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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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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尸变》写女尸隔树抓人抱树而僵，本已令人胆寒；作家仿佛还嫌不够味，又写第二天邑宰（县令）到现场质验的情形，“宰亲诣质验，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拳如钩，入木没甲。又数人力拔，乃得下。视指穴如凿孔然。”读至此，更让人心增余悸。
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写得同样精彩。这似乎是一个谜。一部文言小说的对话，竟能如出其口，如闻其声，让人叹服。《邵女》篇写媒婆到邵家说媒，便是一例。
邵女家贪图钱财，多少人上门说亲，都不成。媒婆受柴廷宾之托，到邵家说亲，她想以钱说动邵家，却又不好直说，只好拐弯抹角来挑动邵家。
当邵母说邵女反复挑选，一直未定时，媒婆说：“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恶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前人评论道：”看他于开不得口处开口笑之，驳斥之，无意中以千金动之，末仍以不了语探之，极语言之妙。“这些对话的妙处，就在保持文言格调的前提下，恰当吸收，融化民间口语，加以调和，因而具有既典雅又接近口语的特色。《狐梦》中诸姊妹的调笑、斗趣，《口技》中对各类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模仿，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要求近五百篇作品篇篇精彩，并不现实，作品中有极少数无聊庸俗之作，如《犬奸》、《狐惩淫》等。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封建观念和文人雅士的风流思想。即使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如《邵女》就宣扬妾对妻的无条件服从。作者在描写爱情的同时，对一夫多妻、享受“双美”等丑恶现象也津律乐道，这与现代婚恋观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一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有那么大的影响是特别令人惊异的，因为要读懂它，首先要过语言关。过这一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
但《聊斋志异》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去突破这一“关”。早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被广泛传抄，并受到当时一些名流如王士祯等人的推崇。
之后，抄本、印本层出不穷，说家有其书，未免夸张，但说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却并不过分。有人统计，解放后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聊斋志异》印本，包括抄本、刻本、改写本、白话本等，其数量甚至超过《红楼梦》。
《聊斋志异》还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如连环画、电影、地方戏等，深受观众的喜爱。随着电视艺术的发展，60集电视连续剧《聊斋》，使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更加深入人心。至于《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影响，我们只提一点就够了：《聊斋》之后，仿《聊斋》之作不计其数，我们今天还能记住多少呢？
29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的讽刺文学杰作，正如鲁迅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男儿快意贫亦好”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吴家在明清之际曾有50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
曾祖辈五人，有四人是进士。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再加上他擅长书法，声名更是显赫，其门下多有显达之士。
吴敬梓祖辈也多显达。但到父辈，已开始衰落。生父吴雯延，仅是秀才；嗣父吴霖起是拔贡，曾在苏北做过教谕，最后罢官归家，抑郁而死。
早年，吴敬梓曾随嗣父宦游。他32岁时，嗣父去世，成为他生活上的一大转折。父逝后他独撑门户，族人欺他是嗣子，又是两代单传，蓄意侵夺他的财产，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同时，他也从亲族身上深切体验到人情的虚伪和世态的炎凉。他把对现实的反抗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族人视财如命，他就挥金如土；族人虚伪狡诈，他就放诞任性。友人曾说他：“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
他则以为“男儿快意贫亦好”。表面上，他成了放浪子弟，“乡里传为子弟戒”。
33岁那年，他怀着决绝的心情，毅然离开家乡，移居南京。生计更为艰难，他只得靠卖文、卖书、典当生活，有时甚至断炊挨饿。冬夜无火御寒，他就邀几个穷朋友绕城走数十里，谓之“暖足”。这么困苦的生活，更加深了他对人情世态的认识，成为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的深层动机。
