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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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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98页。）21日晚，张国焘把这个方案电告朱德总司令。
朱德原先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州，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一面着陈昌浩先赴漳县，一面电告党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当天，他和西北局其他委员也分别赴漳县会商。会商的结果，一致同意按新的方案行动，并将这一方案报告中央。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调查行进路线。各部队亦奉命迅速筹足8天干粮，待命行动。
9月26日，党中央复电，不同意这一行动方案。复电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致于受重击，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背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连续致电党中央，陈述四方面军采取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27日，中央明令四方面军部队立即北上。徐向前在洮州以北向老乡调查的结果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他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这时才看到了中央的来电。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按中央的命令北上。29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会宁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4万多人，奉党中央和方面军总部的命令，于9月30日开拔，分五路纵队向北急进。10月7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城下胜利会师了！捷报传来，徐向前笑逐颜开。他怀着异常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催马扬鞭，昼夜兼程，向会宁方向急驰。10月的陇东，秋高气爽，高原连绵，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蓝天下飘游着朵朵白云，山丘上偶而闪现出的黑白间杂的羊群，前锋部队在大路上扬起烟雾般的征尘。这一切，使徐向前忘记了征途的疲劳。
古城会宁，是陇东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东跨隆（德）、泾（源），西障临（夏）、定（西），北控海（原）、靖（远），南蔽秦（安）、陇（西），素有“陇秦锁钥”之称。古名会州，系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屡遭兵灾、震灾、旱灾，明代将其改称会宁，含有消灾除难，永保安宁的意思。全县不足3000人口，十年九旱，粮米匮乏，极端贫困。河沟里的水又苦又涩，吃了会浮肿、拉稀，老百姓全靠地窖储存雨水、雪水维持生存。家家都有一个地下水窖。水窖的大小和储水量的多寡，几乎是衡量贫富的标志。水就是生命。人们逢年过节或走亲戚、串门子，送馍不送水。馍是礼物，水是一点也不兴送的。这已是传统风俗习惯。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党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攻占了会宁。陈赓师长率红一师进驻县城后，即把国民党军队、政府和地主老财的大小水窖查封，派人看护起来。同时，发动部队和群众，打扫院子、房屋、街道，张贴标语、宣传品，把这座古城，装扮得面貌一新，充满盛大节日的气氛。
10月9日，徐向前一行抵会宁，受到陈赓和红一师指战员的热情欢迎。会师门外，人潮如涌，红旗招展。徐向前见到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陈赓格外高兴。陈赓5年以前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任师长，1932年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后，先送到上海治疗，而后又转向中央苏区。久别重逢的战友叙说不尽分别后的思念之情。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再次相会，也分外珍惜战友之情。许多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热烈地拥抱、握手，互相问候，亲切致意。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三个一伙，五个一堆，问寒问暖，叙长叙短，革命的情谊比海深。
朱德总司令一行来到会宁，使两军会师的炽热气氛达到了顶点。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是两军会师的目睹者，他这样记叙了当时的朱德：“瘦得象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象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50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他的司令部好象蜂窝一样，通讯员和各级指挥员川流不息地你进我出，电话铃声始终不停，电报也收发不断。”“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着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朱德完全被这种气氛感动了。”（转引自：《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会宁县城的一所大院里。一批批的慰问信、慰劳品和书籍、文件、不断地送到这里，表达了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亲切关怀。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代表四方面军指战员致电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表示祝贺与感谢。中共中央在复电中高度评价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10日，红军一、四方面军各派出一部分队伍，在西津门（现称会师门）内的文庙广场上举行联欢会。“三个方面军西北大会合，让我们手拉手，向敌人冲锋！……”嘹亮的歌声，在会宁上空回荡。大会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庆祝会合、团结对敌，开得声情并茂，全场欢跃，感人至深。大敌当前，寇深祸亟，再也没有比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了。会师前，一、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都曾发出指示，层层进行动员，教育部队消除一切偏见和隔阂，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加强团结。徐向前曾反复向各军的领导干部交代：团结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一定要加强对部队的深人教育和严格要求，绝不容许任何破坏两军团结的现象发生，凡是不利团结的话不说；一切防碍团结的事不得做。
