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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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确认失去了一位亲人。

　　日子在时局的艰难中熬度。

　　为了帮助和接济在赤贫中挣扎的奥尔加、旺达、丽丝和博斯特，天生不喜欢做饭的西蒙·波娃，开始学做饭菜，扮演起“家庭主妇”的角色来，并且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当家庭主妇的快乐。“我不再为此而烦恼，反而迷上了烹饪，一连做了三年饭。我看着购物票从定量卡上剪下来，只是一张接一张地减少；我在市场上转悠，隔着商店的橱窗到处搜寻不用定量卡的食品，简直就像在探宝，我完全陶醉在这桩事中。倘若偶然得到一根甜菜根或是一棵大白菜，那简直就是意外的收获。……我做起了童年时代的一种过家家的游戏……精打细算，料理一个很穷的家庭。我扫一眼我的财务。就能估量出还能维持多久的生计，藏在食品柜中的就是我们今后的日子呀。我决不浪费一粒粮食。我真正懂得了省吃俭用和珍藏财物的乐趣，一点也不抱怨为此花去了很多的时间。……”

　　这一时期，一切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连希望也不例外。英国坚守阵地，德国态度强硬，而法国内部形势不断恶化，总理赖伐尔的极端通敌主义政策占据了阵地。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被处死；德国人也不再谈论亲善，扬言谁敢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格杀勿论，并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从事反德活动的人。

　　10月初，德军进攻莫斯科，双方僵持不下。

　　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参战，可日本却在太平洋频频得手，侵占了婆罗湖（加里曼丹）、马来亚、香港、菲律宾、澳门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

　　时局的动荡不定，使得她的同胞们既不愿默认德意志帝国的胜利，也不敢相信它会被击败。她为之全身心投入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活动，面临着开创阶段曾经蓬蓬勃勃、接下来不是散伙就是解体的各种组织的相同命运。这些由个人倡议下成立的、主要由一群毫无地下工作经验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多是各自为战，缺乏凝聚力，这就注定他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萨特也曾试图努力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从事抵抗运动的人民阵线。然而，共产党人根本不信任他们甚至对西蒙·波娃和萨特的一位朋友说，萨特被德国人释放，意味着同意当奸细，为德国人效劳。满腔热情遭如此冷落，他俩不禁为之黯然。到了6月，种种忧虑把他折磨得够呛，其他组织的大批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或驱逐。幸喜当局还没找他们这个组织成员的麻烦。萨特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存在已毫无意义，只能给他们的朋友带来危险。他虽然于心不忍，最终还是决定解散了。总之，正如西蒙·波娃后来在《一代名流》中借安娜之口所感叹的：“一切都比她想像的更坏，更加不堪忍受。真正的不幸从未降临到我的头上，但却一直在威胁着我的生活。”

　　组织解散了，萨特就埋头写剧本，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投入抵抗运动的方式。西蒙·波娃则开始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的写作。7月完稿后，被加利马尔接受了。《女宾客》正式出版了。《他人的血》虽然不可能在解放之前出版，但她充满信心，重要的是总有那么一天到来，甚至预测不需再等很长的时间。认为自己曾经失去的幸福的种子现在又开花了！

　　而且，她热情洋溢地感到这一花朵从未像今天这样茂盛。


　　3。　《女宾客》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女宾客》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这部后来被公认为与萨特的《恶心》齐名的存在主义小说，因刻画了一类新出现的时代人物，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危机，而受到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康莫迪尔》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女宾客》的文章，作者是马塞尔·阿尔朗。他高度评价了她的这部处女作，“它以白纸黑字向我证实，”西蒙·波娃写道，“我写了一本在现实中存在的小说……我一夜之间成为现实中的作家，快乐在我心中荡漾。”一个文学专栏评论家在谈论加利马尔出版的几本新书时，把她称为“这家出版社崭露头角的女小说家”。这个评语“不禁令我头晕目眩”，西蒙·波娃写道，“假如她的名字不是我，而是其他人，我必定对这位一本正经、朝气蓬勃、正在文学领域中拔锚起航的女子羡慕不已……但她就是我！”

　　从加利马尔出版社获知，《女宾客》很有希望获取是年的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评选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的那天下午，她待在“弗洛”的楼上，像往常一样工作着，心里却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报告结果的电话。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十分漂亮的外套，为了衬托她精心梳理的高耸发型，把缠头式女帽子也给甩了。屏息敛气地等待好消息到来的时候，一想到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她又是害怕，又是神往。

