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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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然，说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没有出几个，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他还说：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表明，他对进城以来，尤其是实行薪金制以来干部作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认为薪金制、军衔制这些东西，等级分明，使得干部脱离群众，出现官僚主义。对于过去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却是相当地留恋，认为正是靠军事共产主义，靠政治觉悟，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试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搞供给制，实行吃饭不要钱，引起了他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既然供给制能打败日本鬼子，能打败蒋介石，那么，为什么在向自然界开战时，就不能同样取得胜利？所以，他对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不但十分感兴趣，而且希望在全国推广。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然仍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表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仍旧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在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但是，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即提倡和鼓励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只是要看条件。可是，当年不论干什么都鼓吹大破条件论，甚至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北戴河会议后，各地便不论条件成熟与否，争先恐后地推广起供给制来。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安徽。一天，毛泽东来到舒城县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得知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在合肥期间，与妇女干部谈话时，毛泽东又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他还说，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9月29日，《安徽日报》对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情况作了报道。几天后，《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自此，“吃饭不要钱”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
　　与此同时，刘少奇就供给制问题也发表了不少谈话。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离京前往河北的徐水、定县、石家庄、邯郸等地视察。期间，在谈及供给制时，针对徐水的什么都不要钱，刘少奇说，实物工资和供给制还是有区别的，供给制不算钱也不给钱，给实物和算钱都是工资形式。搞供给制，也不要搞许多项目，开始先搞粮食，项目少些，逐步来，一项一项增加。粮食供给制为什么可以搞呢？就是因为粮食吃不完。
　　9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江苏视察。当地领导告诉他，江苏不少人民公社准备在今年秋收后实行粮食供给制。刘少奇对此很关心。在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他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回答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也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作为党的领导人，自然是很高兴的。刘少奇认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说明，实行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人，而且群众的情绪更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他对陪同视察的当地干部说：“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是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消灭懒汉。”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3）
一些高级干部也撰文充分肯定供给制。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在参观人民公社后，发表文章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吃饭不要钱’，现在看来，全面实行这个办法并不困难。我想，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这样，那一种产品丰富了，那一种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按需分配和定量供给的部分逐步扩大，按劳取酬的部分逐步缩小，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有一位副总理也专门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进行论述，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则是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这种分配制度，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力的发展的，是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它既照顾了劳动力多的户，又照顾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并使所有社员都得到了可靠的社会保险。”
　　1958年国庆节前，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方式。据各省、市、区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河南、广西等几个省，计划在1958年或1959年1月普遍推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其他各地也都在重点试点，准备推广。很多公社一建立，就不再分现粮，而是实行以人定量，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实行吃饭不要钱。少数公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因此，“更加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粮食多了怎么办”（1）
人民公社不但办起了公共食堂，而且亿万农民过上了“吃饭不要钱”的生活。“吃饭不要钱”这在今天看来荒唐的口号，当时却被广为宣传并大力推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在供给制的所谓“共产主义幼芽”、“共产主义因素”认识上的误区。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群众生产热情，以及由于头脑发热而导致的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用不着很久就会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实现。当时之所以如此看好人民公社，在没有什么实验、试点的基础上，全国一呼隆实现了公社化，也是看中它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二者间的关系。
