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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黑洞-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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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公子。他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结识，逐渐地养成了冷漠、残酷的性格。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临巴蜀大地的时候，周时华已迈入了中年。经历过文革的风吹雨打的中年人回首往事，才发觉自己除了满脑子的政治口号，其它的都是一片空白。这时，补学文化知识，获取一份文凭，成为这一代人的新追求。而周时华对同龄人的这种执着追求觉得莫名其妙，仍是游手好闲地生活，并不觉得自己动中文化知识的贫乏，相反，周时华开始领悟到了一种人生短暂去日苦多的感伤。过去自己的青春年华在动乱中白白地流失，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品味和享受。一晃已是人到中年万事休。周时华觉得再不利用时机好好享受一番，就要亏待自己的人生。周时华压根就没有想到去补习文化课，唯一的想法就是尽情地享受。街头舞会盛行，他变成了舞棍，逢舞必跳。城市时兴养花，他就在家中摆弄起君子兰来。总之，只要街头流行的，他就要去追逐。
当父母逼着周时华去寻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的时候，周时华才突然醒悟到自己的双亲年事已高，马上就要退休了，自己的生存问题已成了一项非常严峻的问题。这时，周时华感觉到生活的严酷起来。由于自己不学无术，寻找了几家单位都没有接收。后来他在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引介下，去一家建筑工地当了一名泥水匠。
也是该当周时华走运。在周时华到工程队不久，城市改革全面铺开，承包制在产业界全面推行。在工程队，周时华第一个跳出来承包了一个建筑队。说起来这支建筑队，原是街道办事处为了安排待业青年和返城知青工作而组建的一个临时班子，在册的职工有五六十人，实际每天出勤的只有二三十人，建筑队没有活揽，就找一些大的工程队不愿做的边边角角干干，挣点小钱聊以糊口。青年人都不安心长期干建筑，纷纷找路子另攀高就。到八十年代未，当初街道办的建筑队已是名存实亡，除营业执照的户主仍是街道办事处，人员全都换成了清一色的农民工。周时华主动承包这支建筑队后，连续几年揽不到活，吃不饱，留不住人，经济效益一直提不起来。周时华腰包也没有鼓起来。但在建筑工地摸爬了几年后，周时华摸清了各种来钱的路子，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九十年代，城市建设全面起动，周时华瞄准时机，毫不犹豫地把建筑队转承给了别人，自己干起实实在在的包工头，主要是四处承揽工程项目，然后转包给别人，自己从中坐地抽头。到1991年，周时华不到两年时间就赚进了几百万元钞票。周时华一跃成为成都市建筑行业小有名气的富翁。这时的周时华已是某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在他手里掌握有一支农民建筑队。固定工人只20来人，有大的项目时都靠临时招幕。民工来自几个省份，有工程时才招幕，工程完成时就地解散。
周时华财大后气也变粗。在成都市花6O万元购置一套豪华住宅。另花50万元打发了自己结发之妻，立马与当地一位漂亮的姑娘结婚。有了滚滚的财源，周时华终于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终于有一天，周时华迷醉在钞票里，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1994年9月6日上午8时。成都市公安局草堂公安分局罗局长刚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喂，请问你找谁。”
“我是周时华，就是要找你。”
周时华和罗局长是从小一同长大的伙伴，两个人有交往，是好朋友。
“刚上班就找我，有什么急事吗？”罗局长猜想周时华此时找他必有紧急的事情。平时，周从不打电话到公安分局来打搅他的。
“我家10万现金不见了。可能是被盗了。请您亲自过来看看。”周时华的讲话有些急促。
周就住在罗局长的辖区，居民家中发生了被盗案，而且又是一起特大案，于情于理局长都必须亲自赶赴现场调查。“我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罗局长立即通知刑警准备出动。
罗局长穿戴整齐，刚要走出办公室的大门，桌上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罗局长大跨步迈到办公桌旁，操起电话筒。
“喂，是罗局长吗？”
“我就是。”
“钱……钱……钱找到了。”
“找到了就好，刚才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没事了吧。”
“不，不，你还是得亲自来一趟。”
罗局长觉得很奇怪。居民常有各种事打电话报警：如小孩独自上街去玩，家长报警说是被拐卖了。民警刚要出动，小孩自己却回来了。忘记家中的存折现款、首饰收藏的地方，慌乱之中报了警，当民警赶到时，东西又找到了。这回周时华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既然钱找到了，可为何还要民警去一趟。“找到了，还叫我去干嘛？”
“钱被烧掉了一半。”周时华的声音有些发颤。
钱会被谁烧掉呢？为何没有拿走呢？是为了报复，还是恶作剧。罗局长带着一团疑雾，叫上两名民警来到周时华家。
周时华家是一套四室两厅的大套房。家中的成员，除了周和他的新婚妻子外，还雇有一保姆。
