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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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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送去与另一位朋友生活，便与现在这位太太成了家。后来他在《放荡忏悔录》和《一位疯老头的日记》中，叙述了自己老年时代的性爱经历：前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是妻子，后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换成儿媳妇了。
见到谷崎太太后，萨特慎重地询问她关于她丈夫的性生活是否真像他书中描写的那样。“事实是，谷崎要他们夫妇俩都照他所描写的瞎女音乐家那样去实践。开始她不愿意，但后来因为崇拜他便同意了。然而他是艺术家并按想象去体验事物；他的道德是纯真的。说话之间她一次又一次做出用手帕擦去眼泪的样子，其动作和我们看到的那位表演泪水满面的女主人翁的老男演员毫无二样。”西蒙·波娃在回忆录《清算已毕》中这样回忆道。
在京都逗留一阵后，他们还去了大阪、长崎、广岛、仓敷等地。在被誉为“和平之城”的广岛，人们对可怕的原子弹依然记忆犹新。
2。 她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
从1962年到1966年，西蒙·波娃和萨特每年都要去苏联旅行。
西蒙·波娃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晶莹洁白的雪花挂满枝头，成群结队出门滑雪的男男女女，广场上高高的圣诞树，剧院里翩翩而至的年轻胖女人……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旨在促进东西欧作家间的交流。此事与萨特1962年7月在莫斯科提出的文化纲领完全吻合，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欣然同意加入。该组织定于1963年7月在列宁格勒召开一次大会。然而，就在开始筹备工作和最后章程期间，赫鲁晓夫为斯大林辩护，激烈批评文学艺术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并严厉指责爱伦堡等的“三月讲话”，使得列宁格勒的“八月会议”成了一次陈词滥调的演习。苏联作家纷纷表达了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对腐朽堕落的西方的蔑视。为了防止会议的彻底失败，苏联组织者请求萨特就会议事项作一个有条理的总结，萨特照办了。组织者还说服赫鲁晓夫在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接见作家代表团。西蒙·波娃料想，他们是应邀而来的，赫鲁晓夫会对他们友好相待。孰料恰恰相反，赫鲁晓夫辱骂他们是“这么多资本主义的仆从”。直至发作完毕，他才好不容易放缓语气说：“你们也还是反战的，因此，至少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吃喝。”事后才得知，在他们到达前的几小时，法国共产党首脑莫里斯·多列士刚与赫鲁晓夫会晤，告诫他说，他会会见一群危险的反动分子。很显然，这位法共首脑的话直接影响了赫鲁晓夫的情绪。
萨特觉得必须给赫鲁晓夫一个回敬。11月，接到捷克作家协会向他和西蒙·波娃发出的邀请后，他借题发挥说，如果西方作家的部分遗产被他们的东方同行视为“颓废”，那么，东西方对话就无从谈起。萨特提到几个月前在列宁格勒会议上被挑出来的三个“颓废派作家”……弗洛伊德、卡夫卡和乔依斯，他说，正是这三个人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65年夏天，萨特和西蒙·波娃在苏联避暑期间，单独顺道前往赫尔辛基出席和平、民族独立和全面裁军大会。传记作家A·马德森写道：其时，正值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在美国扩大征兵，以便在南越集结一支大规模的美国军队。中国共产党谴责俄国人在越南问题上的中立态度，称他们为通敌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紧接着，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卡夫卡不再被视为颓废派，爱伦堡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重新获得发表的权利，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新露面。
西蒙·波娃和萨特游览了立陶宛，还参观了普斯科夫的普希金庄园。回到莫斯科后，他们的老友爱伦堡告诉说，现在最重要的出版形式是私下出版。曾被审查员们宣判为不准发表作品的作家们，让朋友帮助打印和誊写作品，这种极其吸引人的地下文学，正在和官方文学作品平分秋色。西蒙·波娃读了尤里·丹尼尔的一个用法文私下出版的短篇小说，还读了另外一个作家用英文发表的小说《冷冰冰的人和其他故事》，她发现他们用讽刺的笔调谴责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但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即便如此，两位作家仍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为此，萨特和西蒙·波娃拒绝参加1967年的苏联作家联盟大会；而1968年俄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则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同苏联永远断绝来往。
3。 苏军坦克，怎能摧毁这万众一心的抵抗呢
苏军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天，西蒙·波娃和萨特正在罗马。萨特当即向共产党报纸《国家晚报》发表谈话，他把苏联称作“战犯”。3个月后，西蒙·波娃和萨特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状态反对瓦茨拉夫广场上的苏联坦克。
他们观看了由捷克人在那个悲剧之夜以及随后一天拍摄的纪录片，一个个怵目惊心的镜头，使得他俩对苏军的侵略行径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捷克朋友也让他们俩看由俄国人拍的纪录片……它们在苏联到处放映，解说词纯粹是颠倒黑白。举个例子吧：在某个部的地窖里找到武器后，便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们的弹药库。这个苏联版的纪录片也在布拉格上映，其歪曲和欺骗暴露无遗。