　　最后的结果，龚古尔奖另有得主。她在接受这个令人失望的通报时，显得出人意料的平和。日子还长着哪！

　　大快人心的是，巴黎终于解放了！

　　世界、未来又回到手中！

　　枪声响处，巴黎的所有时钟开始齐鸣，每一间房子亮起了灯，有人还在路中央点燃了篝火，他们围着它跳啊，唱啊。翌日……8月20日，这一整天她和萨特走在旗帜飘扬的巴黎街道上，看到妇女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抱着战士们的脖子；三色旗在艾菲尔铁塔上迎风飘扬着。她心中涌动着多么激动的情绪！

　　长达5年的战争，不仅改变了她对万事万物的态度，而且对规划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在想，历史并不是我的敌人，因为，归根结蒂，我的希望还是实现了。确实，它刚刚把我所体验过的最强烈的欢乐施恩于我。我多么喜欢在种种旅程中，忘情于树丛之中和岩石之间啊……全巴黎已成为我的化身，我从看到的每一张面孔上看到了我自己。自我的存在能如此获得强化使我感到震惊。通过某种难以置信的普遍的亲切感，我的存在使我的感觉向外延伸，直到越出所有其他人的范围才罢。我似乎长了翅膀，遨游于苍天……这个苍天就是人类……之中。”

　　总之，解放了，笼罩法国的阴影消散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意味着一切又开始了。


　

第八章　　巴黎名人





　
　　

　　

　
　　1。　海明威对萨特说：“你是一个将军！”


　　作为巴黎解放后问世的第一批书中的一本，西蒙·波娃的《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出版了，同时，她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一并送去了加利马尔。

　　大家都处在异常欢欣之中。在为思想和文学苦苦追求了4年之久以后，这篇薄薄的论著顺利地得到了承认，自然值得高兴。

　　这时，萨特已请假暂时离开大学，去电影和戏剧界赚钱；西蒙·波娃也离开了教师岗位，写作已成为她必需的任务。写作保证了她的道德自律，也是真正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事实表明，假如为挣钱整日疲于奔命的话，那她的自由就远没有那么真实。既然她从来就崇尚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她自然免除了除写作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来确认自己的需要。

　　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人都是会死的》的写作之中。

　　9月，与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隆…庞蒂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筹办《现代》杂志。

　　一天晚上，丽丝跑来问她：

　　“你和萨特想见海明威吗？”

　　“当然！”她回答。

　　自解放以来，丽丝以“追逐美国人”作为主要消遣。因为美国人有大量的香烟和定量商品，总是挨饿的丽丝便想方设法从他们的挥霍中得益。其中她和一个无忧无虑的金发大个子交了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海明威的弟弟。那天晚上，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到达巴黎，他让弟弟来他逗留的地方“里兹”会面，他弟弟提出让丽丝跟他一起去，并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来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眼睛用一个绿色的眼罩挡着；桌子上放着相当数量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些只剩半瓶了，有些则空空如也。

　　他猛地坐起来，紧紧抓住萨特，拥抱他：

　　“你是一个将军！我，我只是一个上尉。”

　　喝了酒的海明威，显得过于谦虚。在热烈的情绪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喝下无数杯苏格兰威士忌。萨特大约于凌晨三点昏昏睡去，西蒙·波娃则坚持到天亮。

　　2西蒙·波娃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

　　11月下旬，美国为了让法国了解它在战争中作出的努力与贡献，特邀请12位记者去美国。加缪委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前往，萨特喜出望外。西蒙·波娃还从未见到他这么高兴过。他对西蒙·波娃说，他多么想去美国！

　　西蒙·波娃写道：“美国，它意味着许许多多东西！首先，它意味着不可企及的一切；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曾经滋养了我们的青年时代，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伟大的神话；……美国也是一个解救我们的国家；它就是未来，它就是富裕，它就是广阔的前景，它是一个奇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魔灯；即使你只想想自己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你也会感到头晕目眩。我感到高兴，不仅仅为萨特，而且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肯定会跟着他走上这条新路。”

　　接着她的机会也来了。她妹妹和利奥内尔结婚了，利奥内尔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是一家使用法…葡两种文字的评论杂志的编辑。他邀请西蒙·波娃去葡萄牙讲学。因而，1945年2月至4月，她在葡萄牙作了一番逗留，途中重访了西班牙。回国后发表文章抨击萨拉查独裁政权。

　　9月，《他人的血》出版了。它产生的轰动甚至比《女宾客》更为强烈，评论家们纷纷认为这比第一本更为出色。围绕着它，几家报纸还刊登了激情洋溢的评论。赞誉声通过口头、通过信件铺天盖地地向她涌来。加缪也喜欢这本书，不过面对这种轰动，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本书被视为第一本相当明确地描述抵抗运动的小说，又被叫做“存在主义小说”。自此以后，这张标签自动地同她和萨特的作品挂上了钩。尽管萨特和她拒绝把“存在主义”和他们搅在一块，他们只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但他们的抗议徒劳无用。就这样，虽然他们事先未作计划，这年早秋时节还是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存在主义攻势”。在西蒙·波娃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以及《现代》杂志头几期出版后的几个星期中，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演说。就小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西蒙·波娃在“现代俱乐部”发表了一次演说。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创作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上演了。

