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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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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看到这两个排三十多人稀稀拉拉分散坐在地上，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可伙食担子已经跑丢了。罗荣桓只好和曾连长凑几个钱，带了几个战士到老乡家里找来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罗荣桓和几个战士把饭箩抬到一块空地上，招呼毛泽东和战士们来吃饭。战士们架好了枪，走到饭箩跟前，每人分得一瓢饭，但是却没有碗筷，有人用手捧着吃，毛泽东穿着长衫，便用衣襟兜着，然后用“两双半”抓饭吃。
等大家都吃饱了，饭箩已经送还老乡，毛泽东站起身来，向空地走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了。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自动向毛泽东看齐。曾士峨也双手握拳，跑步走到指挥位置，虎虎有生气地下达了“立正”的口令。这时，战士们都抬起头来，他们为毛委员和连长、党代表坚强、镇定的情绪所感染，纷纷提枪入列……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营一连和张宗逊带着的另一个排也到了，罗荣桓让张宗逊带一个排掩护毛泽东先走。队伍随后出发，于当天傍晚到达长满翠竹的荆竹山宿营。这时，已与王佐部队取得了联系，王佐派人到荆竹山来迎接部队上山。
第二天一早，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队前讲了话。他要求大家遵守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归公，三、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才能在井冈山立足。”
这就是后来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大纪律的开端。
十月二十七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腹地——茨坪。随后，去茶陵袭扰的第一营二连、三连在陈浩、何挺颖率领下，也到达井冈山归队。工农革命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第三章 从连党代表起步
……………………………… 在茶陵和遂川
十一月的井冈山，天气越来越冷，战士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他们吃的顿顿都是见不到一点油星、尝不出多少咸味的南瓜汤。他们身上的破旧单衣早已抵御不住那砭骨的山风。夜里睡觉没有被子，大家都钻到稻草堆里。进了屋，只见稻草不见人。起夜、换岗时，如果不小心，就会踩着别人的脑壳。
十一月中旬，赶上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湘赣边界各县敌人兵力空虚。毛泽东决定乘机打下茶陵，以解决冬装和给养，并扩大部队的影响。这时，毛泽东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还不能下山。他委托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指挥这次行动。为了便于指挥，特务连划归第一营建制，改称第四连。临行前，毛泽东又吩咐罗荣桓在沿途注意进行社会调查并搜集报纸，及时送上山来，以便分析研究外面的形势和敌人的动向。以后，罗荣桓非常注意为毛委员搜集报纸，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十一月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因为大家对建立新政权没有经验，于是，就照葫芦画瓢，仍然按旧政府的规矩办事。陈浩等人考虑到谭梓生曾经当过安徽旌德县长，就让他当了县长。谭梓生也就忙于升堂审案，印发布告，通知各界一体交税完粮……而没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来信批评了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做法，并决定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原来隐蔽在茶陵一个书店里的党员谭震林任主席。原县长谭梓生返回部队。一九三○年他回故乡转赴上海，不幸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毛泽东的信到达茶陵后，中国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成立，群众工作开始活跃起来。
就在这时，国民党新军阀李唐战争停止了。国民党第八军一个团来攻茶陵，工农革命军上午抗击住了敌人数次进攻。下午，与团部隔断联系的第三营从湘南回来，也参加了战斗。黄昏时打退了敌人。但是，敌人仍在源源不断向茶陵增兵。当晚，部队撤出了茶陵。
在茶陵，罗荣桓买了一副眼镜。可因为没有条件验光，度数不对，他戴上还不很适应。撤出茶陵时，天已经黑了，他掉了队，只得随殿后的第二连行动。以后，直到抗战时期，他的眼镜经常坏，深受其苦。
队伍开到砻市，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由于团长陈浩等人企图拉队伍投敌，前委重新任命了干部：团长张子清，团党代表何挺颖，团参谋长朱云卿，罗荣桓调往第三营九连任党代表。
