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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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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最后说：“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我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定会越办越好。在现阶段，这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将来，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幼芽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在此前后，各种报刊发了大量的有关公共食堂的通讯、报道、社论和评论，自然都是毫无例外地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湖南的各项工作不怎么冒尖，这大概与周小舟的“右倾”有关。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打成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撤掉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周小舟在这个“反党集团”中是位列第四的人物，但在湖南的“右倾分子”中则是第一号人物，用当时湖南省委的一位负责人的话说：“这个家伙在庐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尾巴，在湖南可是头子了。湖南的反党宗派是以他为首的……这个反党分子幸亏在庐山会议把他抓住了，不然在湖南还真不好办呢。因为他是第一书记，是个大石头压在上面。另外，他们伪装得很像一回事。湖南很难揭发出来，要揭发也不太顺利。庐山会议真是神仙会，把妖魔鬼怪给捉住了。”
既然有这么一个“反党集团的尾巴”，湖南开展“反右倾”斗争自然轰轰烈烈，不然怎么能同周小舟划清界限？在这场运动中，全省仅县以上机关单位就有4696人被重点批斗，有1630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公共食堂的态度，也就被当做检验一个人赞同人民公社还是反对人民公社，坚持社会主义还是企图搞资本主义的尺度之一，湖南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大办公共食堂，尤其要大力宣传公共食堂。
1959年9月5日，《新湖南报》发表长篇通讯《农村公共食堂好得很！》，介绍新邵县严塘公社沙湾大队第九生产队第一食堂“越办越好”的经验。文章的小标题分别是：“妇女劳力得解放，群众生产劲头高”；“吃饱又吃好，省粮更省柴”；“家禽家畜大发展”；“食堂好处实在多，各项事业齐推进”；“民主管理，坚持自愿参加原则”。这实际上也是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要是果真如此，确实对公共食堂没有反对的必要。
过了两天，《新湖南报》又详细地报道了湘阴县洞庭围人民公社的食堂，称这个食堂是“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这个公社有8000多户，一共办了324个食堂。《新湖南报》说，这个公社食堂开办一年，可以增加劳动日200万个，计算的办法是：8262户社员原来单锅独灶时至少要有8262个人做饭，现在办了324个公共食堂，只有866个服务员，解放出劳动力7000个，几百个单身汉也可以无牵无挂地出工，如果解放出来的7000个劳动力以每年出工200个计算，再加上原有的12310个劳动力因办食堂后出工齐整提高劳动工效二分，这样，增加的劳动日正好是200万个。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3）
这个公社的食堂当然也与别的食堂一样，声称节约了粮食若干。该公社的第十大队1957年返销了18万斤粮食，1958年返销了31万斤，1959年却节约了粮食。至于是怎样节约的，报道上没有说，但其中提到了凭票吃饭的方法。其实要节约也简单，降低社员的口粮供应标准即可，反正社员的粮食全放在食堂，吃多吃少只能由食堂决定。1959年夏收之时，中共中央虽然提出粮食要分配到户，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并没有做到，粮食名义上是分配到户，但到户的只是指标，而实物却存放在食堂，这种分粮到户并无任何实际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点，社员不得不加入食堂。洞庭围公社食堂的另一好处是社员“团结更加紧密”，这恐怕也是只能写在纸面上的。
在1959年上半年尤其是夏收前后许多地方的食堂散伙的时候，河南却在食堂的巩固上下工夫，深为毛泽东所赞许。毛泽东说只要河南能够坚持，全国就有希望，可见毛泽东对河南食堂期望之高。
庐山会议之后，河南对公共食堂更是广为宣传，大唱赞歌。9月5日，《河南日报》在报道偃师县老城人民公社东庄大队的公共食堂时，借用该大队社员的口说：“公共食堂是福地。”那么，食堂“福”在何处？除了节约劳力、粮食、用煤外，一曰改善生活，内称：“食堂实现了‘依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以后，做饭做到忙时吃干，闲时半稀半干，天天都有馍。逢年过节还可以吃到八宝饭、饺子、肉菜等。……一年四季瓜、菜不断。”二曰增加了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加强了家庭和社员之间的和睦团结。举例说，社员吕永才，70多岁，一家就老两口，生产积极，就是个性强，曾和18家邻居不说话。他老婆做饭嫌麻烦，一次做一天到两天的饭，天天吃剩饭，老头啃不动硬馍，常常摔碗。入食堂后，老两口在饭厅听读报、听讲话，慢慢地懂得了道理，提高了觉悟，就主动向亲邻检讨过去的缺点，从而加强了团结。
另据《河南日报》的报道，1959年10月初，河南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339578个，参加食堂人数占全省农村总人数的99％。河南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在食堂坚决贯彻阶级路线，消除了混入食堂的不纯分子，75％的炊事人员、45％的管理人员由党团员担任。由于公共食堂的成立，使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妇女670万人从几千年来的锅灶边解放出来。全省30多万个食堂基本上达到了天天有馍、有汤、有菜（报道中没有说人均有多少馍、吃多少菜）。全省食堂种秋菜1720万亩，采集野菜48亿斤，储存干菜14亿斤，许昌地区的食堂仅半个月就节约粮食180万斤。总而言之，报道给人的感觉是河南公共食堂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不过，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办公共食堂经验如此丰富、成绩如此突出的河南，却是“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河南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公共食堂的“攻击”。10月9日，该报发表题为《公共食堂好得很》的社论，其中说：“‘公共食堂难以巩固’，‘群众要大批退出食堂’，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事实已经给他们以有力的回答。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省公共食堂已经经受了几次严峻的考验，不但没有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我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和做法，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公共食堂好得很，他们却认为‘糟得很’；我们为了适应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需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他们却是为了恢复私有制，积极垮公共食堂的台。这就是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分歧所在。这里还必须指出，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反对公共食堂，实际上就是反对人民公社。”