　　因了这一番紧锣密鼓，她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由于萨特和她都被不由分说地拽到了知名人士之列，因此，没有哪个星期的报刊会自始至终对他们俩不置一词。凡是从他俩口头或笔头出来的东西，《战斗报》都发表大量评论，一一表示赞同。在街头，摄影师们对着他们不断按动快门，不时有陌生男女冲到他俩面前来搭腔。有一次萨特演讲时，听众蜂拥而至，一些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几名女子当场晕倒。

　　如此声名显赫，确实令萨特和她始料未及。萨特很早就抱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名作家，并且曾经设想过自己会得到后世的赞许，却没料到能在有生之年为世人所瞩目。鉴于世上引起轰动的平庸之书数不胜数，轰动几乎成了平庸的标志，想起波德莱尔、司汤达、卡夫卡他们当年的孤寂和默默无闻，萨特总疑心倾泻在自己身上的荣耀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不再能原封不动地流传下去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萨特最为关心的就是抓住意义。但是，他在1940年读了海德格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后确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用实践代替思考，意义才会呈现在世界上。在年轻的时候，他和西蒙·波娃就想接近共产党。按西蒙·波娃的说法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怀疑主义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合拍，他们也希望废弃资本主义，但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到达不应影响他们的自由。在西蒙·波娃看来，萨持的哲学在某些观点上不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刻，在另一些观点上则又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更苛求于人。只是两种学说并不对立，萨特寻求的是两者的交流。

　　自从“社会主义与自由”失败给了萨特一个现实的教训后，他便开始做一项严肃的工作，在全国阵线里面与共产党合作。

　　“我常纳闷，”西蒙·波娃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假如我和萨特的关系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我该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我会接近共产党，这是无疑的，因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也为我所恐惧。但是，我热爱真理，我不能失去我渴望的自由，我决不会入党。由于在客观上我远不如萨特那么惹人注目，采取这种态度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大减少，但是，我俩的态度本身仍会一模一样。于是，我发现自己与他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没有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只是由于我本人并未在他们的批评面前沮丧，我才不把这些当回事。萨特则硬着头皮，试图缓解对方的敌意，这使我惊讶不已，有时，我怂恿他进行反击。不过，在其他场合，当我们偶然开完一个会议，或者读了点什么之后，我常寻思，我们该不该抛弃知识分子的彷徨，而进入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列之中。萨特也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有时，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时则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为此而争论不休。”


　　3。　身为“巴黎名人”，人们对她褒贬不一


　　萨特从纽约回来了。

　　他在纽约结识了一位天生丽质的少妇，少妇与地位显赫的丈夫处于半分离状态，而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们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从萨特那里得知了西蒙·波娃的情况后，便打定主意，等他离开美国回到巴黎，两人就互相忘掉对方。

　　然而，萨特对她的依恋太深了，无法释怀之下，从巴黎给她寄去炽热的情书，她也复了信。为了重温旧梦，萨特让美国几所大学邀请他重去美国。12月12日，他登上了一艘万吨商轮。

　　此时的西蒙·波娃，习惯了以作家的面目出现，也为“巴黎名人”的身份引以自豪。当人们称她为“女萨特”或“萨特的圣母玛丽亚”时，她毫不介意付之一笑；当然，也不乏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与存在主义者放荡作乐的下流女人，从而作为满足他们好奇心的谈资，对此她至为厌烦。她早已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只想在世时被人阅读、被人尊重、被人热爱。和萨特相比，她自以为更注重及时行乐。她喜欢肉体的种种乐趣，喜欢从天气、散步、友谊、闲聊、学习、观察中得到种种感受。同时，她不准备像萨特那样沉浸于奋斗之中，她认识到：希望是没有止境的；她能去满足，但不会去沉浸。对她来说，有了现在和离现在最近的地平线，她就满足了。

　　1946年新年之际，西蒙·波娃应邀赴突尼斯讲学。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觉得从这么高的空中俯视地中海闪烁着的无边无际的光芒，简直是个奇迹。

　　在那里，除了讲演，除了参加不可避免的社交应酬外，她把全部时间用在旅游探险上。她独自一人凭吊了在杜加的罗马废墟。主人为她担惊受怕了好半天：一年前，一名教师就是在这条路上被奸杀的。第二天去突尼斯城郊的格拉马特游玩，那儿有一家旅馆建在海岬上，旁边有一片阳光充足的沙丘。午饭后，她拿着一本书躺在那儿，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梦中隐约觉得纳闷：沙滩上怎会有猫？睁眼一瞧，哪里是猫，是一个脏乎乎的阿拉伯老人坐在她的肚皮上，在他篮子一旁放着一把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被奸比被杀强。”

