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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黑洞-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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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玺不是政务委员，不可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内容，行政院专门派人到舟山传达，足见国民党集团对黎玉玺的赏识。
三名政务委员来到舟山后，立即向黎玉玺宣读了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案。决议案内容如下：
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案，关于黎司令玉玺及蔡智、堪君建议由政府广印奸匪伪人民币，以扰乱匪区金融一案，谨签具意见如下：
一，此事确属重要应做，但未做之前，必须详细计划考虑。
二，欲达到扰乱匪区金融目的，必须大量印制伪币，数量既大，运用颇难，而本身亦必须付出大量代价，必须计效果，可以相抵，始值一做。否则徒劳无功，不如不做。
三，此事颇易发生流失，实行时必需严格监督。
四，此事欲达目的，必须对于伪币之印制、运用、运送、掩护四项均有很好的设计及布置。
1．印制方面：
甲：印制地点，可设在台湾或定海，不宜设在日本（蔡智、堪君主张在日本）或香港，违犯他国法律的事，我们最好不要做。
乙：印制技术须请专家研究，先试制样品。果能乱真，方大量印制。
2．运送方面：
甲：我政权区，（子）利用公营、商业交通工具，及军用飞机，必要时并设法利用外国商轮（藉中国海员关系），（丑）与检查机关密切联系。
乙：匪区，（子）利用外国商轮（藉中国海员关系），（丑）另觅偷运线路避免匪军检查。（寅）飞机送到敌后我游击区空投。
丙：港澳，（子）直接秘密运往港澳，（丑）经过王区转入港澳。
3．运用万面：
甲：发交临近匪区”我前线部队（蔡智、堪君有此建议）及当地政府，设法运用。
乙：发交敌后我游击部队，设法运用（黎玉玺有此建议）。
丙：在匪我交错及匪我两辖区际之真空地带设法运用。
丁：在匪区各大都市，利用商人关系套购外币、黄金、银元及物资。
戊：在香港、澳门设法运用，套购外币、物资，促使伪币贬值。
4．掩护方面：
甲：在匪区、匪我交错区及真空地带，设立商店、商行作为掩护。
乙：以经营商轮（小型的）、渔船为掩护。
丙：以跑单帮为掩护。
五，执行机构：
1．由财政部、国防部、保密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各派高级职员一人成立三人小组，专
门策划此项工作。
2．计划成熟，由三人小组提出适当人选为执行人，征得财政部、保密局、政务委员会之同意，由国防部核派之。
3．三人小组继续在为此项工作之决策机构并监督执行人之实施。
4．执行人受国防部指挥，关于工作之布置，工作人员之配备及实际行动，均由执行人负责。
六，此项工作应极机密地进行，主管机关及联系机关内，均限于极少数人知道。
七，此项工作虽需相当经费，但运用得宜，尚可增加收入……
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希望能达到回光返照的种种手段都设想过，但都因溃不成军而作罢。最后，国民党军政当局想起了这最后一计，尽管明知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希望已不存在。但是，当局中的一部分人仍然在企盼冥冥中出现奇迹——希望用伪钞把这个从炮火中夺取政权的新生儿活活地扼杀在嗷嗷待哺的摇蓝。这一招看似幼雅，却实在凶狠。
◎第一个回合
●诈伪于千里之外
我国的货币是人民币。它是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在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为了抵制敌占区货币的入侵和掠夺，各
自都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先后都发行了自己的地区性货币。如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票、银元和铜币。陕甘宁边币（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币（晋察冀边区）、西北农民币（晋绥边区）、北海币（山东解放区）、中州币（中原解放区）、南方币（华南解放区）、东北币（东北解放区）等等。由于那时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是处于被包围和武装分割的状态下，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既不统一，也无必要。1947年秋天开始，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进攻，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同时也出现了物质的交流和经济往来。但因各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给开展经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解放军转入全线出击后，各兵团开始协同作战。因货币的不统一，给后勤供应带来了十分不便。各新解放区，恢复生产，扶助工商，安定百姓生活等方面工作都需要解决货币统一的问题。因此统一货币，整顿金融秩序，是当时新生政权经济工作中的一项特别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我国的货币统一工作首先从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开始。在邻近或连接解放区之间，把几种不同的通货实行固定比价流通，或实行混合流通，或以一种通货为主，然后逐步合并统一。如1948年1月，西北解放区停止了陕甘宁边区币的发行，而以西北农民币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主要货币。