　　当时，不论党内、党外，也不论干部、群众，都存在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心理。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则需要丰富的物质条件，二则需要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大跃进”过程中盛行的说大话、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认为，第一个条件已经不成问题。对于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则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分配方式来解决。办公共食堂，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用意之一，也在于此。而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实则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一种体现。
　　对于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社会境界，在这种社会里究竟如何生活，人们的印象实际上是朦胧的。但有一点又是肯定的，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追求，已在许多的中国人头脑中扎下了根。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通过各种形式的鼓动，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更加迫切。此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虽然美妙，但还是非常陌生，非常遥远。现在不同了，人们感到它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未来，甚至认为自己能目睹共产主义的来临，享受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时候，不但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过粗线条的描绘，其中之一便是曾经论述过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分配制度，也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境界。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那么，人们在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上也就自然想到要改变农业合作社原有的按劳分配，而逐渐过渡到按需分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对供给制概括了十大好处，其中第一条是有利于巩固人民公社，巩固生活集体化，有利于最后消灭私有制度的残余；第三条是有利于培养人们集体劳动、共同幸福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培养人们为大公、爱大公，为集体、爱集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当时人们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供给的数量愈来愈充裕，供给的范围愈来愈大，就可以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各取所需。如此一来，供给制就成了分配方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理想形式。不但如此，实行供给制，“还打破了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某些神秘观点，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由看得模糊，到看得比较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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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2）
与“发扬共产主义觉悟”相联系，供给制还起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作用。实行供给制，建立公共食堂后，粮食不再分给社员个人掌握，而是拨给食堂，社员到食堂就餐。这样，一方面社员手中已没有粮食，无粮可卖；另一方面，社员吃喝在食堂，没有必要去买粮食，农村的粮食市场不复存在，从而“彻底堵死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复辟的漏洞”。一旦彻底消灭了粮食投机，也就“堵塞了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农民树立起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
　　第二，片面地认为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能使农民的积极性大增。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范围，一般以社为单位，个别地方以县为单位，如河南的修武县、河北的徐水县。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在分配上虽然划分为工资与供给两部分（所以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又称为半工资半供给制），但实际上大多数公社的工资比重都不很大。河南新乡地区共有294个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有185个，实行伙食供给制的有104个，实行粮食供给制的有5个。从实现公社化到1958年11月，全地区有152个社发了一次工资，34个社发了两次工资，19个社发了三次工资，总共发工资710万元，每人平均2元左右。这还是公社化之初的情况。相当多的公社发了一两次工资后已无力再发。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供给制，这也是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不论哪种供给制，凡供给的物品都是不要钱，当然，“吃饭不要钱”是其主体，这种“不要钱”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彻底的平均主义，或者说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平均主义。表面上看来，实行供给制后，农民吃饭不要钱，实际上并非如此，农民所吃的并非是别人的给予，而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只不过是在全公社范围内不管劳动好坏、多寡，搞平均主义。农民自然清楚这种所谓的“不要钱”是怎么回事。所以，尽管对供给制的“优越性”作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仍有部分社员对这种“共产主义萌芽”有所抵触。河北省藁城县红旗人民公社社员对供给制的态度，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公社自称，社员对待供给制的态度，分为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拥护”供给制。具体是哪些人拥护？一是劳力少人口多的。该社城子村社员张洛藏，夫妇俩养七个孩子，妻子照料家务不能下地，四个应上学的小孩只有一个上小学，只有张洛藏一个劳力，听说要实行半供给制，他说：“这回算熬出来了。”二是老头老太婆，尤其是无儿无女者。东下村的万洛友，老两口都过了工资评级年龄，听说要实行半供给制，高兴地说：“俺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怎么想老了也得受罪，想不到现在实行半供给制，吃穿都不用惦记了。”三是年轻的媳妇和姑娘，她们感到工资发到自己手中，从此用不着张口向老人要钱。四是小学生，过去他们买书买文具、交学费都要向家长要钱，现在上学不花钱，自然高兴。第二种情况是“少数社员随大流，半信半疑”。这些人多半是人口和劳力大体相称，分配制度的改变对他们影响不大。第三种是“个别的有抵触情绪”，主要是劳力多人口少的的社员。据该社对孟村三队84人的典型调查，积极拥护的58人，占％；半信半疑随大流的21人，占25％；有抵触情绪的5人，占％。这些数据真实性暂且不论，就算完全真实，也说明即使是如此被看好的供给制，社员也并不完全拥护。要使这种制度普遍推广，大辩论自然是少不了的。