　　可她几乎被吓晕了，狠劲把他推开，把钱包里的钱全倒在他手中，然后没命地逃离了沙丘。好在她的大部分钱留在她下榻的突尼斯宫。回到旅馆后谈起这件事，旅馆里的女人说这个老流浪汉是个小偷，他的刀子是用来割芦笙的。西蒙·波娃后来推想：那人其实并无多大信心，向她袭击只是因为觉得不愿失去一次机会。

　　突尼斯之行，总的说来令人愉快。兴之所至，她又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游览了阿尔及利亚。乘飞机回到巴黎后，发现巴黎城冷冷清清。萨特在美国还没有回来，她便用工作来打发时光，写完了从1943年就开始的《人都是会死的》。

　　西蒙·波娃在这部小说中运用荒诞手法，杜撰了一个长生不老者几个世纪的经历，借以否定和鞭答“长生”这种对人类充满诱惑力的梦呓。她认为人无不死，人的存在在整个历史纪元中都只不过是一瞬，而这一瞬恰恰是幸福之所在。那个长生不老者名叫福斯卡，这位卡莫纳贵胄后裔为了获得成功，选择了长生不老。然而，这个可怕的特权，使得他把意大利搞得分崩离析，以至于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先后进攻下毫无抵抗力；使得他回过头来声讨自己的祖国，成了查理曼五世的灰衣主教。他为了争取惟一的“善”，引来了一场场大屠杀，引来了苦难，于是他否定了种种想主宰人的念头……

　　福斯卡的不幸遭遇发生在中世纪末期和16世纪早期。对福斯卡来说，美并不存在，为人的有限性所规定的任何生存的价值观并不存在。就他而言，注视世界就是抢掠世界，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那里，福斯卡单方面地窃走了世界。他把他们推入了对永恒冷眼相待的痛苦境地。

　　西蒙·波娃赋予长生不老者福斯卡以不着边际的雄心，然而因为没有与他相提并论之辈，他不懂人类的妒忌。与此相对照，作为福斯卡的悲剧的对立面，雷吉娜则渴望凌驾于男人之上，反抗一切局限，她想占据这颗长生不老之心，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他的注视下，她土崩瓦解，所有的雄心和美德，所有为生存而作的荒谬努力，与旁人均无异样。最后，她疯了。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阿尔芒，他之所以在福斯卡面前没有失魂落魄，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了所处的时代。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透出了工业革命的若干信息。纵观福斯卡，他在接近每一个目标的胜利征途上，看到的只是双脚的蹒跚，而从没得出过什么谜底。西蒙·波娃剖析道，当他终于认识到人是自由的和自我决定的时候，不再对他们产生任何友谊了；他的碰壁并不否定历史的意义，它只是意味着，为了前进，代与代之间的更新是必需的；尽管，这种无穷无尽的更新意味着分裂的痛苦。


　　4。　萨特与陶乐赫丝热恋


　　萨特两次美国之行后，常跟西蒙·波娃谈起那个名叫陶乐赫丝的少妇，西蒙·波娃则把陶乐赫丝以M。称代之。

　　看到萨特叙述他和美国少妇相处时的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她浑身感到不自在了。“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吸引萨特的主要是这桩冒险的浪漫色彩；我在突然之间寻思起来，在他心目中，M。是不是比我更重要？……在这桩已延续了15年之久的关系中，到底会有多少仅仅属于习惯的成分？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样的独有权？我知道自己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并非萨特的呀”。西蒙·波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了：“我比过去更深切地认识了他，正因为如此，我感到他更难理解了；我俩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并未使我不安，事实恰恰相反；但是他呢？据他说，他和M。的反应、情绪、不安、欲望完全协调一致。他们一同出门，她要停步时正是萨特要停步时，她要再度上路时正是萨特要再度上路时。这也许说明……他们之间在深层的生命之源头的和谐，为我和萨特在一起时所未能及。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和谐比我们间的理解更为重要？”

　　为摆脱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他俩一起赶去与萨拉克鲁共进午餐时，她问萨特：

　　“坦白地说，我和M。对你孰轻孰重？”

　　“M。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和你守在一起。”

　　他的回答使西蒙·波娃大吃一惊。那么，这话的言下之意是说：“我尊重我们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如果这一理解没错的话，这么个回答则使整个未来变得岌岌可危了。她神不守舍，只是机械地握手、微笑、吃饭，想到这些年来的相濡以沫，想到萨特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她便不敢再往下想了……

　　这天下午，萨特向她解释了他那句话的意思：两人过去总把行动看得比言辞更真实。正因为如此，他没作长篇大论的解释，而只是讲了最简单的事实。

　　她相信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