第二天，部队在砻市河边一块坪上召开大会。毛泽东讲了话，他总结了茶陵战斗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部队作战英勇顽强的同时，也批评了不打土豪筹款、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他着重强调，革命军队不能光是打仗，一定要做群众工作。他宣布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设根据地。
罗荣桓对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非常重视，有深刻的体会。他在一九五七年所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早晨，毛泽东又亲自率领第一营和第三营下山。临行前，他站在一个土堆上对部队说：弟兄们，上一次三营跑到湘南，跟南昌起义的队伍联系上了。这说明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有信心在井冈山安家。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周围的敌人一点点吃掉或是赶走。现在我们又要出发了。上次是向西，这次是向东。我们都知道，井冈山西面是湖南，东面就是江西。俗话说，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没有江西人不成买卖。湖南出兵多，能打仗。可江西就不同了。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大半是客军，战斗力比较弱。我们就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这次要去的地方叫遂川，那里土豪很多，可反动武装不强。我们要到那里筹款子，发动群众……
一月四日下午，部队占领大坑。肖家璧的靖卫团望风而逃。第二天一早，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
毛泽东命令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和县城周围的各个圩镇，发动群众，打土豪。
九连进驻县城西南的草林圩。这个圩镇有六百多户人家，二百多家店铺。九连驻下后，罗荣桓将连队按班排划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分头到各村镇进行宣传和开展社会调查。
部队撒开还不到两天，草林圩的大街小巷和周围各个村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中国共产党万岁！”
老表们一开始不晓得这是什么队伍，都远远地站在一边，用惊疑的眼光打量着，就是不敢靠近。当战士们走过去要同他们攀谈时，他们就躲开。过了几天，老表们发现这支队伍不扰百姓，说话和气，同以往驻过的任何队伍都不一样。慢慢的，一些小孩和老汉敢于凑到跟前来。随之，青壮年也敢于同战士们打招呼，群众工作的局面逐渐打开了。经过初步调查，罗荣桓对草林圩周围哪些家是土豪已经胸中有数。
草林圩最大的土豪叫黄礼瑞，他有九一百多担谷子的田，好几千亩山林。在草林圩上开了鸦片烟馆、钱庄、油行，还有当铺，控制了草林圩地区的经济命脉。他的大儿子黄寅谷在肖家璧的靖卫团当队长。在工农革命军来到草林之前，黄家父子就放出风来，说谁接待了工农革命军，将来要满门抄斩。总之，这是一个在草林圩一跺脚地皮乱颤的家伙，是一个亦绅亦官亦商的恶霸。
罗荣桓决定就拿这家伙开刀。他带了一个小组来到草林南面的旺岗村。还没有进村，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一座绿荫覆盖的大院落。高大的院墙周围，耸立着三个大炮楼，虎视耽耽地俯视着院落四周的低矮民房。在炮楼的拱卫下，是一片黑压压的重楼叠屋……这就是黄礼瑞的巢穴，此时黄礼瑞已逃之夭夭。部队进去后，罗荣桓吩咐战士们将他家库房里堆放的粮食、布匹、光洋，还有那一缸一缸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鱼、腊鸡等年货，都封存起来。同时，他又派人到圩里，把从他家的当铺中起出来的衣服被褥、金银首饰等等，都十一查清退还原主。
罗荣桓除亲自参加打土豪外，还及时搜集各组汇报，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汇报中，二排这个组反映，他们在车源村一家土豪门口贴了命令他缴纳罚款的字条，几天过后，不见动静，也不知土豪的下落。他们向一个放牛娃打听，知道这户土豪藏起来后不放心，又派了长工回来探望。
罗荣桓听了汇报，稍微想了一下，对二排的同志说，可以找这长工打听土豪的下落。二排的同志站起身正准备走，罗荣桓又嘱咐他们，为了避免日后土豪进行报复，对长工可以采用假逮捕的办法。
当天下午，二排的同志跑到一座茅草房里找到了长工，用绳子将他松松地捆起，然后咋咋唬唬把他带到连部。那长工不知所以，吓得脸都白了，走路时不断地哆嗦。
当战士们把那个长工解到连部时，罗荣桓命令立即松绑，然后端来一碗开水，亲切地对他说：“老表，你受惊了！坐下，坐下！”那长工被绑了来，却又碰上这位戴着眼镜的和气的“长官”，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他不安地坐在凳子的边边上，接碗时手哆嗦得把水洒了一地。
罗荣桓笑眯眯地对他说：“老表，你不要害怕。今天没有别的事，就是请你来随便谈谈。”停了一会，罗荣桓又问他：“你吃了饭没有？”
那长工摇摇头。
罗荣桓拍拍他的肩膀：“那你先去吃饭，吃了饭我们再好好谈谈。”说完，又吩咐通信兵：“你先带他到伙房去吃饭，给他加一个菜。”
那长工吃了饭，心情不紧张了，回到连部后，罗荣桓请他坐到火塘边，同他一面烤火，一面象聊家常一样亲切地谈起来。罗荣桓先问他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长工的，土豪对他怎么样……然后深入浅出地向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希望他帮助工农革命军做一点事。罗荣桓又向他解释了把他绑来的原因。
罗荣桓亲切的话语说到了那纯朴的长工的心里。他的疑惧心理打消了，他看到工农革命军为他的安全竟然考虑得如此周到，非常感动，很快讲出了那土豪全家躲藏的地点。
