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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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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丫牒炀陌δ冢挛�3时，下令发起反攻。埋伏在山林间的红军，象无数把尖刀，突然插向敌军，将其截成数段，激战至夜半，敌四十九师大部被歼。总计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多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及大批粮食、牛羊，打了两军会合以来的第一个漂亮仗。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十分高兴。战斗结束后，一方面军还派出宣传队，前往包座进行慰问。
通路已经打开，但严重的党内斗争又爆发了。张国焘本来就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心怀不满，满腹狐疑，左路军出阿坝不远，他便借口地理、天候、粮食等困难条件，拟令部队返回阿坝，妄图改变北进方针。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和张国焘，指出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按原定计划向甘南发展。因此，“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置（制）包座。这样控置（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县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内称：“（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这样“北进”和“南下”之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徐向前、陈昌浩对于张国焘的这种突然变化，甚感焦虑。他们商量，认为既然北进是毛儿盖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方针，且右路军占领包座后又打开了北进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变更原决定。徐向前对陈昌浩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要劝他们上来。”但是，他又考虑从组织上讲，前敌总指挥部是接受红军总部指挥的，如果总部和中央的意见不统一，下面执行起来很为难。所以，他和陈昌浩商定：一是准备抽一个团出来背粮食、带向导，前去接应左路军；二是发电报陈述意见，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决定。9月8日，由徐向前、陈昌浩共同发出急电致朱德、张国焘：“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更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当晚，党中央领导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处开会，会议一致通过，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如下电报：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与此同时，即8日22时，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由陈昌浩将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党中央当天再电“国焘同志并致徐、陈：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无效，命令也无效，9月10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
这时，一军团已在俄界，党中央连夜率三军团开拔，向俄界集中。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间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52—453页。）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句话，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它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丰碑上。
第十一章 南下和北上的岁月
困惑与磨难
历史是曲折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徐向前又遇上了一条之字路。
1935年9月，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按照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过茫茫草地，返抵毛儿盖。随后，向松冈、党坝一带集结。
徐向前本来就话语不多，如今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回顾三个多月以来与中央红军由会合而分开的曲折历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异常沉重。在穿过草地时，他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行进的队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动活跃的气氛。谁都说不出南下会怎么样。大地被凄风寒雨笼罩着，田野一片迷茫。
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警告和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劝阻，顽固坚持其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要把红四方面军及五、九军团拖到川康边去。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他于9月中旬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什么只有大举南进，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事实上，张国焘的“进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从政治上说，它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对立，完全脱离了全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只能使红军处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从军事上说，南下遇到的对手，并不是什么“川敌残部”，而是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从根据地的条件来说，所选择的川康边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不利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条“进攻路线”的碰壁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意识到了南下道路的艰难。他沉默中痛苦地思考着。然而，对于同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指战员来说，“进攻”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英雄儿女，一听说南下是去打蒋介石，不少人又磨拳又擦掌。张国焘正是利用了广大指战员对反动派的阶级仇恨心理，以售其奸。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址在一所喇嘛寺里。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寺内。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到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颜观色。张国焘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毛、周、张、博”。他诬蔑中央红军是“向北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分裂红军”，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第二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声言要“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有的人发言慷慨激昂，甚至攻击党中央，表态拥护“张主席”的决定。
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猛抽烟。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张国焘“请”朱德和刘伯承发言。刘伯承讲了一番革命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话里有话，反对张国焘那一套。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哪，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徐向前对朱德总司令十分敬仰，从南昌起义开始，他就听说了朱德的大名。在东江、鄂豫皖和川北的年代，徐向前总是把朱德、毛泽东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对朱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品德，尤为敬佩。他对朱德说的“天下红军是一家”，“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完全同意。尽管会上有人示意要他发言，要他反对中央，他始终没有发言。
