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徐向前传-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动派的组织”。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免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帐。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问：“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原来，周希汉在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战士。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作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周希汉到总部后，在徐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没想到 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过了一会，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拣回一条命。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象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围剿”中的事。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拍空补一补。往常，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会做件背心，缝补点破衣裳，打草鞋。这次因为作战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神色非常紧张。
徐向前问：“出了什么事啦？”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说是反革命！”
说起程训宣，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人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徐向前问过一些人，但没有问出个究竟。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61、162页）
围困黄安城
经过第一、二次反“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军发展到3万人。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20多万人。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迎接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四方面军。方面军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共4个师，即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和七十三师。原红四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1931年11月7日，黄安七里坪的河滩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苏区军民热烈欢庆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热烈欢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那一天，举行了阅兵式。除七十三师留在皖西活动外，方面军总部及各师部队都整整齐齐列队在河滩上。王树声担任阅兵式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骑马检阅部队。当时年仅30岁的徐总指挥，穿着洗得平平整整的灰布军装，神情严肃而威武。阅兵后，他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四年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这是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时第一次解放黄安县城的动人情景。4年后，黄安苏区军民在徐向前的统一指挥下，又发起声势浩大围攻黄安的战役。
自从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之后，敌人在对中央苏区实行报复的同时，在鄂豫皖苏区周围也增加了兵力。但是由于“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发动武装进攻之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浪潮，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斗争也在加剧。这使得蒋介石集团难于应付。他们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终因兵力不足，迟迟没能部署就绪。趁此时机，红四方面军采取进攻策略，开始南下作战，徐向前选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黄安城。
黄安城，是南线敌人离根据地中心区最近的一个重要据点，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之中。守敌六十九师战斗力不太强，九月从豫西移驻黄安后，屡遭红军游击袭扰，士气低落。但是，该师师长赵冠英（人称赵瞎子）是湖北的地头蛇，惯匪出身，奸诈狡猾。自到黄安城后，修筑了许多工事，碉堡林立，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同时，黄安守敌还可得到宋埠葛振山三十师、麻城张印相三十一师、黄陂葛云龙三十三师、孝感敌四十四师的策应。对黄安这股敌人实行强攻显然不行。红军火力不强，也没有炸药及其它爆破器材，以现有的武器装备去强攻敌坚固设防的据点，只能增加无谓的伤亡。徐向前想采用诱敌出城，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但是，老奸巨滑的惯匪赵冠英能出来吗？宋埠、麻城、黄陂的敌人如果来援，怎么对付呢？
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徐向前召开军事会议，提出长期围困、逐步削弱、创造条件攻城歼敌的作战方案：第一步，以十二师进攻城西敌据点，以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拔掉城南桃花和高桥河据点，扫清外围，切断敌联系，以十师三十团为预备队；第二步，围城，并准备打击宋埠、黄陂方向可能来援之敌；第三步，条件成熟时，发起攻城，歼灭守敌。会上，大家热烈地进行了讨论，都认为徐总指挥提出的作战方案，既可行，又稳妥。如果能全歼黄安守敌，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攻。于是，围困黄安的战役部署决定了。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1月10日晚。