当晚，罗荣桓派了一个班去一个小山村捉土豪。战士们还没有进村，村子里的狗就叫了起来。那狡猾的土豪溜掉了。但战士们在一座小阁楼上的稻草堆里，却搜出了他的小老婆。
罗荣桓让老表们传出话去，只要那土豪三天以内交出一千块钱来，就可以放掉他的小老婆。那土豪到时候果然乖乖地交来了一千块大洋。
各组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光洋，还有衣服、布匹都收拢来，在一个院子里堆得满满的。罗荣桓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就地分给群众。但是老表们怕土豪将来报复，谁也不敢要。罗荣桓又吩咐战士们在夜里将东西挨家挨户悄悄送到老表家里去。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罗荣桓又在草林圩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罗荣桓对老表们宣布，为了让老表们过个好年，现在将从黄礼瑞等土豪家没收来的粮食和腊肉分给大家。他说，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同土豪斗争，就不怕土豪报复。老表们看到分的东西人人有份，知道土豪即便回来也无法报复，才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经过反复做工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再打土豪时，有的后生甚至敢于挑着箩筐来帮助工农革命军运东西了。
腊月二十二，毛泽东来到草林圩。他对当地的群众工作比较满意。他指示，一定要保护商人利益。罗荣桓认真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吩咐住在商店里的战士，不准在柜台上睡觉。他还派战士们挨家挨户敲开商店的大门，向中小商人宣传，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商人们听了宣传，又看到工农革命军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都放了心。草林圩的大部分店铺纷纷开门营业。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又赶上逢圩，成千上万的老表都挑了笋干、茶叶、板栗、茶油、花生、金桔等山货前来赶圩。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不过，在打土豪时，因为各班分散活动，有时也出现了差错。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院落。高高的围墙，樟树的浓荫覆盖着庭院，几进房屋都是前廊后厦，显得十分有气势。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一千块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罗荣桓很不满意，他用少有的严厉口吻责问四班长：“好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呢？”四班长辩解道：“已经贴了条子了，如果不烧，他们就不送钱。烧他一两家，他们才送呢。这是杀鸡给猴看的。”罗荣桓连连摇头：“什么杀鸡给猴子看，你这叫鸡飞蛋打！房子将来还可以分给老表们住嘛。钱，你还可以慢慢要。现在房子烧了，一千块钱要不来，在群众中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罗荣桓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全连进行教育，让大家都接受教训。以后，九连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烧屋事件。
转眼之间春节快到了。毛泽东决定将部队都集中到城里过春节。每个战士发两身单军衣和五块大洋。罗荣桓入伍将近半年了，才终于脱下那身破烂的学生装，换上了虽然做工粗糙，但终究是崭新的灰布军衣。
在城里，毛泽东又召集党代表开会，听取了各连的汇报，然后针对各连提出的问题，指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正月初二，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过年加上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真是喜上加喜。成立大会一散，分得了胜利果实的群众敲锣打鼓，有的耍龙灯、走旱船，有的踩高跷，喜气洋洋地来到大街上。他们唱道：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你分谷子我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浦泉！
听到老表们欢乐的歌声，罗荣桓开心地笑了。
去年今日，罗荣桓正在家乡搞农民运动。那时获得的经验对于今年今日在草林圩做群众工作，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可是，这两时两地的农民运动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正如老表们编歌子唱的：“今年不比往常年”。在草林圩打土豪、分田地比起在南湾给土豪戴猪脑壳帽游行来，运动是更加深入了。
南湾、草林圩，同是农村，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关键在于有没有枪杆子。在南湾，枪杆子并未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而如今在草林圩，却有了工农革命军作为群众的向导和后盾。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有了枪杆子，群众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动起来，还要靠做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打下茶陵时，固然也有枪杆子，可是开始并未发动群众。等到真正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敌人又到了，致使冬衣、给养问题都未能解决。
