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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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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的随营食堂。
社论还要求各地加强对公共食堂的组织领导，县以下的党委和支部，应有一个书记或社（队）长负责领导食堂工作。同时，乡社干部应该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应有自己单独的食堂，以便了解关心食堂，适时改进食堂工作。还要配备政治坚强、有社员们正在公共食堂吃饭业务能力的干部担任管理员。食堂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也应由政治进步、身体健康、克勤克俭并热心食堂工作的社员担任，账目要定期公开，由社员讨论制定食堂公约。要经常运用大字报征求社员意见，改进食堂管理。当然在办食堂之时，还要教育全体社员提高政治觉悟，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一篇详尽的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
在全国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实现公社化的过程中，公共食堂也普遍建立起来了。
北戴河会议后，河北省截至1958年9月2日，已办起食堂万个，在食堂吃饭群众达272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3％，有98个县市实现了食堂化。至10月中旬，河北的公共食堂达到23万个，全省有94％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
至1958年10月14日，河南全省建立公共食堂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80％，而农村人民公社参加食堂吃饭的占总人口的98％，实现了全省食堂化。
至1958年9月28日，陕西建立公共食堂万个，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就连比较偏远的青海、宁夏也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据1958年11月20日的《青海日报》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群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基础上”，全省农村和牧区公共食堂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9800多个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已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牧业总人口的90％左右。12月6日的《宁夏日报》则称：至此时，宁夏全区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全区152个人民公社已经建立9748个公共食堂，加入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户，占全区户数的％。其中5000个食堂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
“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4）
截至1958年9月29日的统计，江西、陕西、河北、福建四个省共建立公共食堂563373个。至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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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1）
“大跃进”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后，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的小锅小灶，集中到公共食堂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这不仅是亿万农民生活方式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共同吃饭，的确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与当年对公共食堂的种种“优越性”的宣传，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当年各地都总结出了许多条。北戴河会议后，河南南阳地区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在全地区建立公共食堂46397个，参加食堂的农户有130多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29％。为此，南阳地委农村工作部在介绍该区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时，借镇西县柳泉乡群众之口，总结出了公共食堂的十四大优越性：（一）能节省粮食，减少浪费；（二）节约烧柴；（三）能解放大批劳力参加工农业生产；（四）减少了社员烦琐的家务劳动，人人心情舒畅，出勤率空前提高；（五）对病人、孕妇便于照顾；（六）使社员有时间学习文化；（七）吃饭统一，时间一致，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便于对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开展各项工作；（八）从根本上杜绝了粮食投机；（九）不论食堂大小，每个社员都能吃得饱、吃得好；（十）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十一）能大量发展集体副业，改善生活；（十二）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干部、社员在一个锅里吃饭，能够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达到干群一条心；（十三）操心的人多，食堂是集体福利组织，办得好坏社员都非常关心；（十四）生活调剂好，大家都很满意，生产格外积极。
1958年第7期的《红旗》发表了该社编辑李友九的《河南信阳来信》，在讲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时，来信提到了十二大好处，即：一、解放妇女；二、节省劳动力；三、改善伙食；节省粮食；四、节省柴禾；五、节省灯油；六、节省家具；七、免得失火；八、免得家里吵嘴；九、好除“四害”；十、好监督二流子；十一、便于开会，便于领导；十二、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李友九认为，公共食堂的最大好处是第一条和最后一条。
河南省遂平县委在一份关于建立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
（一）公共食堂适应了当前生产上的军事化、战斗化组织形式，能更好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能够培养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观念，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家庭私有观念是私有制总和，同时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公共食堂的建立，能够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位狭隘的落后意识，因此，这一思想改造，再加之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从根本问题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更加有利于“破资立社”，促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
（三）公共食堂的建立，取消了小家庭生活单位，能够正确地贯彻实施粮食政策，有效地制止私分瞒产，有利于粮食的分配，同时也有利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四）挖掘了劳力潜力，使妇女社员摆脱了琐碎的家务劳动，更好地投入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正达到了男女平等，同时也能节约大批劳力，提高出勤率和生产效率。
（五）可以移风易俗，减少因琐碎之事吵嘴斗架和因做饭不齐影响生产而发生不团结的不良习惯，使社会上出现了左邻右舍团结和睦的道德风尚。
（六）由于干部和群众一起吃饭，更便于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反映，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减少了浪费，节约了开支，增加了社员收入。
（八）有利于除“四害”、讲卫生，减少疾病的流行，增加社员的身体健康。
（九）便于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时事教育，促进文化革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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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2）
