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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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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见此情状，目瞪口呆。陈独秀在党内一贯的家长制领导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则主张上山。毛泽东也点头表示同意，认为如果不保存实力，将来一旦发生事变，我党就会束手就擒，无力反击，而上山则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见此情状，只好回答说：“同意上山。”①
１２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５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是陈独秀自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其实，共产国际的训令早在６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局面能够有所挽回，甚至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但奇迹没有出现。拖了半个月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并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此时，苏俄政府派出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前来武汉的途中。于是，鲍罗廷赶在离开中国之前，执行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太上党”……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最高领导层。
当天，鲍罗廷约陈独秀等人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共产国际总要找一个人为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做替罪羊，不是我陈独秀，就是别的人，与其让别的人背黑锅，不如自己来背黑锅，我陈独秀素来敢作敢为。想到这里，陈独秀又觉得有些心安了。也许是担心陈独秀心里不好受，鲍罗廷安慰了陈独秀几句，并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共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同时，还建议瞿秋白和正在住院的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学校。陈独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鲍罗廷的建议，他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他必须对全党有个交代。
与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立即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辞职书，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请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实际上，共产国际训令已经指令中共另组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的辞职报告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７５页。
随后，陈独秀抽空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他把各种文件整齐地叠放好，将自己的私人物品装进了包里。当时，任弼时的弟弟任作民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临走时，任氏兄妹送陈独秀到了门外。陈独秀神色憔悴，表情复杂，脸上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对他们咧了一下嘴，算是打了招呼。
出门后，陈独秀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手里拿着一把大芭蕉扇，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同行的是秘书黄文容（玠然）。他们乘船到达武昌，住到党组织在武昌的地下机关一家纸行的楼上。
７月１５日下午，经过多方布置后，汪精卫等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会后通过了一系列“分共”决议，史称“七·一五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经历了近四年的风风雨雨后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这也标志陈独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代的结束。从此，他将回归到一种平静的生活。但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叱咤中国文坛、政坛多年的风云人物，显然他不会甘心于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在这里又将展开一幅新的画面。
第一章 人间变成“苦闷的囚牢”
１
江城武汉，自古被称为“九省通衢”，乃兵家必争之地。大革命以来，江城武汉见证了大革命的轰轰烈烈，也留下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英勇捐躯的鲜血。此时的武汉，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勃勃，显得更加死气沉沉，到处是惊恐万状、劫后余生的荒凉景象。
１９２７年７月底，正值武汉的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挡。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一起住在武昌一家纸行的楼上，知道这个地点的人不多。此时，其他中共领导人正忙于组织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因而也无暇光顾这位已经离任的前中共最高领导人。
陈独秀难得如此清闲。自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来，或忙于著书立说，或忙于政治活动，或忙于教书育人，或忙于交际应酬，平日里他总是忙作一团，难得有一分属于自己的轻松时间。表面看似清闲的时光里，却掩饰不住陈独秀内心里炽热的火苗，他在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中国革命究竟怎样了？我陈独秀究竟错在什么地方？难道中央不都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吗？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难道共产国际就没有任何错误吗？他想来想去，始终找不到答案。他有太多的话要对人倾诉。
陈独秀顾不上酷暑的炎热，也顾不上自己已经停职，提笔疾书，给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把一切工会、农民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第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第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他不知道这样主张向国民党全面退却的建议，显然不会被中央所接受的。
写毕，陈独秀用毛巾揩了揩头上的汗水，将信递给黄文容，嘱咐他尽快去一趟汉口，把信交给张国焘和瞿秋白。黄文容接过信看了一眼，陈独秀问他感觉怎样。
“汪精卫已制裁共产党，你的意见中央怕是难以接受。”黄文容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先送去吧。”陈独秀还抱有一线希望。