同时，在与朋友交游中，他也接触到当时的先进思想，成为他批判社会的理论武器。他的好友程廷祚，是颜（元）李（塨）学派在南方的代表。他批判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吴敬梓正是根据这一理想，塑造了《儒林外史》中的正面形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吴敬梓由个人的遭遇转向对社会的思考，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1736年，他没有应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他崇尚放任自由的生活，学习阮籍、嵇康，希望超尘脱俗，他还把“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以对抗八股科举。他向往儒家“礼治”，在他40岁那年，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他卖掉了最后的一点财产——全椒老屋。死前七天，他在扬州遇到趋于破产的好友程晋芳，说：“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这位社会的受害者、叛逆者，怀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心情，离开了人间。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晚年的作品，那是他饱经人世沧桑之后，痛苦思考和敏锐观察的结晶。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揭开，底下的虚伪、奸诈、可卑、可笑的丑态便暴露无遗。尤其是儒者，一向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但在吴敬梓那里，他们可恨、可笑、可憎、可怜。吴敬梓用艺术之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讽刺性画像。他们自私自利、庸俗虚伪、附庸风雅，以做八股为业，其余一概不懂。更有甚者，以八股为敲门砖，一旦高中，便仗势欺人。但吴敬梓身处文网严密的年代，所谓康乾盛世时的许多文字狱，他是耳闻目睹的。因此，他把时代从清推到明，借明代说清代。书中的时间尽管标以明代，但所描写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都是清朝的。其中许多人物事件都是以作家的亲族朋友及其所做所为为原型描写的，如庄绍光原型为程廷祚，马二先生原型为冯粹中，杜慎卿原型为吴檠，杜少卿乃吴敬梓自况。
作家把这些真实人物及事迹典型化，使之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的代表。
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诚如前人早已指出的，《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通过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家写出了人生世相，也表现了自己的理想。
《儒林外史》中描写最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科举迷”，即“心艳功名富贵者”。
作家对这类人物，有一定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讽刺和鞭挞。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没有进学，处处被人嘲笑、挖苦，连个教馆之职也保不住，只好替商人记账。当他有幸进入贡院，一见号板，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听到商人们要凑钱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在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又如范进，是个连考二十余次的老童生，屡考不中，家境贫寒，经常被丈人胡屠户挖苦、唾骂。当送捷报的人到他家时，他正穷得在市场卖鸡；邻居找到他，告诉他喜讯时，他起初根本不相信，仍在卖鸡；后来，被邻居强拖回家。当他看到屋子中间早已挂起来的报贴时，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竟高兴疯了，丑态百出，直到被丈人胡屠户打了一个耳光，才醒转过来。
围绕着这两个人的命运变化，作家进一步描绘了广泛的人生世相。周进未考中时，遭到新进学的梅玖的嘲笑、挖苦，前科新中的王举人吃完饭，周进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一旦高中，“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人的势利、趋炎附势竟如此可卑、可笑。范进刚进学时，还遭到丈人胡屠户的训斥。他与胡屠户商量参加乡试时，被胡屠户大骂一顿，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尖嘴猴腮”，什么“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是一旦高中，胡屠户马上改口，叫范进“贤婿老爷”，还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人情的势利、虚伪由此可见。
作品还刻画了“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这些人多是由科举得功名的人。王惠当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汤知县为了一鸣惊人，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贿50斤牛肉的回教老师父。严贡生横行乡里，自己毫无羞耻地涂脂抹粉，自命高雅，实则是乡间一霸。他强圈别人的猪；没借给别人钱，却讹诈利息；霸占弟弟的产业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儒者都是些什么东西。
作家讽刺的第三种人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科举失败，无奈之际，便以风流名士自居，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
在鞭挞这三种人时，作家也力图塑造正面形象，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如杜少卿，虽是贵公子，却慷慨好施，鄙视功名富贵，崇尚“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不顾别人的讥笑，敢于同妻子一起游山，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观念。