社论的这几句话，倒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把公共食堂办下去的原因：因为公共食堂是消灭私有制的好办法，因为公共食堂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致的。无怪乎要把坚持公共食堂上升到“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私有制的确不是个好东西，人类贫富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都与之相关。但是，当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消灭私有制，特别是生活资料的私有性质时，人为地将社会生活一切都公有化，企图建立一个纯之又纯的共产社会，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是建立在对实现共产主义急于求成的基础上的。然而，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的承受程度，如果将不切实际的空想付诸实践，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反右倾，办食堂（1）
与河南自称在庐山会议前一个食堂没有垮掉相比，邻近的河北似乎缺乏那种先见之明，庐山会议前，大多数食堂已散了伙。
在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之初，河北在不长的时间里很快实现了食堂化，最多时曾办起了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可是，到1959年春季后，“由于粮食收获量没有那么多，口粮标准逐步压缩，柴炭困难日益增多，劳动生产步入正常，改变了吃住在田间的情况，加之不少的食堂管理不妥，因而群众越来越觉得不方便了”。
庐山会议期间，河北省委农工部就食堂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据这份调查材料说，河北农村坚持在食堂吃饭的群众只占总户数的20％左右，不愿参加的占总户数的50％，还有30％随大流。至1959年6月底，河北全省尚有食堂49004个，较原来减少86％，加入食堂的农户有1643990户，占农户总数的165％，较原来减少了80％。此时剩下的除了少量的主要由单身汉和没有辅助劳力做饭的户组成的小型常年食堂外，还有一些农忙突击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办起的农忙食堂与工地食堂。调查报告据此认为：“看来常年全民食堂已不适合当前情况和多数群众的要求。”因为调查之时，“反右倾”之风还未从庐山往山下刮，所以这份材料比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农民如何喜爱公共食堂，食堂如何如何越办越好，其实大都是编造出来的。
这份报告刚写完，各地就已开始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党范围内“反右倾”。由于办不办食堂，已经关乎对人民公社甚至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河北各级组织自然不敢怠慢，从省委到公社党委的书记们都亲自挂帅抓食堂工作，党委委员们亲自搞试验田，各级还建立专业领导机构，再次大办公共食堂，具体办法是：
（一）通过学习文件，“层层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如天津市委指示各县、公社和生产队都要学习《人民日报》上《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批判“右倾畏难情绪和放任自流偏向，决心将食堂恢复起来”。涿县还通过辩论算清四笔账：一算思想上有无右倾情绪账；二算食堂解放劳力账；三算积极支持食堂和消极对待食堂利益账；四算办食堂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账。
（二）“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广泛深入宣传食堂的优越性，发动群众用对比方法总结办食堂的好处。”
（三）层层搞重点、树标兵，组织参观，开现场会。
（四）依靠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如吴桥县群众共拿出笼屉、水缸、风箱等家具14000多件，腾房9281间。
这样一来，河北农村的公共食堂发展很快。到10月上旬，由原来的18804个发展到98117个，比8月上旬增加了倍。参加食堂的户数由原来全省总农户数的增加到；在食堂就餐人数达947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其中，邯郸地区在食堂吃饭的人数由8月上旬的增加到44％，保定地区由原来的增加到，张家口地区由原来的增加到。此时，在河北的七个地级行政区中，承德地区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最低，只有6％。
如此不遗余力地宣传食堂的优越性，各级领导干部也花了大力气抓公共食堂，为何食堂发展还是不平衡，与1958年相比，这次食堂发展的速度却慢得多。原因在于：公社化时，公共食堂是新鲜事物，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在一起吃饭，的确是几千来中国农村从未发生的，农民有一种新奇感，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何况食堂办起之后，实行供给制，搞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以前各家各户分灶就食，多数农民从不敢放开肚皮吃饭，现在有如此好事，且不需自己做饭，只要吃现成的，哪有不愿意之理。可是，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之后，食堂的弊端暴露出来，退出食堂就成了大势所趋。农民既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本来带着美好的憧憬进入了公共食堂，当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憧憬后，他们再也不愿轻信那种食堂的所谓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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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办食堂（2）
“反右倾”后，河北省委农工部又给省委写了一份关于食堂问题的报告，当然这一次不敢说食堂不适应群众的要求了，而是讲办食堂的种种好处。不过，报告中也承认，对恢复食堂，干部有四怕思想：一怕食堂成立后粮食不够吃；二怕烧柴解决不了；三怕房子不能解决；四怕天冷了不好巩固。当然干部还有一种担心：食堂是自己叫散的，现在又叫办，不好向群众讲。群众对办食堂的顾虑则一是怕自留地收回，二是怕不把粮食分到户，节约不归自己。所以，干部、群众对恢复食堂积极性都不高。
群众得知又要办食堂，担心再次刮“共产风”，为不使自己精打细算的粮食被别人吃去，就在加入食堂之前大吃大喝几顿。河北元氏县元氏公社建安生产队社员李保安，夏收以来节余的麦子，中秋节都舍不得吃，一听说要恢复食堂就全吃光了。正定县青同公社青同生产队16户社员，得知又要办食堂，一天多吃斤粮食。
通过大批“右倾保守思想”，河北全省的公共食堂有了较快发展。到10月底，全省公共食堂已有168545个，加入食堂的农户有4850908户，占农户总数的58％，在食堂吃饭的有18024051人，占农村人口的58％。其中，发展较快的天津专区，加入食堂的人数占农业人口的％，邯郸、唐山占50％以上，就连原来发展较慢的承德地区，也由10月初的6％发展到％。河北恢复公共食堂的经验，除了“大抓节约粮食”、“食堂民主管理”等措施外，最根本的是“政治挂帅，统一认识，大讲今冬生产形势和食堂的优越性”。具体办法是“干部群众总结前段办好食堂的经验，并以冬季食堂是否需要和能否办好为题进行鸣辩，澄清了模糊认识，引导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既然办不办公共食堂已经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组织群众进行鸣放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过程中，一些原来支持解散食堂的干部被打成“右倾分子”，党员干部为形势所迫，只得不遗余力地推广公共食堂。农民们对加入食堂并不情愿，但经不住所谓大辩论，谁也不敢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而且所谓粮食分配到户仅是把指标分到户，实物放在食堂，也就不得不去食堂吃饭。