在东北解放区，规定东北币、关东币、长城币三种通货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等。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在成立的当天发行新版人民币，以此作为全国的统一货币。这就是新政权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各解放区已初步归并统一的货币，先与人民币固定比价流通，最后以人民币代替。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确实是一个经济烂摊子——工业基础薄弱，农业落后，市场物质匾乏，民不聊生，通货膨胀严重。严峻的经济形势新政权提出了生死考验。“马背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失败的国民党当局瞅准了共产党经济这一薄弱环节，力图在新政权立足未稳的时期，用制造、投放假人民币的手法，制造经济上的通货膨胀和政治上百姓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心理，挑起内乱，趁机反攻大陆。这一招可谓煞费苦心，阴谋已极。
1950年春夏，解放军攻占了舟山群岛。国民党力图在定海县印制假人民币的阴谋未来得及实施就慌忙溃逃。解放军在定海县银行办事处的保险柜里缴获了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案。这份重要情报为以后我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的伪钞侵害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处在西方列国和国民党势力的团团包围和封锁中。经济建设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需要资金和扶持。当时人民币的发行不可能象现在这样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广泛地向民众宣传。对于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的图案式样特征，很少会有人去关注。百姓只听说有新币发行，但不知道何时能拥有几张新币花花。因此，在那时，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伪钞的流通是轻而易举的，更何况是伪造技术极高的人民币。贫穷的百姓更难分辨其真伪了。
国民党在定海县的印制基地被解放军摧毁后，军统特务在台湾岛内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印制基地，几乎搜罗了所有能找到的造伪专家专门印制假人民币。美国、英国等西方列强对新政权早已咬牙切齿，因此，对伪造人民币一事和国民党一拍即合，不仅在技术和人员上提供援助，而且美国特务在日本也开始亲自印制假人民币。国内不法之徒趁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也大发不义之财。国内外两股势力遥相呼应。面对气势汹汹的造伪势力，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大地上迎接了这场挑战。
本人走访了当年参加反击国民党伪造人民币的公安干警翻阅了当年的公安史档案。下面不妨摘录几例案卷，可见当时伪钞严峻形势之一斑。
例一：（1950年3月2O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我政府拟用港币和黄金吸进美钞，台湾特务已制造拾圆与伍拾圆面额的伪钞分运我大陆各地行使，套取港币和黄金。该项钞已于2月下旬由华中区分发该区之特工人员于市面秘密投放。3月6日有一批数额10O万元已运抵澳门交由麦英干（英国特务）保管，计划分发华南区各区土匪以充粮饷，并扰乱金融，图谋民反。
例二：（1950年7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近两个月来，浙江绍兴、江苏。上海均发现5000元伪券，成都、昆明市发现10OO元伪券正面系双马耕地图，及50O0元曳引机图券。
定海破获台贩运案1起，共319万元。胶南破获一案系3、4个特务每人均带有七、八十万元，系千元双马耕地图。据称，台派来八九十人都带有大宗伪币是蒋匪为开展敌后游击及倒乱我货币之用。
例三：（1950年8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7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破获行使千元票面假人民币案一件，据人犯梁义、李贯照供称：该项伪钞系彼等在香港时，受港友梁卓之托携带来沪（计梁义50万，李贯照百万元）又称梁卓共有同样钞票五千万元，正在托人陆续携带往各地行使。
例四：（1950年5月21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西南公安部破获李时民、李正民、帅青荣（从犯8名）伪造人民币案，获假币500张400万元，石印机2部，石板6块及全部印票子用具。经初审该犯等于去年农历12月初印了360万元（1000元面值）。于今年阴历正月26日又开印5000元面值2100万元。该犯企图大量印造，运往西安及宝蓉线推销。这次印造二千余万元是先作一个试验。
例五：（1950年8月5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辽西省绥中县局发现卖假票犯共十人。据供，该已贩卖假人民币四十余亿元。等以一亿元真币购买假票十亿元。造假票者系北京前门外崇贞观二十九号增兴阁鸿记印刷所，现彼等携款四亿前往北京购买假票。
从以上案情报告可以分析：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的决议案已落到实处。国民党军统迁移台湾后被改组成保密局。伪造人民币的计划仍由保密局承担。台湾特务在台湾岛内和香港大批量地印制伪人民币。采用的投放手段为：将假人民币运往香港，再在香港由国民党特务带给大陆上还没有被剿灭的土匪区，一者充当土匪的粮晌，二者假借土匪之手把伪钞投放到商品市场。还有在香港按一定比例以真换假抛售给商人或者港人，然后由这部分人带回内地花销。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的造伪活动还只是一个试探性阶段，规模较小且行动谨慎。但由于有大陆造伪分子充当马前卒，为台湾特务的的伪钞大举进犯大陆“趟路”。此时，虽然国民党特务的造伪活动只放出了一个试验气球，但在谨慎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更大更险恶的计划。