欢聚一堂的两军指战员的心，象大西北的骄阳一样的炽热。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曾使两军蒙受分裂的灾难、痛苦和挫折，人们痛定思痛，记忆犹新，现在重新聚会，并肩战斗，这是付出了何等重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啊！徐向前一向严肃、庄重、寡言，几天来嘴角上总是挂着难以掩饰的笑意。他兴致勃勃地出席总部的会议，制定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阅读党中央发来的文件、函电，研究敌情，整编队伍，夜以继日，忙个不停。这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异常关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们除了认真阅读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外，还请红一师的领导介绍与友军建立统战关系的经验。徐向前认为，这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对于一直同蒋介石军队血战的红四方面军来说，还是陌生的、新鲜的，有些干部甚至是一时难以理解的。他强调，在共产党即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下，在红军即将与东北军、西北军保持经常接触的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需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保持清醒的头脑。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对敌宣传口号，鲜明突出了这样的内容：“欢迎国民党官兵和红军联合抗日”、“日本人杀到绥远来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来打抗日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革命军与抗日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对付地主豪绅，一般也不再采取扫地出门、群众斗争或砍脑壳的办法，而是派人把他们找来，晓以红军宗旨和抗日大义，警告他们不得进行危害红军和群众的抗日活动。限他们捐款、捐粮、捐牛羊，交出“抗日费”后取保释放。只对于个别民愤极大、有现行破坏活动者坚决镇压。
这时，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曾以个人名义致书国民党将领王均、毛炳文等人，规劝他们顾全大局，与红军联合抗日。据内部情报，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曾私下对张学良流露怨言“剿匪是无期徒刑”；还说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徐向前根据中央指示，以黄埔同学的关系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忆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寇焰也；若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已，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逼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予必要之还击。敝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麋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学弟徐向前手字
十八日
红军的纪律，是徐向前极为关注的。多年来的带兵经验告诉他：越是胜利，越需要强调纪律；越是困难，也越需要强调纪律。由于两军胜利会师使全军沉浸在喜悦之中，而胜利容易使人陶醉，松懈麻痹，飘飘然。加上部队进入粮缺水少的新区，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蛮干不讲纪律的事也曾发生。徐向前要求从总指挥部的每个工作人员起，都要做执行纪律的模范，如有违犯军政纪律的现象发生，各级领导必须进行及时而严肃的处理。红四方面军对纪律作过十条规定，这时又重申和强调，要求各部队据此进行教育和检查。十条规定的内容是：（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不乱拿穷人粮食；（3）对穷人态度要和蔼；（4）爱护枪不要弄坏；（5）节省于弹勿乱打；（6）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7）火线上要对白兵宣传；（8）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有一天，部队送来了一批缴获的好军马到总指挥部来，总部决定拨给骑兵师专用。可是，这批矫健、骠悍的军马，惹得陈昌浩和参谋长李特的两个小警卫员李培基和小霍眼红起来。他们经过一番“密谋”，偷偷用自己的坐骑去换了两匹好马回来。这事被反映到徐向前和陈昌浩那里，他们便立即把两个“红小鬼”找来盘问，气氛是严肃而紧张的。两个警卫员才十四、五岁，一见总指挥和政委亲自出面过问，胆都吓破了，只好一五一十地把偷换马匹的经过说出来。陈昌浩指着鼻子大发雷霆，差一点要打人，声言对他们要以军法从事。徐向前一言不发，来来回回地踱步，最后才说：“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人还没长大，胆子可不小呀，竟敢私自调换马匹。你们不知道这些马是给骑兵师打敌人用的吗？在总部首长跟前工作，连纪律都不懂，还得了吗？”他既严肃又亲切地告诉他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每个人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象一盘散沙，是不能打胜仗的。在总部工作的同志，尤其不能搞特殊，任意违犯军纪。“你们自己看，这事怎办吧！”两个警卫员答不出话来，吓得直打哆嗦，只是抽抽地哭泣。徐向前和陈昌浩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说：“我看你们两个小鬼还是到警卫营给我蹲几天禁闭，好好地想一想。也用不着派人押送了，你们自己去！”这两个小警卫员才如释重负，恭恭敬敬告别总指挥和政委，转身走到警卫营营部，向营长报告说：“我们犯了错误，总指挥叫我们来蹲禁闭！”警卫营长一听，乐得哈哈大笑。
这件小事，对部队影响很大。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首长的警卫员偷马坐禁闭了。尽管当时都处在极端困境和残酷的战火环境中，而红军战士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许多年后，当地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回顾当时的情景，仍满怀深情地说：四方面军的部队真可怜，男男女女，穿得怪单薄的，饿得面黄肌瘦，我们看着都心疼。他们对咱穷人可真好，有说有笑，又唱又跳，不拿老乡们一点东西，也不发脾气，还给我们挑水、扫院子、分浮财。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第十二章 悲壮的征程（上）