黄安县党组织和政府得知红军南下攻城，立即组织群众踊跃支援。运粮草、送弹药、抬担架，妇女们组织慰问队、救护队，为红军烧茶做饭，洗衣服，看护伤病员。群众中流行这样一首歌：“快来！兄弟姐妹们！排好队，呼口号，欢送我红军。攻下黄安城，活捉赵冠英，……快送，快送糍粑，快送草鞋，拥护我红军。”各地的赤卫军和游击队就在敌人据点附近积极活动，打岗哨，砍电线，烧哨棚，散传单，伏击敌人粮道、交通线，使敌人昼夜不得安宁。
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10天战斗，拔掉了敌人外围据点，歼敌2O00余人，切断了守敌与外地的联系。第一步计划已顺利完成。接着调整作战部署，以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继续围城，十一师在永佳河至桃花一线构筑多道防御阵地，准备打击来援的敌人，以三十团作为总预备队。
红军攻占桃花、高桥河等地后，完全切断了黄安守敌与宋埠、黄陂敌人的联系。黄安城内给养日渐减少，敌士兵仍着单衣，饥寒交迫。敌人接济黄安守敌的300担棉衣以及大批军需品也被红军截获。赵冠英派去请救兵的代表刘存吾，还没有给主子复命就当了俘虏。赵冠英久等不见援兵，于11月 22日派出三十师两个旅向南出击，企图打通与宋埠的联系，但在郭受九一线遭到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的顽强阻击，只得龟缩回城。23日，敌又以两个团兵力再次向南出击，先头一度进至障山，但被红军迎头痛击后狼狈溃逃。这两次作战，共歼敌1000余人，缴枪700余支，迫击炮1门。
一天，红军获得情报：宋埠葛振山三十师两个旅企图经永佳河向北增援。徐向前当即决定：以十一师部队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主阵地前，集中兵力从两翼迂回包抄，予以歼灭。12月7日，十一师部队接敌后，以三十三团在大小峰山稍作阻击，即按计划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一带的第二阵地。敌占领桃花后，于8日向第二阵地发起攻击。十一师部队予敌杀伤后，又撤至障山的第三阵地。敌人见红军节节后退，以为得计，于9日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发动猛攻。红十一师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坚决抗击，主力向敌两翼猛插，展开坚决的反击，将敌一个团大部歼灭，余敌连夜逃回宋埠。至此，敌第一次增援遂告失败。
12月18日，敌人组织第二次增援，以黄陂三十三师的3个旅和宋埠三十师的1个旅，从歧亭、宋埠之线，分两路大举北援。右路之敌猛攻大小峰山，左路之敌猛攻独山、研子湾高地，先后占领了桃花、五云山等地。20日，敌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从午后起猛攻障山阵地，突破前沿，逼近红十一师指挥所。此时，被围的赵冠英认为时机已到，即组织突围。
下午4时许，方面军指挥部驻地已能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很明显，若不把增援的敌人击退，让它与城内守敌会合，围攻黄安战役就要功亏一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一面命总部手枪营作好战斗准备，一面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骑马飞快奔向阵地前沿。他来到障山主阵地一个山包的后面，一个人站在一棵马尾松树下，不时地用望远镜向前方观察。山下就是战场，负责打援的十一师正在那里与敌人激战。子弹到处乱飞，迫击炮弹不时地在山腰上爆炸。他仍然泰然自若地观察战场情况，身旁的马尾松被射来的子弹打得枝落满地。他不时把手向后挥挥，象是赶苍蝇似地，说上两句：“讨嫌，讨嫌！”
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页）一文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
“……我军经过了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
“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其全部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二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总指挥负伤，更激起了指战员对敌人的愤恨，各路红军都在向敌人猛扑。三十团由倒水河西岸向敌左翼迂回，三十五团配合三十三团从障山以东王家湾向敌右翼包抄，三十二团协同三十一团和手枪营由障山正面向敌反击。附近的群众和赤卫队、游击队也纷纷投入战斗。顿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各部队的掌旗员高举着红旗，那里敌人多就冲向那里，红旗指向那里，战士们就杀向那里。敌人遭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丢下尸体1000多具，800余人缴枪投降。红军乘胜追击，直逼宋埠。企图突围的黄安守敌，刚一露头就被打了回去。担任围城的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结合军事打击，对敌开展强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黄安守敌经红军20多天的围困，已是弹尽粮绝，待援又无望，军心更加动摇。不少人黑夜潜出城外投诚。
22日，黄安天气晴朗。上午9时，一架飞机飞到黄安上空。敌人还以为是他们的救星来了，纷纷从白雪复盖的工事里跑出来，呐喊呼叫。敌人师部也忙着在地上摆标志，好让飞机空投。正当敌人欢喜若狂的时候，飞机扔下的不是大米白面，而是炸弹、迫击炮弹和大捆大包红军的宣传品。顷刻之间敌人乱作一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的却是红军的“列宁号”飞机。
说起这架“列宁号”飞机，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1930年1月的一天中午，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降落在宣化店东南的陈家河。驾驶员还以为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他坐在驾驶舱里一动不动，不断向围拢来的人群吆喝：“赶快去报告当官的，想办法给弄点汽油来。”等他看清围着他的都是苏区赤卫队员时，才发觉自己同飞机一起当了红军的俘虏。这架飞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刚从美国买来不久。驾驶员龙文光，这天从南京驾机回四川，因迷航油料耗尽而被迫降落。经过教育，龙文光愿意留在根据地服务。1931年2月新集解放后，徐向前和红军领导人命令把飞机运到新集，并由龙文光、钱钧和其他几个懂得机械的人把飞机安装好，重新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机翼两端漆上了两颗耀眼的红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为了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表示敬意，特区苏维埃把它命名为“列宁号”。特区苏维埃还成立了航空局，修建了飞机场，并通过被俘的敌师长岳维峻，从国民党方面弄来了汽油。1931年8月9日傍晚，“列宁号”远征到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行，吓得武汉的敌人赶快实行灯火管制。事后，敌人的《扫荡报》刊登消息说“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