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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格--伏尔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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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动态，又以信件和文章揭露黑暗现实，抨击社会的腐败和不公。 保存下来的伏尔泰的通信有一万多封，和他通信的有七百人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信件写于费尔奈时期。 这位看起来似乎在宽大衣服下面佝偻着的老人，却像根弹簧般地随时都会跳起来去对抗世上的不公、卑鄙和黑暗。 当时在法国和欧洲经常流传着一些化名或匿名的文章和小册子，猛烈抨击教会的宗教迫害，抨击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 这些出自伏尔泰手笔的文章和小册子屡禁屡出，在２０年间如同雨点般从费尔奈发向欧洲各地，在民间，在文人沙龙、在贵族府邸传阅，朗诵，造就了对官方不利的舆论。１７６８年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 莱什琴斯卡临终前念念不忘要惩罚伏尔泰。 路易王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地回答：“你叫我怎么办呢，夫人？要是他在巴黎，我倒还可以把他赶到费尔奈去。”
当他的百科全书派朋友们在巴黎为启蒙事业艰苦斗争之时，他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公开掀起争取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斗争，与巴黎的斗争相呼应；还以自己不可动摇的威信巩固了启蒙运动的每一个新成就。 对启蒙运动的进展，伏尔泰充满信心，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世界正猛烈地从愚昧无知中求得解放。 智力上的伟大革命到处宣布自己的存在。”
伏尔泰从费尔奈发出的声音得到了最广泛的共鸣。 整个欧洲都在倾听他的声音，甚至包括除法国国王之外的所有欧洲国王。 当时的情况如他的早年传记作家和同时代人杜维纳所说，“任何一个国王都不能以类似的威力来驾驭社会舆论。”
费尔奈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参谋本部。 全欧的进步人士纷纷来这里朝圣。 来的人中有诗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各国亲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后起的思想巨人亚当。 斯密。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１７６５年到日内瓦的。他足足呆了两个月。让他逗留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巨大吸引力是与伏尔泰的会晤的愉悦。伏尔泰在地处日内瓦的快乐庄和法国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五、六次热情接待亚当。 斯密。 从此，亚当。 斯密总是怀着激动心情回忆那两个月的见闻和他同伏尔泰的会见。 当时，日内瓦正进行着旨在变贵族政治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一般市民在伏尔泰积极支持下强烈要求得到参与政治的权利。 而迄今为止，这个共和国的政治一直由二百个有特权的家族掌握着，它就如伏尔泰所描绘的，是个“有若干聪明人的沉闷的女修道院”。但斯密现在却看到，日内瓦在伏尔泰策动下“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政治剧”。其时，在法国，伏尔泰又刚刚取得为卡拉一案平反的巨大胜利。 伏尔泰成了斯密最崇敬的在世的伟人。 天性宽厚温和的斯密最不能原谅的事情是别人以任何形式表现出对伏尔泰的不敬。 当诗人塞缪尔。 罗杰斯偶然把某个很机敏的作家说成“一个伏尔泰”时，他使劲敲着桌子对罗杰斯说：“先生，伏尔泰只有一个！”他对人说：“我不能宽恕约瑟夫二世。因为他装着哲学家的样子出去旅行，经过费尔奈时却不对研究彼得一世的历史学家表示敬意。 我由这事断定，约瑟夫不过是一个才智低下的人。”亚当。斯密的反应比什么都更能证明伏尔泰在全欧的崇高威望。人们以多种方式向伏尔泰表达敬意。 他这时是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费尔奈长老”。