还有如虞育德、庄绍光和迟衡山，他们都讲究文行出处，轻视举业，从某一方面体现了作家的理想。但作家将这类形象过于理想化，因此，塑造得并不成功。
我们读过《儒林外史》，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被讽刺的形象，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儒林外史》才被称为讽刺小说。
无一贬词情伪毕露《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非常高超的。首先，讽刺离不开夸张。适度的夸张往往遗形取神，获得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儒林外史》中许多著名的细节都是因夸张的适度运用而让人过目不忘的。周进撞号板，当然有夸张。
范进中举，欢喜疯了，也有夸张。还有著名的严监生之死，同样运用了夸张。
严监生临死，迟迟不能咽气，老伸着两个指头，众人猜来猜去，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妻子说：“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他妻子忙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一细节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若用平常细节来表现，决不会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现在，只要一提到严监生，一提到吝啬鬼，我们马上就想到“两茎灯草”。这细节何等有力。
其次，讽刺更需要写实。鲁迅多次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非写实决不能谓之讽刺。还说，有许多现象，可卑、可笑、甚至可恶，但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往往也不觉得什么，现在经文学家这么一点，就动人。这其实是讽刺文学的更高境界。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就完全是通过对人物言行的描写表现出来的。又如，范进到汤知县处打秋风时，因“遵制丁忧”，不用银镶杯箸，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仍不肯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筷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这里，作家既没有夸张，也没有议论，完全是如实描写，把讽刺寓于冷静客观的写实之中，让读者自己品味，以收到意在言外的效果，把他居丧尽礼的虚伪性揭露无余，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儒林外史》的结构独树一帜。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线索，似乎有许多各不相干的故事组成。实际上，全书却有一条极为明确的思想线索，把这些繁富复杂的故事统摄起来，构成一部结构严谨的作品，以达到更广阔地反映社会人生世相的目的。作品可分为楔子、主体、尾声三部分，第一回和末一回在全书结构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回是全书的楔子，作家说得很明白：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明确指出第一回具有统领全文、烛照全书的作用。王冕的故事与全书没有直接联系，思想上却不可分割。它通过描写王冕多才多艺，却不慕名利，自甘淡泊的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为全书树立了一个正面理想的典型，成为
全书的一盏明灯；又通过王冕对明初颁行的八股科举制度的否定，和“一代文人有厄”的预言，引出正文。
中间53回正文，从周进在山东汶上县薛家集教馆，到南京来宾楼妓女王聘娘削发为尼，前后一百多年，有名有姓的人物一百七十多个。他们的职业各种各样，儒林中人、上下官吏、医卜星相，娼妓窃盗、农工兵商、市井小民，几乎无所不包。地域北到北京、南到广州、西到四川、东到大海。作家企图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时间如此之长、空间如此之广的丰富生活，反映广泛的社会世相，一般的长篇小说结构是难以奏效的，于是作家采取了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或称“连环短篇”的独特形式。这是把《水浒传》的“连环传记体”，与短篇小说片断传神的特点相结合而创造的新形式，也是实现作家创作目的的最佳形式。其中各色各样的人生世相都被反映在作品中，如儒林丑态、名士风流、官僚跋扈、小市民的势利等，无所不备。这些故事彼此相对独立，主次分明，又前后勾联，有一定联系。如作品开始，从薛家集办馆请先生引出周进；由周进高中，到广东学道主管考试，引出老童生范进；由范进高中，到汤知县处打秋风，引出严贡生、严监生兄弟……。
每个人物在此回是主要人物，在下回又是次要人物。围绕主要人物，作家又刻画了众多的次要人物。为了使结构更加紧凑，作家还安排了一些过渡人物和过渡事件，使作品似断实连。
末一回是尾声。开首说：“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与楔子一样，这几个“奇人”与正文无直接联系，却与楔子遥相呼应。他们与王冕一样，多才多艺，不慕名利，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与正文中各色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升华了全书的境界，表现了作家的理想，从而使整个作品成为完满和谐的整体。