●以顺击逆布阵深秘
中央公安部1949年10月4日在北京成立。第一任部长由战功显赫的大将罗瑞卿担任。建国之初，国内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军队溃退大陆，潜伏下了大批训练有素的特务；数十万顽固的残兵败将躲进山林，占山为王，为患一方；城市不法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这一切都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紧迫任务。而在这世事纷繁的时刻，国民党在境外伪造人民币投放大陆市场——这是一支看不见却能致人于死地的暗箭。行伍出身的罗瑞卿虽然对经济、市场、金融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专门的研究，可对造假钱这种行径的认识还是非常敏感的。自打从货币诞生后，不论哪朝哪代，对伪造货币的犯罪都是严惩不贷，共产党的政府也概莫能外。
1950年6月9日，罗瑞卿接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转发来的在定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号决议案后，反伪的任务立即被他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并马上向有关部门作出了指示。中南公安部接到罗瑞卿的指示后，立即派员赴香港调查。
1951年3月14日，中南公安部向中央公安部上报了一份《关于匪特在港大量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之通报》。罗瑞卿部长接到通报后，对情况又重新作了进一步的核实。
3月24日，罗瑞卿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匪特在港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问题向总理报告》。这份报告在当天就递交给了总理办公室。
报告全文如下：
周总理：
据中南公安部三月十四日发文公（5l）政通字第四号通报略称……据报……匪保密局“驻港联络专员”陈杰、罗树人及英、日在港特工，相互勾结，并通过港英政治部于九龙设厂伪造人民币，对外以“东亚贸易公司”名义掩护活动。由保大皇叔阮疆柢（阮福民）任总经理，鹤田底雄（原日昭和公司特工）任经理主任，其实际负责人及正副经理则系陈、罗二匪，技师多为日人。先后印出三版，其中第一、二版约十六亿元，但纸质很差，第三版票面为一万元，均按二、三成或对折卖给匪徒，推销内地。如系匪“游击队”购买，则索价更微。大部从汕头经海陆丰渗透我市场，闻已输入巨大数额。
根据以上情况，说明蒋匪特务在英、日特务支持下，正积极从事大量伪造我人民币，企图捣乱我市场，破坏我金融。除中南公安部已通报该区各地高度警惕，严密防范，并协同有关机构作出杜绝入境的有效措施，及鉴别真伪的妥善办法，同时组织主要力量进行侦破，予特务匪徒破坏金融之阴谋以有力打击外，我们亦已将此情况通报全国各公安机关。为周密设计，拟请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通报各地财政金融机关加以注意，并作适当防范布置。
特此报告。
此与同时，罗瑞卿另外还抄写了两份，分别送交给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国家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
周恩来详细地阅读了报告全文，并当即批复了同意意见。
4月1O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向全国转发了中南公安部《关于匪特在港大量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的通报。这份通报公开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警告，也向全国以及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伪钞的坚强决心。这也是公安机关和银行系统第一次联手反伪钞的行动。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伪钞宣传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活动开始之初，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围绕反伪宣传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支持者要求把事实真实地告诉世人，以此唤起全国百姓共同参予这场抵制和反对伪钞的斗争。反对者则担心宣传会使百姓感到恐慌，影响人民币的信誉。两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据说，最后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权衡再三后，同意了支持派的意见。事实证明，那次反伪宣传没有引起百姓的恐慌，相反，借此机会，在全国百姓中普及了一次人民币常识，并通过这次机会，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制造伪钞的险恶用心，激发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当局不法行径的深恶痛绝。在东方大都市上海，各银行、储蓄所都在办公楼外开辟出一块地方，公榜介绍真人民币的特征。各商店、公司的柜台上都摆着一块醒目的告示牌：“谨防假币。”