１７０年４月，１７位法国著名哲学家在内克府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决议：为了向他们这位百科全书派的“大祭司”表示敬意，向皮尔加订制一座塑像。 这１７位哲学家是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格里姆、絮阿尔、夏斯特吕爵士、舒恩伯格伯爵、马蒙泰尔、托马斯、圣朗贝尔、索兰、雷纳尔院长、伯尔纳、阿尔芒院长、莫尔莱院长以及内克夫妇二人；负责承担费用的是四位欧洲国王：俄国女皇、普鲁士王、波兰王、丹麦王。
二、抗暴骑士
我们的敌人在他们方面拥有天上的神恩、地上的财富、法冠、钱柜、宝剑和各种各样的坏蛋。——伏尔泰
１。让暴政臭名昭著
伏尔泰一生的活动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对一切暴政的仇恨和反抗暴政的精神始终贯通于他的一切活动之中。 用笔来揭露暴政的丑恶与黑暗，是他为自己确立的一个基本任务。他２０来岁就以青年人的激情写下一首首号召人民反抗暴政的诗；当他的头脑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被理论装备起来后，他在《哲学通信》和《论形而上学》等重要著作中就开始以充分的理性精神来抨击暴政、寻求暴政的根源了。 在第八封哲学通信中，他断言无限的权力必然导致暴政。 如果国王满足于或被限制于只作国家这艘大船的舵手长时，这大船就是平稳的；如果想作主人，就走向了暴政，就会引起无数风暴。揭示出掌权者的权力欲是暴政之源。 在《论形而上学》中又把问题引向另一角度：君王之所以能滥用权力蹂躏人民，给人们带来死亡和贫困，“那只是人们的过错，因为他们忍受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甚至常常把它们当作美德歌颂；他们只应怪自己，怪自己制定坏法律，或者怪自己胆小如鼠，不能使好法律得以实行”。
这寥寥数语击中了人们以愚昧造就了暴政又以奴性纵容暴政的可悲事实，揭露了不合理的立法和使法律形同空文是暴政下特有的现象。晚年的伏尔泰已是历尽沧桑、阅历丰富的老人。 他在这期间写的“暴政”辞条字字透出老人的智慧和斗士的犀利。他写道：“所谓暴君，就是除了自己的私意之外不知有法律，侵夺臣民财产，然后把臣民编为军队去侵夺邻国财产的主权者”。他接着区分了一个人的暴政和若干人的暴政，“若干人的暴政是……利用经自己篡改的法律实行专制的团体的暴政。”他表示痛恨任何一种暴政，但倘若非得在暴政中选择，他更痛恨若干人的暴政。 因为“如果我只有一个专制主，我看到他经过时可以闪避到墙根，或者匍匐下来，或者向他叩头，一视当地习惯而定；可是如果我有一个由一百名专制主组成的团体，我就不免每天把这种礼节反复行上一百遍了，这种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副非常柔软的膝盖，长久了是会觉得非常讨厌的……“在这调侃笑骂之中，暴政践踏人的尊严的性质变得十分刺眼，即使那些平日里逆来顺受得已经变麻木了的人也会重新感到屈辱。伏尔泰还运用艺术形式不遗余力地攻击暴政。 在晚年写的小说《巴比伦公主》中，他借四处游历的主人公之口称颂北欧国家的王权与人民的自由根据协定而并存，农民与王公一起参与立法。 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敢于运用理性行事推崇备至。 伏尔泰更热情地赞扬了在残酷、无知、疯狂统治一切时脱颖而出的英国政府因为这里的王公”有全权做好事而无权做坏事“，而暴政下的官员却如《天真汉》中一法国官员承认的“我无权行善，我的全部权力就在于使我有时能够作恶”。
暴君把统治的稳定寄托在人民的愚昧上，他们自己的权力毫无限制，既没有协定可言，更不能共同立法。 他们对于人民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而且还是他们自己所作的判决的执行人；假如愿意，他们还可以兼作原告。 伏尔泰自己经过的几次牢狱之灾和无数次逃亡就是这种情况。 暴政下的人民不啻是带枷的奴隶，不仅无权反抗，挨了打还得叩头，就像伏尔泰笔下的天真汉被无端监禁，获释后又被当局想拿他当典型到处招摇，以示当局的英明和宽厚，气得天真汉撕碎请柬，和难友一起痛骂“他们把人当作猴子打了一顿，再叫它跳舞”。