罗局长一进周家的门，周时华就把一迭被烧毁的钞票递到罗的手中。10万元的巨款并没有全部被烧掉，绝大部分只是被火燎掉一截。这笔现款显然不能使用。据周时华解释，这笔巨款是前天从银行取出来准备给建筑工地的民工发工钱用的。
罗局长和民警仔细地勘查了现场，门窗没有发现被撬损的痕迹。室内家具和衣柜都没有一丝搬动的迹象。只有衣柜里包着巨款的一件雪豹牌皮大衣被扔到柜子顶上。烧掉巨款剩下的灰烬就留在衣柜的第二层，而紧挨着灰烬的衣物却没有被烧着的痕迹。
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可以初步推断是家人或十分熟悉周家情况的人所为。待查的第一号嫌疑人就是周家保姆。
“你家的保姆呢？”罗局长猛然想起。
“她昨天下午说是去看一个朋友，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周时华的妻子反映了这一情况。
“目前看来，要弄清这一事情，必先找到保姆。从现在起，你们要配合公安局一块查找保姆的下落。”罗局长向周时华交代了几句，带上被毁的残币和民警一起回到了分局。
罗局长回到分局后，立即安排民警查找保姆的行踪，并向保姆的家乡所在县公安局发出了协查通报。
到第五天，正当民警们为寻找保姆四处奔走的时候，罗局长再次接到了周时华打来的电话。
“罗局长，我家的案子请你们不要再查了。”
“为什么？”
“刚才我收到保姆写来的一封信，她已承认钱是她烧的。”
“难道你不想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吗？”
“看她挺可怜的，也就算了吧。”
“那好吧。”
罗局长放下电话，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越来越觉得此事很蹊跷。这位于刑警出身的领导自然不会就凭当事人的口头一句话，就把这件在分局乃至全市都挂上号的案子一下子给撤了。即使保姆真的承认此事是她一人所为，也必须见到她的亲笔信才行。
罗局长叫上汽车直奔周时华家。
周时华打完电话后，觉得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独自翅着二郎腿在家中品茗洋酒。见罗局长突然来访，周时华顿时局促起来。
“你说保姆有信寄来，信在哪里？”罗局长进屋后直接问信的事。
“我看完后，把它给烧了。”
“我想你不会那样糊涂吧。你不会不知道那封信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物证。”
“看完信后，我当时很气愤，就把它给烧了。”
“这么说钞票也是你烧的。”罗局长帮意用激将法刺激周时华主动交出信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怀疑你和你家保姆之间发生过某种不可告人的事情。”
“你……”周时华一时给激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周时华无奈，只得把保姆的信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交给罗局长。
信封上的邮局印章表明信是寄自乌鲁木齐。信文不长：
尊敬的周经理，你还好吗？
请你打开你家的柜，你有什么发现？在第二层的衣服里，用一个纸包包着。不要吃惊，那是我干的！
还记得我跟你借钱被你一口回绝的事吗？我虽然穷，但穷得有志气，不到万不得已，我是开不了这个口的。我爸死得早，家里很穷，你给的钱又不多——
这个你心中有数，无力负担弟弟的学费。我多么希望我弟弟能继续读书啊。我们家的希望全在他一人身上。
可你不借钱给我，怕我还不起是不是？我说过从我的工钱中扣除。你说你手头紧，没钱，我知道是骗人的，你整天花天酒地，那点钱对你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当我得知我弟弟自杀的消息时，你知道我多恨你吗？是你杀了我弟弟！我知道不该怪你，可你要是肯借给我钱，我弟弟就不会自杀！
看到那堆灰了吗？那可是你的钱啊，那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你这个为富不仁的家伙！
我知道你要报警。可你找不到我，警察也抓不到，不信试试看。我现在乌鲁木齐。
再见！
邓秀楠1994年9月1O日
周时华的保姆叫邓秀楠，是经过劳务市场介绍来的。小姑娘年仅16岁。家在川西一贫困的山区。为了让弟弟能继续上学，邓秀楠初中毕业后，自动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只身来到成都打工。在周家，邓秀捕每天负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周时华虽家财万贯，但对保姆却特别的苛刻。每月的工钱只有100多元。平时，周时华对社会公益也是漠不关心，宁可花上万把元钱狂饮一餐，也不肯捐一点钱救助失学儿童和周围有困难的人。有时，连他的妻子也看不惯他的吝啬，骂他是“小气鬼”。邓秀楠为了弟弟上学时能一次交清那几百元的学费，曾找周时华商量，要周时华先预支半年的工钱，好寄回家供弟弟上学。周时华以为是保姆在想法骗他的钱，就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由于没有钱交清学费，邓秀桶的弟弟只得辍学。不久，弟弟因思念上学的心情太迫切，便在自家屋前的小树上上吊自杀了。邓秀楠闻讯这一消息，万念俱焚。弟弟是他家唯一的希望。也是她出门打工赚钱的唯一目的所在。弟弟死后，邓秀楠常常责备自己没有能力救助自己的弟弟上学，转而也迁怒到“小气”的周时华身上。小姑娘难以排泄心中的愤怒，一气之下，铤而走险，作出了报复周时华——也是报复社会的举动。邓秀楠趁周时华夫妇上班时机。搜遍了所有橱柜，终于在周时华妻子的卧室里找出了周时华密藏的1O万元巨款。邓秀楠没有卷款外逃，而是用打火火点着了现钞，故意只烧掉一半，企图以此来报复周时华，以解心头之恨。
邓秀楠烧完巨款后，非常冷静地打扫完现场，借口看望一位朋友，趁机逃出了成都，坐上一列开往大西北的列车，直到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后，邓秀楠给周时华寄出了早已写好的书信，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罗局长看完保姆的来信后，仔细讯问了有关保姆的一些情况。周时华夫妇都热情主动地回答了询问。例行完公事，罗局长一行回到分局。
