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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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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思想观点，中共方面也做出了强烈反应。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于 ５月８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的确点出了陈文的要害。但此文刊出后不到２０天，陈独秀自己还没有见到，就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了。
第九章 久病山中眼塞明
１
陈独秀一生四处漂泊，奔走呼号，居无定所。虽然继父陈昔凡曾置下庞大的家产，但他丝毫不眷恋继承遗产，过行尸走肉般的优裕生活，而是投身
自己钟爱的事业，即便艰难困苦，也在所不辞。自１９１０年与高君曼双双出走后，陈独秀便与原来的家庭基本脱离了联系，主动放弃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其间，除在北京大学任教等少数时间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写作拿稿费和版税来维持生活。自担任中共总书记后，起初是不领取津贴的，后来中央虽然每月补贴数额不等的几十元钱，但也往往是解决生活问题而已。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上海隐姓埋名，更不可能抛头露面去谋职业。因此，陈独秀一 生都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艰难，晚年更是主要依靠亲朋旧友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晚景虽然凄凉、穷困，但丝毫不改陈独秀的平生鸿鹄之志，他更不愿意低三下四地投身卖友来换取高官厚禄，这尤足以显现其贫穷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陈独秀入川后，为躲避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颠沛流离于重庆和江津之间。几年的监狱生活使得早就患有肠胃病的陈独秀身体更加虚弱，还新添了高血压顽症，更使他饱受疾病的折磨。１９４０年２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望陈独秀。看到他一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的样子，阎松圃颇有感慨地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只得苦笑道：“幸亏有朋友帮忙。”阎松圃的话确实概括地反映了陈独秀当时寄人篱下的落魄窘境。
入川后，本来就没有正常经济来源的陈独秀，生活上更加依赖亲朋旧友的资助。当时，他的收入来源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偶尔为报社写稿，得一点稿费，但很不固定。陈的老友汪孟邹曾写信告诉胡适，说陈刚到江津时“日撰文二三篇，归 时事新报 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但以后写得越来越少；二是担任 《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能象征性领一点津贴，这是由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介绍的；三是“北大同学会”见当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生活窘迫，经常捐助他一些生活 费；四是新老朋友如蔡元培、邓蟾秋叔侄、 康绥靖公署参议员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就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都由杨个人全部赠送；五是大姐家也偶尔给一点帮助，因为其姐夫父子经商，生活较宽裕。
陈独秀始终抱有“无功不受禄”的思想，仍然保持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本色，对待各种馈赠绝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受。他收受别人的赠款遵守几条原则：第一，素昧平生者，概不接受。他曾致信杨鹏升，表示：“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他曾多次接到一不留姓名者寄来的钱，都一再表示一旦知悉，将全部奉还。第二，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 （除非以“北大同学会”名义）或共产党的叛徒，即使并非政治拉拢而是出于同情赠送的，也一概坚决拒绝。当年北大学生，此时已有不少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一些人不忍心看到昔日老师如今生活困苦，想资助陈改善生活，陈独秀认为是嗟来之食，会玷污他的名声，拒不接受。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亲自送钱给陈，他坚持不接受，让罗、傅两人十分难堪。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①朱家骅也曾汇一张２００元的支票给陈，他毫不犹豫地原封不动寄还，朱又托张国焘转送，陈仍不受，再找郑学稼寄送，陈独秀还是拒绝了。早年曾为共产党员、后叛逃国民党的任卓宣汇寄５０００元给陈，不久就被退回。②第三，绝不曲阿奉迎，丧失做人原则。陈独秀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经同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报国民党教育部后，教育部长陈立夫答应出版以作为国文教师的参考书。
①郑学稼，《陈独秀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②任卓宣， 《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 期。