在“反右倾”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度散伙的公共食堂又相继恢复。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具体情况是：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9％）、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81％）、广东（％）、河北（％）、山西（％）七省市区。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61％）、陕西（％）、江苏（56％）、宁夏（％）六省区。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23％）、内蒙古（％）七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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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河南“经验”（1）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1960年新的一轮“大跃进”，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次被提出来了。196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纲提出，今后三年的具体奋斗目标是：提前五年实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八年的总任务和基本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基本上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分期分批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汇报提纲还要求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制为主，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形式，逐步增加分配制度中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1959年12月，华东协作区召开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问题。会议提出：“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至于从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过渡条件，会议认为分配给社员每人每年平均200元左右，就可由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早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有人提出，只要达到每人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了。太多了，一旦农民的收入比工人多，就不好过渡。对这种说法，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说，照这种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能难过渡。这也可以说是“穷过渡”一词的来源。
1960年4月初，在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讲到过渡问题时强调：“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过渡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他还提出了由基本队所有过渡到基本社所有的四个条件：一是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年人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二是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有优势；三是穷队赶上富队；四是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上述设想，各省纷纷开展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试点工作。
1960年的“大跃进”是1958年“大跃进”的继续，但这年的继续“跃进”除了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的因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击国内外一些人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怀疑和反对。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仅国内有彭德怀、张闻天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有失有得”、“得不偿失”的议论，在国外也社会主义阵营的赫鲁晓夫和西方国家的杜勒斯之流的冷嘲热讽，必须以事实来证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是可行的。因此，不但要继续跃进，而且要更大地跃进。人民公社趁早实现由队所有制向社所有制过渡，当然也是为了提早向共产主义过渡。
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建设速度，这原本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时快速发展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本来近两年的“大跃进”已是劳民伤财，使国家与人民元气大伤，应该适时地加以调整，休养生息。可是，庐山会议后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一度有所收敛的各种“大办”重新开张，急于实现两个过渡的思想重新抬头，这就使得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努力付诸东流，并且继续按照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时间表向共产主义过渡。公共食堂也就再次成了“共产主义幼芽”，并且试图使之茁壮成长。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全省农村13万个公共食堂，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不巩固的只占20％左右。
报告说，一批办得好的食堂，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实行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因而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报告还提到，办食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一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必要，所以把自己的一部分乃至全部自留地交给了食堂，集体化的程度提高了。一些地方办起了公共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居民点纷纷集中到食堂的周围，出现了若干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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