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谓“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和“下令通缉”他们。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朱德总司令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朱德与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组同志的谈话。）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10月7日，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规定红军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依托。另以一部牵制并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之敌，以使主力得以各个击破敌人，夺取目的地。
10月8日，部队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急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利守难攻。沿途多深山狭谷，要隘急流，不便大部队展开。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由刘文辉部的两个旅防守；大金川以东之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由杨森部的4个旅另1个团驻守；达维以东的日隆关、巴郎山等地，由邓锡侯部1个团驻守。红军按原计划发起战役后，首先由右纵队抢占绰斯甲附近的观音铁桥渡河，以便左右两军夹河而进，隔岸呼应。但是，右纵队抢渡受阻，延迟了出动时间。11日，率左纵队行动的徐向前临时决定由四军立即出动，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三十军及二十七师跟进。左纵队抢渡成功后，即沿河急进，攻克绥靖、丹巴、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巴郎山等地。至20日，战役结束，共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歼敌3000余人。这一战役的最大缺点是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击敌。当右纵队渡河受阻后，按兵不动10多天，任务全由左纵队承担。这样，等于只有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其余一半则陷于无用武之地。左纵队兵力不足，无力乘胜围歼逃敌，结果只打了一个击溃战。
10月20日，红军总部又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以主力乘胜速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邓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徐向前日夜精心筹划，决心要打好这一仗。这时，敌人的防御部署是：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及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宝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之模范师9个团集中守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18个团向西增援。
红军共分三路纵队进击：右纵队以四军、三十二军组成。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中纵队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军二十五师组成，先进占宝兴、芦山，而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左纵队为九军二十七师，除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团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徐向前和陈昌浩随中纵队行动。
10月24日红军发起攻势。仅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芦山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造成了进可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天、芦、名、雅、邛、大一带，崇山峻岭，森林丛错，悬崖峭壁，道路崎岖。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充分表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旺盛攻击能力和顽强、果敢、迅猛的战斗作风。
战局打开后，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进川西平原？是摆在部队面前的突出问题。张国焘提议，重点夺取康、泸，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天全、芦山一带粮食和人口较多，便于补充和发展，主张在此与敌决战，得手后趁势推向川西平原。他们于11月7日发电给张国焘，提出：如马上进西康，补给困难，减员更大，力量分散，天气极冷。目前仍在此寻机打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四军夹击天全。此地决战得手，则东出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这时，刘湘为确保川西平原，屏障成都，已调集主力前来防堵，在名山、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一线梯次配置，兵力共达80余团。徐向前决定以1个师围困名山，以一部钳制荥、汉方向之敌；以主力对名山东北方向之敌，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力求将敌分割全歼。
战役发起后，进展相当顺利。这一带地形多是平川和水网地带，敌人靠大量明碉暗堡防守。红军发扬了近战、夜战的特长，打得敌人抱头鼠窜。14日，占王家口、朱家场、太和场等地。16日，扫敌200多碉堡后攻占百丈关重镇；接着将援敌6个旅击溃，沿百丈通邛崃的汽车路猛打猛追，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此时前方仍有优势敌人防堵，徐向前道令先头部队停止追击，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反击。在追击中，由于红军紧紧咬住溃退的敌人不放，敌机分不清哪是白军，哪是红军，无法投弹、扫射，只能在上空盘旋一阵飞走了事。
11月19日拂晓，敌10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突出于百丈地区的10余里长弧形红军阵地猛烈进攻。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在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下，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成了一片火海。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与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里的泥浆。敌人的后续部队越增越多，象蝗虫似的，一群接一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七昼夜，红军毙伤敌1．5万余人。徐向前和陈昌浩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百丈战斗红军伤亡近万人，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则部署于西南之康定、泸定地区。他们采取稳扎稳打办法，实行堡垒战术，在巩固既有阵地的基础上步步推进。
时值隆冬，雨雪连绵，寒苦异常。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靠挖野菜、土豆充饥。徐向前虽多次命令后方部队想办法打野牦牛，但漫山皆白，打牦牛的队伍不仅收获不大，许多人还得了雪盲症，无法继续行动。这里又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生产落后，物资缺乏，人口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寥寥，难以弥补红军的战斗减员。所有这些，使徐向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时在广大指战员中也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
南下期间，徐向前一直忙于在前线指挥打仗，有时回总部去汇报军事情况才得见到朱德总司令。这期间朱德一直不放弃同张国焘的原则斗争，总是劝张国焘，说他这个“中央”不是中央，要他服从中央的领导。朱德对红军部队的作战指挥不干预。因为红军要生存就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徐向前对朱总司令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态度，由衷敬佩。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打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
“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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