7O岁的何四老汉现在家赋闲，颐养天年。刚解放时，年青的何四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的一家大百货商店站柜台。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刚解放时，发行的人民币面值都很大，有万元的、千元的、百元的，一天营业结帐时，一部算盘不够用，经常要两部算盘连起来使用。老百姓手头的货币既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既有人民币。也有金元券什么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识字的人，尚能从票面上的文字分别清楚人民币和金元券，不识字的文盲以及盲人等就很难说能分清楚这些货币了。在大城市，商业发达地区，市民尚能见到和使用新人民币，而在一些山区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辛劳一年还见不到钱的影子。再说，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商品不流通，货币的作用也不很重要，物物交换倒还方便，还更直接。因此在这些地方的百姓对人民币的认识不知道要到什么年代。
有一次，在营业时，一位农村老汉来买布匹，需要一万块钱。老汉从内衣兜里抓出一把红红绿绿的票子来。老汉不识字，就让我拿一万元钱。我拿起来一瞧。嘿，这一堆有十几万元钱。我仔细地查找，只发现有一张500元的票子是人民币。其余的都是早已废止了的国民党法币和金元券。老汉不信这事。我问老汉这钱是从哪里来的。老汉先是犹犹豫豫不愿张口，后来张望四周无人才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这钱是早晨在街上的垃圾桶旁捡的。我听后，哭笑不得。望着眼前这位衣衫破烂的老汉还是直言相告。老汉听后，脸色马上变得难看起来。
要说到伪钞，我打解放前就站柜台，认识人民币已有好长时间。但是对一堆红红绿绿的票子，什么双马耕地图、什么曳引机图，我也很难分清哪是真币哪是假币。商店老板也分不清。再说上海刚解放，谁会去想在共产党印制的人民币里会有假货。因此顾客掏钱买东西，不管真币假币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买公卖。后来，政府自己提出来有国民党特务把假人民币混入真人民币，提醒百姓注意防假。警察还到商店，召集职员开会，教我们如何认识真币，如何识别假币。还别说，政府这一招还真给我提了一个醒：上班时，特别留神真币、假币，老板也时不时地转悠，翻看钱箱。当年三大改造还没有开始，因此，商店等仍为私人所有。所以在政府提出反伪币的口号下，工商界、金融界对反伪特别积极。可以说，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对人民币都很留神，真担心会有假币出现。
从何老汉的回忆中可以想象，那次反伪钞的宣传活动对提高人民币的信誉，帮助百姓反对伪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匪特在港大量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的通报广布全国，表明了共产党人打击伪造货币的决心，也对国民党当局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台湾特务在大陆通报公布后，也停止了活动，静观事态的发展，事情的结局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伪钞并没有给大陆政府制造混乱和恐慌，随着1950年大陆匪患的平息和1950年镇压反革命的全面展开，可资台湾特务在大陆利用的势力和派遣特务都遭到共产党专政机关的严厉镇压。国民党用以在大陆投放伪钞的基地被铲除了。第一回合，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第二个回合
●凶猛的伪钞攻势
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岛后，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保护下，依托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旁。新生的政权正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威胁。历尽战乱的百姓渴望和平，渴求休养生息。蔓延的战火破碎了人们重建家园的梦想。迫于无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战斗。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遥望朝鲜战火，不失时机，设计反攻大陆。1952年，国
民党组织精锐的王牌军，选择了福建的东山岛作为反攻大陆的
突破口。不料，守备东山岛的解放军早已“森严壁垒”。战斗仅持续了三天三夜，一万多国民党军队被击毙或俘虏。最后，进犯的国民党兵从海上逃回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原本指望东山之战能胜，藉此壮军威，振民心，不料如此兵败。从此以后，国民党当局再也无力组织力量“反攻复国”了。军事上的再次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想到了“救命稻草”。
1954年，台湾当局发起了新一轮凶猛的伪钞进攻。
这一次，台湾特务改变了投放手段，先后采取了偷运、邮寄、空投、海上走私等手段。
偷运：
大陆及周围的岛屿全境解放后，只开放了几个有限的口岸与境外通商联系。罗湖口岸是首批开放的主要口岸之一。台湾特务选择香港为基地，力图把伪钞从罗湖口岸偷运进大陆。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在台湾岛上印制了大量的伪人民币，运到香港，然后以港币一角五分比假人民币一万元价格暗中推销给在港不法商贩，然后由这些商贩从广州、天津两地偷运到大陆投放。
1954年5月13日这天晚上，台湾保密局通过在香港的职业据点“中兴行”与越南商人阮成以每万元假币兑二角港币成交了一万元票面值的伪钞3O亿元。大陆警方通过工作，掌握了这一重要线索，立即组织警力在南海海面张网等待。最后，阮成及其30亿元假钞，被广东省公安机关全部查获。
邮寄：
在有关公安部门的案情档案中查找到了几起这样的案例：
一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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