●精心设计害自己
罗局长刚到办公室坐下，周时华也随即赶到。周时华见办公室没有第三者，连忙凑近前来，从衣袋中掏出一条金项链放在罗局长的办公桌的抽屉里，低声说：“这次家里发生的事情，三番五次地辛苦你，很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全家表示的一点谢意。事情就这样了结算了，就当我倒了一次大霉。你看，那些钱麻烦你退还给我算了。”
从亲自接管这宗大案起，罗局长对周时华的一些表现感觉很是反常。特别是周时华前后对巨款的态度判若两人。真不知道这胡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罗局长也是比较了解周时华的。此人是小气得出了名，可这回怎么对十万元巨款被损却一点都不动心呢？越想疑虑越多，罗局长正准备查个水落石出。周时华提出要取回残损的巨款，罗局长没有马上同意，委婉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你明天来拿吧，钱已存入档案柜了。不在我手上。”
罗局长婉言谢绝了周时华递上来的金项链，并把他送到了分局大门外。
送走周时华，罗局长回到办公室叫来两个民警，打开纸包仔细地检查残损的人民币。这一看不要紧，仔细一看立马就看出了破绽。每一张100元钞票上没有水印。当时在周时华家勘查现场时，竟一时疏忽了对主要物证的检查，这实在是一起重大的失误。
罗局长立即通知刑警快速出动，传唤周时华。
周时华离开公安分局还不到一个小时，又被“请”了回来，周时华不是坐在局长办公室和老朋友聊天了，而是坐在刑警队
的审讯室里接受法律的审问。
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时华只得老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1994年8月，周时华在一朋友家的赌桌上认识了一位东北来的老板。此人自称姓王，家住在大连市，开口说话时却带着浓重的江浙口音。王某自诩自己是作钢材生意的，有办法从俄罗斯进口钢材。这次来成都主要是考察西南地区的钢材市场。
周时华一听王某能弄到钢材，便主动与人家套近乎。赌友们也都很推崇这位“钢材大王”。在牌桌上时不时故意输给王某。好让他高兴。不想，这位王某却是一只铁公鸡，一毛不拔。赌友们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款，竟不见有一点表示。后来，牌主专门找机会给王某暗示了成都牌桌上的规矩，王某这才有所醒悟。在赌友们离去时，王某给每人封了一个红包，里面装有一万元现款。实际上红包里面装的仅只有600O元是真钞，其余都是假钞。
第一个发现红包里的“秘密”的赌友是周时华。周时华没有立刻当众揭穿王某的骗局，而是马上找到王某私下抖露了他的老底。王某见“把戏”露了馅，不得不向周时华承认自己手头有大量的假钞。提起伪钞，周时华就想到了那群老实巴交的民工。
在周时华统领下的建筑队共有IOO多号人，都是他从非法劳务市场招收的来自六个省份的农村打工仔。周时华给民工发工资的方式都是采取等工程全部完成后一次性支付。在平时，每月只付给打工仔用于购买洗衣粉、香烟等必需品的零用钱。这些钱仅占工资的很小部分。周时华在见到伪钞时，忽然心生一计，琢磨起了马上就要支付民工们的10万元血汗钱来了。到9月份时，这期工程就可全部完成，待农民工到时欢天喜地揣着厚厚的一叠票子回到家乡时，谁会想到自己辛苦大半年换来的却是一堆废纸。周时华这条毒汁比毒蝎还要毒过10倍。
周时华找到了王某，按1比11的比例换回了1O万元的假币。周时华把假币用报纸包好后藏在他老婆的衣柜里。万万没想到，假币还没有派上用场，就被保姆付之一炬。冥冥之中，老天保佑了那帮民工躲过了这场劫难。
不久，流窜作案的王某在成都被缉获。据供认，王某本是福建的一农民，半年前，通过海外走私，购进了1OO多万元台湾版假币。在这半年时间，王某携带假币云游四方，致使这批假币四处流散，王某从中获取暴利8万多元。
周时华发觉假币被烧毁后竟敢向公安机关报案，目的是为了利用保姆外逃的机会，搅乱视线，以假乱真，企图以此来拖延民工的工钱，直至全部侵吞。案发后，周时华虚虚实实，掩掩藏藏，精心导演，目的也就是为转移公安人员的注意力，最终将民工得不到工钱的愤怒迁移到公安或保姆身上，从中渔利。周时华的每一步计策实在是狠毒至极。
心狠手黑的周时华机关算尽，最终却使自己身陷囹圄。
第八章 正本清源话真币
◎回溯人民币史迹
我国的货币是人民币。它是在炮火声中诞生，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统一和形成的。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就已经建立了银行和信用社，并发行自己的货币。如湖南平民银行于1927年发行的临时兑换券，湖北黄岗县的“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通券”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都开创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支持战争，发展生产，各苏维埃政府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如1928年海丰劳动银行的银票。1929年江西东古平民银行的钞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银元及铜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货币全部采取独立发行的原则，由根据地内自己的银行发行钞票，只允许根据地内的钞票流通。因此，那时的货币币制极不统一。在当时，各根据地被分割被包围的情况下，货币的统一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根据地货币有：陕甘宁边币（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币（晋察冀边区）、西北农民币（晋绥边区）、北海币（山东解放区）、中州币（中原解放区）、南方币（华南解放区）、东北币（东北解放区）等等。