（十）公共食堂的建立，促进了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河南鲁山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一县一社，也就是将全县43万多人组织在一个大公社里。到1958年11月，全公社（即全县）共建立了3675个公共食堂（意味着平均每一个食堂超过1000人），其中农村食堂2643个，全县100％的人在公共食堂吃饭。鲁山县委也将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如打破了几千年的私有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大大增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节约了燃料、粮食，能大量发展副业生产，便于加强社员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与遂平县委的总结大同小异。鲁山县委还借社员之口，为食堂的优越性编了一首顺口溜：“公共食堂真是好，省劳力来节约粮；厨房饭厅宽又大，男女老少喜洋洋。老人吃饭桌上请，小孩有馍又有汤；老少照顾都周到，个个吃得饱又好。吃起饭来人人喜，内心感谢毛主席；只要苦战再苦战，幸福生活乐无疆。”
其实，不论是十大好处，还是十四大优越性，这些大都是表层的东西。当时人们之所以看好公共食堂，与这些“优越性”或“好处”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却正如李友九在《河南信阳来信》中所提出的，是解放妇女和便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两大好处。正是有了这两点，公共食堂才可成为“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阵地”，也才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李友九的来信中可谓抓住了公共食堂“好处”的实质。
公共食堂曾被认为是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进而解放妇女的重大举措。对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论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只要妇女被摒弃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跟男子的平等，便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工作仅占有她们很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只有在现代大工业下才可以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但允许大规模的妇女劳动，而且直接要求妇女劳动，并且它日益设法使家庭的私人劳动也变为社会的生产了。”
列宁也曾指出：“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庭事物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繁琐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们的时间。只有在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开始了的地方，更准确地说，只有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还说：“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幼芽（按：指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同男子的不平等。”
公社化后大办公共食堂之时，人们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解除了广大妇女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但她们被家务劳动所累，不能经常地、更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们所得的劳动报酬有限，以至她们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上，“还未能真正同男子居于平等地位，有时男子对她们往往有所轻视，把他们看成是被供养者”。于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措施，就上升到了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其说办公共食堂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不如说是“大跃进”对妇女参加劳动的必然要求使然。伴随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一个接一个的“大办”，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所谓“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且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显然与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办公共食堂，搞生活集体化，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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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3）
各地在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纷纷认为节省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据称，河南、江西两省仅办公共食堂一项，即解放了846万个妇女劳动力。宁夏自称，公共食堂解放了妇女劳动力10万以上。《九千多公共食堂布满宁夏全区》，《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河北全省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后，节省劳力281万个，该省东光县妇女出勤率由原来的60％提高到了96％，徐水县妇女出勤率则由原来的50％提高到了100％。河南实现食堂化后，每个社员可以多出3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30％左右，同时使600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凡是办了公共食堂的地方，无一不声称自己解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当年的报刊上比比皆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一些常年被家务事缠身的青壮年妇女抽出身来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集体劳动，但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一致，为了统一出工，必然发生你等我、我等你的现象。这也正是食堂产生之初具有自发性质的原因之一。但是，办食堂解放出的劳动力其实很有限。当年的计算方法，是建立在充分肯定食堂“优越性”上的，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想当然的性质。比如：一个100户农民的生产队，办公共食堂之前，每家需要一个人做饭，全队共需100个人。由于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统一，有迟有早，为了等齐出工，要浪费3小时，全生产队200个劳动力，共浪费600小时，以一个工作日10小时计，等于浪费了60个劳动力。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全生产队只需5个人做饭，与各家各户做饭相比，节省了95个劳动力；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又省出的60个劳动力。两者相加，建立公社后共解放出155个劳动力。
农村食堂炊事员正在做饭如果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食堂化前农民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时，农村妇女其实并不只是整天做饭，而是能附带做些农活的，有的妇女甚至充当了主要劳动力。而且当时农民的家庭人口一般都比较多，家里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和半大的小孩，即使无力做从事生产劳动，但也可以做些煮饭、看管小孩之类的家务劳动。公共食堂办起来了，管理员、炊事员就只能由青壮年劳动力担任。此外，种菜、打柴、磨面等也需要有专人从事，而这些以前农民往往是在生产之余附带就可以做的。办公共食堂后，把一些并无多少劳动能力的妇女、老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放在食堂做饭，节省了还是浪费了劳动力，是显而易见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不但使公社食堂的规模大，就是公社之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食堂规模也大，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上千人。除了平原地区农民居住相对集中外，丘陵、山区农民居住都比较分散。办食堂后，农民为了吃一顿饭，从各家各户到公共食堂一个来回，本身就要耗去不少时间，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到公共食堂吃饭，排队打饭又需要时间，有的大食堂吃饭仅排队就需一两个小时。尤其是冬天，社员往往要把打到的饭后拿回家再热一遍之后才能吃，等于要重新煮一次，要在下雨下雪天就更麻烦了。按理，办公共食堂后，单身汉应该能节省时间，但事实也未必完全是如此。因为单身汉没有老人、小孩为其排队领取饭菜，等候的时间说不定比自己做饭的时间还要长。