通过这些对比性描写，暴政的不合法性和非理性昭然若揭，暴政对人的侮辱也更加昭彰。伏尔泰更深恶痛绝的是有组织的宗教暴政。 每当提起这种自以为“具有迫害特权的正统派”所代表的一整套制度时，他都要加上一句口号：“粉碎败类！”这种切齿痛恨乃因为宗教暴政最大的罪恶是制造了愚昧。 对伏尔泰来说，一切制度化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是邪恶的；是限制人们的生活、钳制人们的思想、迫害持有不同信仰和意见的无辜者的货色。对宗教暴政的仇恨使他在《哲学辞典》中“论人”一词下，把教士列为一切罪恶的职业之首，他认为虽然“有些职业必然使人心残酷无情——兵士、屠夫、法官、狱吏职业”，但圣职是更可怕的职业，这种职业“把诚实的人变成恶棍，使他习惯于忘记自己地撒谎”，他们“在别人的眼睛面前设下障碍”，并且“毫无遗憾地把人类投入愚蠢的盲目之中”。
而他们宣扬的“道德‘其实就是恶德败行。 他借小说《有４０个金币的人》揭露，那些托钵僧名为赤足游方，实际上光房租年收入，一个修道院就上十万金币。 他搜集古今大量事实，揭露全部教会史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等暴行的历史，其中，宗教法庭更是犯下了无数反人类的罪行。 至于教皇，他设立各式各样可以游手好闲的圣职去为害百姓，简直就是可恶的”两足兽“；而教会说的那个上帝，伏尔泰在《哲学辞典》“宗教”一词下断言“第一个上帝是遇到了第一个傻瓜的第一个流氓创造出来的”。
宗教暴政还煽起狂热，大行杀戮，使人间长久笼罩在血腥之中。 他在史诗《亨利亚特》中，用了大量篇幅记叙法国历史上的宗教大屠杀——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法兰西遭受着大难大灾，是因为神圣但特别可怕的根源在为害，正是宗教的违反人性的狂热，使法国人手执武器投入浩劫。
在《巴比伦公主》中，他再次控诉了这个惨案：为了一部经典的辩论竟然杀死全国一半人口！伏尔泰还揭露，在整个欧洲，每一世纪都有一百万人死于宗教迫害，累计起来，在有了基督教的１７个世纪中，已共有１７００万人丧生。伏尔泰甚至认为，劣迹斑斑的暴君也是借着宗教道德的名义作恶的，因为他们“全部是领头叫喊神颁赐了善恶规范的人。 这邦地上的灾星没有一个不是照宗教的规矩办事的”（《论形而上学》）。作为揭露教会的一个重大步骤，伏尔泰于１７６２年两次出版了天神论者让。 梅叶的《遗书》，向各地散发，鼓励朋友们传播和宣传它。 这部由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神甫秘密写作的揭露教会的著作公诸于世，震动了世界舆论，给了教会声誉一次重创。无论宗教暴政还是政治暴政，都像瘟疫一样到处传播腐败和恶习。 这是因为暴政利用人的邪恶并且拼命调动和褒扬邪恶。 这样，在暴政下，一方面是告密者、骗子、伪君子、伪学者这些败类像蔓草一样滋生；另一方面是人们因善良、勇敢、正直、博学、敏慧而到处遭难。 两种暴政的结合，更把宗教的偏执和顽固与国家机器的强力和残酷连在一起，不断制造灾难。 伏尔泰对暴政的抨击，剥离掉了君王或教廷受命于天、代上帝行道的神圣性，露出了这一切不过是“罪大恶极的罪行高踞着宝座”的真相。
２、实战较量
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战，逼得敌人走投无路。——房 龙
在以笔去动摇暴政方面，伏尔泰战绩卓著。 但他并不止于此，他还以实战去撞击暴政。 在他漫长而复杂的毕生经历中，最精彩的部分要数为受暴政迫害和虐杀的人打抱不平。这种活动，早在１７３０年法国著名演员楼古佛烈小姐逝世后就开始了。 这位死于全盛时期的艺术家曾给当时的舞台带来了表演风格上不常见的自然和朴实；但她去世后却被抛尸荒郊，原因是她从事的演员职业是受歧视的。 年轻的伏尔泰以十字军骑士般的劲头去鸣不平，捍卫天才的尊严。 这次只身撞击暴政的实战以他的被追捕和逃亡生涯而告结束。但３０年后，伏尔泰已驾驭着欧洲舆论。 如果说他是一只躲在费尔奈的野兔，这只野兔却如安德烈。 莫洛亚所说，会“令狮虎却步”。
１７６１年，他写下著名的《凭吊楼古佛烈小姐长短句》，重提旧事，再次揭露教会把天才演员的遗骸扔到粪土坑的野蛮、卑鄙行为，诗中以强烈的对比怒斥了教会制造的偏见：“像楼古佛烈这样优秀的女演员，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建立祭坛；但是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这首诗只是马上要开始的大的战斗的序幕。伏尔泰的一切揭露，都志在打翻摧残人的暴政，特别是把宗教与政权力量纠缠在一起的暴政。 这种暴政经常借助于黑暗的司法制度来推行。 法国官方制造的一大堆法律丑闻给伏尔泰进行这种战斗提供了机会和靶子。