将茶陵和遂川的情况两相比较，说明了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都必须尽快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阜平、在晋西、在山东还是在东北，他一直都把发动群众建设政权抓得很紧很紧。
……………………………朱毛会师前后
工农革命军继占领遂川之后，又于二月间攻克宁冈新城，歼敌一个营。井冈山根据地就象那刚刚破土的新笋，显露出勃勃生机。可是，到三月间又出现了一股政治寒流，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包含有“左”倾错误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传到了井冈山。决议案指责工农革命军“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错误地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这一情况传到井冈山后，又误为“开除党籍”。于是，毛泽东改任师长，并按湘南特委的决定，率部队下山，去支援湘南起义。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中村一带集结。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周的军事和政治整训。
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之前是一介书生。参加起义军之后，形势却将他推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部队的一套，从战场到操场，从队列到内务的管理等，逐渐地熟悉起来。到中村后，他和战士们在一起出操上课，这是罗荣桓第一次接受军事训练，时间虽短，可对他来说，却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不可缺少的课程。
这时，罗荣桓当连党代表已近半载，到九连来也快三个月了。当他刚到九连时，战士们看到他戴一副眼镜，平时又不太爱说话，都有点怕他。可同他一接触才晓得他脾气极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从没有见到他发火，所以都愿意和他接近。
每个连队，总有几个调皮的战士。三营就有这么几位，爱给人起绰号。他们给所有连干部都起了绰号，将罗荣桓叫作“大脑壳”。陈正春连长听到后很恼火，将那些叫绰号的战士狠狠地训了一顿。但罗荣桓反而为他们说情。罗荣桓说，当然他并非赞成起绰号，可是也不认为叫个绰号就会影响干部的尊严或威信。罗荣桓认为，作为党代表，做好工作当然要有威信，可要让人服气，关键又在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这是党代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也就建立不起威信来。
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给做香喷喷的病号饭……
罗荣桓到九连时间不长便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绰号自然没有人再叫了。战士们有什么心里话，比如想家了，或是对谁有意见了，都愿意和他谈。而他不管什么话都耐心听下去，并根据不同情况，或是给予善意的批评，或是提出一些建议。他逐渐成为战士们离不开的知心朋友。有时，团里、营里开会，他离开连队也不过几天功夫，战士们便非常想念他，甚至三三两两地到连部打听他什么时候回来。有一次，他到营部开会回来晚了，伙房一位小鬼给他留了饭。罗荣桓吃饭时，这个小鬼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罗荣桓奇怪地放下饭碗，问他：“你还没有吃吧？”小鬼笑着摇摇头说：“我已经吃饭了，全连除了你都吃饭了。”罗荣桓又疑惑地望着他，他笑眯眯地说：“没有事，你吃吧。”于是，罗荣桓又端起了饭碗。不一会，罗荣桓便发现碗底有东西，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腊肉。罗荣桓夹起肉半开玩笑地说：“哈，你给我埋了地雷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罗荣桓后来成了元帅。他的路程就是从深受士兵爱戴的连党代表开始的。他是红军最早的优秀的连党代表之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把九连的工作搞得既生龙活虎又扎扎实实。“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九连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例如六班长寻淮洲，到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七军团的军团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于北上抗日途中，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作战时牺牲。又如一排长王良，一九三二年三月任红四军军长，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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