的领导人不想要，罗荣桓对他们说：“不要不行，你们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后来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第二十六章 思想修养中的重大课题
－－－－－－过好“亲属关”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思想修养中的重大课题。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后来周恩来又提出，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罗荣桓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在处理家庭生活及亲属关系方面，也足为大家的表率。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国庆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从湖南前线传来了捷报：衡（阳）宝（庆）战役胜利结束，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宣告解放。如何处理好同亲属关系的问题，便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罗荣桓参加红军后，曾向家里写了两封信，当时家里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后立即烧掉了。第三封信是罗荣桓抗战初期在山西赵城写给他的哥哥罗晏清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罗荣桓在信中说：
现随军北上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谅解，无详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还希继续维持，使她能够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从那以后，罗荣桓同老家便又断了音讯。衡山解放以后，他当然十分关心在他离家时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罗玉英的下落；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会有许多亲属来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为他当了大官，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说：“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要求免票乘车进京，都被郭十一婉言谢绝。
罗荣桓家庭的音讯很快传来了，头一个信息是关于他的弟弟罗湘的。
罗湘比罗荣桓小三岁，同罗荣桓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已日趋尖锐。罗荣桓同罗湘分手时，再三嘱咐罗湘，参加政治活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罗湘在黄埔毕业后进了国民党军队。罗荣桓一九二九年在龙岩曾写信劝他离开国民党军队回家种田，但他未听。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逐渐认识国民党的腐败。当上司任命他当一名铁路上的课长时，他未接受，拂袖回乡。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在衡山拉起了一支有八十多支步枪、四十挺轻机枪的队伍，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东支队，并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打了几仗。受解放军湘东支队这一番号的吸引，衡山进步青年纷纷投奔，这一部队迅速发展到八千多人。解放大军南下时，这支队伍又主动帮助筹粮筹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将其整编后，了解到支队的负责人是罗荣桓的弟弟，以为这是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领导机关便准备任命罗湘为该师副政委。电报转到罗荣桓手里。罗荣桓对该部说明，罗湘并非共产党员，自然不能任副政委。他认为，罗湘首先需要学习，改造思想，然后才谈得上分配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罗湘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政协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罗荣桓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关于他的二哥罗晏清的。
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杂货铺帮助罗国理经营。一九二九年罗国理逝世，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一九三七年，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后，在进行征粮工作时，驻南湾地区的工作队得知罗晏清家是殷实富户，征粮数额较大。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在来京时向罗荣桓谈及此事，罗荣桓立即充分肯定了当地工作队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肖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与此同时，罗玉英也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来。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一些旧思想的影响，认为爸爸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写道：“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年一月，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罗荣桓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看到了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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