陈立夫在审查书稿后，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要求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听说后，十分生气地说道：“陈立夫懂得什么？ ‘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陈可忠见陈独秀坚持不改，怕得罪陈立夫，因而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好对陈独秀说一直在筹集刻书费用，但前后分两次寄来１００００元预付款，后来也再没有来索要。但陈独秀到临终时，也未动用一分钱，还叮嘱潘兰珍：钱不能用，更不能拿 《小学识字教本》去卖钱。
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接济和帮助晚年陈独秀最多的“北大同学会”和杨鹏升。
“北大同学会”是由当年任教或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组织成立的联谊会，旨在加强与分布于海内外的北大校友的联络。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此时桃李遍天下，有的甚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前面提到的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等人，想接济晚景凄凉的陈独秀，但又担心陈的犟脾气，弄不好还会挨一顿臭骂，于是纷纷通过“北大同学会”来资助陈独秀，这样一来陈也不好拒绝了。当时，“北大同学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的生活费３００元，而且还具体委托罗汉照顾陈入川后的生活。罗汉在１９３９年５月的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罗、何两人尊师如父，悉心照料，假如没有“北大同学会”和他们两人不辞辛劳的照顾，晚年的陈独秀可能会更加凄惨。
陈独秀未曾就读过北京大学，但１９１７年初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文科学长，在北大呆了两年，因而对北大很有感情。尤其是在他晚景堪怜时，“北大同学会”并未嫌弃他，反而一再资助和接济他，陈独秀对此心里很是感激不尽，但念及自己乃一介书生，无以为报，因而只能尽其所长，决定将书稿 《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和 《连语类编》赠给北京大学保存，流传至今。
在私人资助中，除邓蟾秋叔侄外，就数杨鹏升最多。杨鹏升，四川人，是陈独秀于１９３７年底在武汉时认识的，当时杨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衔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办公署主任。后来，杨鹏升担任 康绥靖公署少将衔参议。他因十分仰慕陈独秀的学识和为人，但又顾及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好的陈独秀的自尊心，因此每次寄钱来时，都主动向陈索要题字、拓碑和为其父写墓志铭等之类的事，并随同寄来信纸信封、宣纸等，使陈独秀觉得是杨本人有求于他，而非无功受禄。陈独秀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因而多次写信，除了感激，就是希望他不要总是寄钱让他感到心里愧疚，难以接受。１９４２年４月，他在回复杨鹏升寄来元时，曾写道：“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提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陈独秀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心理在此信中表露无遗。
１９４１年冬天，陈独秀曾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 《武荣碑》时，心有所感地写了一首诗，诗中自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僧贯休，描述了他那个时候寄人篱下、几近完全靠他人施舍度日的清苦生活状况，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不已。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到此诗后，提了几只鸭子去探望陈独秀，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十分凄惨。朱蕴山劝他不要再搞托派，又劝他不妨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独秀死后，朱蕴山写了几首诗来纪念他，诗中反映出陈在四川的一些清苦生活情况：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虽然晚景凄凉，但陈独秀依然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安贫乐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美德，并没有因为贫病交加而甘于堕落，出卖自己的灵魂，显示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不屈的铮铮风骨。
２
陈独秀一生轻钱财，重感情，十分珍视亲朋友情，虽因性情急躁，爱憎分明，得罪过不少的人，但了解他的人却无一例外地称赞其不拘小节、不耍阴谋诡计，是极为重感情性情中人。因此，陈独秀一生门生故旧遍布天下。 １９３９年继母谢氏以及１９４０年对陈独秀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和大姐的相继去世，给处于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在情感上的打击尤为巨大。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陈独秀的继母谢氏因病在江津病逝，终年７８岁。