同他俩交谈的每个人，都会谈到有关十四大的情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公然无视占领者，秘密举行了这一次大会。大会旨在使社会主义改革合法化，并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通过交谈，他俩确认捷克之春的目的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新政权想做的是摒弃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统治和警察手段；是以诱导代替强制；是通过人民秘密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指定领导者，是让工人掌握政治权力，承担经济责任……他们想把真正的社会主义付诸实施。如今，俄军的铁蹄蹂躏着他们的国土，扼杀了杜布切克的含笑的社会主义，他们愈发紧密团结，反对占领。
那么，苏联干涉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的朋友斯韦特拉娜认为，苏联官僚们是被布拉格打算彻底揭露审判真相的想法吓坏的；老百姓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但不支持其中哪个特定的成员；那些要为审判负责的人就面临着被另一些受到较少牵连的人排挤的危险。”西蒙·波娃这样描述道。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莫斯科不能忍受放弃集权，他们非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支配下不可，他们无法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争取一定程度的自主的要求。
在离开布拉格的时候，西蒙·波娃和萨特怀揣着比抵达时大得多的希望，乐观地认为：苏联侵略军的坦克，怎么能摧毁这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抵抗呢？
4。 埃及：拾捡文明碎片
近些年里，除了越南战争外，对西蒙·波娃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便是阿以“六日战争”了。
埃及是她从孩提时代就盼望了解的国家，尼罗河、金字塔、梅农的塑像对于她充满了吸引力，令她一直心往神驰。她和萨特决定访问埃及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也都接受他们也去另一个国家访问的想法。
1967年2月，应纳赛尔发言人兼《金字塔报》总编海卡尔邀请，他们乘飞机抵达开罗。那里，有收藏大量珍贵文物的博物馆，使你不能不惊叹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的厚重；落日下郊外的金字塔，以神奇的抽象派雕塑，使你忽然想到某些超现实主义绘画；开罗还有少数从古城墙留下来的垒门建筑，堪称壮丽；还有苏丹哈桑的清真寺中，那三柱廊尖塔、伸到纪念碑门口的雄伟的阶梯以及与之相称的清真寺内景，都令你不能不流连忘返。
埃及政府拨出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他们于是遍访历史遗迹，拾捡文明碎片。此外，他们还走访了工厂和村庄，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着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去了一个名叫卡姆希什的村庄参观，并受到了精心组织的欢迎。这个村庄由于同封建地主作斗争而闻名。纳赛尔试图进行的农业改革遭到了封建地主的顽强阻挠，政府发现了许多地主杀害农民的案件。卡姆希什村也不例外，该村一位教师……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在当地的负责人因领头与地主费克基斗争而被暗杀。政府逮捕了费克基一家，并成立了消灭封建主义委员会，号召各地以卡姆希什为样板，积极开展反封建斗争。当西蒙·波娃和萨特一行在当地行政官员的陪同下来到这个村庄时，一大群村民出来迎接，标语上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并尽力放开喉咙高呼：“萨特万岁！西蒙万岁！”一位女教师领着一群穿黑衣服的农家妇女高呼：“西蒙万岁！西蒙万岁！”
不过，这次旅行没能了解到任何与贫苦雇农生活条件有关的情况。只是知道农妇们不到至少生下五六个小孩，是不愿避孕的。雇农们把儿子视作宝贵的财产，他们年老时需要儿子耕种土地。纳赛尔已发动了鼓励控制生育的运动，但收效还不太明显。
纳赛尔还主持制定了男女平等的宪章。但伊斯兰教反对这种平等。西蒙·波娃遇到几个埃及女权主义者，从而得知这里的妇女根本享受不到与男子同样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和经济权。西蒙·波娃应邀在亚历山大大学演讲时，便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狠狠的抨击。在开罗作的一次演讲中，她又措词激烈地指责埃及男子在对待女子时，活像封建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并从他们自己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自主而英勇奋战这一点出发，对他们不平等对待女性的立场进行了谴责，赢得了听众中一大群女子的拼命鼓掌。
旅行接近尾声时，纳赛尔在赫利乌普利斯他的住处会见了萨特一行。在西蒙·波娃眼中，纳赛尔根本不像一些不怀好意的摄影者拍的照片那样“露出白牙窃笑”，他的声音、他的表情透出一种沉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忧郁的魅力。
他们被带往边境。以色列的旗帜在迎风猎猎飘扬。在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驻扎着戴蓝色头盔的联合国士兵。萨特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一番交谈。萨特总希望找到一个能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但巴勒斯坦人坚持要把犹太人从被占巴勒斯坦土地上赶出去。