下午，黄文容从汉口回来了，脸色有点难看。
黄文容刚一进门，陈独秀急忙问：“交去了？”
“交去了。”
“怎么说？”
“没有接受。”
黄文容如实地回答道。
陈独秀听后，只是“哦”了一声，似答非答，便不再做声。此时，他仍然希望黄文容带给他有利的一些好消息，但不久还是失望了。
过了一会儿，黄文容看见陈独秀情绪有些低落，于是又打开了话闸。
“国际又派来一个代表罗明纳兹，带来了国际的训令，打算近日开一个紧急会议。”
“你听到国际训令的内容没有？”陈独秀急忙问道。
“可能与改组中央有关，另外，鲍罗廷要回去了。”
“鲍罗廷和瞿秋白上庐山，回来了吗？”
“回来了。”黄文容答道。
就在陈独秀蛰居纸行楼上，很难得到外界消息的时候，发生了两件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也足以改变陈独秀的未来人生之路。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江西南昌，一阵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率领起义将士３万多人，向盘踞在城内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时间，枪声呼啸，喊声震地，火光四射。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南昌城内的反动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
８月７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４１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张太雷、任弼时、陈乔年、邓中夏等２１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列席会议。李维汉主持会议。由于武汉笼罩在汪精卫政权的统治之下，到处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枪声，因此会议是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会议集中批判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政策，并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对策。在议及陈独秀的处理问题上，任弼时建议陈独秀可去莫斯科。随后，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３人为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会期仅有一天，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已没有了陈独秀的名字，实际上是解除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但鉴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共的巨大作用，因而对他没有作任何处分，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特例吧。陈独秀去职后，瞿秋白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着手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８月中旬，瞿秋白、李维汉来到纸行楼上看望陈独秀。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并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看到他们进来，陈独秀感到十分意外，于是连忙招呼黄文容端茶送水。瞿、李坐定后，简要地将会议情况通告了他。陈独秀对不让他参加会议很有意见。瞿秋白记得，当时确实有人提议通知陈独秀来开会，只是由于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坚决反对而作罢。
他不便把这些情况告诉陈独秀，于是只好转移话题，对陈说道：
“上次你给中央的信，我们看了，形势变化很快，中央没有接受你的意见。欢迎以后常来信，帮助我们工作。”
陈独秀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大家劝你去莫斯科。”李维汉说了一句话。
陈独秀无精打采地摇了摇头，拒绝了李维汉的建议。
看到陈独秀气色不太好，估计有些情绪，瞿、李二人对视了一下，立即起身准备告辞。临别时，瞿秋白伸出手与陈独秀握手告别，叮嘱道：“你好好休息，以后再来看你。”
陈独秀点点头，要黄文容下楼送瞿、李两人。
“老头子思想没有准备，手都是冰凉的。”
出门后，瞿秋白对李维汉说道：
“老头子”是当时党内很多人对陈独秀的称呼，一则是陈在党内年龄大，资历老；再则从一大到五大，陈一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因此，很多人背后习惯称陈独秀为“老头子”。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革命家。１９２２年，陈独秀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与他相识。当时瞿秋白以北京 《晨报》记者的身份正在苏俄访问，并担任了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他出色的翻译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邀请他一起乘火车回国。在大革命期间，由于对革命的认识发生分歧，瞿秋白对陈独秀提出了一些批评，尤其是五大期间批评最为尖锐，但两人私下的交情仍比较好。看到瞿秋白成为中央总负责人，陈独秀内心里颇有感慨，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瞿、李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文容十分紧张，但又不敢贸然去请医生，担心暴露了身份，只好悄悄地上街抓了几服药，熬了给陈独秀吃。幸好陈独秀也不是什么大病，没过几天也就慢慢地好了。
陈独秀是个闲不住的人。多年风风雨雨、四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使他对隐居的生活十分的不习惯，总感觉到有劲无处使。但是，此时的武汉乃至全国到处都是国民党挥舞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革命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期。因而，陈独秀一方面在反省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常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中。正如他在１９３０年２月答国际的信》所说的：“自１９２７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另一方面，他又重新拾起文字学研究的个人兴趣，编辑了《革命文学史》一书。在卷首，他写了一首《献诗》，表达了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满腔悲愤之情。他写道：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丽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在卷尾，他又写了一首《致读者》的诗，号召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页。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从这两首诗中，丝毫看不出陈独秀由于受到政治批评而发泄种种不满的情绪，仍然可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如往日一般，激情似火，狂傲不羁。