　　辩论之一，驳倒供给制吃亏论。实行供给制，对劳动力多的农民来说，吃亏是明显的。驳倒的理由是：搞社会主义，就是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饭吃，实行供给制就可以家家户户过好日子，不能光看眼前，只计较个人得失，现在劳动力多的，过几年也许会变得劳动力少；现在劳动力少的，过几年也许会变成劳动力多。没有孩子的老了由谁养？光棍汉还不是要娶媳妇添人口？现在孩子少的，将来会不会孩子多增人口？江苏省句容县黄梅人民公社大同大队在讨论实行供给制时，有人说：今年收入不如去年分红多，自己养活了别人，吃亏了。反驳者说：现在吃饭不要钱，还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实行穿衣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剃头、洗澡、看戏不要钱，等等。和那时比起来，现在生活算得了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放远眼光，不能只计较个人利益。按照过去的分配办法，愁的愁，笑的笑，就不能共同富裕。不能共同富裕，一个人好一点，也不痛快。况且，劳力、人口等条件也会变化的，谁能保证没有三灾四病，劳力永远比别人强？各人都有老的时候，靠工分不如靠公社。这实际上是用平均主义的互不吃亏论去说服农民，因而辩论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实行半供给制，不是谁占便宜谁吃亏，而是人人都可以永远过着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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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3）
辩论之二，驳倒供给制出懒汉。实行吃饭不要钱，会不会出懒汉？当年的回答是：否，不但不会出懒汉，还可以改造二流子。广东阳江县东风人民公社为此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实行供给制后，人人要社供给，人人就要为社劳动，每个人的劳动已不光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社大家庭。所以群众的互相监督精神就会大大发扬起来，懒惰的人就难以躲过千百双眼睛。第二，因为公社实行了劳动组织军事化，生产行动战斗化，人人要遵守制度和纪律，否则给予批评，懒汉再也偷懒不了，就会逐渐变得勤快。第三，实行供给制后，生活得到解决，丢掉了沉重的家庭包袱，贫农和下中农就会更加积极劳动。不但如此，供给制出懒汉这种观点，“过低估计了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大跃进下愈来愈高的思想觉悟，广大劳动人民不会因为吃饱吃好，老幼生活有保障而不积极生产，相反会更加积极地劳动，集中精力提高生产，在人民内部要靠政治挂帅和共产主义教育，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不能只拿物质奖励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实行半供给制，“由于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集体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加广泛地开展，对懒汉的教育和监督更加严格”。因此，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
　　辩论之三，驳倒按劳取酬优越论。按劳分配本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开展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讨论中，按劳分配原则也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各地在开展“吃饭不要钱”的讨论时，对所谓“按劳分配优越论”也开展批判。1958年10月中旬，江苏常州地委召开各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研究这年秋收后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高淳、扬中两县提出应采取“按劳取酬加照顾”的办法，认为这样可以调动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劳力强弱的矛盾。结果，高淳、扬中两县的分配办法在会上受到批判。会议认为，“按劳取酬加照顾”的办法实质上是按劳取酬，不仅缺少共产主义成分，而且使社员斤斤计较，助长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高淳、扬中两县农工部部长只得赶忙打电话回去，要县里赶快大搞粮食供给制，开展以分配为中心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人民公社化后大张旗鼓地宣传“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当年所谓的粮食“卫星”所迷惑，以致主观地认为粮食已经很充足，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
　　“放卫星”是“大跃进”期间特有的一个名词术语。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启发，不少地方把自己制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
　　“大跃进”启动之初，工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本来就定得比较高，而随着“超英赶美”时间的一再缩短，各项指标也就不断提高。而且当年还搞所谓的“两本账”，即规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称为第一本账，这是要对外公布的；另一个是期成的指标，称为第二本账，是内部掌握的。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搞两本账，且地方的第一本账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基数。由于层层都搞两本账，指标也就越提越高。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来后，曾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抵制，结果这些人被指责为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被扣上“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的帽子，并对其展开辩论和斗争。这样一来，纵使明知那些高指标无法完成，但持有不同意见者也不敢讲话。高指标无法实现，就只好搞虚报浮夸。在这种气候下，浮夸风、“放卫星”进一步泛滥起来，并且愈演愈烈。
　　1958年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广东汕头专区1957年有约2000亩田达到亩产粮食3000斤，该专区澄海县的高额丰产田都是“一年三熟”。这个县的青锋农业社有一亩八分丰产田，亩产3129斤。这是粮食生产上较早的一颗大“卫星”。但不久，这个纪录不断被刷新。随便摘录几则《人民日报》关于“卫星”的报道标题，便足见当年“卫星”的厉害：“（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1958年8月13日）；“河南谢集乡人民公社放出‘卫星’，玉米亩产25715斤”（1958年8月31日）；“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60000斤”（1958年9月5日）。最大的稻产“卫星”放到了亩产16万斤，花生“卫星”放到了亩产5340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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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4）
河北徐水县还特地制定了六种作物的“卫星”标准。该县的特大号卫星、大卫星、中卫星、小卫星的亩产标准分别是：
　　甘薯：130万斤，50万斤，30万斤，10万斤；
　　玉米：4万斤，2万斤，1万斤，5000斤；
　　高粱：4万斤，1万斤，7000斤，5000斤；
　　谷子：3万斤，1万斤，5000斤，2000斤；
　　棉花（皮棉）：2200斤，1500斤，1200斤，1000斤；
　　大白菜：200万斤，150万斤，100万斤，50万斤。
　　一些放“卫星”的地方，还装模作样地对“卫星”田组织验收，然后报刊以大字套红标题刊出。实际上各种“卫星”的产量，除了虚报的成分外，大多是将多处即将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而成的，有的干脆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当时，不少地方还大搞高产试验，河南省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就有过一次这样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