１７６２年３月，伏尔泰在日内瓦结识了因受迫害从法国南部行省朗格多克首府图卢兹逃出的新教徒让。 卡拉的家人，了解到以法律名义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卡拉之子麦克。 安东尼因债台高筑和忧郁症而上吊自杀。 当地天主教徒向警察指控老卡拉是因为儿子要违背他的意志改宗加入天主教而杀死了儿子。 一个青年的自杀事件突然被渲染成一个新教徒家庭反对天主教的罪行，自杀者本人也突然成了殉教天主的英雄。 迷狂教众要求处死卡拉的嗜血呼声在教士的参与下推波助澜形成高潮。 卡拉全家连同客人都被逮捕了。 法官们并不想弄清真相，一位法官提出去现场调查，被１２票对１票否决了；他们也根本不去推敲：６３岁的卡拉能否不经任何搏斗把２８岁身强力壮的儿子挂到门柱上吊死。 老人在严刑拷打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申辩自己无罪，结果是被判施以车裂酷刑。１７６０年３月９日，死刑在市政广场执行。 受刑的卡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不屈的老人。 亚当。 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卡拉在生命最后时刻祈求免除的不是酷刑，而是被强加的罪名所带来的耻辱。 在他被处车裂、快被投进火堆时，会同处刑的神父要他为被强加的罪行向上帝忏悔，他回答：“神父，你能使自己相信我有罪吗？”
安德烈。 莫洛亚也记叙了卡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挂念的是妻儿，尤其对他出于礼貌而留在他家就餐的那位客人被牵连而感到遗憾和歉疚。 行刑时，卡拉被刽子手先用铁棒打断臂骨、腿骨和肋骨；随后是车裂，死后尸体又被焚烧。 狂热的天主教徒像过盛大节日一般兴高采烈地观看了这一幕。伏尔泰起初听到这个案子时并没有在意。 他因戏剧问题与日内瓦的加尔文派牧师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息。 他认为新教徒丝毫不比天主教徒好，并不把卡拉被判死刑看成是宗教迫害。 但几天后一位审判时正在图卢兹的商人到了费尔奈，伏尔泰了解到一些实情，他发现自己先前的态度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此后的四年，平反卡拉冤狱成了他的大事。 在这几年的斗争中，被国家的罪行所震惊的伏尔泰脸上没有泛过一丝微笑，他觉得在这样的罪行面前微笑，自己也似乎成了有罪的同谋犯。 他倾其全力去打这一仗。 先是访问了卡拉的遗孀，找到后慷慨解囊，托人把她带到巴黎，雇了一位最有名的律师照顾这位精神崩溃的不幸女人；他又与卡拉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助这个孩子逃出学校到费尔奈找他。 在安顿卡拉一家的同时，伏尔泰像一个职业律师一样精心准备控告图卢兹法庭。 他给第一个知情的人写信收集情况；又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重审卡拉案件。 最后，他把所有事实汇集成题为《关于卡拉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这本小册子由卡拉案件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是一份不表露伏尔泰自己观点的纯客观材料，它只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话。但伏尔泰自己也不沉默。 他为平反冤狱写了《因让。 卡拉之死论宽容》。
这篇文章一反他惯常的喜笑怒骂和幽默，文风认真，不偏不倚带有一种不寻常的严正和说服力。 为了避免自己由于愤怒而有所失误，他还专门雇用了法律顾问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 在他看来，与杀人犯作斗争既不能说笑话更不允许有疏忽。他对这篇论文赋予了以理性去解除迷信、战胜狂热和盲从的重任。 就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伟大原则：宽容原则。 他认为宽容是“理性的特权”，是哲学的真正本质，只有通过它才能解除迷信的双手的武装，而“这双手长期以来已被鲜血染红了；从迷醉中苏醒过来的人类精神，对自己在盲从主义影响下所干出的种种过火行为惊讶不已”。
他呼吁结束宗教战争，呼吁各种宗教，各种教派兄弟般地相处，并以各自的方式服务于人类，以求共同幸福。但眼下最紧迫的是揭露罪行。 他在文章中愤怒揭露穿着法官外衣的杀人犯，写道：“图卢兹法官车裂了最无辜的人。几乎整个朗格多克由于恐惧在呻吟。”