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曾是当年办食堂时总结出来的又一大优点。今天的人们对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还能节约粮食颇不能理解，但当时的确是那样宣传的。那么，节约出来的粮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其实也是出于想当然的推论，办法是：每家每户分灶做饭时，一家用小锅做饭仅锅巴粘掉的粮食以5钱计，一个80户人家的生产队，则共粘掉粮食2斤8两；如果在食堂用大锅做饭，80户需要三口大锅，每锅粘掉3两，共粘掉9两。两者比较，办食堂后节约粮食1斤9两。社员到食堂吃饭后，粮食不直接分配给社员个人，而是集中在食堂，由食堂按计划用粮，这样避免了有些社员寅吃卯粮。办公共食堂后宣传的各种节约，大都是这样算出来的。但是，公共食堂使农民吃的是真正的大锅饭，少数地方在食堂刚办之初，凭票吃饭时，尚能节约粮食，可人民公社化后，分配上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鼓吹“放开肚皮吃饭”，相当多的农民不免产生攀比心理，觉得自己吃少了就吃了亏，不但撑开肚皮吃，而且还随意糟蹋饭菜，加上食堂管理上的漏洞，浪费的粮食又岂是能用钱、两去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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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4）
再说食堂节约了柴火煤炭，计算的办法当然也是一家一户做饭时需要多少，合起来办食堂后又需多少，两者相减节约了多少。但公共食堂且不说要有人专门负责打柴，专人运煤，而且社员饭后需要用热水、开水时，还得自己烧。到了冬天，还需要将从食堂领到的饭菜在家里再热一遍，社员还得烧柴烧煤，不但谈不上节约，反而造成烧料的浪费。当年不少食堂图方便，就直接伐树当做木柴，加之此时全民大炼钢铁，不产煤的地方就伐木烧炭代替焦煤。这样一来，大量的林木被砍伐，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的一次大破坏。
公共食堂的另一大“优越性”，是能消除私有观念，提高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一产生，就被认为是尽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形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满腔的热情再加上满嘴的浮夸，使人们的头脑普遍发热，先是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随着浮夸风的盛行，认为只需十年就可超过英国，十五年即可赶上美国。“大跃进” 进入高潮后，头脑就更热了，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缩短，以至于认为只需两三年即可超过英国，用不了多久就能赶超美国。赶超英美国之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要超过苏联，但实际也有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生产力能如此“飞速”发展，又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人民公社，于是天真地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将来之事，而是很快就会到来，以至当年还出现了中国和苏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讨论。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当时人们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就能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基础上，逐步实现生活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千年来，随着私有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目光短浅，在人们头脑中培植了自私自利的观点。继续照原样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同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是相矛盾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但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也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妨碍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建立，所以必须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
当时人们还认为，举办公共食堂，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不但适合于集体生产劳动，而且由于家庭生活诸如育儿、养老之事都变成了公共事业，这就大大地削弱乃至逐渐根除家庭私有观念，克服并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并加速共产主义精神的培养。因为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不仅粮食交给了食堂，而且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也上交给了集体，这样，家庭私有制也就彻底瓦解了。合作化后，实现了集体劳动，但生活仍是分散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容易发生矛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供给制、集体劳动，人们就会感到自己真正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也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巩固和发展。不但如此，公共食堂建立起来了，托儿所、幼儿园也建立起来了，中小学生实行集体住校集体就餐，少年儿童也过上了集体生活，这样就容易使他们的集体主义习惯和共产主义品质成长起来，从而培养出共产主义全新的人。
共产主义诚然十分美妙，对人们也有着无限的吸引力。然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推断乃至幻想，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便是共产主义将是产品极为丰富，道德十分高尚，彻底铲除私有制和彻底摒弃私有观念。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且还主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也许自己这一代人就能有幸目睹共产主义大同仙境的来临。既然如此，在生产资料完全实现了公有化之后，生活资料也应该实现公有化。家庭是最基本的私有细胞，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吃饭集体化，幼儿集体化，各式各样的家务劳动都集体化，就能使这个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得以攻破，大大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加之通过“大跃进”生产力就会一日千里地发展，物质财富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共产主义也就很快到来了。
“大锅饭”的“优越性”（5）
生活方式的变革固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当年大办公共食堂时，人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必要性的依据，却忘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一哄而上的公共食堂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人民公社化后全国迅速实现食堂化，除了对食堂“优越性”的片面认识外，当时劳动力的更加紧张，也是加速食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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