从1947年秋天开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进攻，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同时也出现了物质的交流和经济往来。但因各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给开展经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人民解放军转入全线出击后，各兵团开始协同作战。国货币的不统一，给后勤供应带来了十分不便。各新解放区，恢复生产，扶植工商，安定百姓生活等方面工作都需要解决人民币统一的问题。因此统一货币，整顿金融秩序，是当时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工作中的一项特别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1947年12月2日，董必武向党中央发电，建议中央批准成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
12月18日中央回电，批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董必武接到回电后，立即着手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备工作。
不久，在董必武、南汉宸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宣告成立。参加的成员主要是从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抽调的干部，如何松亭、武博山、孙及民、石雷、秦炎等，解放后，这批同志都成为新中国金融战线的领导骨干。
为了统一全国的货币，首先从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开始。在邻近或连接解放区之间，把几种不同的通货实行固定比价流通，或实行混合流通，或以一种通货为主，然后逐步合并统一。如1948年1月，西北解放区停止了陕甘宁边区币的发行，而以西北农民币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主要货币。在东北解放区，规定东北币、关东币、长城币三种通货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等。
7月22日，在石家庄市联合办公的冀南银行和晋察冀银行正式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总经理由南汉宸担任。原冀南银行行长胡景云和原晋察边区银行行长关学文任副总经理。这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
1947年的冬天，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获得全境胜利。百万大军挥师入关，直取京津。江南的淮海战役已是胜利在望。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工次政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
在会上，董必武再一次慎重地询问南汉宸：“汉宸，眼下已是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呢？”
南汉宸胸有成竹地回答：“我看可以了！经过这一年来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给了，12种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我们已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给印制出来了，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有我们的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制厂谈妥，已秘密地代我们印出一批钞票，等我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董老当即拍板：“好！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如下：“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加紧与各解放区银行的磋商，一面加速准备人民币的发行。”
华北人民政府政务会议的决议递送到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全部同意。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南汉宸出任第一任行长。董必武亲笔题写了行名。现在的人民币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的隶书字样就是出自董老之手。
这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贴出金字第四号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统一华北、华东、古北三区的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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