他又愤怒地驳斥了杀人犯的帮凶、那些阻挠案件重审的狂热教徒：“有些盲目的教徒公然主张与其使朗格多克省的１２位法官承认错误，不如车裂一个无辜的老加尔文教徒。甚至有人说：‘法官的人数多于姓卡拉的人数’，由此得的结论是卡拉一家应为保全法官的荣誉而牺牲。”
当法庭背靠政权力量以高压手段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触判决的原始文件时，伏尔泰在他一生中打得最艰苦的这场战争中毫不气馁，不懈地作鼓动工作。 他发起一场宣传战，使卡拉案件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把全欧洲的舆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 声援者包括了法国的旭阿索公爵，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甚至有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连同英格兰国王、俄国女皇都为帮助卡拉一家而捐款。政府被伏尔泰掀起的风暴吓坏了。大法官终于在１７６５年决定重审卡拉一案，包括启蒙学者杜尔哥在内的五十个受托推事组成特别法庭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 １７６６年３月９日，特别法庭撤销了图卢兹法庭的判决，宣布卡拉无罪。 人们还说服路易十五赐给卡拉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钱。 处理卡拉案件的地方官被解了职。政府最终以委婉态度处理了这件事。 但胜利了的伏尔泰由这一场战斗意识到卡拉案并非个别。 此后，他把余生中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一个接一个平反冤狱上。１７６６年，法国驻印度长官拉利伯爵与英国人战败被诬卖国而判死刑。 在他死后经伏尔泰的辩护而恢复了名誉。１７６９年，图卢兹附近一个新教徒乡绅因在家中盛情招待过一位前来参观的加尔文牧师，结果被剥夺财产，罚作划船苦工。１３年后，已年近８０的伏尔泰知道了这件事。他着手争取这位受害者的权利，直到政府退还部分罚没财产，让他和妻儿返回家园为止。 另一位受害者是因为参加了新教徒的露天集会而被抓。 他被罚作无期划船苦工。 他也经伏尔泰多方调查而获释。 这些事，只是无数经伏尔泰平反的案件中的几例。他着手的第二个大案是为图卢兹附近村庄一位叫西尔文的新教徒平反。１７６４年，西尔文的女儿在修道院的异常气氛中精神分裂，投井而死。 西尔文一家重遭卡拉的命运。 西尔文夫妇被判吊死，女儿们被判观看父母死刑，然后终身流放。伏尔泰处理完卡拉案件便立即转到西尔文一案。 图卢兹法庭仍然拒绝提供任何资料。 伏尔泰开始了又一轮宣传，请普鲁士王、俄国女皇和波兰国王捐款、声援，直到迫使法国国王过问这件事为止。１７２年，在伏尔泰不屈不挠进行上诉的第八个年头，西尔文被宣判无罪，西尔文一家的幸存者重返家园。 这时，伏尔泰已经７８岁了。他在七十多岁时投入了第三场平反冤狱的艰苦战斗。 这场斗争历时十几年，直到他生命结束。１９岁的巴尔骑士和他的朋友、１８岁的德。 哀太龙被控侮辱了阿布维尔小城桥上的木刻耶稣受难像十字架而被判火刑。 在这个案件中，狂热的教徒们、法王路易十五以及一个后世绝不应该忘记其嘴脸的告密者兼诬谄者倍尔瓦共同充当了杀人犯。 倍尔瓦这种人任何时候都不缺少，但暴政下他们如鱼得水。 因为他们是暴政所拥有的各式各样的坏蛋中最重要的一种，属于暴政特别喜欢的那类宝贝。 他们害起人来能量很大、积极性很高。 倍尔瓦打听到巴尔骑士和德。 哀太龙在一次宗教出巡时没有下跪和脱帽致敬，决意把“这件失礼的事”罗织成故意侮辱宗教的罪案。 几天后十字架被毁损给他提供了害人机会。 他故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对巴尔进行私下调查。 他的卖力换来一张控告巴尔和德。 哀太龙的召唤状，要信徒提供证据，否则开除教籍。 一号召，作伪证者滚滚而来。 冤狱由是开始。 德。哀太龙在逃。 巴尔骑士被捕后，人们又从他的书中发现一本《哲学辞典》，这一来，他的无神论者罪名便逃不掉了。 法庭以他“不虔诚，故意不在圣像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以及其他类似罪行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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