比之我国其他几部古典名著，《儒林外史》流传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因为它描写的主要是封建文人的生活，一般人比较隔膜，而作品本身既没有传奇故事，又没有缠绵的爱情。因此，一般人兴趣不大。另外，作品的讽刺笔法过于含蓄，许多地方，恐怕连一般知识分子也很难看出来；对一般读者来说，就更莫名其妙了。如第四回写张静斋、范进、汤知县驴唇不对马嘴地胡扯刘基的故事，前人评论说：“三人侃侃而谈，毫无愧色，阅者不问而知此三人为极不通之品。”但如果不看注释，现在的一般知识分子也看不出其中有刺，因为我们今天对刘基其人的了解，一般恐怕不比张、范、汤三人更多。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但《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和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前人曾评论道：“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应酬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情世相的卓越描绘和犀利解剖，那高超的讽刺笔法，直接启发了晚清谴责小说，成为本世纪初影响最大的小说派别。当时几部最著名的作品，如《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无不受《儒林外史》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兴起后，中国旧文学几乎都被否定，只有极少数几部古典小说大受推崇，《儒林外史》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曾作为白话文学的范本加以标点、重印。茅盾在为青年人推荐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艺术修养
的旧小说时，首先提到的是《儒林外史》。他认为《儒林外史》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比《红楼梦》大得多。鲁迅对《儒林外史》的推崇更是人所共知的。
他不仅对《儒林外史》有独特的见解，在杂文中也经常引用《儒林外史》的有关故事。在谈讽刺时，他多次引用《儒林外史》，并作为讽刺艺术的范例。
他的讽刺小说《肥皂》、《高老夫子》，他的《离婚》、《阿Q 正传》中的一些讽刺性片断，尤其是他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含蓄风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林外史》。钱钟书的名著《围城》，被公认为“现代《儒林外史》”。
在所有古典小说中，《儒林外史》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首屈一指的。
30 辛酸泪荒唐言难解苦滋味——《红楼梦》
曹雪芹与高鹗
《红楼梦》是我国最伟大的小说。
通行本《红楼梦》120 回，前80回为曹雪芹创作，后40回为高鹗所续。
曹雪芹（约1715—约1763）祖先本汉人，但很早加入满籍，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满语奴仆）。正白旗被顺治皇帝收为己有后，正白旗的“包衣”便转为内务府人员，成为皇帝的奴仆。曹家由此开始发迹。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曾做康熙皇帝的乳公，曾祖母为康熙乳母，祖父曹寅幼年为康熙“伴读”，两个姑姑被选为王妃。凭借这种关系，从曹雪芹曾祖曹玺起，经祖父曹寅，父辈曹颙、曹睿老欤惺奔嫒嗡罩葜臁⒘交囱惭斡返裙伲昂蟠锪嗄辍？滴醯哿文涎玻形宕我圆芗医焓鹞泄Ｍ保芗乙彩鞘橄闶兰遥绕涫亲娓覆芤倌晔奔赐ň罚な模�15岁中举，与江南许多文人有来往，自己也有著述问世。曹寅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全唐诗》就是由他主持刊刻的。雍正继位后，大肆诛杀异己，于雍正五年以亏空大量公款为名查抄曹家。
曹家败落下来，全家迁居北京。
曹雪芹正生活在曹家由盛转衰的过程中。少年时代，他在南京经历过一段奢华的贵族生活，那大概就是《红楼梦》中提到的“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但好景不长，曹家被抄后，曹雪芹随家迁至北京，晚年生活困难，经常靠卖字画度日。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曹雪芹开始创作《红楼梦》。因此曹雪芹说《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未写完《红楼梦》就去世了。现在传下来的是前80回。
后40回续作者高鹗（1738—1815？）是清乾隆、嘉庆年间镶黄旗内务府人，进士，做过内阁侍读、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他的思想经历与曹雪芹有很大不同；但他根据原书的某些线索，完成了宝、黛爱情悲剧，写出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结局，使作品成为完璧，功不可没。但续作也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原作的旨意。按前80回的暗示，贾府最后是树倒猢狲散，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续书虽亦悲凉，但宝玉披红斗篷出家，“兰桂齐芳”等，又冲淡了悲剧的气氛。
从青埂峰到大观园《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描写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盛衰史，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沉痛体验。但作品采用的表现手法极为朦胧曲折。曹雪芹有浓厚的佛道思想，以人生为痛苦，以出世为解脱；再加上作者处于文字狱极为残酷的乾隆时期，为避免文字狱之祸，采用了许多暗示、影射、反语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至让人难以索解。
作品一开始，没有直接描写四大家族，而是先用一段虚无飘渺的神话作为全书的引子。开头说：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一块石头未用，被弃在青埂峰下。这石头经过锻炼，灵性已通，见众石俱得补天，唯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一天，听见一僧一道说到红尘中的荣华富贵，便想到红尘中的富贵场温柔乡里享受几年。那僧便大展幻术，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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