陈独秀的祖父人称白胡子爹爹的陈章旭，一生育有四子一女，只有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有两子两女，因此陈独秀自幼便过继给了叔叔陈昔凡为子。陈昔凡长期在外做官，继母谢氏未曾生育，视陈独秀如己出，关爱有加。陈昔凡死后，陈独秀在外从事革命，全家主要靠她和高晓岚操持。由于屡经陈独秀外出革命而祸及家庭尤其是两个孙子延年、乔年的牺牲，使得她焦虑成疾而导致双目失明。１９３８年６月底，在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护送下，谢氏从安庆到武汉，并随陈独秀一起入川。 ８月与陈独秀和潘兰珍一起住在了邓仲纯家。同年冬天谢氏摔了一跤后，便卧床不起。次年３月２２日因医治无效去世。此时，陈独秀身无分文，幸得安徽同乡好友潘赞化、方孝远等及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解囊相助，才办理完谢氏的丧事。
陈独秀安葬了继母谢氏后，久久不能从悲痛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没精打采，经常呆呆地坐着。想到自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未能为母亲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反而多次让继母担惊受怕，继母死后又全赖朋友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继母对自己可谓恩重如山，然而，自己却无以为报。想到伤心难忍处，陈独秀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心中充满了对死去亲人的愧疚和伤心之情。
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多日足不出户，不见外人。在给好友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深沉地表达了他此时悲恸欲绝的心情：
“弟遭丧母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
陈独秀当年以反封建礼教著称于世，几十年之后，继母谢氏去世，他也披麻戴孝，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寄托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所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又说道：“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仅仅一年后，蔡元培的去世，又给刚从丧亲之痛解脱出来的陈独秀以很大的打击。
蔡元培，字孑民，１８６７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光复会，在上海创办 《警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使北大一时成为全国新旧思想汇集的中心。他上任仅两周便慧眼识珠，聘请因创办 《新青年》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出任中国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时，蔡元培、陈独秀与随后进人北大任教的胡适（１８９１年生），一起号称北大的 ３只兔子（因３人年龄彼此正好相差一轮，同属兔，故有此称）。１９３２ 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入狱，蔡元培约集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八位文化界名人联名致信南京国民党政府，援救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期间，蔡元培不仅前去探望，而且送钱物给牢狱中的陈独秀。陈入川后，生活窘困，蔡元培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陈独秀力所能及的资助。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７３岁。
陈独秀从报纸上得悉蔡元培去世的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日，他在给好友台静农教授的信中说“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几天后，何之瑜来坐，谈到蔡元培的去世时，何建议陈独秀写篇纪念的文章。何走后，陈独秀有些闷闷不乐，潘兰珍以为是陈独秀身体不舒服，急忙问：“为什么不开心？”陈独秀低声说道：“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电援救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北大的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写。”潘兰珍没有见过蔡元培，故对此毫无体会。陈独秀与高君曼曾经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在上海一品香饭馆设宴为蔡元培赴法国饯行。弹指一挥间，转眼就是２０年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沏了杯茶，点上一支烟，慢慢地陷入了沉思。想起过去蔡元培忍受冬天的寒冷，亲自登门拜访，顶住压力聘请他为北大文科学长，几次入狱都出面援救，。。。一桩桩，一件件，宛如就发生在昨日，蔡先生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在脑海里浮现，历历在目，没齿不忘。虽然他曾对蔡元培听信谣言，解聘他北大文科学长一事耿耿于怀。然而，如今斯人已逝，空留一腔悲痛和伤心而已。
念及至此，陈独秀提笔在杨鹏升寄来的军用信笺上，刷刷地写下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１０个字的题目，然后一蹴而就，写完了２０００多字的纪念文章。在起题赞扬了蔡元培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优良美德后，陈独秀不惜笔墨用大段文字深切回忆了蔡元培、胡适和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最后，还就国粹和道德问题谈了一番感想，认为“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这一晚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想起当年北大的三只兔子，最老的一只死了，最小的一只到了国外，中间的这只如今也是风烛残年、苟延残喘了，因而不免又增加了一分烦恼。在４月７日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还说道：“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表达了对死去的蔡元培的无尽追思和此时他的悲痛之情。