奉命西渡黄河
革命的航船，象在大海的怒涛中颠簸、漂摇、转舵，正沿着新的航向前进，由日中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掀起的巨浪，此伏彼起。“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01页。）
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离不开下述条件：整个红军在大西北的集中和发展壮大；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巩固，并从秘密联系状态转为公开联合状态；扫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动势力，特别是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势力，建立红军和友军可靠战略后方；从宁夏和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打破日本割断中苏联系的企图；给蒋介石的“进剿”部队以有力打击，粉碎其“灭共”计划。在这些条件中，最关键的又是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打通苏联，红军才不致被限制在陕甘苏区这一仅有4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而能够放开手脚，跨黄河两岸发展，建立广阔的后方根据地，并保持便于机动回旋的战略退路，避免对日作战开始后陷于背腹受敌的不利境地。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不断取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藉以抵抗优势装备敌人的军事进攻，而这对缺乏武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一支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打通苏联，能极大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更加巩固红军与他们的联盟，活跃那些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力量，逼蒋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这些，就是当时的历史实际，是当时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战略企图，就是为了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完成从两个方向打通苏联的任务。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如芒在背。他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一直不安。这时他处理两广事件已经脱手，便赶紧调兵向西北急进，下令组织“通渭会战”，并准备亲赴西安督战。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对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争取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残部”则予以收编。另一方面，强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逐步肢解，免留后患。这是一个极其反动而阴险的计划。
10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通渭会战”的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党中央鉴于形势紧迫，专电征询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9日抵会宁，当即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立）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巳、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庚、十一月十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规定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
依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朱德、张国焘召集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传达中央的指示，明确规定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渡河攻宁。造船任务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负责。
严重的敌情和《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使红四方面军面临重大的考验。在优势敌人的围攻防堵面前，既要控制西兰通道在手，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以扇形运动防御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突击完成造船任务、选择渡河点，突破黄河天险，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的5个军，将处于多面对敌，前后作战的艰难地位。一头失利，全局皆非，宁夏战役计划就有流产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深深感到，这是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
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丰富的作战经验，使徐向前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凡属军事行动和战役指挥方面的问题，政委陈昌浩一般都尊重他的意见，看他的决心。徐向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的企图是将红军压迫于渭水以北、黄河以东地区，聚而歼之，形势相当严重。四方面军两个拳头对敌。而部队又因连续行军作战，补给不足，减员较大，疲惫不堪；地形也不利，全是光山秃岭，不便大部队隐蔽和防御；黄河天险又障碍于前，要南阻敌攻、西渡黄河，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红军也具备若干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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