5。 以色列归来：战争只不过是个遥远的威胁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取道雅典飞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方面出面邀请他们的是包括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各方人士在内的接待委员会。参观梅尔哈里亚集居区时，统一工人党领袖梅尔·约厄里在那里欢迎他们，并与萨特作了一席长谈。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则与一群妇女聊了一通。在最早一个集居区……“集居区之母”达加尼亚·B，以色列议会议长卡迪什·路兹陪他们在社区食堂吃了午饭，议长的妻子深情地回忆起当初如何挥汗如雨从零起步创基立业的过程。
他们与这个民主国家的各种派别、各种组织、各种职业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接待了包括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在内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不久后，萨特接受了一份由弗拉帕编辑的评论杂志《新视野》编辑人员的采访，他在总结旅途印象时说：
“我从没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到一个以色列的公民应有的权利。”
在耶路撒冷，他们同阿拉伯人作了最后一次接触。“我们一路交谈、争论、收集情况，一路察看以色列的乡村和城镇……加利利、泰布尔、约旦河、至福山、太巴列湖。在小时候，我曾激动地为这些神圣的地方做过梦，现在一看，它们不过是些世俗的场所。在那片绿色的世界里，我找不出那些曾被耶稣的双脚践踏过的灰土飞扬的秃山丘……”
西蒙·波娃和萨特在不同境遇中完成了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旅行。每个国家的要求对另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接受。埃及不会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不会接纳100万巴勒斯坦人。但双方都说渴望和平，以色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和平。”为开展工业化和沙漠灌溉化建设，埃及当然需要长期和平的环境。因此，在西蒙·波娃他们看来，战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但是，回到巴黎后不久，那里的局势动荡不已，战争爆发了。“出于不同的原因，我觉得两个国家都很可爱”。在西蒙·波娃心目中“都很可爱”的这两个国家终于兵刃相见了。
第二十章 五月风暴·女权运动
1。 深深地卷进“五月风暴”之中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事情是由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委员会的4名公立中等学校学生遭到逮捕引发的。3月22日，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南特的学生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并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校长帕拉潘宣布关闭南特大学，想使这些“愣头青”就范。可“愣头青”去占领了索本大学，校长罗歇叫来警察，很多学生在撤离时遭到逮捕。矛盾更激化了，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示威。遭到警方的阻挠和镇压后，示威行动愈演愈烈。5月10日，两个工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和法国学生联合会发布命令：进行无限期罢工罢课罢教和反抗镇压的示威。
西蒙·波娃感到她和萨特已深深地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5月9日，他们发表的声明中，声援那些向不合理制度发起挑战的斗士，并希望能够保持足够的“反抗力量”，以展示一个崭新的未来。5月12日，萨特在卢森堡电台发表了讲话，认为学生反对现行大学体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砸烂它，为此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他的讲话很快被复制成传单在拉丁区散发。
索本大学刚一重新开放，学生们就占领了校园。西蒙·波娃经常和朋友们到那里去，到处溜达，谈话，倾听讲演和讨论会，看每天都会出现的新的标语、口号、传单、漫画、大字报。5月17日，他们打着索本大学的红旗到比朗科，横幅上大书“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他们意识到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与，才能战胜当权统治。
于是，在南特爆发了罢工，并很快波及到全国。5月18日，巴黎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停止了运行，汽油供应紧张，银行关门，清洁工罢工后垃圾满街。到5月24日，罢工人数达到900万，他们高呼“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在工厂上空升起了红旗并占领了工厂。
5月20日晚上，若干名作家被邀请到索本大学与学生一起开座谈会，萨特和西蒙·波娃亦在邀请之列。此后，他们一直与运动保持来往，萨特还为《新观察家》刊物采访了科恩…邦迪。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中写道：“这个事件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他们成了新资本主义矛盾爆炸的焦点：这种爆发意味着整个制度处于摇摇欲坠之中，而这直接涉及到了无产阶级。这当然就是900万甚至1000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的原因。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旗，35年来第一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升起。5月已经证明，由工人们掌握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群众的革命首创性是必需的。”
2。 一对在街头卖报的老人被团团围住