几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好友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来到纸行楼上看望陈独秀。汪原放在陈乔年的介绍下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兼任武汉《国民日报》编辑。刚进门时，汪原放大吃一惊。由于天气炎热，陈独秀正打着赤膊，身上披一大块白布做的汗巾，躺在竹席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寒暄一阵后，陈独秀对汪原放说，他不愿再呆在武昌，感觉很难受，想住到上海去，看汪什么时候回上海，问一下汪孟邹，他是否可以回上海。汪原放本来早就想去上海办点事，于是答应马上回去上海一趟。月底，汪原放急急忙忙从上海赶到武昌，告诉陈独秀，汪孟邹希望他尽快到上海去。接到汪孟邹的回信后，陈独秀十分高兴，于是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示可否去上海，并要黄文容尽快将信送到汉口去。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８页。
２
８月底，黄文容从汉口回到武昌，告诉陈独秀，中央已经同意他去上海。因为此时的武汉也并不安全，反革命势力十分嚣张。就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后不久，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争斗，国民党各派宣布实现所谓的“统一”。在各派的反对和压力之下，蒋介石通电下野去了日本，汪精卫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也正在考虑将中央机关迁移上海，以便以上海为中心，指挥全国的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于是答应了陈独秀的请求。
９月初，汪原放来看望陈独秀。看到陈独秀情绪很好，汪原放分析回上海一事肯定有了眉目。果然不出所料，陈独秀兴冲冲地告诉汪原放，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他打算尽快走，并要汪原放落实回上海的乘船事宜，届时与他一起走。汪原放立刻点头答应了。随后，陈独秀半是责怪半是感慨地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也介绍人了党，做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是一样的吗？你叔叔胆小怕事，不也挺好？”汪原放未置可否，只是笑了笑。随即站起身来，对陈独秀说，“我去准备一下。”便下楼走了。
从陈独秀那里出来后，汪原放立即着手联系由武汉开往上海的船只。考虑到陈独秀的安全，汪原放联系到了９月１０日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并特地包了一个四个铺位的客舱。
９月１０日，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的中秋佳节。陈独秀已经是归心似箭，早没有了过中秋节的心情。一大清早，他就起来开始准备行装。为了防止被人认出，陈独秀戴了一顶风帽，把额头压得低低的。临行前，黄文容对陈独秀叮嘱道，“你装成一个病人，躲在船舱里别出来，其他事情都由我和原放来应付。”
收拾停当后，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以及所住的纸行经理陈啸青４人一起，到码头登上了英国轮船“公和”号。上船后，陈独秀立刻进入预订好的船舱，躺在上铺一动不动的。随着长长的一声汽笛尖叫声之后，轮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调转方向，驶往了上海。想到即将告别伤心的武汉，陈独秀不觉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躺在床上，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虽然感到身心疲惫，但眼睛却凝视着舱顶。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随着船只沿江东去在渐渐地展开，脑海里浮现出在武汉的不平凡经历，一幕幕宛若就发生在昨天，始终挥之不去。
自４月份雄心勃勃地离沪来汉，到现在灰溜溜地离开武汉返回上海，历史似乎又回归到了原点。仅仅５个月时间，中国革命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变化之剧烈，速度之快，令近不惑之年的他有些目不暇接，头昏昏眩。他弄不明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他想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但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对，就是它！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影子，那就是共产国际。
一想到这里，陈独秀就气愤不已，嘴里喃喃自语道：“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到九江时，夜幕已启，一轮明月高挂天空。轮船的甲板上站满了赏月的人，嘈杂的声音扰乱了陈独秀的思绪，他想出来透透气，但又担心暴露了身份，只好呆在客舱里不停地吸着烟，不久客舱里就烟雾弥漫起来了。半夜时，看到甲板上赏月的人越来越少，黄文容、汪原放就叫陈独秀到甲板上来赏月，也算是庆贺中秋节吧。
闷坐了整整一天，陈独秀走出客舱，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江上吹过的清新空气，感觉清爽了许多。凭栏眺望，皓月当空，触发了陈独秀的思乡之情，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天船就该到我的家乡安庆了。”
见陈独秀起了思乡之情，汪原放关切地问道：“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天再回上海？”
陈独秀默不作声，只是抬起头望着月朗星稀的夜空。是啊，他何尝不想回家乡去看看呢！自从参加了革命，陈独秀四处奔波，就很少有时间回家，尤其是与姨妹高君曼双双出走杭州后，激起家庭变故，乡邻众议，他就再也没回过安庆了。但是，现在这种形势，这种身份，自己能回去吗？他心里也不禁疑惑起来。
“中途下船恐怕不好吧？”黄文容提醒道。
“安庆比较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地下去。”陈独秀表示同意。
此后，三人不再做声，赏了一会儿月就回客舱睡觉去了。
一路上，陈独秀很少开口，白天从不到甲板上来透风，吃喝拉撒等事情都由黄文容等三人料理。船主弄不清这四位客人的来历，也不便去问，只是看得出他们的身份有些不同。
两天后，轮船抵达上海。汪孟邹亲自到码头迎接，随后将陈独秀送到早已安排好住处，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彭礼和的房子。不久，陈独秀又搬到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居住，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陈独秀对上海是再熟悉不过了。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既是中西各种思想交流荟萃之地，也是各色人物聚集的繁华大都市。自１９０３年因在东京剪清政府学监姚昱辫子而被日本驱逐回国，陈独秀首次到上海后，便多年生活在这里。包括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及五四以后宣传革命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活动，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但是现在，他不能在像以前那样叱咤风云了，他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在党内又是遭受批判的前任领导人，他只好夹起尾巴来做人了。
这次来上海也亏得汪孟邹叔侄的周密安排。汪孟邹是陈独秀１９０２年春再次去日本途经南京时结识的安徽同乡汪稀颜的弟弟。当时，陈独秀写了２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一书，正准备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汪稀颜写信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汪孟邹，称陈是“皖城志士”，要他接待陈独秀的来访。自此以后，陈独秀与汪孟邹结下终生友谊。１９０４年，陈独秀就是在汪孟邹开的芜湖科学图书社的楼上创办和发行《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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