文章写好后，陈独秀交给了何之瑜，３月２４日在 《中央日报》全文发表。
蔡元培去世３个月后，陈独秀的大姐也在江津上游 公里的油溪镇因脑溢血去世，终年６９岁。
闻知大姐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连夜写了一首《挽大姐》的挽诗，以悼念故去的亲人。他在诗中深情地回忆了兄弟姐妹四人，长兄、二姐早逝，自己最小，大姐对他的亲切关怀的往事。可如今，“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大姐生病，自己到油溪镇去看望大姐，临分别时，“姐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从此与大姐生死两重天，惟有留下无尽的思念。全诗缠绵悱恻，极尽哀思，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母亲、蔡元培、大姐三位亲人相继辞世，对陈独秀的刺激非常大。常言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过去两个儿子延年、乔年被国民党杀害，陈独秀还能强忍悲痛，如今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和惆怅沉沉地积压心头，使他沉湎于无限的悲痛和巨大的精神打击。或许，陈独秀真是老了。饱受疾病折磨没有压垮陈独秀，但亲友接连去世，却让他有些消极了。１９４１年 ７月，当他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人，在五月五日端午节屈原祭日相聚大醉之事后，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诗兴大发，挥毫写了一首诗送给魏建功。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抒发了陈独秀万念俱灰、悲观忧郁的心情，他一生奔波革命，而大半政治生涯归于失败，如果就这样客死异乡，倒不如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而后快。
３
１９３９年７月，因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县城形势更加紧张，加之潘兰珍与邓仲纯的妻子不和，陈独秀决定到离县城约１０公里的鹤山坪帮杨家整理遗书。起初，住在施家大院，后搬入杨家的石墙院居住。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在石墙院左边的一间偏房，作为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但屋顶没有天花板，地面是潮湿的泥地，一到下雨的天气，便满屋漏水。看到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得很拥挤，于是杨家又腾出一间约２０平方米的房子，给陈独秀做书房。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陈独秀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
鹤山坪距离江津县城较远，虽然偏僻了点，但还安静。陈独秀在整理杨氏遗书之余，偶尔也帮潘兰珍种种菜，两人倒也相安无事，老夫少妻其乐融融，与邻里关系也还处得不错。但想不到的是，本来就落难于此穷乡僻壤之地，家徒四壁的陈独秀还遭遇了一场颇为蹊跷的被盗事件。
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江津县警察局突然接到鹤山坪所在的五举乡政府的报案，称住石墙院的陈独秀寓所被盗。当时，陈独秀正在江津县城邓仲纯所开的“延年医院”看病，本打算在县城住几天才走，想不到刚离开两天就被盗。听到家中失窃的消息后，陈独秀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潘兰珍更是不知所措。于是，两人当即决定赶回鹤山坪石墙院。
陈独秀和潘兰珍急匆匆赶到了鹤山坪，推开家门一看，屋里满目狼藉，翻箱倒柜，仅有的一点东西散落一地，装着换洗衣服的皮箱被敲开，值钱的衣服都被拿走。陈独秀多年来写的书稿不翼而飞，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印章也没有了。陈独秀仔细一看，原来窃贼是从卧室南面
的窗子爬进来的，窗门也被敲破，桌上还留下脚印。在失窃的东西中，惟有书稿和印章是陈独秀的心爱之物，也最为感到痛心的。潘兰珍见此情景后，气不打一处来，大骂窃贼狼心狗肺，有眼不识，不去偷富豪之家，竟然还来偷已经是一贫如洗的陈独秀。但气归气，骂归骂，七零八落的东西还得两人去收拾整理。收拾停当后，陈独秀当晚就给好友杨鹏升写信，告知家中失窃一事。“窃去衣物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 ‘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还抱怨这里“盗风太炽”。
江津县警察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鹤山坪调查，但查来查去，始终未能将盗窃犯抓获，只是将失窃衣物大多归还，而陈独秀最钟爱的印章及呕心沥血写出的书稿却“杳如黄鹤”，无影无踪。当很多好友获悉此事后，纷纷前来安慰陈独秀。他表面上不失幽默风趣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但内心里却极为伤心、抑郁，一连七八个月都无心写作，除给杨鹏升写写信之外，就连杨要陈为其父写墓志铭也迟迟未动笔。直到潘兰珍一再提醒，陈独秀才在该年的１０月份写信告诉杨，墓志铭已写好。
该案一直到 １９４１年 １０月才告破，据窃贼交代，当他们打开箱子时，发现是书稿和各类文件时，担心暴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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