西蒙·波娃陪伴萨特和他母亲安娜…玛丽一起度过了1969年元旦。
萨特母亲的健康情况不好，她患有高血压、头痛和风湿病，1月3日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两星期后死于尿毒症和第二次中风的并发症。
“五月事件”产生了一批五花八门、远离常规的报纸，如《我控诉》、《人民事业报》、《国际白痴》和《革命》等等。《心心相印》的作者A·马德森写道：这种“地下”报刊经热情洋溢的“毛派”在街角和校园兜售，为25岁以下的青年爱不释手。《人民事业报》把它的追随者比作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把共产党人比作纳粹通敌分子，声称国土被资产阶级“占领”了，号召人们起来“解放”国土。其口气之强硬、措辞之激烈，令神经质的蓬皮杜政府承受不了。1970年4月，该报两名年轻编辑被捕，6月，法院判处这两名编辑各一年徒刑。为此，大学生在好几个地方与警察发生冲突。几天后，警察包围了印刷该报的工厂，要对工厂老板实行“监督拘留”，并没收了另一期正在印刷的报纸。工人们包围了警车，使得警察没能抓到工厂老板，而且7万多份报纸早已被偷偷运走。
翌日，《人民事业报》的报头栏印上了它的新社长……让…保罗·萨特的名字，当天傍晚，在蒙帕纳斯墓地后面的达盖尔街上，路人可以看到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记者团团围住一对老年男女，这对老人便是萨特和西蒙·波娃，他们正在向手挎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下班回家的男子分发《人民事业报》。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的最末几页谈起了这件事：
“我们挤过人群，一边高喊‘请读《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报道自由’！一边分发报纸；接着，我们来到勒克莱尔将军大街上，那里的人更多。有的人带着不赞成的神色拒绝接受报纸。‘这是被取缔的’，一个男人说。而有的人毫不介意地接受报纸，还有一些人叫喊着要一份报纸。”有个年轻警察走了过来，拿过萨特手上的一迭报纸，抓住他的手臂，便要把他带往管区警察所。这时，摄影记者闪电式地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喊了一声：“你抓走的是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警察一愣，就松开手，离开了这里。萨特紧随其后，警察只好越走越快，后来几乎是在奔跑了。
翌日，他们俩与另外20余名支持者一道，在右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一辆警车把他们带到警察所检查身份。除了把萨特留在门外，被告知自由了以外，其他的人全被带了进去。萨特立即将余下的报纸分发给聚拢来的人群，之后自己把自己请进了警察所。不久，来了几名穿便衣的上级官员，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到一边，告诉说半小时内每个人都会释放。萨特明确表示，他和西蒙·波娃将最后离开。萨特后来告诉电视台记者，他是有意要置政府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警方的慌乱来看，他的目的达到了。
3。 实际上，法国妇女中每年有80万…100万人次堕胎
1970年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请西蒙·波娃就即将供议会审议的新的堕胎法案发表演说。他们觉得议会对这一法案过于冷淡，因此想发起一场争取自由堕胎的运动。而他们认为，使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办法是，让一批知名或不知名的妇女公开申明自己做过堕胎。早在20年前写作《第二性》一书时，她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堕胎的压制，并且描述了这种压制引起的悲惨后果。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在《343人宣言》上签了名……这些妇女都承认作过非法流产，而现在则请求蓬皮杜政府对她们提出起诉。政府支支吾吾地踌躇了一阵子以后，决定不这么做。
实际上，法国妇女每年有80万到100万人次堕胎，反对限制堕胎的目的是允许她们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下做这种手术。避孕当然更好。但当时法国只有百分之七的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手段，避孕方法尚未广为人知和广为实施。对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来说，堕胎是惟一途径。
11月20日这一天，世界各地都将举行女权主义游行。西蒙·波娃则欣然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横穿巴黎全城的游行，口号是拥护母权自由，拥护节制生育，拥护堕胎。在清洌的蓝天下，气氛显得异常活跃和欢乐。
4。 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在使妇女“非殖民化”
西蒙·波娃认为，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是使妇女“非殖民化”。她注视着一大批美国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并与女权运动的斗士们通信。她们把《第二性》当成妇女运动的“圣经”，在那里，它的平装本已售出了77万册。没有哪个女权主义者怀疑“女子由文化塑造而成，而不是由生物因素决定”这一论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谈到妇女状况时西蒙·波娃说：“它取决于世界上劳动的未来；只有在生产领域发生了一次激变之后，它才会改观。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让自己为女性主义所束缚。”尔后，她在反思如何使女性“非殖民化”时说，过去总认为阶级斗争应该被摆在两性间斗争的前面；后来才发现，应该同时开展这两种斗争。
西蒙·波娃还写道：出于对男性的憎恶，有些妇女否定了所有为男子所肯定的价值观，拒绝一切她们所谓的“男子模式”。这种观点无疑是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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